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毛、林之争的初次交手

——武汉“七二○事件”真相

   今年是文革四十大祭。四十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风暴骤起,不仅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而且肆虐整整十年,其给国家、民族,乃至很多家庭、个人带来的灾难和伤害,都是刻骨铭心的。然而,四十年过去了,这场风暴究竟缘何而起?在风暴的中心发生过些甚么?何以造成如此浩劫?究竟谁该对所有这一切负责?……这些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仍然是个谜。《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似乎已对以上问题作过结论,然而,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老百姓对这类官样文章早已失去信任,他们有权力要求知道历史的真相,知道给他们带来如此深重伤害的根源究竟是甚么,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揭批『四人帮』」。本文是对文革中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来龙去脉历史真相的一个考察。文章主要依据为「七.二○事件」前后以中央名义下发的主要档,毛、林、周等中央领导人和文革小组成员的一系列讲话,和现今已正式出版的当事人回忆录等。由于仍受某些核心资料缺乏的限制,其中有些分析是本人依据史料的逻辑推理,仅为一家之言,是否能成立,有待以后史料的进一步印证。

一、文革中的毛、林关系和矛盾的产生

  林彪事件是文革中最为震撼,也是最扑朔迷离的事件。作为毛的「亲密战友」,中共党的第二号领袖,且已被党章明确规定为毛的「接班人」竟在一夜之间成为叛党、叛国的「阴谋家」、「野心家」,并在出逃的过程中可耻地摔死于蒙古的温都而汗大荒漠,这一当时让举世愕然的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甚么会发生?文革中毛、林的交恶究竟起于何时?他们的真正分歧又是甚么?对此,从中共对林彪事件所作的结论和披露的档案,以及现今的研究成果来看,似乎毛、林矛盾乃肇起于中共九大召开之时,而是会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争则为「林同毛在政治上分歧的开始」。1其实,此说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革中毛、林矛盾的产生,要比这早得多。根据现有史料,已可明确判断:文革中的毛、林矛盾开始于1967年初,也就是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的全国性夺权斗争掀起高潮后,而发生于是年7月的「七.二○事件」 实乃毛、林交恶的肇端。

  在叙述这一段史实前,有必要对文革前后的毛、林关系作一点简单追溯。林生于1907年,比毛小14岁。毛、林相识40年,共事也有30多年。在这30多年中,林彪作为中共将领中最出色的「常胜将军」,为毛打造红色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作为毛的亲信大将,在追随毛多年后,也看清了毛要做的,以及所喜欢的一切,于是投毛所好,不仅在党内刘少奇集团处于鼎盛时,林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为毛摒挡来自对手的攻击,2还在其任国防部长期间,大力提倡学习毛泽东著作,编选《毛泽东语录》,背诵「最高指示」,并用他那明快的林式语言,发明了「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等,把对毛思想的学习推向了全军,乃至全国。文革中,更是把毛吹成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超天才」、「救世主」。3为保障毛文革步骤的采行,迫毛的对手低头就范,林动用军队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了有效控制,这是毛轻松拿下「三家村」,搞垮北京市委,并从武汉回到北京,开成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正式掀起文革巨浪的关键。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林的支持,毛的文革是发动不起来的。于是,林彪被公认为毛最最亲密的「战友」,文革造反大军当之无愧的「副统帅」。

  然而,毛与林的关系也并非如人们所知的那样「亲密」无间,否则在毛需要让林彪为其发动文革「保驾」时,也用不著以牺牲罗瑞卿来达成与林彪的交易。4此外,林彪事件后才公开的毛给江青的一封信中,也可看出毛对他「那位朋友」的不屑。5而这一不屑并不仅是因为「那位朋友」对他的肉麻吹捧,毛其实对此是很受用的,而且也有需要,之所以有反感,主要是毛看出了他「那位朋友」对他的吹捧并不那么实心实意,而是如他信中所说,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毛向来只有他利用别人,却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利用,这才是他之所以对他「那位朋友」产生反感的主因,其实,这也是明了嗣后毛、林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关键。当然,尽管毛、林之间确非一无嫌隙可言,但总的来说,数十年风雨中,毛、林之间还是保持了较他人更为紧密、牢固的关系,尤其是文革开始后,两人的关系更得到了发展,只要有伟大统帅的光辉形象出现,他的身旁就有一个晃动著「红宝书」的副统帅,给人一种形影难分的印象。然而,统帅和副统帅的亲密合作只进行了一年,1967年,随著军队 「支左」的开始,两人的矛盾产生了。

  文革中的军队「支左」,可以说最初是秉承毛的指示进行的。在1966年快要结束时,由于毛、林联手,挫败刘、邓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往被毛认为已被刘少奇篡夺的党中央大权又回到毛的手中,下一步文革如何进行,可供选择的方式有两种:一、走以往搞组织清洗的路,对干部队伍作调整;二、整个推倒重来,按自己的理念重新设计政权机构。毛认为第一种方式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刘、邓经营多年,下面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如果让原来的当权派继续掌权,那无疑将是刘、邓「秋后算帐」的基础。于是,毛决定采取第二种方式,干脆把旧当权派全部打倒,另起炉灶,以便让经受了文革考验的毛所信得过的人取而代之,建立起毛所希望的革命新政权。为此,毛在他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上,举杯的祝词竟是「庆贺全国全面内战开始!」6毛用这样的方式下达了全国「夺权」的动员令。7然而,要把原「当权派」全部排除出权力体制,当然也会受到原当权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事实上,「一月革命风暴」掀起后,尽管各地大多数「当权派」都基本被迫「靠了边」,但在原政权机构未被彻底摧毁时,这些老「当权派」,只要没有被组织定性为「反党分子」,不管造反派怎么在大字报上「砸狗头」,他(她)在所在地区和单位,仍具有相当威信,说话也仍具相当的效力。而在这样的动乱时期,作为被革命物件的当权派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需要,一般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态度,即自动放弃权力,你要打倒,我就干脆躺倒,这样也能少犯错误,等运动后期组织下结论;另一种则较为积极,即对毛、林搞这一套不服气,不买帐,或干脆加以抵制,在「造反运动」起来后,公开对抗无疑飞蛾扑火,于是就如毛所说的,躲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利用和操纵群众组织保自己。于是在1967年初的时候,各地都较为普遍地出现了的两派群众组织对立的现象,一派被称为「造反派」,对立的一派则被指为「保皇派」。但一般来讲,由于造反组织成员比较复杂,且得不到支持,人数也较少,在地方上多半处在被压制的地位,难以成大气候。而其时奉了中央文革之命,到各地煽动「夺权」的北京造反组织,如「首都三司」、「北航红旗」、「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等,到各地后也都受到当地「保守组织」不同程度的围攻和驱赶。为保障文革「夺权」步骤不被干扰。1月21日,毛在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一份《请示报告》上批曰:「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8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军委碰头会人员,要求军队「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能够公开支持(左派)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9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5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社论。以「决定」和「社论」为起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开始介入地方。为确保文革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同时也为避免国家生产建设因动乱而受到冲击和损失,并将「文化大革命」保持在可控驭的范围内,在其后的数天中,毛又连续对军队在文革中应担负的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下达了具体的指示。3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此后,「三支两军」便奉命逐步在全国各地展开。

  以上是毛在文革中,让军队直接介入地方,执行「支左」任务的经过。从这一经过看,在文革最初阶段,毛并没有让军队直接介入地方事务的打算,甚至对军队内部的文革都作过种种规定。10但文革进入「夺权」阶段后,由于遭到来自原体制内当权派明里、暗里的抗拒抵制,光靠五花八门造反组织的冲杀,要想顺利完成各地的夺权,并使之巩固下来是不可能的,这使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成为必然。这是毛作出军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重大决策的根本原因。显然,为了保证文革「夺权」目标的实现,毛准备让人民解放军再次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用军队去对政敌形成威慑力量,并使军队作为支撑乱局,维持秩序的稳定因素,用支工、支农来维持经济秩序,军训来管束红卫兵、造反派的纪律,用军管来保障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本是毛的信条,毛在不得不利用军队来实施对文革走向进行控制的同时,对军队在「三支两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带来毛本人对军队控制力的削弱,仍保持了高度的警觉。

  事实证明毛的警觉也并非多虑。军队直接介入地方文革,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给军权的扩张造成了极好的机会。文革开始后,毛由于打倒刘、邓的需要,已几次借用林彪对军队的调动和指挥,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实施有效控制,从而为摧毁北京市委「独立王国」,以及取得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刘、邓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毛、林的这一联手,也就此开了中共党内以军控政的恶劣先例。而自从军队奉命「支左」后,军队的权力更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各个领域、各个部门伸张,这对直接掌握军队指挥权的林彪来说,实在是千载难逢扩张自身势力的良机。人们也许要问,文革开始后,林彪已经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何以还对「扩张势力」如此热衷,是否表明了林早就存有「篡党夺权的野心」。但笔者认为,不能这么简单的下结论,从笔者的分析来看,林在文革中急切地想藉军队「支左」之际扩张自己的势力,同时在夺权后建立的新政权中部署自己的人马,「个人野心」或许有之,但更多的是出自对自身权力随时可能失去的恐惧。为甚么这么说?首先,从林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处境来说,虽贵为「副统帅」,但林心里很清楚,自己实际上是很孤立的。在党内,林在鼓吹对毛的崇拜和支持毛对政敌的清洗后,实际上也把自身推倒了与多数党中元老对立的位子上。在军中,虽然林在文革之初,利用毛的力量,拔掉了他的「眼中钉」罗瑞卿,但提升上来的杨成武、肖华等一应人,是否就能完全忠于林,也有待于考验。林彪身为国防部长,多年将将、将兵,在解放军系统中属四野谱系的是不少,11但军队中从中央到地方,除四野外,其他谱系的势力也不在少数。12文革开始后,军队中这些非林谱系的军事人物由于罗瑞卿、贺龙一些老帅的相继被打倒,不少人受到牵连和冲击,尤其是 「二月逆流」被粉碎后,军中不免人心惶惶,而文革一年来地方干部惨遭批斗的现实,也让军队系统这些非四野谱系的将领开始人人自危,如果察觉到他们也将被成为「革命」对象,很难说没有奋起抗争的念头。13如果仍由这些人掌握军权,林彪是不会放心的。因此,在搞倒「老帅」的同时,进一步瓦解和清除他们在军队中的老关系、老下级,以保障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和指挥,乃是林势在必行的事。此外,也许是更重要的,是林对毛的戒心。林不仅是军事干才,也是「玩政治」的天才,他深谙韬光养晦的艺术,知道怎样才能博得毛的欢心和信任。他研究「政变经」多年,当然也不会不知道「权重震主」、「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何况,林跟随毛多年,深知毛的为人。为避免与毛的其他「亲密战友」同样的下场,作为军事干才和政治「天才」的林彪在热烈「拥毛」的同时,也不能不为自己预留后路。14而要留后路,作为军事家的林彪深知,单纯的消极防御是无济于事的,只有积极防御才是唯一可能的出路。而积极防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在军队中扩张自己的力量,部署下自己的人马,使军队真正成为「你缔造,我指挥」的林氏天下。15这样,在毛可能不需要他,甚或准备贬谪他时,就不能不有所顾忌。

  林彪这位曾被史达林和毛称为「赤色铁碗」和「无与伦比的元帅」的人物,在捕捉战机上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文革开始后,林彪已借毛的手,为自己清除了军中的几个主要对手。下一步,作为林来说,当务之急是广植亲信股弘,加固和扩张自己的权力。而毛的文革步骤,无疑为林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对此良机林是绝不会坐失的,从现在所见资料来看,在1966年底到1967年上半年,林彪已从三方面打开缺口,并迅速扩张了战果:第一、用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做法,对军队中非林势力发起冲击,利用反「二月逆流」,16实行军队高层大换班,进而控制了军委各重要部门和主要兵种,初步拼凑起了以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黄永胜、叶群为核心的「林家班底」;17第二,利用文革「夺权」,怂恿造反派组织把攻击矛头指向各大军区中非林派系的主要领导,在各地出现军区「支左」部队和与「造反派」组织的争端和对立后,再抓住军区领导「站错队」的错误大做文章,设法把造反之火烧向军队,假「中央文革」,也即毛之手,将不听命于林的大军区负责人撤换或打倒。18应该说,林彪的这一策略也是相当成功的,从现红卫兵、造反派刊物中可以确知,随著「支左」的展开,在1967年上半年中,除北京、上海以外,全国不少地区,如四川、新疆、河南、广东、福建、辽宁、陕西、内蒙、、西藏、青海等地,都出现了得到军队支援的「保守」组织与得到首都造反兵团支援的地方造反组织严重对立的现象,19其中不少地区还相继发生了由军区直接出动军队弹压造反派的恶性事件。20而作为受压一方的造反派,则由此进一步确信文革已开始进入冲击军队,解决军权问题的新阶段,准备随时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英勇献身,并随时准备与这些「拿枪的刘、邓」决一死战,21而这正是林彪实施下一步战役所需要的效果;第三,利用军队「支左」,把军队势力渗入至地方各级组织、各个部门、造成一国之中军权的至尊地位。自1967年1月「夺权」开始后,由于造反派的冲击,地方各级组织已基本瘫痪,这使林彪看到了由军队来填补权力真空的机会。由于军队负有支持「左派」夺权的任务,在「夺权」实现后的新的各级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筹建中,军代表乃事实上一言九鼎的人物。尤其是在「三结合」班子人选问题上,群众组织的代表是点缀(上海除外),被「结合」的干部更是附庸,解放谁、结合谁、打倒谁,统由「支左」的军代表一锤定音,军队简直就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化身。尽管这些新的政权班子的权柄并非都控制在林系人马手中,但这仅是第一步,只要军队以后都能听命于他,那么军队管制下的地区也就将是他的,并且由此最终能达到对整个国家的军事控制。这时的林,是否就有了取毛而代之的野心,恐怕也未必,也许他把毛视作了恺撒,希望自己能成为克伦威尔,22即便当不成克伦威尔,也不至于像毛以前的所有「合作者」、「二把手」一样,落个被抛弃、贬谪,甚或被打倒的下场。作为军事家的林彪同样不失政治家的精明,他走的这步棋,在军事上叫「占领战略先机」,在政治上则是在激流勇进的同时,起码也为自己预谋了全身而退之路。而所有完成的这一切,统统都是在毛的旗号下进行的,都是不折不扣地忠实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正是林彪地高明之处。

  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林彪的企图可以瞒过所有的人,甚至还利用了江青,23却很快被毛泽东所察觉。毛对林的戒心其实从开始合作起就一直是有的,毛重用林彪,但不相信林彪,1966年 月给江青的那封信就能说明这一点。「一月风暴」后,起初毛由于「夺权」心切,对军队介入地方后「支右不支左」很恼火。于是批阅了一系列档,强调解放军一定要支持「革命左派」。24 在「二月逆流」发生后,毛在「无产阶级的震怒」之下,又亲自出马,喝斥了哪些还敢于发牢骚的「老帅」,让他们统统「靠边站」,从而也对下面部队产生了震慑作用,以扭转军队「支右打左」的趋向。然而,当毛意识到林正在打他的旗号,干自己的勾当,且有目的地自树势力时,多疑的毛立即提高了警觉。为未雨绸缪起见,毛开始不动声色地采取防范措施。1967年3月中旬,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集军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徐向前跟林彪发生激烈争吵,徐提出许多爆炸性的问题:1、要求重新调查「联动」的性质;2、要求为「二月逆流」干将-副总理谭震林平反,恢复名誉;3、反对林彪为毛的接班人。双方争持不下,以致会议中途休会。25徐向前是四方面军出身,曾有与张国焘的合作史,虽列名十大元帅,但是最受冷落的人物,这次由他挑头,反对如日中天的林彪,并且是反对林为毛的接班人,如无强大后盾,很难想象。但徐的后盾是谁呢?是毛还是反林的军中势力?从情况分析,更可能是毛,这从嗣后发生的情况中可得到证实。军委扩大会后不久,在会上挨了批的徐向前对毛说:「身体不好,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请由肖华接任。」毛答道:「不,还是你来做。」以后,徐虽去职,但并未受严重处分,也未被揪斗,能够使他免于厄运的只有毛。而且就在会后不久,徐在会上的部分主张竟很快得到实现,如4月22日,由毛亲自下令,江青亲自传达,先前被逮捕的「联动」130多个头头都被释放,并被允许活动。261967年5月1日,毛在天安门上对董必武说:「检讨干部的时候,必须是全面的、历史的。今天除了刘、邓,都来了。各省的第一书记必须使他们回任工作。江华、江渭清、谭启龙、不是三反分子。陈丕显无论是思想和工作都变了,必须充分改正。廖承志已经过了关,必须使他过关,农垦部长王震不是三反分子,只是一个暴躁的人,余秋里说了错话……」。显然,毛已开始采取措施,设法重新收拢人心,比如用「要解放老干部」来弥合他与旧日「老同事」因文革而生的嫌隙。在军队中,也有意识地启用和重用非林派的实力人物,以分散林的军权。27 1967年4-6月,由于在各地夺权和军队支左过程中,不断发生造反派冲击大军区的事件,两派群众对立和武斗的身后,已明显能看出军中不同系统之间的矛盾。28毛于是以督饬「支左」为名,派中央文革小组大员分赴各地视察,以摸清底情,但来自各路的汇报,似乎使局势更加扑朔迷离,毛于是决定亲自去看一看,只有掌握了真实的情况,才能有相应的对策,下应对的决心。这就是武汉「七.二○事件」前夕,毛来到武汉的背景。29

二、武汉「七.二○事件」真相

  如上已述,「二月逆流」被击退后,老帅威风被打下去了,下面的人马不服气,加上林借机在军队中排除异己,搞的军队系统一些原来不属于四野,或历史上与林彪有过节的军人人人自危,而这些人手中都实实在在握有军权,对林彪在军中的排斥异己有警惕,要想象搞垮那些地方「走资派」那样收拾他们就不那么容易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就是这样的一位军人。30

   陈再道,少时即与许世友、钱钧一在河南嵩山少林寺习武练武。参加革命后,在徐向前手下,历任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东进支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二野第二纵队司令员。解放后任河南省军区和武汉军区司令员。从陈的经历看,陈跟徐向前、邓小平都有很深的历史关系,跟林彪则无关联。不仅如此,据陈再道自述,在林当国防部长期间,因讨论「战略方针」时,与林有不同看法,在对「大比武」等的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也没有站在林一边,相反支持了罗瑞卿,再加上对林总是「紧跟」不够,这些都曾引起林的极大不快。31而让这样的人继续手握重权,雄踞一方,显然是林所不能容忍的。不仅如此,林要把文革之火烧向武汉军区,烧向陈再道,还有著更大的目标,那就是扳倒徐向前。文革开始后,不少老帅相继倒台,不倒的也「靠了边」,向来受到冷落的徐向前反而被委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重任,而全军文革小组又负有指导全军文革的重任。32林彪要控制军队,握掌军队文革的主导权,与其积不相能的徐帅便成了林的眼中钉。尤其是「京西宾馆事件」后,林实际已觉察到徐背后毛的撑腰,于是更加重了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决心。林历史上打过很多「迂回包围,中心突破」的漂亮仗,这次武汉军区的陈再道显然是林选中的「突破口」,林要在这里攻破缺口,再打一场扳倒徐向前,取得全军文革小组领导权的纵深战役。

   要把陈再道搞倒,林彪一伙可以利用的是首先「造反派小将」。自「夺权风暴」刮起后,北京各院校的大批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打著「革命串连」的旗号,到各地煽风点火,武汉是他们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在他们来到武汉时,武汉与国内很多地方一样,文革后成立的群众组织也分成了「革」与「保」两派,在「革派」中,最大的造反组织叫「工人总部」33,「保派」中最大的组织则为「百万雄狮」.两派互相对立,而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支左部队,则比较偏向「保派」,拿陈再道的话来讲「甚么造反派,都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不投降台湾是鬼变的。」34在听到汉口的《长江日报》红旗大楼被造反派占领,南下造反派与武汉造反派联合,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的所谓《2·8声明》后,陈再道以「武汉军民」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2.8声明》表态为名,2月18日,以军区党委名义发表了《2.18严正声明》。并在3月17日,以贯彻《军委八条》为名,出动军区部队,抓了造反派组织「坏头头」400多人。21日,发表武汉军区《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在文革最初介入地方支左时,对「造反派」组织抱同样看法,并采取同样做法的大军区领导,并不在少数,这就给了林彪一伙以打倒他们的口实。

  林彪一伙要搞倒陈,还利用了武汉军区内部的反陈派,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指使武汉军区副司令李希迎造陈再道反的事件。2月6日,也即「一月风暴」后不久,武汉军区副司令李希迎就在自己家中召集了军区15个干部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李为鼓动在座人向军区主要领导夺权,交底说:「我不敢说,我不是个人夺权,是为军委夺权,夺权要军委批准。」李的这番话无非表明他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夺权是有来头的,是奉上面指示行事的。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召集这一会议时,在自己帽子底下按放了一微型答录机,把在场的一问一答都录了下来。35 在开过此会后,李希迎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在北京开会,自己把军区常委找去,要他们签字交出兵权,并在造反组织的《2.8声明》上以「军队造反组织的代表」签名以示支持。结果,在陈再道回武汉后,李希迎被斗争。36 军区党委2月18日《严正声明》中也特地指出 「军队内有些造反组织代表,在《2.8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个人,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人民解放军」,可见两派对立之激烈。

  在这种背景下,武汉两派对立不断升级,尤其是进入4月份后,武斗更是愈演愈烈,据武汉来北京的造反派大字报获知,仅4月27日到6月3日一个多月中,武汉就发生武斗120多次。6月4日到15日,11天内发生武斗80余。而从6月16日到24日,8天内武斗发生50余次,在武斗中被打死的人有350余人,重伤1500多,轻伤者1万5千余,参加武斗的工人、农民达5万多人,使2400余处工厂停工。37而武斗中,被打压的自然是得不到军区支持的「造反派」,于是在北京造反派组织支援下跑来中央告状,中央的「文革派」人物纷纷出面接见。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4月6日,林彪并以军委名义下达了《十条命令》。这两个东西出来后,武汉的造反组织有如注入强心剂,再次向军区发起冲击,街上出现「粉碎武汉地区的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解放全中原」的大幅标语。但老军人陈再道也不买账,拿他的话说「心里窝火就要往外冒」,于是不仅继续毫不手软地在武汉抓捕「混进革命群众组织的坏分子」,甚至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还发言「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进去,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38陈的话立即被整理成简报,说成「妄图改组中央文革」,成了秉承林彪意旨办事的中央文革一帮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等人攻击陈再道的把柄和口实。39于是上面舆论开始明显向不利于陈再道的方向发展,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联名给武汉军区发去电报,认为:「最近武汉市发生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狮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局势完全按林彪所预设地那样发展著,一旦条件具备,不管你陈再道如何强硬,都只有乖乖交出军权一条路,不然就是「不投降就要你灭亡」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亲自来到了武汉。

   毛是7月14日晚上到武汉的,随同毛一起到武汉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周恩来早毛一天到达,并在到达后即打电话给其时正与王力一起,在重庆执行云、贵、川视察任务的谢富治,让他到武汉来接受「紧急任务」。但为甚么王力也跟谢富治一起来到武汉,有著不同说法。按陈再道所说 「王力的武汉之行是莫名其妙的」,是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后,「硬要打著『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的」。40对此,王力后来写文章做了反驳和澄清,指出陈说中不符合事实之处,说他到武汉也是事出突然,与关锋通电话正是为了想知道,停止他们一行在西南的视察而突然要他们都去武汉的原因。而要他们一行都去武汉的动议是谢富治向总理提出,得到总理同意的。41由于王力将是下一幕「七.二○事件」的主角,那么谁让王力去武汉的,对认识事件的真相就不无意义。在以上两种说法中,笔者认为陈再道的说法是有明显漏洞的:一、总理电话通知谢富治是让他去武汉「接收紧急任务」的,谢是公安部长,总理给他下紧急任务,若没有通知王力,王力是不可能要求「硬要去」的。但凡对中国高层运作规则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说法;二、同去武汉的除谢、王外,还有余立金和北航的四个红卫兵,他们难道也是「硬要去」的吗?三、陈说王力到武汉是打著「中央代表团」的旗号,这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指控,王力不可能蠢到在主席、总理面前打甚么「中央代表团」旗号的地步。再看王力的说法,应该说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谢富治所接总理电话仅是要他本人去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而且是「保卫主席安全」的任务,那么有甚么必要和可能主动向总理请示让王力,甚至让随行的红卫兵都跟他一起到武汉呢?是让他们一起都来执行「保卫任务」吗?那么,究竟是谁能有权让王力一行都去武汉呢?笔者认为,只能是周恩来。也许周不愿意让人产生他让王力去武汉的联想,所以周在要谢与王一起来武汉时,指令下给了谢富治,通过谢的转达,并让王力认为完全是谢的提议。不过,如果这一分析成立,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又为甚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一个疑点。联系以后的事态进展,在整个「七.二○事件」中,周恩来一直是一个若隐若现的重要人物,他不是主角,但胜似主角。他不在旋涡中心,但又始终操控著全盘,何以能这么说?我们将在对事件全过程作出梳理后,再作进一步说明。

  谢富治、王力是14日中午到武汉的,但当天谢、王到武汉的消息就轰传了武汉三镇。消息怎样传出去的,按陈再道的说法,是「由于王力擅自到武汉大街上去看大字报」,结果给群众认了出来。对此,王力的说法是:「当天谢富治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从重庆来的人一起跟著他去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我们马上报告了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甚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总理并当即亲自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让他们向群众公开宣布「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消息。42以上两种说法,不同在于当天一到武汉就提出到街上看大字报的是谢还是王。笔者认为,一般来说,上街看大字报的主张,出自谢提议的可能性要大于王,因为两人中,谢富治是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王力尽管是「文革红人」,但他仍只是谢富治的随从,中国官场上外出行止一般均以高一级的领导意旨为依归,如果说王力是「擅自」的话,谢富治跟著王力去又怎么解释呢?王力说上街看大字报是出自谢富治的「非要」,当然也有王推卸责任的嫌疑,但在逻辑上倒是说得通的。然而,如果王力的说法能够成立,在联系「七.二○事件」前后谢富治的角色,不仅令人联想到当今设圈套骗人中的「托」。而总理当即决定向群众公开宣布「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消息,尽管合情合理,天衣无缝,但也令人感到总理似有把动静搞大的嫌疑。

  接下来的几天是毛泽东在武汉开始听取各方的汇报。15日,谢富治、王力汇报了他们在云、贵、川视察的情况,以后又一起讨论了武汉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针。这时毛对武汉问题所作的指示是:「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狮』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43从这番话看来,毛的态度是不偏不倚,毛显然需要的是稳住各方,他才可以从旁从容观察。在毛听取汇报的同时,由周恩来主持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了一个军区党委扩大会, 18号晚,周恩来准备回北京,临行前毛让周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那里,作了一个小范围的谈话。关于谈话的内容,《陈再道回忆录》中是这么说的:「主席一见我们就问『你们怎么样啊?』我心思沉重又有点气鼓鼓地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笑著说 『这怕甚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毛并对陈、钟两位说:「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打不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由于陈再道的回忆中关于这次召见的内容提到的仅片言只语,但就从这两句对话来说,就很耐人寻味,首先毛讲话所说的「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的「他们」指的是谁?显然这个「他们」的做法毛并不赞同,所以毛才用了 「谁都是路线错误」这样不屑的口气。第二,毛的这次召见,显然毫无指责武汉军区主要领导「犯错误」的意思,反而是为了给他们吃定心丸的。陈再道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样的细节,说:「总理为了消除我们的顾虑,在召见他们之前就告诉钟汉华说:『主席临动身时就讲了,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这里周恩来代毛交了底,意思是让陈、钟不用担心,有主席在,他们就不会被打倒。44陈并回忆说:谈话结束,告辞出来时,主席叫来了几位服务员,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著又转向陈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打不倒你!」45这里主席的话显然是一句双关语,对服务员讲是假,对陈再道讲是真。也就在这次召见后仅一天,「七.二○事件」发生了。

   所谓「七.二○事件」是指武汉地区得到军区部队支援的「百万雄狮」组织,冲进东湖宾馆,殴打和抓走中央文革代表王力,后被林彪一伙称为「武汉兵变」的事件。关于此一事件的真相,由于站在不同的角度,叙述的版本很多,但又都因各自的利害关系,隐去了关键的情节和事实。这里,我们不妨仍以事件主要当事人陈再道、王力各自的说法为基础,对事件眉目作一番重新考察和辨析。

   「七.二○事件」的导火线,按陈再道的说法,是谢富治、王力一行18日晚在水利电力学院的活动。46既然是导火线,这把火是怎样被引燃的,对透视事件真相无疑是有意义的。我们先看陈再道的叙述:「18日夜里,谢富治和王力带著刘丰等人,到机场送走总理,随后直接从机场溜到水院造反派总部,他们佩带著造反派的袖章,视察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致伤人员,并先后在大会上讲话。」 47而这些讲话,第二天被造反派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从而把 「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于是引发了其后一连串的事件。48陈再道以上说法显然有太多的情绪色彩,不是一个客观的叙述,如「佩戴造反派袖章」等说法,乃明显的无根据之说。对此,王力的说法则是:那天晚上送走周恩来后,谢富治提议去水院,「谢说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这一派没去,应该去」。49于是谢、王一行就去了武汉水院,那里是钢工总的总部。在那里,他们一行都有一个不长的即兴讲话,内容基本遵循了几天会上「中央确定的方针」。50王力的说法虽然有事后为自己洗刷和辩护的嫌疑,但笔者认为在逻辑上尚讲得通。笔者查阅了他们讲话的内容,虽然表示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但仍强调了要「停止武斗!」,要「拥军爱民」,这些讲话在当时实属平常,即便有煽动性,也并非如陈再道所说那么出格和「疯狂」。尤其是在发表讲话的5人中,平心而论王力的讲话并不比谢富治等人更高调,何以就在次日清晨起,武汉全城大街小巷就会铺天盖地贴满了声讨王力一人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呢?其二,王力提到了当晚去水院乃谢富治的提议,之所以每个人都讲了话,也是谢让大家都讲一讲的,此点非王力一面之词,陈再道的叙述也可作印证。51其三,谢、王一行到水院的时间,已近19日凌晨,而武汉街头巷尾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早上就开始出现,即便是王力讲话「激怒了武汉军民」,但反映如此之快,矛头如此集中,行动如此一致,无论如何也是令人生疑的。据此,笔者认为陈再道关于谢、王一行18日晚在水院的活动引发「七.二○事件」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七.二○事件」不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而是一个经精心策划的预谋。这点还将在事件整个过程中进一步被证明。

   以下的史实是众所周知的:

   7月19日,如陈再道所说的:「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甚么》的大字报甚至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定时炸弹」的提法。而这一切发生时,王力还蒙在鼓里,当天日下午,王力按既定计划参加军区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是会谢富治的任务是传达总理讲话精神,王力是讲理论,军区希望他们能「出面做工作」,王力于是自称「我只好象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纪的第一课讲起……」,再用陈再道的说法是「滔滔不绝,一直讲到夜里11点」,而这时外面「百万雄狮」已经开始行动了。5220日凌晨,也就是在王力回东湖宾馆后不久,「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开著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著警报的消防车一起出动。回东湖宾馆不久的王力被冲进东湖宾馆的「愤怒」的军民抓走。关于这个过程,陈再道是这样说的:「7月20日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狮就冲进来了,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而王力却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29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著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作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王力乘乱跑进屋里,百万雄狮和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著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的辱骂他们。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碰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王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王力被抓走后,带到军区,押进4号楼3层一间6平方米小屋,因拒绝签字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断踝骨。而这时的武汉街上「数千辆大卡车载著工人、农民和军人,排成四路纵队,举行『打倒王力』的示威游行」,此游行一直持续到23日,53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七.二○事件」。对于这一事件,陈再道至今为止的记述都仍然想把它说成是自发的事件,但陈是个军人,说话直筒子惯了,在需要用谎言掩饰真相时显得很笨拙。就从他现在写的这段不长的叙述中,不是明眼人也能读出里面的种种破绽。比如说战士冲进来,把他当王力打了一顿,这个「苦肉计」也编得太离谱了,既是独立师和29师的战士,会不认得司令员?再如跟王力一起的谢富治,连司令员都得「挨枪托」的战士和群众就会因为他是「老干部」,就能毫发无损?王力不也是「老干部」吗?当然,距之不远的主席住处更是绝对不能逾越的禁区,不被惊动正说明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严密控制下进行的。然而,所发生的这一切为甚么陈再道,包括王力,乃至「七.二○事件」涉及者,都似一致在刻意掩饰事情的真相呢?难道作为当事人的他们,即便事发时并不一定就清楚事情因何而起(面授机宜者除外),事后难道也没有疑惑吗?笔者认为显然不是的,他们之所以回避真相,只能用切身的利害关系来解释。 「七.二○事件」的真相,暴露的是中共高层权争,暗中较劲的人物又是「统帅」和「副统帅」,不管他们的矛盾公开与否,「天机」都不可泄,否则实在太有损伟大领袖和党的形象,罪莫大焉。54

  让我们再回到事件上来,现在可以直接揭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幕后展开的一切了。「七.二○事件」突发后,林彪最初并不疑有人设「套」,还以为找到了打倒陈再道的借口,于是立即行动起来,先把此事件性质定为「兵变」。20日上午,林彪亲自给毛写信,让中央文革中的笔杆子戚本禹、陈伯达、关锋帮助一起修改,55最后还签上江青的名字。此信由丘会作赶去武汉面呈毛泽东。信中的主要意思是说:外面形势不好,毛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其实是设法让毛离开武汉,他们方可放手行动。与此同时,镇压兵变的军事部署也在积极进行。林彪手下的空军伞兵部队两个师已接到命令火速向武汉驰援,56海军东海舰队接到李作鹏让海军党委拍去的电报,称「七.二○事件」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李作鹏并亲自指挥,在武汉王家墩机场设立了三军指挥部,南空的江腾蛟也奉命急匆匆赶到武汉」。5721日,林彪亲自登上东海舰队某舰,并给指战员作了报告,称陈再道是「三反分子」,要求武汉部队坚决支持左派。次日,东海舰队发表《严正申明》:「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58武汉军区一部也宣布脱离武汉军区,声称要把军区「领导统统打倒!」59武汉「百万雄师」对立面的造反派组织,则象预先有知一样,紧急动员起来「坚持斗争,等待著支左解放军的到来」。而更富有戏剧性的是此时被「百万雄狮」抓走关押在军区的王力突然失踪,原来是负责看守王力的武汉部队29师政委张昭剑阵前倒戈,将王力救出,转至小洪山空军司令部保护了起来。60与此同时,武汉军区陈再道的部队也在赶筑防御工事。61双方剑拔弩张,火拼一触即发。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时,真正的幕后人毛在干甚么呢?事件如所料的那样发生了,毛需要从武汉局势下一步发展中观察「对手」的动静和反映。但林已以「骚乱会危及毛的安全」为名,直接由国防部下令让毛从武汉转移上海。毛坚持不走,称「我宁可被抓」。62但就在20日当天下午,周恩来坐飞机赶到,在与周的谈话后,毛同意离开。21日凌晨,周恩来亲自布置毛泽东由东湖宾馆后门转移,用挂武空车号的汽车送到王家墩机场做飞机去了上海,这在毛是非常破例的。之所以如此做,显然是为了不让林觉察到毛、周对他已有戒备。但毛对被迫离开武汉很是恼火,据张春桥1974年在京西宾馆的一次讲话中透露:「主席到上海后,一夜没睡觉,把张春桥等人叫到身边。主席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能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甚么不和我通气呢?」63毛话中的「他们」指得是谁,显见在这时的毛、张之间已经是心照不宣了。

  周恩来也是在事发当天下午紧急赶到武汉的。周到武汉后做了三件事:一、保护毛安全转移;二、找王力的下落;64三、召开武汉军区干部会议,想通过斡旋,平歇风波。拿陈再道的话说,就是「先让武汉军区承认错误,保我和钟汉华过关」。65但林派人马岂肯甘休,正要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面对这一局面,周恩来的意图没有达到。

  7月22日,武汉事件中「遭迫害的英雄」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为了大造舆论,林彪让在京的中央文革组织了数万人去机场欢迎。林彪并于当晚,亲自主持了有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谢富治的汇报。会议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这一事件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看他们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便可名正言顺的讨伐;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讨「七.二○事件」,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声势造大、造足。按照这一部署,次日晨5点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谢、王「胜利回京的喜讯」。全国各地报刊均以头版头条刊载北京机场对谢、王回来的盛大欢迎的消息和照片各地造反派也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游行,表示对王力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和慰问。与此同时,武汉军区也收到了要陈再道、钟汉华进京开会的电报。24日凌晨三时多,武汉军区陈再道一行15人飞抵北京,66住进京西宾馆,而宾馆外,「三军造反派」已闻声而到,在叶群的亲自布置下,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布满了北京街头。造反派并曾试图抓走陈再道,但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未得逞。   25日下午,天安门召开百万军民大会,斗争陈再道。林彪出席讲话:「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

  26日上午,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处理武汉事件,十大军区负责人到北京参加,会议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主持。会上吴法宪等一再叫嚷要查陈再道后台,当然首先指向是徐向前,徐向前写张条子给周恩来,愤然离开会场。陈被坐「喷气式」,还被吴法宪打两耳光。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被吊打审问,要求交代陈再道交代过甚么任务,当然牛的回答是「我死也不能说……陈司令没有交代别的任务,就是要我好好保卫毛主席。」67

  27日,林彪一伙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地极端狂妄地进攻。」同日,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调北京批斗。也就从是日起,《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开始每天各自发表社论,相互转载文章,把「揪军内一小撮」由暗中活动转为公开号召,煽动「揪出带枪的刘邓」,并在全国各地开始掀起「揪陈再道式人物」的狂潮。  

  「七二0事件」发生不久,林彪曾在讲话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林说:「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做文章。」68从上述情况来看,在「七二0事件」后,林彪抓住题目,大做文章,应该说斩获颇丰。但也因「扩张战果」过于操切,给毛看出名堂,于是文革中的毛、林「蜜月」走到尽头。

三、「七.二○事件」后毛、林相争的格局和矛盾的升级

   「七.二○事件」后,由于有了正面冲突,矛盾趋于激化。而这时的毛已清楚看出林彪势力在军队的恶性膨胀,且有尾大不掉之势,但养虎成患,面对林彪势力咄咄逼人的扩张,如何应对,毛一时处于两难境地。69与林分手或摊牌在当时局势下都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由于林已掌握军队大权,也是由于缺乏名正言顺向公众交代的理由。因为林其时所做的一切,客观言之,并未丝毫违背毛的文革路线和精神,反倒可以说是毛文革意图「最积极、最忠实」的贯彻者。因为在早在一年前标志文革发动的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中就已明确指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混进党里、军队里、政府和文化领域各界里」,那么林彪一伙在「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军内一小撮」,又有何不可呢?当然,更大的顾虑是由于其时毛的最大政敌和对手刘少奇及其一伙还未被彻底打倒,所谓「人还在,心不死」,全国范围地「夺权」也才开始,基层政权基本还都把持在刘少奇赖以东山再起的大大小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如果与林反目,毛不仅没有稳操胜券的把握,而且所有的「文革理想」将统统付诸东流,而且一旦出现林、刘两派的联手,毛就将陷自身于万劫不复之地。这样的结局,毛是无论如何要加以避免的。70既然如此,毛只好暂时收敛起他的「虎气」,对林彪的逼人态势暂取守势,预防和反击的部署只是在不露痕迹中进行。71然而,毛、周的掩饰没有瞒过林的眼睛。「七.二○事件」后,林很快察觉到隐匿在事件背后的身影,72但这时的林也已势成骑虎,既然自己已被毛所怀疑,按林多年与毛的共事,深知以后的下场不会比刘、邓更好。于是对林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抗争,所谓「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73怎样抗争?林彪其时的对策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搞他个天下大乱,摆出对决的态势,把火烧大,逼毛让步。

  林彪是怎样把火烧大的呢?首先林以搞倒陈再道为缺口,乘热打铁,对军中的异己势力展开大扫荡。「七.二○事件」后,林一伙首先瞄准的靶子是徐向前和他领导下的军委文革小组,以及徐海东、彭绍辉、王新亭等一批在林看来可能成为他对手的军队负责人。在批斗陈再道的会议上,徐被指为陈再道的后台,徐帅愤而离开会场。74第二,把打击目标指向总政,林对手下说:总政是「水浅王八多」,成了「一筐烂梨」,「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治部阎王殿。」75第三,在各地狂掀「揪军内一小撮」高潮。林彪亲自对北京的学生造反派领袖蒯大富、韩爱晶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76在林彪鼓动下,蒯大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等中央首长的指示,并为「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以及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77在这股狂潮下,全军文革小组自文革以来第三次改组,徐向前不再担任组长,虽然取代徐组长一职的是谢富治,但下面组员中,一次比一次更接近清一色的林彪集团大将。78肖华为首的总政被砸烂,各地大军区也都普遍受到造反派组织的冲击,对立两派的武斗事件从木棍、砖石升级为机枪、大炮。798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林彪为纪念抗战二十周年写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红旗》杂志则发表了由林杰起草,王力、关锋审定,陈伯达签发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是「揪军内一小撮」。

  北京发生这一切都由周恩来随时报告给了毛泽东,毛认为倘听凭眼下局势继续发展,他所担心的事马上就会变为现实。于是,毛觉得可以出手了。8月10日,毛在林彪送审、准备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对《红旗》杂志8月1日「社论」表示了强烈不满,批示 「还我长城」。808月11、12日,中央文革召集北京高校及中学红代会代表开会,对反击「大抓军内一小撮」作了具体部署。也就从那时起,北京各单位开始进行「形势教育」,「揪军内一小撮」开始紧急剎车。81

  毛的出手让林彪感到了日益迫近的危险。的确,以当时林彪恶人做尽的处境,接不了班,就是灭亡。正如一位海外学者揭示林的心态时所说 「我为你出生入死打天下,为你把战友同志得罪光,到头来你要放我的坏水,叫我孤家寡人,何处落场?」82 也就是说,你毛泽东靠文革完成党内清洗,我林彪靠文革完成军内夺权,你让我抬轿,我要你放权,大家各得其所,或许能相安无事,如果你毛泽东只是利用我林彪,而且在让我成为众矢之的后,再将我抛出或打倒,那我林彪也不甘坐以待毙。然而,以当时林的力量要跟毛去较量,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不自量力的,唯一的办法仍是「打著红旗反红旗。于是在「大抓军内一小撮」被紧急剎车后,林一伙开始转而实施「清君侧」的方略,从8月中旬起,重点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及其领导下国务院系统各部门。83是月,上海出现了矛头对准周恩来的所谓「伍豪启事」大字报,早在是年5月就成立,后沉寂一时的「首都五一六兵团」也空前活跃。848月7日,「七二O事件」的英雄王力来到北京外语学院,发表了他著名的所谓「王八·七讲话」,号召「造外交部的反」、 「夺外交部的权!」 8月22日,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北京出现的大乱形势,矛头所向十分清楚,在林的势力甚嚣尘上时,形格势禁下的周恩来招架不住了,他需要毛的援手。以下是杨成武的一段回忆:

  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要使形势得到控制,就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而周恩来又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动,他决定把北京的有关情况告诉已在上海的毛泽东,请毛泽东定夺。85周关于北京情况的材料是让杨成武送交主席的。在杨把这些材料交毛时,杨看得出毛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他对杨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看看材料,考虑考虑。」两天后,杨成武被毛请了去,毛对杨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杨记录了毛的话。临行前,杨又到毛那里,问毛还有无别的指示。毛像是想起了甚么,说: 「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就这样,结束王、关、戚政治生命的决定在上海的宾馆发出了。86周在接到毛的指令后,立即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王、关被当场拿下,从此消失在文革的政治舞台。87一个月前,王力还是从武汉凯旋归来的「大英雄」,不到一个月就沦为为囚犯,体制内文人,用之则重,舍之则轻,其命运不是扮奴才,就是充打手,可悲、可叹。88不仅如此,毛、周在采取对王、关等人逮捕的措施时,让杨成武去北戴河向林彪通报也是别具深意的。杨与林的关系,杨的代总长是林彪给的,但那个「代」字也是林彪让加的,其目的就是要看杨成武能不能成为他的心腹。「七.二○事件」后,周让杨成武、余立金陪同主席视察,杨、余等很快将对林的忠诚变为对主席、总理的紧跟。林是个明白人,对杨等的择枝而栖已有洞悉。现在,毛、周让杨去向林通报王、关、戚事件,乃让杨以现身说法去警告林「要挖我的山头办不到」。89故在杨到北戴河后,林给他的待遇是「先等著」,两个多小时后,他才被叫进林彪的居室,勉强握手后,林第一句是:「有甚么话说吧!」在听杨汇报了对王、关的处理后,林只是微微点个头。杨问:「林副主席还有甚么指示吗?」「没有了」林用冷冰冰的三个字结束了谈话。从林那里出来后,杨从里到外感到一股凉气。在杨成武记忆中,这是他与林之间一次最为「难堪」的见面。也正因为此,半年后(1968年3月),所谓「杨余傅事件」又发生了,杨成武等也于一夜之间与王、关、戚一样,成了阶下囚。90

  为给林彪一伙以坚决的震慑和迎头痛击,毛、周在重手出拳,拿下王、关的同时,也猛然增大了对所谓「打著红旗反红旗」一类「反革命两面派」的攻击火力。9月5日,江青接见安徽来京代表,强调「文攻武卫」,称:「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要还击!」是日,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连衔发布了著名的「九五命令」,严格禁止群众「进驻军事机关」,「抢夺军队武器」,违者将以「国法论罪」。此命令也由江青当著安徽来京群众组织代表宣读录音,分送各地播放。916日,北外「红旗」、邮电学院「井冈山」、经济学院「红旗」等十余个组织攻占外院「六·一六」总部,抓获15名「炮打周恩来」的学生领袖,92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称:「现在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铸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所谓『五一六』的组织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国「认真学习江青《九.五讲话》」,清查『五一六』分子,各地纷纷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9月16日,《红旗》被抄,次日出版的《红旗》第14期刊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的社论,开始一反以往「揪军内一小撮」的气势,把解放军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擎天柱」。93 9月17日,周恩来、江青接见大专院校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话中对林彪一伙进行了近乎于点名的批判。如周称:「『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我们一听,这怎么象话。夺谁的权,全国军事大权在毛主席手里,毛泽东思想挂帅,怎么能武装夺取政权」,「这个怀疑一切,怀疑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怀疑军队,怀疑革命委员会,想干甚么好事,很容易走到对立面。去年的革命者可能走到对立面,希望你们不要滑过去,我们和你们共过患难,是战友。如果硬要滑过去,那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办法。」江青更指出:「这样做是自毁长城」,还告诫红卫兵造反派小将:「我建议你们提高革命警惕,注意坏人,你们有些错误,是坏人引诱你们犯的。有些坏人以左的面目出现,搞两面派,我们也有个认识过程,何况你们,所以不能责怪你们。但你们要提高警惕,善于识别。」94与此同时,由于「七.二○事件」的警示,毛开始对文革的战略步骤作出重大的调整。根据9月24日新华社电,毛自7月份以来,开始巡视华北、中南和华东各地方,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的巡视通常具有战略作用,就在这次为时3个月的巡视中,毛形成了他的文革新方略。毛的新战略是甚么呢?10月7日,中共中央将毛视察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发表的一系列意见整理成文,发出了一个通知,内容见下:(节略)95

  一、 关于形势。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时都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时间,整个形势将变得更好。96

  二、 关于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97

  三、 关于对待干部。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允许干部反错误,允许干部改正,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98

  四、 关于红卫兵。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99

   从以上4点重要指示来看,这时的毛已不热心于风暴,他需要尽快完成「夺权」任务,尽早结束与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较量,而后才好「收摊子」,以便腾出手来从容对付林彪。然而,林彪也决不是善罢干休的,毛的无情还击,使林感到愤怒。尤其是王、关等的被抓,对林彪来说,犹如断其臂膀,林完全明白,这是毛给他的一个严重警告。但林似乎并没有太把毛放在眼里,因为林心里清楚,毛现在还不到与他「摊牌」的时候,他还有与毛较量的资本,那就是两样:一、军队,只要有军权在握,毛就不能轻易把他扳倒;二、文革,只要刘、邓尚未彻底打倒,毛就需要维持与林的结盟。于是,林彪在毛的连连还击面前,并没有轻易示弱,表面上「大抓军内一小撮」在《九五命令》后开始趋于平静,但暗中高层军权的争斗则较前更为激烈,1967年底开始北京刮起 「倒谢(富治)妖风」,以及次年3月突然发生的「杨、余、傅事件」,都是这一时期林彪对毛的回敬。100林并很快又发明了「反三右」的口号(「反右倾翻案、反右倾分裂、反右倾投降」),一方面继续用「两面派」的手法来声东击西,混淆视线,一方面开始关注于各地的「夺权」斗争,借文革「支左」中军人权力的无限扩张,通过各地革委会成立中的「权力再分配」,实现林派势力在各大军区和地方的更大伸展。然而,这时的毛,对林已高度警惕,岂能再让林彪得手,于是采取「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手」的策略,重用军队中的非林谱系人马对林实行牵制,同时牢牢把住各地革委会成立中的「权柄关」,与林派人马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战和拉锯战,于是乃尔,自进入1968年后,各地武斗更进入白热化,101此也乃毛所指盼的「全国山河一片红」迟迟不能实现的原因。

   然而,这时的毛、林之间虽已出现巨大裂缝,但在报章刊物上,伟大统帅和他亲密战友形影不分,宣传一仍以往,林彪、江青、叶群等互相吹捧的频率反而异乎寻常地高涨了起来,尤其在「中央首长」一起出现的公开场合中。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在宣布杨、余、傅罪状的军队各兵种1万余人大会上,每位出席「中央首长」讲话,都不时有人插入大呼口号,喊的次数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林彪讲话时,江青带头领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江青讲话时,也每每有叶群高喊 「向江青同志学习!」 「向江青同志致敬!」周恩来的口号则是「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 于是乎,会场上口号此起彼伏,喊成一片。102喊口号,乃玩政治人的即兴表演,然文革中中国政坛「领袖人物」口是心非的做「政治秀」到如此肉麻的地步,让人不得不佩服「政治人物」一个个的寡廉鲜耻。也就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当众宣布了由黄永胜接替杨成武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戌区司令的命令。103这一任命从长远看,是毛玩了一个名升暗降、调虎离山的把戏。104但在当时看,无疑是毛向林作出的重大让步。之所以如此,乃毛心里明白,他与林还不到分手的时候。1968年,毛的文革「夺权」斗争进入最后阶段,而持续了一年多的「拉锯战」使毛意识到若不与林妥协,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目标就将遥遥无期,而一旦与林彪分道扬镳,毛的文革部署,轻则半途夭折、中挫,或根本无法继续。重则导致真正的天下大乱,毛完全失去对文革的控制。显然,毛已把自己逼到了悬崖上, 他必须在两堵悬崖间走钢丝,要想不粉身碎骨,就必得靠上一处绝壁,何去何从?毛确实不愧为最大的政治赌家,在毛与刘已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后,毛似乎已无选择,他宁可「与狼共舞」,也不愿意看到让刘派势力的东山再起。于是他容忍了林的造次。从毛踏入政治舞台以后的历史看,毛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无条件的投降,无保留的妥协,而当他后退时,他也总是做好了再次进攻的准备。1927年对瞿秋白、李立三是如此,1931年到1934年对王明、秦邦宪也如此,抗战时与国民党的联合是如此,文革前对刘少奇、邓小平也如此。这次与林的斗争当然也不例外。毛为了实现他的战略目标,他需要,也必须做出一定让步,以缓解与林的矛盾,换取林对他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支持。当然,在林实际握有这样军权的情形下,毛已不想让林的势力继续发展,他在维持与林「亲密战友」的同时,做的是与林作最后较量的准备。

  注释
  1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韩钢〈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第36页,载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第10期,2006年1月14日。
  2 1962年七千人大会被认为是毛发动文革意图的肇始,在这次会上,毛因大跃进失败的错误,受到刘少奇、彭真等人含蓄的批评。正式林彪站出来袒护毛的错误,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我们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对林的讲话,毛相当欣赏。
  3 林彪〈5.18讲话〉(1966)中把毛吹成「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林并说:「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广泛应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捧毛捧到肉麻的程度。 
  4 1965年底,文革开始前夕,罗瑞卿在无任何迹象的情况下被逮捕整肃,其主要罪名就是「反对林彪」,「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见《中共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的错误问题」的报告》,1965年12月8日。)在毛帮林拔去了「眼中钉」后,作为回报,林彪于1966年2月委托江青召开了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此间交易,如江青所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04.12) 
  5 这封信的真伪,现在研究者中是有争议的,因为据说此信正件当时已销毁,林彪事件后才公开的这封信是江青、康生重新写的。本人认为,即便该信有部分内容是后加上的,但仍有相当可信性。 
  6 《徐景贤回忆录》,第8页,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 
  7 196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称「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8 〈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请示报告的批示〉,1967年1月21日。
  9 〈毛、周等接见军委碰头会人员讲话〉,见香港中文大学史料研究中心《中国文化大革命史料光碟》 
  10 最早的档为1966年5月颁发的〈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规定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限制在宣传、文化、报刊、出版、院校、科研部门。6月14日,全军文革小组又颁发了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条规定》。10月29日,时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总政治部主任)在各军区政委和文革组长会议上作报告,规定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领导机关,不得进行串联活动。 
  11 林彪军队谱系:井冈山时期的红一军团-抗战时期的115师-解放战争时期的第四野战军。文革前,林为加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极为重视干部的「政治血统」。在握掌重要军权的岗位上,都尽量安排林彪系统的干部,即所谓四野谱系的人物。文革中,更是登峰造极。军队高层,如军委、总参、总后、总政(曾一度取消),以及各大兵种核心部门的领导多半为四野出身。详见「1967年底军委总参谋部主要负责人出身列表」,转载自《中央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第160页。 
  12 在地方10个大军区中,文革之前,属四野谱系担任司令员和专职政委者,仅广州军区的黄永胜(司令员)、福州军区的韩先楚(司令员)、南京军区的杜平(政委)、济南军区的袁升平(政委)4位。而最有实力的几个大军区主要领导则多半不属四野谱系,如北京军区的杨勇、南京军区的许世友、沈阳军区的陈锡联、成都军区的黄新廷、昆明军区的秦基伟、武汉军区的陈再道等。 
  13 1967年3月底、4月初,也就在「文革派」加大火力痛击「二月逆流」时(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国内很多军区几乎于同时举行了武装游行示威以示抗议。 
  14 林彪曾说过:「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现在是没有人,刘少奇不也当过接班人吗?」见《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992页。 
  15 毛对文革中所流行的「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说法尤为反感,曾气愤地责问「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吗?」 
  16 「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军队中以军事院校学生为主体的造反组织。文革开始后,军队的文革被限制在军事院校、文化团体和某些军事科研单位,所以有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产生,这部分军队造反派是最早被林彪用来冲垮军中异己势力的工具。而所谓「二月逆流」,则是党内一些原来对毛搞文革虽不太理解,但仍愿意跟毛「继续革命」的党、政、军内一批高层领导们,对文革以及中央文革的不满的总爆发。1967年2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集当时负责日常工作的党政军有关领导和文革小组成员的碰头会。会上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以及余秋里、谷牧为一方,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为另一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斗争。怀仁堂发生的这一事件立即被汇报给了毛,招致毛龙颜大怒,声称「要上井冈山打游击」。于是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一应人乘机向「三老四帅」下手,把这场交锋说成是「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把矛头对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后便展开了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其结果是把当时属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许多党政军领导人摆放在岌岌可危的位置上,自此以后,万马齐喑,不再有人敢站出来为刘少奇说公道话了。 
  17 反击「二月逆流」以后,从2月25日,到3月18日,毛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会上林彪和中央文革派展开了对为首「老帅」的批斗。与此同时,林彪也加紧了对「自家班底」的营造和拼凑。林的亲信多半产生在他的四野谱系中,核心人物用的更是「双一」标准,即(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为了让他所看中的人能够死心塌地地忠于他本人,他在物色时就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手段,所谓「恩威并重」,即先让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陷入困厄时由林或叶群出面来干预或搭救,如这一时期被林彪收为己用,并在以后成为林彪股弘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总后部长丘会作、以及先为广州军区司令员,后被擢升为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等,都有这样的经历。而这些人在被林「搭救」,并受重用后,对林彪自然感恩戴德,无限效忠。吴法宪曾在林彪面前流著泪呼喊祝林彪「万寿无疆」, 李作鹏则说:「林副主席活著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丘会作说:「林副主席、叶主任是再生父母。」 还专门写了篇《零点得救》的文章,以表对林彪救命之恩的感念。
  18 此种策略,也即林彪后来所说的「要师出有名,要有行动的借口。挑起几个大事件,逼迫军区领导犯错误。」 见1968年9月1日广州《三军联委战报》。 
  19 如上已述,文革进入「夺权」阶段后,在各地时受到原当权派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抵制,为此才有毛派军队「支左」的决策。然而,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后,能否就会站在「左派」(也即当时由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一边,实在是殊成问题的。仅从感情上来说,由于中共军方领导与地方「当权派」在「打江山」年代就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虽然此后部分在地方工作,部分留在军队,但彼此间关系密切,对他们被造反派胡乱批斗,往往报以同情。此外,在两派群众组织出现严重对立的地方,被视为「造反」组织的一方,往往内部成分复杂,在军队领导看来,此类组织多半有「坏分子」混杂其间,而被「造反派」骂为「老保组织」的一方,其成员则多为「红五类」,热爱党,热爱老干部,如果要军队自己决定支持哪一方的话,毫无疑问,多数军队支持的不会是前者,而只会是后者。更重要的是,奉命「支左」的部队多属大军区领导,而大军区主要领导中有很多为非林谱系,而林彪为控制军队起见,认为掌握军队的大权的人只能在林彪系统中产生,这些非「四野谱系」军人是不可相信的。尤其是反「二月逆流」后,由于军中不少老帅挨整,使得下面军队中很多与这些「老帅」有历史关系的非林系统的高级将领人人自危,害怕哪一天也整到自己头上,故而在奉命「支左」中,对造反派戒心森严,对被打倒的地方干部则抱有同情,因而在军队奉命「支左」的很多地方,军队不仅未能去支持造反派,反而出现了普遍的「支右不支左」现象。而这一现象的出现,恰好为林提供了搞垮这些大军区领导人的借口。(1968年9月1日广州《三军联委战报》)
  20 关于1967年上半年的各地武斗和冲突事件,可见这一时期各地红卫兵和造反组织所办的小报,以及「中央首长接见各地造反派进京代表的讲话。 
  21 在林彪需要借毛泽东的「文革之手」,向军中异己势力发起攻击时,当时得到中央文革直接支持的首都几大造反组织便成了他可供利用的工具,林彪需要用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小将再次来为他」揪军内一小撮「战役打头阵。而这些造反组织的头头,也因为前一阶段所向披靡的造反成果,已成为这一时期的政治明星,个个头脑发昏,既然军队中有人敢冒大不韪「支右不支左」,那他们就敢向这些「带枪的刘、邓」发起冲锋,尤其是这一资讯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某些人后,更加有恃无恐,当仁不让,冲杀在前。于是,在1967初起的「揪军内一小撮」之风中,原来毛打倒刘、邓所依靠的造反派组织,几乎全成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干将,蒯大富手下的清华井冈山兵团、韩爱晶北航红旗、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等,更是一马当先,但凡发生大军区与造反派组织对立的地方,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从而也为这些风云人物在半年后即迅速在革命舞台上消失,并变为阶下囚作了不自觉的铺垫。
  22 林把毛尊奉为「活著的恺撒」,视自己为「中国的克伦威尔」,而他领导下的中国的解放军则应该成为「1860年伦敦那种单纯、心明眼亮的『新模范军』的亚洲版」,见(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第376页。 
  23 林彪在1967年上半年制造「打倒拿枪的刘、邓」舆论,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时,充分利用了江青的狂妄和无知。也就是说,林彪想打倒谁,自己通常并不出面,而是处处突出江青,把江青捧得的晕晕糊糊,让她出面到处发表支持造反派的讲话,去与那些犯了「支右不支左」错误的大军区领导针锋相对。比如武汉发生动用军队抓捕「造反派」事件后,逃到北京的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江青接见。又比如1月29日四川发生造反派围攻成都军区事件,叶剑英以军委名义发出「2.17通知」制止,江青气得将通知焚毁。这当然正中林彪下怀。林通过这样的手段,既打击了自己的对手,又让军队高级干部将怨恨集矢于江,除此而外,还通过江青的情绪影响了毛,可谓一石三鸟。嗣后因毛、林矛盾发展,江青也意识到自己上了当,恨恨地说:「现在不能这样再上别人的当,到处揪军内一小撮。我就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去年点革命之火,那是大串联啰!现在又出去了,那就是帮倒忙了。……上了别人的当」。见1967年9月5日〈江青对安徽来京代表的讲话〉。 
  24 在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就明确规定:(1)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2)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该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3)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该坚决回击;(4)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防空洞;(5)要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25 日本《读卖新闻》,1967年4月4日。 
  26 关于毛这一时期为收揽军心而采取的步骤最明显地可见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为人民立新功〉。江在这个谈话中大讲毛为人如何好,说「主席总是说甚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同时为消除军队中不少人对她的反感,一再替自己表白,说自己「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尤其是「老红军」的敬仰,还故做矫情地谈起延安时期的一段往事,说:「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对于前阶段支左中,很多军队并不支持左派,江青摆出谅解的姿态,但强调的重心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而是军队「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要「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因在座将军中为数不少人的孩子因「联动」问题至今仍被关押在牢,江青为消除他们的反感,讲了一个「触蜇见赵太后」的典故,用意显然是希望能得到这些将军们谅解。讲话后几天,被关押的「联动分子」在江青阿姨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27 五大军区中,除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外,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南京军区司令员、福州、济南军区如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 
  28 在1967年1-6月间,在大军区所在的福州、广州、成都、西藏、武汉、南京等地,都发生了的造反组织冲击大军区的事件,各地武斗也愈演愈烈,并且出现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抗。尤其是4月份以后,各地武斗已发展到内战规模。这一情形在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1967年5月14日讲话中就有,谢在讲话中谈到:北京从4月30日到5月10日,武斗出动人数达63,500多,其中发生50人以上参加的武斗133次。重庆武斗从6月4日到8日,(军区支持「八一兵团」袭击、围攻西南师大「八一三」造反派,发生武斗),参加人数达2万多,死百余,伤千余,军队甚至使用了大炮200门,步枪上万支,杭州5月29日发生大规模武斗,6人被枪杀,150人受伤(军队支持浙江产业军袭击造反派)。各地武斗情形,见其实各类造反组织自办刊物。 
  29 毛是以准备「横渡长江」为名去武汉的,但正如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主席去武汉并不是真的为了游泳,而是要就地解决问题。」见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版。 
  30 「七.二○事件」后,林彪有个〈八.九讲话〉,里面就讲到: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所以林说:「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 
  31 见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75-76页。
  32 全军文革小组成立于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后的6、7月间,最初统属于总政领导,第一任组长为时任总政副主任的刘志坚,他同时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在刘主持全军文革小组期间,军队还没有直接介入地方文革。1966年12月,刘志坚因未完全按中央文革派意图办事,被说成「执行了刘、邓资反路线」而打倒。1967年1月11日,全军文革小组改组,改组后全军文革小组不再属总政领导,而直属于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成员有20多人,表面一看似乎山头主义色彩不浓,但仔细一考,可发现其中与徐向前发生过较长部属关系者,人数比较多一些。他们是谢富治、王新亭、徐立清、王宏昆、唐平铸等。毛泽东突然重用闲置已久的徐向前,并且吸收较多的徐的旧部属加入全军文革小组,显然是有用心的。用心之一,是因为文革中打倒了一些老帅,属于贺龙、彭德怀等系统的干部显然已不被信任。而「红四方面军-129师」干部(在解放战争时期多编入「二野」),因在军队中担任相当职务的人不少,也有较大影响力,毛想通过起用的手法,达到「团结大多数」以孤立彭、贺系统军事干部的目的;用心之二则明显是牵制林彪势力的,用「二野」抗「四野」,是毛的权力制衡术在军队中运用与反映。 
  33 工总:全称「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是武汉地区最早成立的造反派工人组织。 
  34 陈再道在1967年2月26日到3月25日北京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话,见王年一《史无前例的年代》,第404页。 
  35 照说密商夺权无异于谋叛,一旦败露,留下录音,无疑是给自己留下的罪证,李希迎作为军区主要领导之一,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之所以这么做,显然另有需要。 
  36 1968年7月广州「工革联」主编《资料专辑》中「李希迎的罪状」。 
  37 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7月21日北京电:这一时期武汉文革情况还可参阅《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座谈纪要》(1967.05.15)
  38 《陈再道回忆录》,第39-40页。 
  39 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穆欣,握掌《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大权,为林彪集团的主要笔杆子,」也是「揪军内一小撮」舆论的主要制造者,1967年前后,先后被撤职,投入监狱。 
  40 见〈「七.二○事件」当事者说〉,第85页,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第77页。 
  41 见王力〈对陈再道《武汉七.二○事件始末》几个问题的说明〉,载《王力反思录》上册,第249-250页。
  42 见《王力反思录》(下),第1005页。 
  43 见〈「七.二○事件」当事者说〉,第80页,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第77页。 
  44 这并不是笔者的臆测,后来的一系列发生的事证实了这一点。
  45 〈「七.二○事件」当事者说〉,第85页,载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46 见〈「七.二○事件」当事者说〉,第85页。 
  47 〈「七.二○事件」当事者说〉,第85页,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第85页。
  48 〈「七.二○事件」当事者说〉,第85页。陈再道说:「王力讲完后,谢富治又要刘丰等空军负责人挨个『亮相』」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第85页。
  49 《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007页。 
  50 〈王力同志在武汉钢二司红水院欢迎会上的讲话〉(1967年7说19日),见《王力反思录》(上),第254-257页。 
  51 陈再道文中说:「王力讲完后,谢富治又要刘丰等空军负责人挨个『亮相』」见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第85页。 
  52 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第88页。 
  53 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第91页。 
  54 至于事件发生时,作为当事人的陈再道、王力等,是否就能意识到自己卷入了毛、林矛盾中,笔者认为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他们虽然也是接近权力核心圈中的人物,但毛、林矛盾从隐蔽到公开,到激化有一个过程。所以,当事人的卷入,很可能不是自觉的,而是无意识的,很大程度上是受各自在文革中立场和倾向性的驱动。但是在事件过程中发展过程中,作为「个中人」的他们一定会有察觉,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依附和投靠,但不论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也好,「上贼船」也好,「天机」都不能道破,否则该当何罪,这些在中国政治圈中摸爬滚打多年的人都是心知肚明的。而事后以至今天,他们仍然对事件真相讳莫如深,刻意加以回避,则更多可能是由于「为尊者讳」的缘故。 
  55 此几位与王力一样都是中央文革小组中得到林彪重用的主要笔杆子,「揪军内一小撮」舆论的主要制造和鼓吹者。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戚本禹、关锋分别为《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主编。 
  56 据说是余立金的8199部队和空降独立师。  
  57 见《陈再道回忆录》,第66页。
  58 〈「七.二○事件」当事者说〉,第102页,载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59 〈「七.二○事件」当事者说〉,第102页,载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60 〈「七.二○事件」当事者说〉,第100-101页,载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61 另据8月11日日本《读卖新闻》北京电讯报导:武汉兵变几天中,被王力指为「叛徒徐向前一派」的许世友所指挥的南京部队、福州军区司令指挥的福建和江西也出现紧张局势,不少地区武斗加剧。北京电报局曾一度停止受理一切新闻电报,封锁消息。 
  62 毛当然不相信林彪的所谓「兵谏」、甚么「谋害主席」、甚么「反革命事变」等,毛自己的结论是「不过是要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因为毛心里很清楚,他自己就是这出戏幕后真正的导演。事实上,毛在事变当日就曾与陈再道见过面,并指示「放王力」,但不能讲出是「毛的指示」。见〈「七.二○事件」当事者说〉,第90页,载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63 〈「七.二○事件」当事者说〉,第92页,载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64 总理到武汉后,知道王力失踪很著急,下令找到王力。而其时,王力已由刘丰从接出,转移到了空军司令部保护了起来。 
  65 《陈再道回忆录》,第66页。 
  66 被要求一起到北京的除陈、钟外,还有牛怀龙(29师师长)、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武部政委)等5人。 
  67 会上情景可参见王年一《史无前例的年代》,第428-429页。 
  68 《王力反思录》下,第1066页。 
  69 由于文革中,林彪得毛重用,亲信股弘遍布各军、各部,除掌握枪杆子外,毛若加以清除,势必激起兵变,而若不加清洗,任其继续坐大,则更属后患无穷,毛处在进退维谷之中。因此,查阅毛这一阶段(1967年8、9月间)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可看到毛多次黯然地提到「群众被蒙蔽的问题」。 9月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则称自己对「放弃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斗争的倾向感到忧虑。」从毛的这些话中,可看出其时局势对毛是很不利,文革以来,毛从未说过这么沉重、软弱和黯淡的话。两年后,毛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了实话,称「前年(指1967)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1969年4月28日)
  70 毛的底线:保持住文革路线仍在高歌猛进的「大好形势」,稳住文革搭起的架子,不能让毛坚持要打倒的人翻案,如果这三条不能保住,毛的文革不仅无法再向前推进,而且会出现崩塌的连锁反应。所以毛在权衡再三后,不得不与林妥协。 
  71 如在对陈再道的处理,毛在批复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档上,在陈再道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两字,嗣后陈再道、钟汉华都被留京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被保护了起来。与此同时,毛开始到处「打招呼」,散布不满和不利于林的舆论。据跟毛一起出巡的杨成武回忆(见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第132-134页。):此一期间,毛开始不断地发表「精辟见解」,如针对林彪的「四个伟大」,毛问「谁封我四个官啊?」又如「甚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等等,而在召见各地区的高级军事人员时,也经常用「那位副统帅」,而不用「同志」来称呼林。
  72 「七.二○事件」后,武汉「钢二司」及广州造反派珠影东方红合刊文章《武汉「七月革命」》一文:7月22日,武汉造反派就获知「陈再道是有后台的,可能很大,而且问题不仅是武汉。」此则并非空穴来风的消息证明,中共上层斗争的内幕当时在造反组织中都已有风闻,更遑论个中人的林彪了。另据文革期间给林彪当秘书的张云生回忆「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现前后判若两人,……过了八一,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见张云生、张丛《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显然,林彪其时已发现自己可能中了毛的圈套,操之过激,有点覆水难收了。 
  73 这时的林出路应该说有两个:一、前功尽弃,认输投降,死心塌地当毛的顺臣;二、重整旗鼓,抗争到底,以求绝处逢生。林显然选择了第二条路。因为在林看来,所谓的第一条路对他林彪也许根本不存在,王明、张国涛、彭德怀,以至文革中倒台的刘、邓,前车可鉴,而他林彪认输的下场,只会得到比他们更严酷的处置。
  74 徐离开前,写了张条子给总理,内容不详。见〈「七.二○事件」当事者说〉,第109页,载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75 其时的总政治部主任为肖华,肖华本来是属于林彪看重的人。「二月逆流」事件出来以后,徐向前请假检讨,全军文革小组工作实际由肖华负责。但要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以及在要不要「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肖华的态度令林彪、叶群失望,从而失去了林的信任。武汉事件后,在「揪军内一小撮」狂潮中,总政被砸烂,肖华下台。 
  76 《「七.二○事件」当事者说》,第107页,载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77 1967初起的「揪军内一小撮」之风中,原来毛打倒刘、邓所依靠的造反派组织,几乎全成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干将,蒯大富手下的清华井冈山兵团、韩爱晶北航红旗、聂元梓的北大 ,更是一马当先,再次成为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 
  78 全军文革小组最初统属于解放军总政,第一任组长为刘志坚。1967年1月,刘志坚被打倒,全军文革小组重组,组长由徐向前担任,接受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武汉事件后,全军文革小组再次改组,直到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全军文革小组被军委会核心组所代替。成员为吴法宪、丘会作、张秀川、叶群。见周恩来1967年9月17日接见北京大专院校部分代表的讲话:「鉴于徐向前、肖华主持的全军文革小组已经瘫痪,不能领导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决定命吴法宪、丘会作、张秀川、叶群4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79 「七.二○事件」后,林一方是竭力要通过「揪军内一小撮」搞掉军队中的非林派将领,而毛则欲通过在地方大军区中依靠非林系主要将领清除林派人物。林一方散布 「武装革命」、「战争解决问题」,毛一方则有「地方包围中央」的提法。两不相让,针锋相对。不好站出来公开较量,于是都采取了在幕后操纵群众组织的手法,毛都曾作最坏情势打算,那就是秘密武装群众,建立「第二武装」。据《王力反思录》叙述(第1012页):1967年8月4日,毛给江青一信,提出「要武装左派」,好像部队不可靠了。9月5日,江青在给安徽赴京代表的讲话中公开号召「文攻武卫」,张春桥、姚文元于是支持王洪文在上海筹建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队」。而善于「打著红旗反红旗」林彪则干脆接过毛的话,指示「武装左派,直接发枪给群众」。(见〈1967年8月9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时的讲话〉,《泽东传》,第401页。)自此而后,各地武斗于是有增无减,从对立两派群众组织的恶斗,发展到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垒和混战。
  80 见《文革大年表》,第212页。
  81 见《文革大年表》,第211页。 
  82 朱学渊《一堆糊涂虫说林彪》,香港《开放杂志》2004年9月6日。  
  83 国务院是周的领地,由于周恩来在「七.二○事件」中的角色,林彪已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开始对毛实施「清君侧」,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包括张春桥。此外,林这一时期对付毛的手段是把局面搞乱,越乱越好,乱了才好混水摸鱼。林彪说「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坏人;三、坏人斗好人;四、好人斗好人。」见1967年《林彪八九讲话》。 
  84 最初是北京地区一个「炮轰周恩来」的造反组织,1967年「王、关、戚事件」时即被取缔,头头被抓。而在文革嗣后阶段,「五一六兵团」成了「莫须有」的代名辞。  
  85 见〈代总长与国防部长〉,载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第135页。  
  86 〈代总长与国防部长〉,载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第136页。
  87 毛的侄女王海容曾就「王力、关锋倒台」一事问过毛,毛泽东当时说了二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见陈益南《读〈外交部文革纪实〉》林彪网站  
  88 在毛、林这些政治人物看来,所谓「笔杆子」,都只有可供利用和驱策的价值, 1967年8月中旬以后,「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被作为一项错误遭批判,而王力、关锋被抓,使这项错误有了「替罪羊」。林一伙在毛发起反击后,为掩护退却,把「大抓军内一小撮」说成是王力、关锋私自搞的,把责任推倒了王力、关锋等「笔杆子」身上,于是江青宣布「把王力、关锋逐出中央文革」。与王力、关锋几乎同时被拿下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赵易亚(8月23日),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穆欣(9月1日),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这些文革以来专门制造冤假错案的刀笔大吏,不幸也都被「莫须有」的罪名所诬,被投进了「中国的巴士底狱」-秦城。其实,这些「秀才」,包括迟3个月倒台的戚本禹在内,下台的直接原因无他,乃策划、参与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想再立功,不料马失前蹄,跟错了人,立马翻船。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5月16日成立时,连顾问一共有21个成员,经几次清算,到了1967年9月,随著王、关、林、穆等被撤职,仅剩下7个人。 
  89 毛嗣后在与林彪相争中一再讲到:我就不信红一军团的人会听你的(指林彪)!」 
  90 1968年3月22日,杨成武因所谓的「杨余傅事件」被捕入狱,成了毛、林斗争中最大的牺牲品。
  91 《江青、康生接见安徽双方代表团的指示》1967年9月5日。同日,周恩来在接见福建革造会联络站负责人时也讲到「武汉出了个陈再道,全国就到处揪陈再道,这是对我们伟大军队的污蔑!……你们要顾全大局不要动摇军队,不要自毁长城,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时候了,今天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说今后再夺枪就是反革命行动了。」 此两讲话全文均见香港中文大学史料研究中心编纂《文化大革命史料光碟》。 
  92 9月1日,北京市革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到会讲话,称:「『五一六』实一个反革命组织。到处打倒周总理,这时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93 即便如此,11月23日,《红旗》在出了第16期后,还是被下令停刊,直到1968年6月才复刊。《红旗》是中共中央的最高理论刊物,一贯被视为党的喉舌,但该杂志实际操纵在林派人物手里,这一时期被清算的王、关、戚、穆欣、林杰等权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前都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职务,总编是陈伯达。它的停刊,反映了问题的严重,和上层斗争的激烈。 
  94 《1967年9月7日周恩来、江青等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代表时的讲话》,见文革史料光碟。在这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人一系列公开讲话中,虽然对林一伙都以「刘少奇一类骗子」的称法出现,也即以刘少奇为明靶,但显然话中有话,明骂刘少奇集团,暗指林彪团伙,影射林彪团伙也是「打著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 
  95 《通知》全文见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499-500页。 
  96 毛关于「形势大好」的强调,公开见报是在是年11月7日的《解放军报》社论「要抓好形势教育」中,由于当时反复进行的「形势教育」,此段「毛语录」很快变为文革中谈形势时的套话。然而,在人妖颠倒的文革中,经验已告诉老百姓,对文革两报一刊社论中讲的话,很多地方是需要反著听的,说形势大好,乃形势大坏,越是强调「大好」,就说明出的问题越大,以致需要悉心加以掩饰,而欲加掩饰的重点,恰恰是形势不好。
  97 10月17日,毛对各单位如何进行大联合又做详细批示,他说:「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见《人民日报》1967年10月18日。 
  98 毛已在悄悄地布阵。措施之一就是要大开闸门让当权派干部过关,为被错斗的军人、安抚、平反,并加以重用,以重新收揽人心。
  99 毛在这一期间屡次对红卫兵提出批评,表示他不同意红卫兵的过火行动,这样做,一方面是要让被冲被斗的干部出口气,一方面也在为转变策略搭台阶。此外,从1967年下半年起,毛提出「复课闹革命」号召,要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不要再在外头「闹革命」,而应回本单位去搞「斗、批、改」,毛并开始在很多场合频频谈到红卫兵要「大联合」,就像一年前,他屡屡号召红卫兵要起来造反一样。 
  100 杨、余、傅垮台之后,黄永胜、温玉成接任总参谋长和卫戌司令,黄永胜手下四野系统的另一干将阎仲川不久也调任副总参谋长,以广州军区将领为班底控制了三军指挥权及卫戌北京的任务。
  101 1967年时各地发生的武斗,虽也有开始使用自动武器的,但一般来说,所用武器以木棍、长矛、石块为主,而1968年的武斗则开始普遍使用近代自动武器。1967年的武斗,多为偶发的临时冲突,如冲击对方的集会,或阻击对方的游行队伍等,虽也有因争夺学校或机关建筑物而演成攻防战,但规模小、时间短,死伤也少。1968年的武斗,则多以攻占整个城市或地区为目的,战斗演成长期化,出现专业的武斗队伍,双方为争夺一个据点,战争可以延长数周或数月之久。1967年的武斗,目的在争夺新的权利机构中的名额、地位,1968年的武斗,则以击溃、歼灭、征服对方为目的。1967年的武斗,军队虽已介入,但介入的方式多止于政治表态,很少出动军队战斗,仅在江西抚州、四川重庆等少数地方参与战斗。1968年的武斗,军队则几乎普遍介入,并且在很多地区演成军队对军队的内战。直至1968年7月,毛在京接见首都五大学生领袖,毛以国家领袖身份下了一道明确的指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就要实行歼灭。」毛真的厌恶了武斗吗?非也,毛是对自己一时无法有效对付林彪一伙的明争暗抗感到恼怒和激愤,也就在这个讲话中,毛突口而出:「大打,打他个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天也不会塌下来。」见(美)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第40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2 是会,林借口批杨、余、傅,对江青作了肉麻吹捧,称「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而林的妻子叶群便在一边呼应般地振臂领呼:「江青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反对对毛主席和江青同志迫害!」吴法宪也应声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则回报以「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周恩来也跟著领头高呼「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谢富治则高呼:「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姚文元也惟恐落赶紧振臂高呼「打倒两面派!打倒资产阶级野心家!」 于是乎,会场上口号此起彼伏,喊成一片。 
  103 关于杨、余、傅落马的经过,据林彪自己讲话中透露::「中央在主席那里接连开会,开了4次会,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职务……」。(〈林彪3月24日接见军队干部时的讲话〉,见香港中文大学《文革史料光碟》。)毛为作此决定在邸中连开4次会,说明在解决问题时,毛、林较量的激烈。然而,对于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当时的几位军委副主席却都是「毫无所知」(聂荣臻语)。这次会议有谁参加了?林彪话中的所谓「中央」都有些谁?林彪没有说,现在能见到的资料也没有这方面的透露,显见由于涉及毛、林之间的交易,参与此会的只会是核心层的少数几个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从以后的人事安排看来,四天会议中,林显然向毛开出了很高的要价,毛也因此被迫让出了空军、海军等重要兵种的指挥权。
  104 不放出大诱饵,鱼根本不会上钩,毛下了大赌注,放出总参谋长和卫戌区司令的大诱饵,借此把林派大将黄永胜、温玉成调离了他们多年经营的「四野基地」广州军区,就此绝了林彪的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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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精神及其批判的变化

最近三十年资本主义的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精神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模式变化的三个主因(一)资本主义具有如下特徵:1、著重以和平方式进行无节限的资本积累。资本脱离物质的财富形式,并只能通过不断循环和再投资来增长。脱离物质形式给资本带来一种抽象的特点,并由此造成连续的积累。2、资本主义单位经常受竞争对手威胁,这为资本家带来担忧,并使他们怀有一种旨在通过不断积累以自我保存的动机。3、职工不具有或很少具有资本,他们的报酬来自出卖劳力而不是劳动成果。这些人不具有生产工具,因此受制於雇……去看看

耶克式自发制度生成论的博弈论诠释

【作者按】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故所有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所有。本文写出后,曾收到陈志武、姚洋教授和陆铭、陈钊、王小卫博士的许多评论和批评意见。陆铭博士曾阅读过本文的数次修改稿,提出过一些中肯的意见,其中一些意见已被采纳到本文的最后修改稿之中。这里谨对上述同仁和同事一并致谢。文章中观点和纰漏,当然仍由笔者自己负责   【摘要】: 这是一篇作者近些年来在制度经济学领域中探索的初步理论总结性文章。借对美国经济学家肖特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评论,作者对什么是英文的“insti……去看看

理解现代经济学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总100期)编者按:本刊在2001年第6期发表了钱颖一教授的《经济学科在美国》一文受到热烈反响,多家报纸和许多网站纷纷转载。一些读者表示,这篇文章对于他们了解美国经济学科教育的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信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代,教育部门不久前提出了“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目的是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按照“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培养专门人才。经济学(包括金融)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学科。如何使我国经济学人才……去看看

回忆八一三淞沪抗战(节录)

一淞沪会战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四日(即1937年8月4日),我奉委员长电召飞抵南京,委我任副参谋总长职。当时情形日日紧急,日本在河北、绥远、平津一带挑衅不已。我最高当局知日为贯彻其大陆政策,必不会停止侵华之行动,乃于南京召集全国将领开会,表示决心抗战。各将领归去后,秣马厉兵,动员调遣,待命抗敌。八月九日,敌武装官兵侵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滋生事端,与我方保安队发生冲突,借此集中多数兵舰,并以陆战队登陆,要求我撤退驻沪保安队,我严词拒绝。八月十三日,敌遂集中驻沪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约万余人,向我保安队进攻,淞沪战事即告发生。我为应……去看看

朝鲜推行“我们式社会主义”

本文要点:为保证“我们式社会主义”路线的实施,朝鲜正调整和强化以金正日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机构体系,以金正日思想统一全党全国,实现社会思想“一色化”,开展针对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反黄斗争,重申独立自主的经济建设方针。目前朝鲜国内矛盾重重,但政治形势基本稳定,现行政策亦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1991年5 月,金正日针对苏东解体形势,发表了题为《人民大众心中的社会主义是必胜不败的》讲话,首次提出“我们式社会主义即人民大众心中的社会主义” 概念。金正日强调“我们式社会主义”的代表性文章有,1994年发表的《社会主义是科学》……去看看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

◆ 一、导 言 1.1  这里所说的中近期,指的是未来十年。作为自然时间标志转换的“世纪之交”,就将发生在未来这十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我们同时也面临着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转折:从长时段说,在整个二十世纪,经历了上半个世纪的动荡和革命,下半个世纪的探索、迷途和改革,非常规化的时代即将结束,而进入一个常规化的时代;而就眼下而言,改革中屡次被推迟的那些最棘手的问题,则必须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被面对,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一系列社会与政治制度安排需要在这个时段开始建设。可以说,未来的十年,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所要经历……去看看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

【阅读背景】:近几年来,党中央一直强调要与时俱进,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各种错误观点, 准确阐述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为此,《理论动态》记者殷真、刘荣荣采访了中共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       记者:近几年来党中央一直强调要与时俱进,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各种错误观点。最近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又强调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全……去看看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改章程的讨论

一、导言    亚洲危机之爆发,固然促使人们反思亚洲国家内部的体制问题,但同时也引发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新一轮论争。这并不难理解。此次亚洲危机的起因与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不同,也异于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如果说,墨西哥和欧洲的危机主要来自政府宏观政策失误从而诱发对联系汇率的“投机性冲击”(speculative attack),那么,亚洲危机则主要因私营部门的过度借债而导致同类的冲击。亚洲风波前夕,当事国政府并无财政赤字和高失业。因此,国际经济学关于“投机性冲击”的“第一代模型”(强调赤字引起政府外汇储备下降从……去看看

转型期中国农地最适所有权安排

   2009/10/01
原载《管理世界》2007年第7期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4JZD0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373029)和南京大学人才引进培养基金的共同资助。  摘要: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从农业绩效优化的角度探讨了转型期中国农地所有权的最适安排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转型期间,农地集体所有制无疑要优于私有产权和国有产权。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化程度的相对落后以及国有制下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高成本弊端等因素的限制,使得农地所有权的私有化和国有化往往是低效或是无效的;而农地集体所……去看看

公立医院民营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原载《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4期  「摘要」:过去十多年间,面对不堪重负的医疗卫生系统,很多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缺位的背景下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公立医院改革。其中最为激进也是饱受争议的就是民营化模式,或称“医院改制”。这种改革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行政原因,用单纯的卫生经济学很难全面解释。预算软约束与“甩包袱”是其基本财政动因;地方政府的强势推动带来了条块之间的利益冲撞,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卫生系统和地方政府进行了微妙的互动,再加上利益集团的外在影响,这些因素型塑了公立医院民……去看看

大力促进投资需求回升

1999年我国经济在错综复杂的航道上奋力前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工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国有企业扭亏脱困有了重大转机,下半年出口转降为开,增长势头良好,消费需求稳步回升,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较大。经济形势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和通货紧缩趋势尚未完全扭转。特别是投资需求增长幅度明显下降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关于投资增幅下降的原因   尽管去年年初决定增加国债投资500亿元,下半年又追加600亿元,但是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去看看

危险的美国 危险的世界

一、先发制人的战略   伊拉克危机炙手可热,天下俨然大乱。天下之所以乱,因为美国不守规矩,因为美国要搞先发制人。先发制人,这在国际关系中似乎是让人不可思议,其实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只不过历史上的先发制人,怕的是对手力量的成长,正如修昔底德所言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一战前沙俄力量的增展引起德国的恐惧。先发制人不一定能成功,挑战者也未必成为新秩序的霸主,先发制人本身也被视为一种普通的军事战略。为什么这一次,美国提出先发制人,会有如此之大的震荡?   首先,霸主的强大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威胁。不管美国是一……去看看

1999年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

本文“A Year of Debating China”原刊载于美国《国家利益》 季刊杂志(The National Interest)第58期,出版于美国首都华盛 顿。该文集中表述了美国主流舆论关于现实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思考 和观点。作者欧文·哈理斯为该杂志的主编。   现徵得原作者的同意,由专门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海珊女士将此 文译成中文,并供《联合早报》发表,以飨读者。   ……我认为,双重标准的产生,多半是由于判断别人时看行动, 判断自己时则看动机。于是,举例说来,中国的军力增长,就事论事 ,乃是邪恶和具威胁性的,而中国或其他国家如对愈发庞大的美国军 ……去看看

什么人在当村干部?

原载《管理世界》2006年第9期  摘要:在当今农村,什么人最有可能成为村干部?本文的分析表明:多数村干部拥有中学文化程度;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中共党员和男性村民拥有绝对的优势。宗族之外的宗教、协会等民间组织背景尚未成为促成村干部出任的因素。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权力与权威出现分离。从村干部的成长路径看,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富人村官”和“村官谋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的村支书是从其他村干部位置转任过来。对出任村干部,家庭成分和父辈职业已无……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