内容摘要:当代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从“生产资料公有化”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成分并存发展”,出现了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当代中国女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验证了曾被西方学者讨论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较普遍的两个命题: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第一个命题)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第二个命题)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当代中国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地位机会?在社会地位上是否更加趋于平等?性别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对女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

  关键词:结构转型,社会分化,性别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从“生产资料公有化”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成分并存发展”,出现了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从一个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平均化的社会,变成了社会资源分配多样化及其贫富分化的社会;从一个构成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演变为日趋复杂的、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陆学艺主编,2002)。

  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当代中国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地位机会?在社会地位上是否更加趋于平等?性别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对女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

  在这里,性别分层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以性别视角研究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旨在揭示社会分层结构、特别是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中普遍存在的两性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以及将女性群体边缘化、弱势化的地位排斥现象。二是以社会分化为视角,研究女性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问题。本文主要集中探讨性别分层的第一个含义的问题。

  既有的有关工业化社会结构变迁中女性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及其与阶层分化的关系的一些研究,曾经集中讨论过两个命题:一是“女性地位机会增加”命题,即认为,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多样化、丰富化,给女性创造了更多的受教育及就业机会,使她们摆脱传统的依附角色的机会极大地增加了。二是“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命题,即认为,虽然在一些被视为男性群体独霸的社会领域(如政治领域),女性群体也享有了一份权利;然而,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仍然是“不完整”——不平等的,如,受各种制度排斥、社会习俗等的障碍、阻拦,她们很难进入高报酬领域;虽然个别女性跨入了社会政治领域,但为少数,并仍然被拒之于高级、核心决策层外,等等。总之,女性群体是不成比例地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边缘和较低层次上(格尔哈斯·伦斯基,1988/1966)。

  那么,当代中国女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是否如上速命题所言呢?从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结果看: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

  一、两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扩大

  据笔者参加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调查①,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职业分化实际上是一种专业技术的等级分化,表现为有文化技术资本的人与没有文化技术资本的人之间的分化;二是当前的阶层分化当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表现为拥有经济资本的人与没有经济资本的人之间的分化;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国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党和政府组织掌握着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个人在国家组织系统中居于什么位置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着重大的影响。据此,我们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拥有状况为指标,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划分出十大社会阶层:⒈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领导干部,拥有组织资本);⒉经理人员阶层(指大中型企业的高中层管理人员,拥有较多的组织资本和经济资本);⒊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本);⒋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本);⒌办事人员阶层(中低层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拥有少量组织资本或文化资本);⒍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本);⒎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本);⒏产业工人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本);⒐农业劳动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本);⒑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指除在校学生外的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基本没有三种资本)(陆学艺主编,2002)。

  在这样一个等级性的社会阶层结构当中,性别分布是:三个最具优势地位的阶层(控制着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控制着经济资源的私营企业主、以及拥有较多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经理人员)都是以男性为主(约占3/4)②。在社会的中间层中,现代中产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男女分布较平均,但现代中产阶层的上层(较高等级的专业技术人员)中男性比例较高,而中下层(较低等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女性比例较高;传统中产阶层(个体工商户)中则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商业服务业人员中男女分布较平均,产业工人中男性比例高(占3/5);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中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女性约占70~80%)。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家庭主妇及从未就业的女性人数在上升,并且这一群体的年龄在年轻化。过去不工作的女性一般是年龄比较大的妇女,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二三十岁的女性不工作(李春玲,2002)。

  从男女两性拥有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比较看③,也有较大差异。若以个人月收入来衡量经济资源的拥有量,以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文化资源,以党员和团员比例来衡量政治资源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男女获得不同类型资源的机会平等程度是不同的。在城市社会,两性在文化资源的获取方面日益平等化,但是,男性获取经济资源或政治资源的机会明显大于女性。

  经济资源的拥有:在深圳,男性平均月收入5098元,女性平均月收入2947元,男性比女性高17倍;在合肥,男性平均月收入847元,女性平均月收入616元,男性比女性高14倍。

  文化资源的拥有:男女两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非常接近。在深圳,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比女性多0.4年,不到半年;在合肥,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女性多0.6年。

  政治资源方面男女两性差异明显。在深圳,男性中的党员比例比女性高18个百分点,男性当中大约1/4是党员,而女性中只有1/10是党员;在合肥,男性中党员比例比女性高25个百分点,男性中大约1/3是党员,而女性也只有1/10是党员。男性中的团员的比例也比女性高(李春玲,2002)。

  二、女性整体地位的边缘化、弱势化

  女性整体地位的边缘化、弱势化,可从现阶段存在的就业机会中的性别歧视窥得一斑。据一项对中国就业机会中的性别歧视的研究发现①,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较严重的性别歧视,主要有3种表现:

  ⒈在招聘广告中明确注明性别、年龄,或者在聘用中明确规定某一性别,使性别不作为必要条件的职业按照性别进行选择,导致某一性别的区别对待。比如,招聘服务员,在许多招聘广告上都会注明18-25岁的女服务员。据2000年部分报刊上刊登的招聘广告统计,餐饮服务业的招聘广告85%限于只要18-25岁的未婚女青年;在招聘文秘和产品代表人员的行业中,50%的用人单位强调要女生;在招聘高层主管、办公室主任、高级文秘时,85%的用人单位注明要男性,只有15%的单位要女性,但对女性的外表、知识、气质等却有较高的规定。1997年是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执行的第三个年头,是北京世妇会举办的第二年,公开歧视女性的现象依然不加掩饰,这年的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高校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42家参加招聘的国家机关中有27家明确表示限招或不招女生(中国妇女报,1997)。

  ⒉尽管就业招聘标准未对某一性别进行限制,但在考试和录取中优先选择男性。1996年两位成绩优秀的女大学生在辽宁省人事厅招收公务员考试中落榜,《中国妇女报》记者针对此事采访辽宁省民政厅,有关人员答曰:如果没有男生进入面试,我们会从女生中选择一个,若有男生进入面试,根据需要就不考虑女生了(中国妇女报,1996)。一些国家机关录取大学生的性别排序是:优先考虑本市的男大学生,其次是外地户口男大学生,第三是本市户口的女大学生,第四是外地户口女大学生。1999年某国家机关从大学生中招收公务员的内部掌握的规定是:女生录用的比例不超过录用总数的1/3.据参加打分的女领导讲:党政机关录用公务员,前来应聘的人员女生多于男生,而且女生的口才、表达高于男性,评分比男生高,但是单位一般规定是少要女生的原则,将评分低的男生优先录用,而高分的女生只录用了1/4.这位女领导认为:城市的女性与男性平等接受教育已经不成问题,但是就业机会上拉开了距离,机会不平等,将来的干部选拔使用,距离更大,机会更不平等。

  ⒊女性的二次就业相当困难,常常因为婚姻和家庭被雇主拒之门外。生育怀孕往往使女性就业过程出现中断,导致失业。这种情况不仅在民营企业中存在,在国营企业中也难以避免。近年来国营企业下岗职工迅速增加,据调查,在下岗的职工中女工中孕产期哺乳期的女工居多。1989年天津妇联对12条街道6624名下岗女工进行调查,发现下岗职工中35岁以下的占65%.1997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对深圳等六大城市的调查发现,25-29岁的下岗女性比同龄的男性高4.5个百分点,达7.9%.25-29岁正是女性的生育高峰时期,女性生育与企业利益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更容易成为企业减员或辞退的对象。据陕西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一份下岗女工的调查表明,有些地区和行业的女职工下岗高于女工占职工自然比例的20.74%(陕西治金业),甚至高达32.3%(宝鸡市)。该调查同时指出,生育(25-35生育妇女)成为女职工下岗的原因之一。如纺织业3578名下岗女工中因怀孕、哺乳下岗的占46%;由于生育使女性的工作出现中断,许多女性面临着二次就业,此时的就业难度要远远大于第一次就业。

  更多的已婚妇女生育孩子之后,难以成功地进行职业转移。据天津妇女联合会1994年对全市12条街、270个居民点、14.4万户家庭进行的逐户调查,发现女工下岗的人员多于男性37个百分点,而再就业的女工低于男性35.8个百分点。这就使得相当多的职业女性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被无情地抛到有报酬的经济生活之外,丧失了就业机会和就业可能,专职照顾家庭。对6624名下岗女工调查,结果显示32.9%的下岗女工短期内不出来工作,可以说专事家务的女性群体已经形成。

  由于拒招女性,使得一些优秀的女性尚未进入赛场,就被取消了竞争资格,“男胜女汰”成为不言自明的结果;由于限招女生,在男生与女生之间形成不公平竞争,许多成绩优异的女生与成绩平平的男生归为一类,许多一流大学的女生与二三流大学的男生混为一谈。女生择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使女性的就业权利受到挑战,在就业难的大学生中女生占了2/3(李慧英,2002)。

  三、讨论

  首先,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中,性别分层论题的提出,主要基于一种社会实在,即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两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扩大,以及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女性群体被边缘化、弱势化。同时,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当前的职业分化和阶层分化都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阶层分化现象。社会各阶层的性别分布以及经济、文化、政治资源占有状况存在着性别差异,这说明,性别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分层机制。从我们课题组的实证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性别因素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存在着影响,但与其它一些因素(社会结构、制度和能力或获致因素)相比较而言,性别因素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它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解释力度在1~2%之间。在目前的城市社会经济分化中,个人能力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性别可以归为第三组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它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分层机制,但它确实在发挥着作用(李春玲,2002)。

  第二,就工业化社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而言,“女性地位机会增加”和“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这两个命题,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代中国社会女性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状态所验证;然而,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在当代中国工业化社会结构变迁中,决定女性群体经济社会地位的社会机制中有无其社会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从现代中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实践看,确有其不同于西方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中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实践的一些社会文化特点,我将其暂时归结为三点:

  一是客体现象,即现代中国妇女是在争取中华民族平等生存权利的民族解放及社会革命中,被“唤醒”争取社会地位平等的主体意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如孙中山等)、中国共产党人等民族革命的开拓者、组织者及领导者,在接受了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直至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从意识形态上引进了现代妇女平等权利的民主观念,并付诸于发动、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实践,从而规定了现代中国女性的平等意识及其社会实践,首先服务、服从于民族解放的社会革命、社会政治活动的历史前提。这使得她们在整体上(而不是个体行动上),不是首先从社会变迁的经济关系的变化中经验到性别地位的不平等,而是从社会政治活动及其关系中,被外来的革命意识所唤醒而意识到妇女要解放、要争取平等权利。这种借助于民族革命、社会政治活动及外来意识形态的特殊经历,可能影响到现阶段评价女性社会地位的价值取向。

  二是功能分化现象,即由于上述经验,女性群体在争取社会平等的社会实践中,出现了三个向度的功能分化。一个是经过政治革命的向度:一部分女性革命者,以男性化的行为标准,在直接涉足社会政治革命的实践中去争取与男性群体在上层建筑、政治领域中的平等权利。另一个是朝向文化革命的向度:那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文学、艺术领域,以女性的直觉和勇气,探索和实践妇女平等权利的合理性,直接挑战男权社会的合法性。再一个是面向经济社会的向度:那些生活于商品经济较活跃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广州等)中的职业劳动妇女,经历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分工的洗礼,体验了商品经济中财产关系“被剥夺”的不平等境遇,积累了商品经济活动中女性群体的生活经验。这三个向度的功能分化,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没有能够使她们集合成为一支目标明确、意识自觉、行动独立的女性社会行动力量。

  三是意识形态组织现象。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实践,在女性革命者中,相继出现了一批女性知识分子,但限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她们不可能、也最终没有自觉地形成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成熟的推动中国妇女解放的“核心群体”,而由中国共产党的妇联组织——一个自上而下的、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权力色彩的组织结构——妇女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取而代之。在自上而下的组织及社会实践中,当代中国妇女,经过“灌输”教育和模式化的“示范”及“训练”,开始了经过“组织”而“自觉”的经验历程。

  这些社会文化特点,潜移默化为一种社会记忆,以至影响到当代中国社会地位评价及其性别观念。

  第三,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分化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女性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问题。然而,这种分化,首先是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的前提下的一种结构性排斥而致的内部阶层分化。这种分化,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视角而论,其实质仍是男权社会的制度文化——大一统的、家长制的、以男权价值评价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制度、文化的反映。首先,那些居于女性群体内部较高地位者(无论是以进入体制内政治经济核心领域者,还是在市场经济中奋斗的“成功者”),无一不是以进入社会政治经济核心领域及其被权力者承认为自我价值的惟一实现目标;而那些被排斥到社会底层或下层的女性,若要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及较好的社会生存状态,也是以现实的社会经济地位价值评价为指归。其次,女性“成功”者,无一不是以双重付出——身心健康与个性幸福为代价而博得今日的“社会成就”,以至重蹈“身体”、“性命”被政治化、工具化之男权文化之覆辙。再次,女性社会地位的获得机制是一种性别交易的市场交换机制,而不是一种平等的、有利于人性全面和谐发展的性别协作的合作关系机制①。

  第四,“男胜女汰”是“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及其地位排斥的一种结构性模式。在一个现代社会民族国家中,由于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及其选择的多元化,某一群体的地位边缘化,可以表现为该群体成员自觉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如自由择业者:“波波族”等)。因此,不一定“边缘化”就意味着地位上的“弱势化”。然而,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中的“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则完全不是女性主体自觉选择的地位结果,亦不是那种文化多样性下的一种主体选择的生活方式行为。其实质,是在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男胜女汰”的地位排斥的一种结构性模式。这一模式的生成,一方面,既有市场转型过程中“经济理性”及市场机制的强化作用②,也有中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痼疾的潜势影响。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那种独特的、“解放妇女”的“自上而下的、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权力色彩”的组织动员方式及传统,也在相当程度上以一种社会记忆构建出一种“女性配角文化”,使得“男胜女汰”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复制、再生的制度土壤。

  参考文献:

  格尔哈斯·伦斯基,1988/1966,《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关信平、陈宗显、谢晋宇译,吴忠校,浙江人民出版社。

  李慧英,2002,《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当代中国出版社。

  李春玲,2002,《城镇的社会阶层分化与性别》,《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4期。

  陆学艺主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宛丽,1992,《中国社会现阶段阶级结构变化与中国妇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办,《妇女研究》

  总第22期。

  《“择优”与“男女平等”并行不悖》,1996,《中国妇女报》6月19日第一版.

  《中国妇女报》,1997年1月8日第一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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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1999年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了课题组,课题主持人为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研究员。课题组于2000年,先后对中国的湖北省汉川市、辽宁省海城市、福建省福清市、贵州省镇宁市、安徽省合肥市、江苏省无锡市和吴江市七都镇、广东省深圳市、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厂、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天津拿开大学等市、县、厂、校,进行了典型调查,以问卷抽样、入户访谈、座谈会、调查会的形式,取得了11000份问卷资料和近千份各类成员的访谈纪录。以此批经验资料为基础,课题组经过近一年的分析研究,撰写并发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2002)。2001年6月,课题组着手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概率抽样的问卷调查,调查资料的时点为2001年10月,共获得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下72个市、县、区6000份有效问卷。2002年初开始对此批问卷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并做了些补充调查,同时开展了若干专题性调研。2003年下半年开始对这些资料做经验分析及研究,目前尚在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及最终成果的撰写。

  ②根据“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规定,笔者不能在课题组最终成果发表前公开使用2001年10

  月的全国范围概率抽样的问卷统计分析数据,故于此暂时只能示以比例分析。后同。

  ③此项分析结果使用的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0年,先后对中国的湖北省汉川市等地进行的典型调查的11000份问卷资料。

  ①此项研究系中共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的“政府官员社会性别意识培训手册”课题中的内容,成果见李慧英,2002.

  ①有关女性地位获得机制的讨论有待进一步的经验研究,笔者于此仅提出一些思考。

  ②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是以劳动力的市场成本为算计的;而在资本一方看来,使用女性劳动力是要支付生育、哺乳等高成本、不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