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未来

——与澳大利亚记者马利圣的谈话

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应型的民族主义

马:最近你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文章,并对亨廷顿的“中国威胁论”提出批评,引起了外国新闻界的注意,并出现了不少有关你的观点的报道,我最近读过十月初《远东经济评论》上的那篇访问你的文章。

萧:遗憾的是,那位记者先生写的文章没有准确反映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比他所描述的更为温和。

马:我也注意到你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日报》上发表的那篇评论文章,它可能代表了你的基本观点。你在该文中提到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防卫性的民族主义,你能不能谈谈,这种防卫性的民族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萧:我的文章的中文原文使用的是拝“反应型”的民族主义。这种“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在中国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后期,这种民族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它的波及面、影响力,以及对民族内部的精英与民众的动员程度,以及其表现的强度,基本上取决于外部所施加的威胁与压力的强度,以及人们所感受到的民族生存条件的恶化程度。而且,这种民族主义所做出的应激性反应,往往与特定的具体问题有关,而与抽象的理念与教义无关,一旦这种外部的压力消失,这种应激型的反应也就相应的减弱。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存在一种向外扩展的内在的文化冲动。在这以前,中国处于对外封闭状态,以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采取的是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态度。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中国人缺乏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只有在意识到其他民族存在,并感受到这种存在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刺激与影响的情况下才可能发展起来。

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

马:你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当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受到了儒家文明的影响,因而这种民族主义是较为温和的,理性的。众所周知,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过去一直是反对儒家的,你对儒家文明的肯定,是不是与官方的态度有矛盾?

萧: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这种主流文化确实存在着相当强的惰性与保守性,并对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产生阻碍作用。这就是自从本世纪初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前辈们把批判与反叛这种主流文化,作为实现中国民族主义的富强目标的基本起点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自从二十世纪初以来,形成一种反主流文化,也即反儒家的民族主义的原因。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批判并否定了这种主流文化,中国才有救亡图存,可能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

马:中国的执政党一直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的文化来加以批判的,多年来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来批判儒家思想与文化,目前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改变,你认为这种改变出现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

萧:我想,从历史上看,革命时代需要对旧文化与旧传统作更多的批判,只有如此才能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因此,批判旧传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到了真正进入现代化的民族振兴与发展时代,对本国主流传统文化的继承,肯定会成为一个国家的各个阶层共同的取向。简单地否定与抛弃本国的主流文化,肯定不是合理的选择。中国民众、知识分子与官员均认识到这个问题,可以说这种情况大约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了。但这种认同传统主流文化的思想潮流与趋势一开始并不明显,它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到近年来,则日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价值中的主流倾向。

马:在西方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有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即认为,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凝聚力已经有所削弱,因此,民族主义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替代性的凝聚力。

萧:我认为,在当今中国,民族主义不可能取代国家意识形态,它只能是一种辅助性的社会结合力,民族主义只能是形成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聚结力(CoalescentPower)的诸多因素中的一种。因为,民族主义本身缺乏具体的政治内涵,它如同是一个“工作平台”,它必须与某种更为具体的价值导向相结合,才能产生对社会人心的聚合作用。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涵,是邓小平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内涵是民族主义根本无法简单地取代的。更为具体地说,在改革以前,中国的社会凝聚主要是靠单纯的国家意识形态来实现的,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单一的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对广大社会各阶层进行整合的作用是不够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新的社会聚合力的精神资源,越来越被人们意识到了。

马:西方记者喜欢直率地提问题,我想提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在中国有许多人并不相信社会主义,而却有民族主义的思想与情感,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官方提倡民族主义,以此来达到对社会进行团结与整合的原因。对此,你是怎样看待的?

萧:中国的民族昌盛与发展,当然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与社会阶层,例如,台湾、香港,以及各国的华侨,他们未必都会接受中国大陆的国家意识形态,这肯定是一个事实,在中国国内,当然也有相当一些人是如此,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又需要动员更多的人的积极性,来共同参与现代化的事业,正因为如此,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聚结力自然有其积极的社会作用。

激进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并不占主流地位

马:现在在中国的出版物上,对西方进行抨击的文章很多,这些文章给人的印象是西方正在遏制中国,而我个人的看法正好相反,现在恰恰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都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做生意,有很多的西方国家元首,像是排队一样来访问北京。实际上,要想遏制中国的人还是少数。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出版物上会出现那么多激烈的的反西方的东西?

萧:我认为,遏制中国与接受中国进入国际社会,这两种选择在整个西方世界实际上是同时存在的,然而,在西方,第一种取向,即遏制中国的取向,在前期,应该说,要比第二种取向更占重要地位。这种情况直到最近一段时期才发生变化,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中出现对西方做法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中出现的对西方的激烈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对第一种潮流所做出的反应,如果随着西方国家中第二种潮流正为主要潮流,我相信,中国人中的这种较为激烈的反应将会逐渐减弱。我想,你所提到的中国人中的激烈的反应,正好印证了我在前面谈到的观点,那就是,中国人中的民族主义,实际上的一种“反应型”的民族主义。

马:你所说的“反应型”的民族主义,是不是指,你对我强硬,我也对你强硬,是不是这样?

萧:更加确切的说法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对外部世界做出反应的强度,与自己从外部承受的压力的强度成正比。

马:前一时期西方广泛报道了《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你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

萧:我认为,它代表了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一种思潮,即激进的“清流”式的民族主义思潮,“清流派”可以说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在野的无权势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高倡一种理想的、高调的口号与道统原则,并在民间取得道义上的“话语霸权”。但这种大言高论的思潮在中国广大民众、知识分子与官员中决不可能占主流地位。

马:然而,它的销售量却相当高,对此你又如何解释?

萧:这是因为它的观点特别富于刺激性,这确实能激起人们阅读的好奇心,一般中国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注意西方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而这本书中提到的许多具体事情也确实能丰富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信息,这种激进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有其现实原因。例如,中国人发现,西方人的许多做法,以及对中国的态度确实有不公正的地方,这当然会引起中国人的不满。在中国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中出现这种强烈反应也是十分自然的。但读这本书,并不意味着人们同意这本书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情绪状态与观点,在我接触的知识分子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这本书所表现出来的浮燥、亢奋的情绪。例如,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宋强,在接见《洛杉机时报》记者时,竟然称“中国所需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日里诺夫斯基。”把日里诺夫斯基这样一个俄罗斯偏激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为自己的崇拜对象与政治楷模,足以表明作者的不成熟,至于要求台湾人民订出“统一时间表”,决非代表大陆多数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普遍想法。然而,我承认这本书的作者有相当的机智才能。读起来确实不乏味。

另外,我想进而说明的是,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中国人才有可能接受激进的、具有强烈反西方色彩的民族主义,第一种情况是,中国人直接遭受到西方国家的侵凌,感受到巨大的屈辱、苦难与挫折感,换言之,中国人在与西方交往中感受到的害处要远远大于从中得到的益处。第二种情况是,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困难,造成生存条件的极度恶化,而西方又在形成这种困境的过程中,在中国外部起到了严重的消极的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激进的、排外的、封闭而又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就有可能得到滋育的温床。然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无论对中国,对外国都并不是什么好事。例如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庚子事变,或称义和团事件,就是中国近代激进的排外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例子,尽管这一运动表现出中古式的落后性与民众中的爱国主义的朴素性。无论从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来言,还是从中国国内经济而言。

另外,我想进而说明的是,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中国人才有可能接受激进的、具有强烈反西方色彩的民族主义,第一种情况是,中国人直接遭受到西方国家的侵凌,感受到巨大的屈辱、苦难与挫折感,换言之,中国人在与西方交往中感受到的害处要远远大于从中得到的益处。第二种情况是,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困难,造成生存条件的极度恶化,而西方又在形成这种困境的过程中,在中国外部起到了严重的消极的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激进的、排外的、封闭而又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就有可能得到滋育的温床。然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无论对中国,对外国都并不是什么好事。例如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庚子事变,或称义和团事件,就是中国近代激进的排外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例子,尽管这一运动表现出中古式的落后性与民众中的爱国主义的朴素性。无论从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来言,还是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所取得的成果而言,中国远不会出现以上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这就决定了激进的排外的民族主义在中国不可能有广泛的市场。

另外还存在一个因素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市场经济导向的现代化过程,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个“世俗化”过程,这里指的“世俗化”,即人们的思维方式从传统信条与教义中摆脱出来,运用现实的理性来进行思考,并做出行为取舍的历史过程。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决定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人,在考虑问题与进行选择时,更为理性,更为求实,更为冷静。换一个更为通俗的说法,当中国人用市场经济的经验中培育出来的、并受市场经济法则支配的协商式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用改革开放以前教条意识形态的泛道德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国际现实问题时,求实的精神便自然占据了主要地位,浪漫主义的.激情式的、只求一时宣泄而不计后果的思潮与主张,就决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的中国人中找到广大的市场。用我所常用的一个说法,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二思潮时代,即现实主义的理性时代,这里,我所说的第一思潮时代,是浪漫主义的、亢奋的、激进主义的时代。而这种浪漫主义与激进主义,与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的初所感受到的民族苦难有直接的关联,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下,类似宗教的、教义式的、乌托邦的激进理念与信仰,才会压倒了世俗化理性化的历史趋势,成为一个民族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选择。当代和未来的中国人已经不再可能接受这种给中国带来不幸后果的历史选择。

马:现在中国人往往指责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但是不是也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人包括中国的领导人对西方也并不了解?

萧:总体上来说,我觉得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可能要比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要多一些。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西方要比中国发达,中国人对西方的好奇心与求知心也要更强一些,了解西方事物的积极性也就更强一些。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美国人。美国历史非常短,可以说,美国是一个缺乏历史感的民族。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政客并不知道,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变化,具有何等重要的历史制约作用。这里,我还特别要提到一些美国议员,他们往往会自以为,美国式的制度文化与价值,可以无须考虑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想法过于天真,说得更重一点,他们思想有些简单,说得更重一点,他们过于自以为是,过于傲视别的民族。尽管他们在“输出价值”方面表现得更像是一种好意。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主观上也确实如此。但他们对中国确实太不了解了。不过我觉得这种情况最近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我与一些美国与西方记者在谈话时,已经感觉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中国采取比过去更为“同情地理解”的态度。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国的态度正趋和缓,我个人认为,与上述这种变化有关。

儒家的文化主义与中国人的人情味

马:《中国可以说“不”》是不是反映了中国人中的这样一种心理,即不少中国人到西方去以前,总觉得西方什么都好,可到了西方以后,发现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于是就产生对西方的幻灭感,而这本书所表达的情绪是不是正反映了这种心态?

萧:形成对西方文化进行激烈抨击的思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中国出国留学与定居的人中,有不少人确实亲身经历了西方社会对非西方人的文化排斥与歧视,由于无法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他们心怀强烈的挫折感与压抑感。我有一位在美国生活了十年的朋友曾对我说过,一个中国人初到美国前三年会觉得美国什么都好,过了三年就会越来越发现美国有很多问题,再过三年,就会认为美国什么都有问题。当然这种说法带有文学的夸张性,它也并不是所有中国留学生的看法。但它确实反映了相当多数中国人,由于无法融入西方主流社会而产生的挫折感与无根感。这一种现象是否与西方人对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有色人种”有一种白种人的种族排斥倾向有关?我觉得,在中国,情况恰恰反了过来,任何一个外国人,初到中国前三年,会觉得中国样样都有不好,过了三年,就会觉得中国人宽厚待人,很有人情味,再过了三年就会对这块水土十分依恋。不信你到中国的四合院住下来,肯定就会有这种体会。在中国定居的西方人,不大可能有在西方的中国人的那种挫折感和被排斥感。他可能会觉得,从西方的标准看,中国人其实很好相处,由于你是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甚至会对你比自己的同胞更需要多一点照顾。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富有人情味的民族。《论语》中有一句孔子的话,“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很能体现中国人的“天下一体”的,不重种族区别的“文化主义”。你在日本生活未必会有在中国这样的感觉。他们会对你十分客气,彬彬有礼,但决不会有中国人发自内心的那种自然的温情。

马:但就我而言,我大概不会在中国生活九年,我还是觉得外国人在中国受到种种限制。

萧:我是就文化而言,我想,中国内心深处的“天下一体”、不重种族区别的“文化主义”至少能缓解外国人在中国遭遇到的种种困难。当然,我并不想美化我们中国人,中国人也有许多问题。尤其是处于这一发展阶段。

中国人对日本的忧虑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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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下面,我想问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就是美国在日本与太平洋地区驻军的问题,自从一九八八年以后,中国政府就没有公开反对过美国在这些地区的驻军,不知中国知识界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萧: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但就我本人而言,我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有限的存在,对于抑制日本的扩张势力,是一种平衡因素。尤其是日本存在着军国主义复活的潜在可能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中国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对日本存在着一种很强烈的不信任感。

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对日本人要比对美国人更为不信任?

萧:如果确实如此,那完全是由日本人自己造成的。

马:是不是因为日本至今没有对二次大战中的战争责任做出过道歉?

萧:这确实是一个直接的因素,我有时在想,日本人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从九一八开始,它对中国进行了整整十四年的侵略,使中国因战争死亡达二千万人,但是这个民族的现政府至今还不承认这是侵略,而仅仅说成是“进入”。(尤其是中国人在放弃战争赔款之后!)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一个民族的自恋癖会达到如此地步,会如此不近人理。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如此,但日本人中的这种自恋癖态度却越来越难以在日本国内受到约束,却是一种基本事实。然而,这只是中国人对日本人难以信任的一个原因。从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很可能是因为日本人觉得自己的生存空间过于狭小,自近代以来,他们就有一种由于生存空间狭小而产生的向外扩张的冲动,以及一种往往是莫名其妙的生存危机感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多疑心理与不信任感。日本人总好像觉得自己受到外部某种力量的压抑,于是好使自己的向外扩张冲动找到合适的理由。这种岛国心态实际上相当有问题。在日本国内一旦出现某种危机或困境的情况下,只要有人煽动,提出某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日本人就会在这种堂皇的理由下被动员起来,由于列岛生存空间狭小而产生的扩张冲动,就会被再次激活,而日本人又会认为自己的国力足以支撑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众所周知,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在第二次世界世界大战中对亚洲国家的侵略,都是在堂皇的“从白人手中拯救黄种人”的“种族义务感”的感召下发动的。当然,现代的日本人不同于五十年以前,但只要仍然存在着以上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只要日本人不愿自己的过去进行深刻忏悔与理性的反省,日本的未来趋向就不能不使中国人与亚洲各国人担忧。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会不会对外扩张

马:现在在国外存在着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向的关注,不少人担心,中国一旦强大起来以后,是不是会出现一种扩张主义的倾向?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构成对世界的威胁?因为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确实是一个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的问题,过去中国不是这样。人们都不知道今后中国会在世界上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可能连中国人自己也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萧:我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谈到的观点,可以对你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一定的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就是它的“反应性”特点,从这一特点来判断,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对中国构成严重生存危机压力的可能性很小。(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还会有许多问题。)中国人最为担心的还是日本,这恰恰是一个难以预测的因素。除了这个因素以外,总的说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很可能将生活在一个远比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更为安全的国际环境中,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所做出的反应,可能会更为温和,用英语来说,更为“mild”。中国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存在宗教基础,中国尤其没有那种救赎主义(Messianism)的宗教传统,也没有西方宗教中启示录式的“末日审判论”,而这种救赎主义的宗教,往往会使一个受这种宗教传统影响与支配的民族主义者,把在人间建立“神权王国”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从而使这种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宗教性的、世俗性很强的民族主义。另外,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对于制约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趋向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具有和平、温和、宽厚.容忍、中庸的特点,这些特点肯定会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具有深刻的影响。中国本身的经济繁荣,与中国人对自己的主流文化的敬重之情相结合,这样一种文化心理结构,肯定将会是世界上的一种积极力量。二十二世纪的世界将会如何?有时我甚至怀着某种天真在想,以儒家价值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最不“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换言之,在所有的民族主义中,儒家的民族主义也许是最不具有狭隘性的民族主义色彩,儒家的“天下一体”观,儒家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可能是人类进入“后民族主义时代”后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意义。

(199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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