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地位问题研究

  20世纪即将逝去,21世纪即将来临,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我们试图对中国妇女地位之研究进行一次综述,以期望对迄今为止有关妇女地位的研究有所了解,找出值得借鉴的地方,并对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领域进行探讨。目前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诸多专家均从不同角度(社会学、经济学及人口学等方面)对妇女地位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诸研究领域涌现出大量成果,但总的来说,在诸研究的过程中,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对妇女地位的关注点存在一定差异,因而不同学科对于妇女地位的概念有所不同。近年来随着对妇女地位问题的深入研究,人们使用较多的妇女地位概念主要是强调妇女对资源的控制,这种控制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非物质资源。目前学术界使用较为广泛的妇女地位概念为:“与男性相比,妇女在家庭、社区以及社会中获得和控制物质资源(包括食物、土地及其它形式的财富)及社会资源(包括知识、权力和特权)的程度”(刘启明1994;张车伟1994)。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妇女地位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概念,妇女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是其两个基本方面;其次,妇女地位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没有男性的参照,很难来衡量女性地位的高低。从妇女地位的概念可看出,妇女地位的概念比较模糊很难用量化指标来确定。

  不同学者对于妇女地位,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大部分学者认为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看,妇女地位可以划分为妇女的社会地位(通过妇女的政治参与、文化教育、劳动参与和职业、卫生保健和性别规范等内容来体现)和妇女的家庭地位(通过妇女的婚姻、家庭、生育、家庭内有关事务决策权以及家庭内性别规范等内容来体现)两部分,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还有部分学者将妇女地位直接划分为妇女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劳动地位、教育地位、健康地位和婚姻家庭地位(陈再华1993)。尽管二者的界定在总体内容上差异不大,但综合考察了二者的异同后,我们认为前者的概念界定更为科学、严谨。

  一、妇女地位研究的发展过程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同时,经济的繁荣带动了中国学术界的进步。“文革”期间中国的社会学、人口学研究几近于零,改革开放后不断发展,通过与国外不断交往,逐步发展成系统科学。随着社会问题、人口问题研究的深入进行,对妇女问题的关注逐步增多。从70年代末至今对妇女问题研究的整个过程看,妇女问题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为研究妇女地位问题的起始阶段。总的来说,该时期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仍较为薄弱;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对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蓬勃发展时期;90年代中期至今,以妇女的生殖健康为中心的对中国妇女地位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时期。

  (一)妇女地位研究问题起始阶段(1979~1984年)

  70年代末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改革的浪潮开始席卷中国的大江南北,同时在计划生育领域开始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在社会学研究中开始关注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心理压力、竞争意识等问题。由于改革开放的开始,以社会结构分化为特点,新的社会变迁过程开始,妇女的生活环境开始发生较大的改变,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也开始将自己的视角扫向了妇女这一特殊群体。但总的来说,社会学领域对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几乎被忽略。从人口学领域看,这一时期的人口学专家、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出生率、生育率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大多数涉及到妇女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对诸指标中女性指标的关注上,而对妇女群体的研究较少。我们从这一时期的文章看,关于妇女地位研究的文章数量少、占整个社会学、人口学研究的比重低,内容也不甚丰富。

  该期的妇女地位研究相对薄弱,但已经开始了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此期的妇女研究特点有:在社会学、人口学领域开始关注性别的差异问题;大致地了解了妇女的经济概况、生育状况、女性人口的一些基本特征;对改革开放中妇女的婚姻家庭等问题予以一定程度的关注;尚未形成专门的妇女问题研究机构。尽管此期有些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对妇女问题给予一定的关注,但尚没有专门的妇女问题研究机构。

  (二)研究妇女地位问题的繁荣时期(1985~1994年)

  这一时期的标志是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深化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学术界也开始走向繁荣,并逐步与国际接轨。另外,关于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开始系统化、正规化,研究的内容日益广泛,妇女地位的概念日益明晰。此期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1.多角度地研究妇女地位问题。来自于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均开始关注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人们不但从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角度关注妇女地位问题,其它学科的学者,如心理学、法学、政治学、史学、性学等学科学者均对该领域的妇女地位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2.研究内容广泛。这一时期关于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关于妇女地位的理论研究、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状况(如妇女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经济地位妇女的教育状况、就业状况、卫生保健状况及婚姻家庭状况)、影响妇女地位的中介因素以及妇女地位对中介因素的影响等研究。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就是出现了学术专家与政府决策部门合作,以理论参与现行政策的制定及决策的“邱仁宗”现象(刘伯红1996)。

  3.系统地研究妇女地位问题。在探讨妇女地位问题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而对妇女地位问题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妇女地位概念逐渐明晰,妇女地位指标体系逐渐建立,在调查时,注重调查设计的科学性、严谨性,调查方法也由单一的定性调查或定量调查向定性、定量相结合方面转变。

  4.形成研究妇女地位问题的专门机构。在以往的妇女问题研究中,大多妇女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分散于各科研机构,并没有独立的妇女问题研究机构,而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专门的妇女研究机构开始出现。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妇女问题研究机构为“一所四中心”(1990年成立的妇联妇女研究所、1987年成立的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1990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1990年成立的杭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和1993年成立的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谭深1995)。另外,在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人口研究机构中,也有专人开始从事妇女问题研究。较为有影响的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及许多地方院校人口所。

  5.与国际接轨。这一时期的妇女地位问题研究逐步与国际接归,如:一些关于妇女地位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外机构的资助,在中国较有影响的国外资助机构有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对中国妇女问题资助最多的外国机构为福特基金会;在一些研究工作的设计、实施过程中得到了国外专家的指导、帮助,而且这些外国专家还与中国同道一起分析调查结果、撰写调查文章;举办关于妇女地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的妇女问题研究专家、学者到国外学习、交流等,一方面学习国外关于妇女地位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向国外学者介绍中国妇女地位研究的现状及动态发展。

  6.大量关于国外妇女地位问题的理论研究专著、文章被译介过来。如美国达维逊。果敦的《性别社会学》,美国爱莲。H.弗雷泽的《女人与性角色》,美国L.斯冈茨尼和J.斯冈茨尼著的《角色变迁中的男性与女性》等。

  (三)以生殖健康为中心,对妇女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时期(1994~1999年)

  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为1994年在埃及开罗召开的世界人口发展大会(ICPD)及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在开罗人发大会上,将强调两性的公平与平等,男人支持妇女获得必要的权力,妇女应该获得全面广泛的(包括计划生育在内的)生殖健康权力写入了世界人口发展大会的《行动纲领》。在1995年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生殖健康问题再次成为大会的热点问题,从而促进了生殖健康研究和生殖健康行动在中国的蓬勃开展。这一时期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特点是:

  1.以妇女的生殖健康为中心。在以往的研究与实践中,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中心,如在改革开发初期重点研究转型时期妇女的就业问题;在强调九年义务教育时研究中心也转向妇女的受教育状况,特别是女童的受教育情况;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初期,人们重点强调各中间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在开罗人发大会以后,国内关于妇女问题的研究工作也开始向生殖健康方面转移,强调妇女生育的自决权、降低生殖系统的发病率等。

  2.强调妇女的主动参与。以往的研究与实践往往单纯地反映了研究者与决策者的意愿,在提高妇女地位时强调妇女应该怎样做,研究妇女问题是为了对妇女起到督导作用,而妇女的参与则为被动式参与。在开罗人发大会、北京世妇会后,关于妇女问题研究的中心定位在“平等、权力”两个方面,同时研究与实践的视角开始转变,从以往的由上至下到由下至上,即由以往的决策者、研究者立场转变到以基层妇女需求为基础,强调妇女的主动参与,从而找出解决妇女问题的关键。

  3.参与部门广泛。参与研究与实践的部门非常广泛:有医学界的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上海计划生育科研所、北京医科大学,人口学界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人口女性人口研究中心,国家计生委系统的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中国计划生育科研所以及妇联妇女研究所等。这些部门从不同的角度对妇女地位问题加以关注,形成各自的风格与特点,并翻译和编著了部分有价值的文章与专著。

  4.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这一时期学术专家与政府决策部门的合作加强,以理论参与现行政策的制定及决策的科学管理方法得以发展。较为突出的是云南生殖健康研究会及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他们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实践活动。云南生殖健康研究会在云南贫困地区开展资助妇女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小额贷款”,对促进妇女的经济发展,提高妇女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在陕西洛川组织妇女参与经济活动促进了妇女地位的广泛提高:妇女的收入占家庭经济收入的比重上升,支配家庭收入的能力增强,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增强,较大程度地提高了妇女地位。

  二、妇女地位研究内容

  近年来关于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分析不同研究领域、不同视角的分析,大致可将妇女问题研究分成六个视角:从研究的角度看,可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部分。宏观研究主要从妇女的政治、经济、法律、劳动参与和受教育状况等方面研究妇女的社会地位,微观研究主要从家庭的角度探讨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状况、生育状况、生产和消费的权利等;从研究的学科性质看,可以从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史学及性学等角度来研究妇女地位问题;从研究方法看,可以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主要的定性研究方法有深入访谈、专题座谈、参与式座谈以及选题组座谈等,定量研究的主要形式为问卷调查;从研究问题的关系看,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妇女地位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侧重于某些中介变量对妇女地位的影响;从研究的性质看,部分研究为理论性研究,部分研究为实证性研究。理论研究探讨影响妇女地位的深层原因等理论性问题,实证研究则对妇女地位的现实状况进行分析,并为改进现实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提供决策依据;从研究的群体看,可以分为老年妇女群体、脆弱女性群体、流产妇女、职业女性等一些特殊群体。

  (一)妇女的法律地位

  关于妇女法律地位的独立研究内容较少,一般来说,妇女法律地位的研究工作多在对妇女社会地位进行研究的文章中。妇女的法律地位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对妇女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的确定,是社会为妇女发展提供的根本条件。妇女的法律地位既是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也是妇女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保障。妇女的法律地位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以明确妇女的法律权利;二是法律权利的实现。

  从立法看,中国在宪法、婚姻法、劳动法、继承法、民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对妇女的权益做了明确规定,而且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也制定并通过了保护妇女权益的地方法规。中国于1992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旨在保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中国政府除制定系列法规外,还积极参与国际妇女人权领域的活动,积极签署有关妇女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文件,承担和促进了妇女人权的责任和义务。如:1980年签署了《消除对妇女的一切歧视公约》,每年按时向国际机构递交公约执行报告;1985年签署了的《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1990年国际劳工组织审议和制订了《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等;建立维护妇女权利的机构和网络。如中国的妇联组织,1988全国政协成立了妇女青年委员会,1989年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成立了妇女儿童工作专门组,1990年由国务院16个部委负责人及4个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对妇女提供法律援助。1996年司法部、民政部、团中央、妇联、残联联合通知,对特殊社会群体进行法律援助,其中包括妇女。

  从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1990年进行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了解到,同妇女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家庭地位以及社会观念中的地位相比较,人们对妇女法律地位的评价最高,认为妇女的法律地位与男性平等的比例超过80%.

  但是我们也看到,立法与实际生活中人们的法律观念及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尚有距离(崔风垣1996;蒋永萍1995)。从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1990年进行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人们对待“出嫁女儿对家庭财产的继承”、“寡妇再婚的财产处理”和“子女姓氏的选择”等问题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一些在法律上确定的问题在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中尚未得到认同。也就是说,中国妇女的法律地位已经在法律条文上得到毫无疑问的确认和认可,但某些条款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并不统一,还要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观念的转变。

  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的是修改婚姻法问题。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应该在婚姻法中增加惩戒第三者的条款;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第三者的概念界定比较模糊,运用于实际生活会比较困难。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惩戒第三者是社会发展倒退的表现。

  (二)妇女的经济地位

  研究妇女的经济地位一般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从社会角度,妇女能够同男子一样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从而获得平等的经济收入,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同工同酬(熊郁等1993;蒋永萍1995);另一角度是家庭,妇女在家庭中有独立决策、支配收入的经济权利,有获得财产的继承权利,摆脱对丈夫或他人的依赖,从而提高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1.妇女的经济地位受到法律保护。中国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中国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强调:“凡适合妇女从事劳动的单位不得拒绝招收女工”,《妇女权益保障法》也说明:“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应妇女的工作或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妇女的录用标准”。中国的各项法规从法律的角度保证了妇女与男子一样有平等地获得工作、平等地获得收入的权利。尽管中国妇女的经济地位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往往发生一定偏差。中国各个企、事业单位基本上做到了男女同工同酬,但在各具体单位招工以及发放一定福利时(如分配住房等),往往制定一些歧视女性的规定。

  2.中国妇女广泛地参加社会劳动,但就业层次较低。50年代,我国的女职工有213.2万,占所有职工总数的11.7%,到1997年,全国有女职工5745万,占所有职工总数的38.7%,女性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的44%,几乎占总从业人口的一半,这个值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4.5%,甚至接近或高于世界发达国家(沙吉才1998)。但是,中国妇女的就业层次较低。在第一产业部门工作的比例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在第二产业部门工作的比例高于第三产业。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女性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从全国妇联1990年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国妇女的平均收入(149.6元)明显低于男性(193.1元)也可看出,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女性的就业层次低于男性。一些学者认为,在进入以市场经济运行为标志的经济改革后,中国女性劳动力的边缘化特征非常明显,女性下岗的比例大、就业选择机会少、在某些职业中两性隔离的现象较严重、舆论导向也迫使她们走向边缘化(张学英1996)。

  3.关于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研究内容较多。其中最主要的研究为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管理权(财产支配、管理家庭收入、参与消费决定等),另外一些学者从理论上探讨了职业妇女的角色冲突以及妇女重返家庭论等问题(魏国英1995;曲文勇1995;周伟文1995;翟胜明1990)。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从对财产的支配权、管理家庭收入、消费决定权等方面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庭内的权利分配均由专制型向民主型过渡。在城市中,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决定权与男性相差不多;在农村,妇女的决定权仍略低于男性。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妇女有获得财产继承的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女性获得财产继承的权利明显低于男性。

  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妇女获得了经济独立,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因而,妇女走出家庭、跨入社会被看成是妇女解放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妇女获得经济收入途径增多的同时,“妇女重返家庭论”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妇女问题被提了出来,而且一度成为妇女研究的热点问题。

  (三)妇女的政治地位

  作为妇女社会地位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妇女的政治地位研究多见于研究妇女社会地位的文章中,一般较少形成独立的研究内容。妇女政治地位的研究内容主要为:妇女政治地位的法律保障;中国妇女政治地位的现状(多以妇女参政情况来体现);)妇女的权利意识、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

  中国的宪法保证了中国的女性与男性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平等参加管理国家事物和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等。妇女参政是指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参与政治事物,是妇女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妇女参政的实质在于:全社会妇女能否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态度;从政的妇女能否代表女性的整体利益,反映女性正当的合法要求,并通过努力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使女性的利益在政治领域中得到体现。

  从中国妇女的参政情况看,有三个特点:一是妇女干部的比例不断上升。在中央委员会中,当选的女委员和女后补委员的人数逐届上升,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与建国初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相比,女委员和女候补委员人数都增加了3倍,所占比例分别上升了2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张晓玲1998);第二个特点是,同男性相比,女性干部在各级领导班子中的比例偏低,在高层次权利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少、担任正职的女性更少,大多妇女担任副职;第三,妇女的参政意识弱。在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地位研究”课题的调查中发现,从妇女对当人民代表的态度、对单位、社区工作的关注及对政界人物的知晓程度看,明显低于男性。

  妇女参政的主要障碍与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所形成的历史积淀、妇女在不同环境下的角色冲突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最为重要的是妇女的自身的参政意识较为薄弱。妇女参政成为妇女整体的自觉意识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最终将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全面进步(徐伟心1995;朱秀云1996)。

  (四)妇女的教育地位

  研究妇女教育地位的文章很多,研究内容包括妇女的教育状况、妇女教育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对于后者的研究更多,研究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妇女地位的影响主要研究了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妇女参政、职业选择、经济收入、婚姻、生育(包括计划生育)的影响。

  建国以来,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改观,妇女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入学率不断提高,文盲率不断降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越来越多。女童入学率由旧中国的20%增加到1995年的98.1%,大中小学在校女生由1951年的1260.8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9156.8万人,所占比重由27.9%增加到46.5%.但我们同时也可发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始终低于同期的男性。

  由于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妇女在参政议政、选择职业、增加收入、婚姻自主、优生优育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从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妇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掌握自己命运、选择职业的自主权越大。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与计划生育的关系非常密切,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初婚年龄越高、避孕措施的效果越好、生育的孩子数越少,因而一些专家学者提出,要把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水平放在优先地位(周清1992;郝琳娜1994)。但由于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总是低于男性,或者说妇女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是依附于男性的提高而提高的,妇女在参政议政、选择职业等方面也总是低于男性。

  从诸多的分析文章中可以看出,妇女教育水平与妇女地位提高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妇女地位的提高。而妇女地位的提高也会促进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目前妇女在接受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农村中女童的入学率低、失学率高。在较好的地区,大多女性只能完成初中教育,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很低,因而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很低。大学毕业后,男女在择业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女性在一些领域的择业受到限制。

  (五)妇女的婚姻地位

  衡量妇女的婚姻地位,主要从婚姻的自主选择、择偶方式、在婚(有偶)情况、初婚年龄、婚后居住方式、离婚、再婚情况、婚姻的质量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因此,分析妇女婚姻地位的文章主要探讨了婚姻的自主情况、离婚与再婚情况以了解妇女的婚姻地位状况,并探讨形成妇女离婚、再婚的原因。

  从妇女的婚姻状况看,绝大多数妇女在50岁以前均已完婚。平均初婚年龄逐步提高从1949年的18.57岁提高到1992年的22.50岁(沙吉才1998),尽管其间略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呈上升状态。从农村的情况看,特别是偏远落后的农村,男性未婚的比例相对女性来说较高,也就是说,已达婚龄的男性多于女性。社会学家与人口学家认为,这是个别地区形成买卖妇女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多数妇女能够自主地选择婚姻。从社科院社科院的“当代中国妇女地位研究”课题的结果中了解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第一次婚姻自主决定或父母决定本人认同的比例均高达99%,单纯由父母决定或其它情况的比例不足1%.但从中也可看出,女性的自主权略低于男性。

  离婚自由是自主婚姻的重要体现。中国的离婚率自改革开放以来有所升高,但仍然处于较低状况,离婚率从1980年的0.35‰上升到1992年的0.72‰。近年来离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70%的离婚由女性提出(张萍1995)。从离婚、丧偶女性的比例看,农村女性的比例低于男性,说明农村女性在丧偶或离婚后再婚比较容易。但在城市中则恰恰相反,女性离婚、丧偶的比例高于男性,说明城市丧偶或离婚妇女再婚相对困难。

  近年来研究妇女婚姻状况的一个重要焦点是家庭内暴力问题。在中国,家庭暴力现象具有普遍性、随意性、形式多样且中年化(黄先碧1997;罗平1998),产生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是封建思想、妇女被动屈从与自卑软弱、男女在家庭中地位不平等、文化素质低、职业以及经济收入的差异。

  总的来说,女性的婚姻地位不断提高,但在妇女的婚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买卖妇女、包办婚姻、早婚、家庭暴力等问题不容忽视。

  (六)妇女的生育地位

  生育问题一直是妇女地位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以后,妇女的生殖健康问题被提到了一个重要高度,由此形成了中国具有鲜明特点的研究妇女地位问题的第三阶段。研究妇女的生育地位主要探讨妇女的生育自主权利、生育意愿、计划生育状况以及影响妇女生育地位的因素分析、产生原因。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围绕着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问题,如:计划生育对妇女的双面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避孕措施的知情选择、人工流产(包括未婚人流)对妇女的影响以及生殖系统疾病等。

  旧中国妇女的生育权主要掌握在父辈、丈夫以及上帝的意志中,妇女对生育的发言权极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妇女的地位逐渐提高,妇女同父辈、丈夫一样对生育有同等的发言权。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妇女可以控制生育孩子的数量,再也不需要将生育的权力交在上帝的手中。可以说,在生育方面,妇女与男性有平等的权力。但是我们还应看到,计划生育对妇女的双面影响(胡平1996;朱楚珠1998)。一方面,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生育孩子的数量少了,减轻了一般家庭的经济负担,促进了妇女地位的提高(计生委政法司P07项目课题组1995);但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由于生育孩子的数量、性别未能满足她们的意愿,使得妇女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

  在开展计划生育之初,采取什么避孕节育措施的权力不在育龄妇女的手中。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改进,育龄妇女的避孕节育知识逐渐增加,要求自己选择避孕节育措施的呼声越来越高。针对妇女的需求,国家和各地计生委开展了“知情选择”、“优质服务”试点工作,在加大宣传力度,使育龄妇女充分掌握避孕节育知识的前提下,赋予妇女自我选择避孕节育措施的权力。经过一段试点之后,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群众的满意度明显提高,避孕水平稳中有升,而且人工流产和意外怀孕有所减少,中国的计划生育的国际形象有所改善(涂平1995)。

  出生性别比偏高是近年来学术领域较为关注的问题。希望生育男孩的传统文化观念导致了出生性别比偏高,其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后的人工流、引产,出生漏报、错报,溺弃女婴等(顾宝昌,徐毅1994;曾毅,顾宝昌等1993)。要改变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应该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树立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并在实际生活中提高妇女地位;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控制性别选择,对少数溺弃女婴者绳之以法。

  总的来说,经过不断的修正和改善,妇女的生育地位不断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未婚人工流产的数字上升较快(吴擢春等1990),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因而形成妇女生育的新问题。

  (七)特殊群体的妇女地位

  在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特殊的妇女群体分化出来,形成系列特殊的社会问题,因而近年来学术机构对特殊群体的妇女问题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下岗女工的再就业问题;老年妇女的生活保障问题;残疾妇女的教育、就业及生活保障问题;离婚妇女的家庭重组、子女抚养、子女教育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妇女犯罪问题;妓女问题等。

  三、妇女地位研究系统指标

  (一)度量妇女地位的视角

  度量妇女地位的视角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依附地位,即指未经后天选择和努力依附于男性而获得的地位;二是成就地位,即指女性经过自身的选择和努力而获得的地位(刘启明1995)。

  1.妇女的依附地位。妇女的部分地位可以从男人处获得,甚至对那些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并不高的女人也如此。在传统的父权制国家中,妇女自身的工作成就并不一定能转化成家庭中的权力。妇女从男人那里获得的权力使她在家庭中可以控制比她地位低的女性或在一定程度上比她地位低的男性,从而使得她在社会上可以获得尊重。妇女的依附地位可以用下面的方程式来表示:

  Fs1=Fp1+Fp2+Fp3+Fp4

  Fs1为妇女的依附地位,

  Fp1为由于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男孩)而获得的地位,

  Fp2为由于男性给予的特别爱情所获得的地位,

  Fp3为由于父亲和兄长的社会地位所获得的权力,

  Fp4为由于配偶的社会地位所获得的权力。

  2.成就地位。在一个支持女性经济独立的性别规范下,女性可以不依赖于男性通过职业地位和收入、母系的亲缘关系、女性团体组织、年龄和威望中获得一定地位。女性独立于男性所获得的成就地位可以用下面方程式来表示:

  Fs2=Fp1+KFp2+Fp3+Fp4+Fp5+Fp6

  Fs2为妇女的成就地位,

  Fp1表示从女性的经济活动和收入中所获得权力,

  KFp2从支持女性经济独立的社会行为规范中所获得的权力(K 为一常数,因为这是其它权力所获得的前提,

  Fp3性方面的权力(获得婚姻、离婚等的权力),

  Fp4中老年妇女由于年龄和尊严所获得的权力,

  Fp5从母系的亲缘关系中所获得权力,

  Fp6从妇女团体、机构那里获得的经济、社会和心理上的支持。

  妇女地位为妇女的依附地位与成就地位之和。依附地位与成就地位并不是相对立的,在一些情况下,依附地位有助于成就地位的获得;在一定条件下,成就地位会加强妇女的经济独立性,这种经济地位还可以转化为其在家庭和婚姻中的地位,影响家庭决策。

  (二)选择妇女地位指标的原则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的刘爽认为选则妇女地位指标的原则为:被选取的指标应该能直观、客观地反映妇女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基本特征;被选取的指标应有准确、可靠、连续的统计数据来源;被选取的指标应有统一的理解,对其有统一的统计、计算口径;被选取的指标应易量化,且稳定、可比。

  中国社科院的刘达临认为,建立妇女地位指标体系应该注意的要点是:什么是评价妇女地位的关键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地位最有可能发生哪些变化?妇女在家庭中各种权力的分布与男性的差距如何?不同社会阶层、城乡之间以及各地区之间妇女的相对地位如何?男女两性在家庭中的权力、义务和投入劳动中的性别差异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妇女地位的?

  (三)衡量妇女地位的指标体系

  结合各位专家、学者评价妇女地位指标的研究过程以及妇女地位本身的特点看,妇女地位指标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单项指标,二是综合指标。国内的大多数研究均用单项指标来表示妇女地位的高低。尽管在研究妇女地位时,每一个研究者均会制定一个指标体系,但由于妇女地位本身的模糊性,很难对妇女地位进行综合分析。因此,国内学者在分析妇女地位时,多以单项指标来表示,而且不同学者在评价同一项指标时,选用的指标内容也有所不同。如反映妇女的经济地位时,大多学者会使用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获得收入状况、妇女在不同经济领域工作的比例、妇女在家庭中获得收入所占的份额、妇女在家庭中控制财产支出、控制消费的能力等,尽管他们使用的指标不尽一致。进行妇女地位的综合分析时,也存在诸多问题。指标选择过多,有些指标难以获取,使计算过于繁琐,如指标选择过少,对妇女地位缺乏代表性;如每一指标在总指标中的地位平均,很易忽视不同指标间对妇女地位的代表性,如每一指标在总指标中的分数不均,可能会使妇女地位综合指标的计算发生困难。

  由于妇女地位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因而目前国际、国内尚没有一套能综合反映妇女地位的最佳指标体系。

  1.联合国1988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会议上,对世界16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地位状况进行了排序,中国排在第132位。其所使用的指标有:对待女婴的态度、女青年入学比例、就业比例、妇女在领导岗位上的重要职务比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等。该指标体系的优点是简洁、明了,容易计算,但由于妇女地位指标是一综合性指标,仅用简单的几个指标很难综合地代替妇女的地位。而且在该指标体系中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很难获得,因而中国妇女地位的排序非常靠后。

  2.美国人口危机委员会于1988年对世界上99个国家的妇女地位进行了一次综合分析,其将妇女地位分为5大类20项指标,满分为100分,每一指标为5分。其中中国的位次排在第51位。其指标体系包括:(1)健康:女婴及女孩(0~5岁)死亡率;育龄妇女死亡率;女性预期寿命;男女预期寿命对比。(2)婚姻与孩子:女性早婚率;总和生育率;已婚妇女使用避孕措施比例;男女离婚、寡居、独身人数对比。(3)教育:中学女教师比例;女孩小学、中学入学率;男女识字率对比。(4)就业:15岁以上妇女就业比率;15岁以上妇女中有报酬就业比率;15岁以上妇女中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比例。(5)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政治、法律平等;在婚姻、家庭中平等;男女社会平等对比。该指标体系的优点是在考虑妇女地位时综合考虑的因素较多,对衡量妇女地位具有一定代表性。但缺点是一些指标的获得较为困难,如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男女社会平等等,而且在衡量妇女地位时每一指标的权重相等,但在实际生活中,每一指标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3.中国学者自己设定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谭琳、刘爽、陈再华均对评价妇女地位的综合指标进行了探讨(谭琳1990;刘爽1993;陈再华1993)。

  谭琳的指标设定了5个方面19个指标。(1)教育方面:女性识字率、女性教育水平、男女识字率差、男女平均教育水平之差;(2)就业方面:女性总就业水平、女性在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水平、男女总就业水平之差、男女在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水平之差;(3)婚姻方面:女性平均初婚年龄、15~19岁妇女已婚比、19岁以下女性初婚率、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差、19岁以下男女初婚率之差;(4)生育方面:总和生育率、粗出生率、15-64岁妇女平均存活子女数;(5)女性标准化死亡率、女婴死亡率、女性长寿水平。

  刘爽所设定的指标体系包括5个方面10项指标。(1)健康状况:婴儿死亡率、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2)文化教育状况: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15岁及以上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3)劳动就业状况:15~19岁人口在业率、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占在业人口的比例;(4)婚姻家庭状况:人口早婚率、20-49岁户主率;(5)其他方面:从事家务劳动者占15岁以上人口比例、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上述介绍均为综合评价妇女地位的指标体系。尽管大多数学者意识到应该有一个综合评价妇女地位的指标体系,但由于妇女地位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一些研究机构只是针对妇女地位指标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进行了探讨。

  1.中华全国妇联在参照了联合国及亚太地区监测妇女地位的指标后,设定妇女地位指标应该包括8个方面:(1)法律权力:是否设有协调和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机构、在现行法律法规中有无歧视性条款、有无保护妇女权益的专门性法律法规或专门条款、公民对妇女法律权利的认识和态度;(2)生育与健康:分城乡、分年龄人口性别比、男女儿童与成人的营养、健康及寿命、各类妇女的生育胎次、生育意愿、孕产保健及节育状况、对待男婴女婴态度;(3)教育:女性人口的识字率、平均学龄及文化构成、各级各类学校女性在校生、毕业生、流失生人数及比重、职业和高等院校分学科女性人数和毕业生分配情况、男女接受成人教育情况;(4)劳动就业:妇女劳动力资源利用率、非农业劳动者占女性就业人口的比重、女性就业人口的行业、职业构成、女性在业者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妇女就业意愿、途径及职业流动;(5)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妇女政治权利的享有和被尊重程度、女性在国家及社会事物管理中的比例和幅度、妇女组织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女性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参与方式;(6)婚姻家庭:平均初婚年龄、女性自主择偶程度及婚姻决定权、家庭事物的决定与参与、夫妻家庭关系中的性别倾向;(7)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女性个人价值取向与自我能力认知、男女公民对性别角色的期待与认识、性别对机会、权力的影响、两性作用、地位评价;(8)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的内容与结构、时间的分配与利用、消费的需求与层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1993)。

  2.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认为,妇女家庭地位的指标应该包括8个方面。(1)受教育权:入学年龄及男女比、上学年数及男女比、接受培训机会及男女比;(2)就业权:就业年龄及男女比、就业率及男女比、就业层次及男女比、对职业满意程度及男女比;(3)收入水平:收入数量及男女比、收入种类及男女比;(4)夫妻对婚姻生活的自由权:择偶、初婚、离婚、再婚的自决权,婚姻生活的平等发言权;(5)夫妻对家庭规模及生育决定权:对是否要孩子及孩子数量的决定、对何时要孩子的决定、对是否避孕及避孕措施的决定、对性别偏好的选择;(6)夫妻对家庭资源的支配权利:收入管理权、收入支配权、家庭财产使用优先权、消费决定权、家庭财产继承权;(7)夫妻对自身、家庭成员及重大事物的决策能力:自我意愿决定权、对子女发展的发言权、对家庭其它成员的决定权、对购房、建房、迁移等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对家庭养老的决策;(8)夫妻家务劳动分工:夫妻家务劳动参与率之比、夫妻家务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之比、夫妻家务劳动占用时间之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当代中国妇女地位研究”课题组1995)。

  四、研究妇女地位的组织及研究成果

  (一)研究妇女地位的组织

  妇女地位问题研究的面较广,涉及的部门较广泛,但各部门关注的领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研究妇女地位的主要机构有:妇联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大专院校、国家计生委、卫生部等部委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1.妇联组织。成立于建国初期的妇联是我国最早的妇女机构,妇联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妇女的进步和解放而联合各族、各界妇女的社会群众组织,它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促进男女平等。由于妇联所处的地位较为特殊,妇联成为最早关注妇女问题的组织机构,1984年妇联在其机关刊物《妇女工作》上首辟专栏,刊登了《致热心妇女问题研究的一封信》,鼓励各界同仁研究妇女问题。同年召开了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随后开展了系列调查研究活动,并针对刚刚兴起的妇女研究热点问题进行大讨论。在1985年前后,各省市的妇女研究会纷纷成立,调查研究也成为妇联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在妇联组织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成立的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其办有机关刊物《妇女研究论丛》,并建立了大型妇女文献资料数据库,各地的妇联分支机构也纷纷开展了系列妇女地位问题研讨活动。

  妇联组织在研究妇女问题方面的特点是起步早并关注每一时期妇女的实际问题,大多数妇联组织是从关注妇女的婚姻家庭开始关注妇女地位问题的。妇联方面组织的较为大型的课题有1989年北京市、广州市妇联与香港理工学院共同举行的“京、穗、港三地妇女就业调查”,通过对三地妇女就业状况的分析,了解到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妇女与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陆妇女的自身素质与就业状况均有明显差异,从调查中还了解到经济收入是妇女从业的第一位原因,中国妇女对职业非常重视;1990年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合作组织的,在全国21个省(市)开展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该次调查研究内容分妇女的受教育状况、就业状况及社会流动对就业的影响、社会参与意识和行为、社会交往的结构与内容、婚姻家庭权利与家庭关系、生育意愿与方式、性别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等7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状况。作为该研究内容成果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丛书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了,其中包括全国卷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及各地分卷;1992年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牵头,各级妇联组织实施的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妇女生育与健康”课题,该课题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广泛地探讨了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内容包括人工流产原因分析、青春期性教育、产前检查偏低原因、生殖系统感染后求医状况、婴儿性别对产妇的影响、更年期等问题,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版《中国妇女生育健康研究》一书。

  2.社科院系统。社会科学院是较早关注妇女地位问题的科研单位之一。在中国社科院及其分支系统,从事妇女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大多接受过专门、系统的培训,其科研能力较强,因而关于妇女地位问题的研究有独到之处。在调查设计、实施过程中,注重科研设计的逻辑性、严谨性,从而使妇女地位的研究走入正规化、科学化。其次从理论上对妇女地位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了妇女地位概念,妇女地位的发展等问题。社科院系统在妇女问题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对妇女家庭地位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社会科学院系统组织的对妇女地位研究有重要影响的较为大型的课题有: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与日本青少年研究所进行的“妇女就业与家庭”,调查地点为中、日部分大城市,主要探讨了中日妇女就业的异同、就业原因等,出版了《妇女就业�;中日比较研究调查报告》一书;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由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承担的“当代中国妇女地位研究”课题。该课题重点调查了妇女的家庭地位,共调查了12500对夫妇,调查了解了妇女的经济地位(收入管理权,收入支配权,消费、购物决定权)、婚姻家庭地位(婚姻决定权、生育决策权)、妇女自我发展抉择权、家庭性别劳动分工、性别规范等内容。通过调查研究,撰写并发表了《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料》、《当代中国妇女地位》、《中国妇女地位研究》及《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等书;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由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的“外来女劳工研究”课题,重点研究了沿海工业地区乡镇、三资、私营企业打工妹的生存现状及发展以及打工妹对流入、流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打工群体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婚姻对男女两性发展的影响上,打工妹的权益问题与流入地的社会结构、制度变革息息相关;受福特基金资助由社科院“职业女性研究”课题组承担的“职业女性的发展、参与及社会地位”调查,通过问卷、座谈、访谈等形式调查和了解了社科院职业女性的职业发展状况、及男女职工间的差距、影响职业女性发展的相关因素、职业女性的发展需求,并为进一步提高性别平等条件和均等的发展机会提供建设性意见,课题的研究成果《职业女性的发展、参与及社会地位》一书的形式出版。

  3.大专院校及其他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在研究中国妇女地位问题中占了一席重要的地位。大专院校一直是中国研究妇女问题的主力军,全国较为著名的研究妇女问题的大专院校有: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及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云南省昆明医学院生育健康研究会、北京医科大学及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等。在参与妇女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凭借其科研人才优势和学术地位优势,各大专院校不仅在研究妇女地位问题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而且与国外学术机构的沟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人口所及杭州大学人口所合作进行了“中国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的研究”的课题。该课题分析了中国三类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就业与生育率的关系,影响因素及形成原因,探讨了何种就业模式更有利于控制生育率,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还将理论直接运用于实际生活中,分别在陕西省洛川县、安徽省凤阳县创建了“以提高妇女地位、创造低生育率为中心的社区发展实验点”,将理论成果直接用于指导这两个县的妇女的经济参与,将提高妇女就业率与计划生育相结合,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朱楚珠,梁巧转1996);近年来在妇女问题研究方面,云南省昆明医学院生育健康研究会成为较为活跃的队伍之一。他们以云南省妇女的生育健康状况为中心,探讨育龄妇女的生育健康状况,提出改进妇女落后状况的具体建议并参与了改进妇女落后状况的具体实施过程。云南生殖健康研究会在国内发展并使用了参与性调查研究方法,并开展了系列改善妇女地位的活动:大量译介了国外关于妇女生殖健康的研究及进展,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国内生殖健康学者举办专业培训班并出版了生殖健康的系列丛书;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在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与美国的“家庭健康国际(FHI )”合作进行了“计划生育与妇女地位”的课题研究。该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专题座谈、深入访谈等调查方法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计划生育政策不同的江苏省的苏南、安徽省皖北和云南省中部三类地区进行调查分析,了解计划生育对妇女地位的影响。该研究的部分论文报告集将于今年出版。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还与湖南省计生委合作进行了“湖南省农村地区育龄妇女生育健康调查”,该调查了解了湖南省调查地区的社区状况、已婚和未婚女青年的生育健康状况,调查内容包括青春期状况、性生活情况、怀孕情况、人工流产情况生育情况、避孕情况及性传播疾病情况等内容。该课题研究了湖南省农村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健康状况,育龄妇女的生育健康需求,并为提高中国农村地区育龄妇女的健康水平提供决策依据。

  4.其他。许多部委也参加了妇女地位的研究,参加的方式有独立研究、合作研究两种,合作研究的形式又包括国内合作和国际合作两种。各个部委中参与妇女地位问题研究较多的有国家统计局、国家计生委、卫生部及民政局等。

  国家统计局参与的主要课题有与全国妇联合作进行的、在全国21个省(市)开展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生育力抽样调查”。近年来,国家计生委组织或参与的涉及妇女问题的研究课题和项目较多,其中有1990年进行的“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1991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山东、河北开展的“引进新型避孕药具、提高服务质量和开展知情选择避孕方法的研究”(简称“引进药具和改进服务项目”),1993年在国内10城市的乡镇街道进行了“知情选择避孕方法的试点”(简称“知情选择项目”)(涂平1995)。1995年国家计生委在五县一市开展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项目”,1997年该项目扩大为11个县(市区),并于1998年与美国人口理事会合作开展了“优质服务评估”活动。国家计生委还于1998年初与卫生部合作进行了“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等项目。

  在国家部委参与的课题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了解基层工作的基本情况,为今后的决策提供依据;二是采取具体措施,改善和提高妇女的生殖健康水平。如生育率抽样调查、生殖健康项目等课题基本属于前者,而“引进药具和改进服务项目”、“知情选择项目”以及“优质服务试点”等项目属于后者。“知情选择”、“优质服务”工作的本质核心是以育龄妇女的需求为中心,为育龄妇女提供优质满意的服务,其最终目的是让育龄妇女自己掌握生育的权利,从而真正地提高育龄妇女的地位。

  (二)妇女地位研究成果

  妇女地位研究成果包括专栏、专刊;专著;学术会议、专题;电子出版物。

  1.专栏、专刊。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前后,各大学学报纷纷出专栏、专刊刊登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等开设妇女问题专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7~8家学报开设了妇女问题研究专刊。目前较有影响的研究妇女问题的专刊有全国妇联开办的《妇女研究论丛》和中国人民大学《妇女研究》(复印报刊资料)。

  2.专著。随着对妇女问题的深入研究,专著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其中包括论文集、专著、国外译著、工具书、数据集等。(1)较有影响的论文集有陶春芳等主编、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的《中国妇女生育健康》;沙吉才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妇女地位》;中国社科院“职业女性研究”课题组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职业女性的发展、参与及社会地位》以及云南生殖健康研究会的生育健康系列丛书;(2)较有影响的专著有陶春芳等主编、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朱楚珠、彭希哲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妇女参与的行程》;沙吉才、熊郁等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等;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等性社会学系列丛书;(3)较有影响的国外译著有刘伯红等主译、美国波士顿妇女健康写作小组撰写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顾宝昌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生育健康与计划生育国际观点与动向》;分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法国西蒙娜。波伏蛙的《第二性》等;(4)工具书。由邓中华主编、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妇女大百科全书》;徐明等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妇女知识权书》等在国内关于妇女问题的研究中影响较大;(5)数据集。陶春芳等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妇女统计资料》;国家统计局社会与科技统计司编撰、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编、万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料》。

  3.学术会议等。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1993年主持召开了“中国人口、妇女与发展问题及对策研讨会”(谭琳1994),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于1993年主持召开了“当代中国妇女地位研讨会”。另外,在世界妇女大会前后,由于‘95非政府妇女论坛筹备活动及世妇会的推动,1995年前后关于妇女问题的国内、国际研讨会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仅1995年关于妇女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就有20个之多,国内专题研讨会有50多场(刘伯红1996),这些研讨会的主题主要是围绕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确定的老年妇女、艺术与文化、商业/企业家的职权、社区发展、信贷与财政、残疾妇女、经济、教育、就业、环境、平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民族/少数民族、家庭、食品/农业、女童、卫生/心理健康、人权、土著妇女、法律/法律权利、新闻媒介/信息、和平、政治、人口、移民/流离失所妇女/难民妇女、科技、性的倾向/女同性恋问题、精神/宗教、持续发展、对妇女的暴力、男女伙伴关系、妇女学、青年等32个论题。

  4.电子出版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技术逐渐应用于各个学科,特别是电子出版物在传递信息、传播知识方面越来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数据库出版了1980-1994年妇女研究的报刊复印资料的CD光盘、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数据信息中心建立了“中国妇女研究文献数据库”和“世界妇女研究文献数据库”,并出版了《中国妇女研究文献会萃》的CD光盘。

  五、妇女地位研究的不足及今后的工作重点

  (一)理论研究滞后

  中国的理论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妇女地位现状分析,二是中介变量影响妇女地位或妇女地位对中介变量影响的分析,三是产生妇女地位现状的动因分析。第一层次是描述性文章,第二、三层次的文章属于分析性文章。第一层次的研究文章多、涉及的面广、内容丰富,基本可占整个妇女问题研究的2/3之强,也就是说,关于妇女地位问题的文章以描述性最多;关于妇女地位影响因素的分析文章居于中间地位,而关于妇女地位现状的动因分析的文章最少,也就是说,我国关于妇女地位的分析性文章很少,特别是探讨产生中国妇女地位现状的根本动因的分析性文章较少。这样的局面限制了中国妇女地位理论的深入研究,使中国妇女地位问题的理论研究略显薄弱,因而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该加强对形成妇女地位的动因、发展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点较弱

  在妇女问题研究领域,理论研究较多,而在与实际的结合过程中理论研究发挥的作用较微弱。尽管在世界妇女大会前后这一状况有所改善,许多理论研究开始运用于实践活动,如前述的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但从整个中国的状况来看,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还很严重。当然,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妇女问题研究领域,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共性。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中国的科研体制没有形成为社会所需服务的机制,研究者的工作内容往往独立于社会需求,研究者不了解社会的需求是什么,其调查研究成果常与实际相脱节。其次,在于中国政府的决策运行机制。政府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很少接纳研究人员的建议,由于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决策者了解研究者工作的渠道很窄,研究的成果很难达到决策者那里,因而研究者通过严格、科学调查而来的研究成果对决策者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要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重要的是加强领导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沟通。

  (三)评估妇女地位的综合指标

  从衡量妇女地位的指标体系看,大多数研究都偏重于从不同角度分析妇女地位状况,用不同的指标来代替妇女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家庭地位等。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均没有一套比较合适的综合评价妇女地位的指标体系。尽管国内、国外专家均在一定范围内探讨过妇女地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但由于妇女地位本身的模糊性,每一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均有其局限性,因而探讨综合评价妇女地位的指标体系是中国妇女问题研究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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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2期【内容提要]】今年是东盟成立40周年。回顾东盟所走过的历程,它在推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创造了独特的东盟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就。面临新时期的新挑战,东盟将进入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为此,东盟领导人提出了2015年建立东盟共同体这一新的目标,起草东盟宪章的任务也浮出水面。东盟共同体究竟为何物? 未来的东盟究竟走向何方? 关于宪章起草的名人小组的报告给出了清晰的轮廓。本文在回顾和总结东盟过去40年功过得失的基础上,依据名人小组的报告重点考察了东盟在新时期的新定位和新特……去看看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概念表征研究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提要:亲社会行为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本研究采用系统聚类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分析了青少年对43种亲社会行为①所做的符合程度的评价,探讨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概念表征。结果发现:(1)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概念是以原型表征的;(2)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概念原型由遵规与公益性亲社会行为、特质性亲社会行为、关系性亲社会行为、利他性亲社会行为四个维度构成;(3)四个维度上的最佳实例分别是:亲情行为、忠诚、增进友谊和帮助。  关键词: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概念表征;原型  *基金项目:全……去看看

人权的普遍性及其反调

[内容提要]:在世纪末的今天,人类已进入普遍人权的时代。但仍有人对人权的普遍性唱反调。反调主要来自人权不科学论者、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国家主权至上论者、文化相对主义者、亚洲价值论者、新左派等等。本文作者从普遍人权捍卫者的角度,对这些人的反调作出回应。[关键词]:人权 普遍性 《世界人权宣言》  今年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颁布50周年。也正是在今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所有联合国人权公约中最具分量之一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自1949年以来,如果不包括曾经对人权发起过的那些强烈的声讨和批……去看看

对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政治分析

一 仪式与天安门升旗仪式  关于「仪式」有很多种定义。一般而言,在界定仪式的含义时有两种取向。1一种是狭义的仪式概念,即仅把仪式限制在宗教领域并将其界定为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另一类是广义的仪式概念,即把任何标准化的人类行为都界定为仪式。这两种意义处于仪式概念连续谱的两端,要么过于狭隘,要么过于宽泛。在这里我们将主要使用卢克斯(Steven Lukes)的仪式概念。他认为仪式表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2比较而言,这一概念更具有指向性。  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去看看

迪尔――维斯福特对曼德尔的误读

《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6期发表了《战后西方左翼关于技术的争论》一文,主要介绍了美国学者尼克·迪尔――维斯福特的新作《赛博――马克思:高科技资本主义斗争的周期和循环》。  在此文的《科学社会主义》一节中,迪尔――维斯福特指出:“托洛茨基的学生”恩斯特·曼德尔在其《晚期资本主义》中,虽然出色地驳斥了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并准确地预测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结束,但又认为作为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核心的全面自动化,会使剩余价值因生产过程中消除活劳动而消失,这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内在界限”,并由此决……去看看

我国教育公平评价指标初探

[摘要]:国内的教育统计和教育现代化指标存在着教育公平维度的缺失。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国适用的教育公平指标体系,它包括总体教育水平差异指数、义务教育均衡指数、高中教育公平指数、高等教育公平指数这样4个各自独立的指标。  [关键词]:教育公平、教育机会均等、教育评价指标  [作者简介]: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周金燕,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81)  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仍在加大,成为影响社会公正、影响……去看看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信贷

导言  二十世纪末中国大陆农村的金融发展是在传统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农村金融组织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实现的,前者主要表现为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农业银行的分离,以及农村信用社自身的改革,而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创立与发展。在中国大陆,尽管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都是在发展合作金融组织的名义下成长起来的,但就实际情况看,农民的参与性是相当有限的。从80年代开始的农村信用社改革虽然较早就明确了要恢复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组织的本来面目,但这一目标还远未完成。80年代末从四川首先发展起来的农村合作……去看看

文化本位主义的一种理解:复苏民族身份意识

一  导论:缘起与问题意识  “中华民族首先必须站稳自己的立场,那样才能开始伟大中国的复兴”。11929年日本学者和辻哲郎在其文化哲学代表作《风土──人学的考察》(全集版中改成《风土》)一书中对中国文化的前景做了如此的评断和展望。首先,“自己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自身的主体意识、身份认同或价值本位。随著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强化推进,甚么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这一问题日益变得暧昧不清。的确,在西方文化的笼罩和包围圈里,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已渐渐处于遮蔽之境。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主体身份认同或者说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迷失已……去看看

中国的社会不稳定:原因、结果以及影响

Social Instability in China :Causes,Consequences,and Implications  明克胜(Carl Minzner)著/小马Freeman译  作者介绍:Carl Minzner,目前是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2006年-2007年曾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事务研究员,2003年-2006年曾担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资深法律顾问  提要:社会动乱在中国正处于上升态势。公民抗议以及上访的增加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国巨大的社会以及经济变迁所导致的。然而对中国国家起关键作用的治理缺陷也刺激了社会动乱的增长。中国公民缺乏独立的政治制度去参与会影……去看看

平衡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如果思维尚迷离于对事物支离破碎的、局部的、有限的认识而不求突破,不求对事物本质把握的诚挚努力,事物本身就不可能充分地、全面地向我们展开。因此,当我们利用“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这一范畴以图寻求对行政法现象基本的真理性认识时,就必须首先建立思维的起点,即承认以下这个命题: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现实矛盾关系及其在法律上表现的权利义务关系是行政法永恒关怀的主题。我们的思维一旦肇始于对这一基本关系的解剖、分析,纵然我们因为局限于时代、客观环境以及自身思维能力所设置的林总障碍而无法达致真理性认识,我们亦可以……去看看

日本抛出防卫白皮书目的何在

7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并发表了题为“21世纪拥有一支精锐强大的自卫队”的2001年度防卫白皮书,虽然日本防卫厅声称,白皮书的主要内容着重于分析战后的局势和日本对21世纪前半段的军事展望,是对亚洲目前军事形势的“客观”展望。这份报告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舆论的广泛关注。更有国际问题专家指出,日本发表这份年度报告巧妙地隐瞒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却有意夸大其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其目的显然是为在小泉上台后提议的修改和平宪法以及制定新法案,让自卫队拥有建军权铺路。因此,曾经遭受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应高度重视。……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