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一再倡导用大历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历史,分析历史人物。概因对于一个时代、一个人物,局限于一时、一国的视野,便难以得到清晰的认识,因而须将时间拉长,辩明其所处的时间点,同时站在高处去俯视。

对于邓小平这样一位政治领袖和他开创的改革开放进程,亦须将其放置到这样的视野中。这个视野就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历史大势——当然这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四个现代化”。

参照中国传统标准,一个人若想获得不朽,也就是赢得后人怀念而“伟大”,须在三个方面异常突出:立德、立功、立言。邓小平为人耿直、疾恶如仇,文革中曾多次与江青、四人帮等人叫板,可谓“立德”;创建红七方面军、领导百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又开创改革开放新历程,可谓“立功”;以简短的语言说明建设的方向和理由,可谓“立言”。有此三不朽,邓小平已然进入了历史伟人的行列。

目前国内的纪念大都是围绕这些方面展开的,以说明邓小平的光辉成就和历史功绩。

但这种判断并不能完全准确的解释他和他的改革。

邓小平的改革是在毛泽东奠定的现代化基础上,顺应大众之需的可贵努力,更是中国近代以来整个现代化和全球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当然,严格地说,邓小平时代的萌芽是在1975年:邓小平的大力整顿,这也是他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也为他获得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去世,邓小平逐渐获取了从军事到舆论的最高权力,从而能够进入一场与毛泽东貌似不同实则历史使命相同的大改革。)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一直在一个相对封闭和自主的空间,以不断的王朝更替实现着政权合法性的转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一直显示着超强的稳定性。尽管明末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手工作坊,但按照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相互依存逻辑,中国并不能在短时期内自然的演进到以市场经济和数目字管理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清朝中前期的政治经济状况正好反映了这一点。虽然乾隆时期人口激增,生产力亦有大幅度提高,但整个国家的发展却日益走向封闭。而此时西方强国正以资本全球化扩张为轴心启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

接下来便是两个世界不可避免的相遇。“天朝上国”和“天下中心”的心态和文化悠久的优越感使清朝政府不可能答应与西方列强建立不平等的商贸关系。列强要的是利益,最终选择用枪用炮,打开清朝的大门。

中国的失败,开启了有别于以往改革的新努力。洋务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从经济,技术上虚心学习。这一努力直到甲午海战被日本战败方告破产。进而中国人反思,中国的问题不在技术而在制度,日本战败中国亦因其实行君宪政治。所以有康,梁的激进政治变革,试图从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上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激发这个老大帝国的生命力。但因改革难以取得既得利益权贵的支持而失败。后来,在孙中山暴力起义的压力下,尤其是在日本战胜俄国的刺激下,连慈禧也不得不接受各方对立宪改革的强烈呼吁,开始预备立宪。捡起光绪当年的一系列措施,可惜为时已晚。国人对政府的认同正在激进思潮的冲击下逐步消解。随后便是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国诞生,实为一场“政治上进步,社会上退步”的大变革。这个庞大帝国的传统实在是过于顽固了。袁世凯亦想通过建立帝制改变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带来的权威不足的难题。当时的中国太需要一个强大的权威引导国家走出困境,实施建设。但袁世凯的做法违背了共和的潮流。在权威和共和之间,当时的中国人选择了形式上的共和,此为现代化的潮流。袁世凯死,国家分崩离析,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于是现代化进入了第三阶段:文化改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们试图从反思文化传统,输入现代人文精神着手,培育这个民族新的精神气象。但这终究是小圈子的事。整个国家权威统一的历史使命是由蒋介石基本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在最开始也是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具有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规划:宪政三步走。但因为其政权与资本的高度结合,一般大众的利益未能得到权衡。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依靠大众的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奠定一个新的政权实体。这个政权实体也是共和国,其经济现代化的模式选择是苏联的工业化和公有化。这是毛泽东这一代领袖承担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严格科层制的政党体系,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有效权威和政治传递机制。这一权威的有效性远远高于蒋介石政权内部的松散结构。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具备了政治上的必备条件。实际上,邓小平后来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所能动用的权威资源正是毛泽东那代人创立的。尽管毛泽东曾试图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冲击官僚体系的利益集团化。

经济上,毛泽东依据他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国内工业基础薄弱的认定,选择了大力发展工业,压制轻工业和消费品的战略。这一发展战略打下了中国的工业基础,也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准备了必要的固定资产和公共设施。

文化上,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反右”,“知青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他的理想是创造“新人”,而不是按照现代化的“世俗化”目标承认并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反右”针对的是大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欲望,“知青下乡”是想培育知识青年与土地和农民的血肉联系,“文化大革命”是想从根本上改造人的灵魂。不管这些运动实际上演变成什么样子,毛泽东的初衷主要是精神性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个人的理想主义气质带来整个国家的强制性文化规范和政治扭曲,实际上远离了现代化的大趋势。毛泽东所做的并不是一个执政党领袖应该做的。因为革命后社会的主题是建设,是发展经济。但他要的是不断革命和不断的阶级斗争,并通过这种革命和斗争来保持人的精神的超越性。这是理想主义兼浪漫主义。

邓小平与毛泽东相反,他适时的使整个国家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转向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将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致力于繁荣经济文化满足百姓的世俗需要。种种压力正顺应了中国近代以来曲折而迟到的现代化诉求。

也就是说,邓小平的改革将中国再一次从现代化的歧路上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在以下几个方面,邓小平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拉回正轨:

(一)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

(二)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四)向全球体系的靠拢

当然,除了这几个方面,邓小平的努力还表现在对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制定上,但这一点更多是传统的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从现代化的历史大势看,笔者认为,邓小平开启的事业主要是下面将要论及的四个方面,而且,这四个方面的进程虽然已经开始,但邓小平所走的仍然是万里长征的头几步而已,剩下的征程和难题正在考验日益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

(一) 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毛泽东时代最强调的是精神,邓小平时代最强调的是经济,是偏物质的东西。精神因容易受到误导而导致巨大的破坏性和伤害力,而且只有精神支撑的政治对一般大众来说并不能太长久。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人的期待高于人的现实状态。邓小平对人性没有过高的期待,他对人的现时需求有充分的理解,对人性的真实有理性的认识。比如对自留地的问题,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能够理解现实中的人是需要物质激励的,只有精神激励并不行。这一点也是与现代经济的特征相一致的。这里运用的是常识理性。

现实主义的另一方面就是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任何改革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牵涉的面广、人多,各方面情况差异性强,因而他不是理想主义的一蹴而就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试验开始向全国推行。这是从现实出发,看到每个人所处的利益位置,改革只能调整利益而不能大规模的重整利益。这使他的改革比较平稳。

当然,邓小平启动改革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时代的不断斗争和革命使中国没有能够保留下一个人数庞大、结构僵化的官僚集团,因而邓小平的改革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成果向权力资本聚集带来的阻力,也是邓小平生前没能着手解决的。

最后,现实主义同时体现在邓小平搁置意识形态的高调和标签,强调实际效果能否有益于国家振兴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著名的“黑猫白猫”论说明邓小平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种思维使他在解决问题时少了诸多思维上的条条框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摆脱了近代以来的革命话语和定性主义取向,走向了一个常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常规政治思维。

(二) 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之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环境,迫使他一方面搞建设,一方面“抓革命”。这是革命的惯性。近代以来,自谭嗣同引颈就戮开始就逐步对流血赋予了一定的认同,直至苏俄革命的示范使“革命”一词具有了政治话语中的正当性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正是对革命正当性的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人才前赴后继的开展斗争,直至确立新政权。但革命的取向和思维习惯并未从此而终止。西方对中国新生政权的压力和苏联赫鲁晓夫的所为更使毛泽东的“革命取向”进一步强化。与经济建设和物质生活相比,政治不变色自然是第一位的。

到了邓小平时代,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出访美国,直到争取到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中国的外交压力减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受到外在威胁,而国内民众对执政党的强大需求和期待,也促使邓小平坚持中国共产党真正转型为执政党。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这就是邓小平常讲的“亡党亡国”。所谓执政党,简单的讲就是“告别革命”。不再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和做法处理和平建设时期的事情,也就是实现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变。文革结束,中国最需要的是恢复秩序,发展生产。邓小平首先做的就是这些工作。同时,他又适时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如改变终生制、建立离退休制度;明确党政职能,实行党政分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建立法制等等。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是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必须。邓小平试图建立一个常规的制度平台,以实现共产党领导能力的可持续性更替,从而稳定执政党的地位。

邓小平也多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就是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即国家体制的问题。对于这一艰巨而复杂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工程,他未能在有生之年真正地付诸实施,但他的问题意识却是顺应政治现代化潮流的。

(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现代经济只能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的发挥并不矛盾,但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是主导性的,是第一位的。蒋介石时代是官僚资本主导下的商品经济;毛泽东时代是准计划经济(相比苏联而言),从总体上看,商业生产和流通的水平较低。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确立市场经济的政治正当性。

市场经济的基本假定是人的需求多样化和多层次性只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满足,政府整齐一律的规划和过分干预将导致价格扭曲和资源浪费。在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最开始的叫法是商品经济)肯定的过程中,市场能够激发生产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对人们生活水平须不断提高的认识是另一重要原因。虽然邓小平从未忽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计划干预倾向比较强的国家,他一再强调市场的作用,实际上是试图使中国的经济真正走向现代形态。淡化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让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在“共同富裕”,不出现“两极分化”上,从而将现代经济形态和现代政府职能的兼顾凸现出来。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启动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的商品生产和消费。毛泽东和毛泽东以前的中国,大众消费从来都没有今天这样的普及性和深入性,更没有今天这样的正当性。以现代社会的标准看,关注大众的消费,让市场发挥作用,充分满足大众多层次需求,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的必要指标。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强调市场,发展消费品,正好顺应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潮流,使中国经济步入市场化的轨道。

(四)向全球体系的靠拢

邓小平在国际环境有所改善的背景下,强调和平和发展的两大主题。积极建立和发展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经济特区,大力引进外资。这实际上是融入全球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改变毛泽东时代相对封闭自守的国家取向。虽然毛泽东在晚年也曾努力打破与美国的僵化关系,但整个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时代,与外国的交流和互相沟通日益频繁,相互依存的程度愈加深厚。中国全面加入世界,真正进入全球化大潮中。这一进程是自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以来程度最高的。

全球化会带来诸多便利和好处,也会带来相应的压力和束缚,因为全球化意味着多国共同遵守一个规则。但这些规则中又夹杂着部分大国的国家利益。因而在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初期,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给予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并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封锁,而国内的政治秩序也有左倾回潮之势。邓小平于1992年再次启动改革,其实既是对既有改革方案的重申也是试图打破封闭状态的努力,也就是再次融入全球体系而不是封闭发展。

当然,邓小平对融入国际体系的期待不是依附于资本主义体系,而是寻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中政权体系的共存和互补,这种全球化的眼光有别于西方霸权主义的全球化,以此可以确立不失中国主体地位的全球化秩序。这一秩序若最终建立,则与近代以来中国对全球体系相对依附的格局大不相同。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

2004-8-29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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