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我和李丹慧、杨奎松、牛军先后接到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项目主任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博士的通知,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将于10月18日解密一批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文件,并于解密的当天在华盛顿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请中国、俄国和美国的专家对这些文件进行评估。我们几位即是被邀请出席会议的中国学者,要求每人写出一篇关于这些档案文件的论文或评论。不久,我们四人便分别收到了威尔逊中心寄来的这批尚未解密档案的复印件。

这批文件汇编为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取名CIA’s Analysis of China From Nationalism to Mao(1948-1976),共70件,约千余页。其内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48年至1976年间对中国大陆形势的评估和预测。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四人做了一下分工,每人重点看一个专题或一个时段的文件,并进行相应的分析。我本人负责对中央情报局有关中国1958-1959年形势评估和其后5年发展预测的几份报告进行评论。

从历史的角度讲,正如文件分析的,这两年发生的事情,其“意义超过了自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来其他任何国内的发展”(NIE13-2-59,p.2)。就我本人仔细阅读的几个文件而言,中情局对于1959年以前中国形势的判断和评估是比较正确的,总体看来,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过,中情局对于此后几年中国发展的预测,则在很多方面出现了较大偏差。这个判断具体地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关于“大跃进”

在1958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中情局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在一五年计划期间有了迅猛的发展,这显示了中共“对资源利用的掌控能力”,但无论工业还是农业,其发展水平仍十分落后。同时,尽管“超速度的”合作化和工商业改造“造成了国内普遍的压力和紧张”,但还“没有发展到威胁共产党领导地位”和“限制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严重程度”。(NIE13-58,p.2、4.)这些就是“大跃进”现象出现的客观条件。至于“大跃进”的效果,中情局在1959年2月的报告中正确指出,经济增长虽然没有达到夸大宣传的目标,但在“付出了相当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后”,“还是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NIE13-2-59,p.1.)

对于以后几年经济发展的估计,中情局虽然认识到中共的目标“过于乐观”,也看到存在着严重问题,但仍认为“能保持和过去五年大抵相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即年增长率为10-13%,其预测是,到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达到650-670亿美元,谷物2.15亿吨,棉花200万吨。(NIE13-58,p.2、13;NIE13-59,p.10.)实际上,196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149.3亿元人民币,约合467亿美元,比1957年的450亿美元略高一些,却远低于1958年的531亿美元。1962年的实际谷物产量0.96亿吨,棉花产量75万吨,与预测数字差距之大,另人瞠目。(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492、1505页。)当然,这里有一个自然灾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的问题,而自然灾害是无法预测的。但从目前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看,把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倒退主要归因于老天爷的说法是占不住脚的。实际上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市场失控固然会导致经济危机,但计划失控造成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只是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二、关于人民公社。

报告认为,人民公社是在“大跃进”基础上出现的“一场大胆的、深刻的社会革命,超过了共产主义以往在共产党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实践,是史无前例的”。“如果大跃进和公社的改革经过一段时间获得成功,他们就有可能把中国带入欧文式的空想社会,加快共产党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的进程。”(NIE13-2-59,p.2-3.)这正是当时毛泽东心中的目标。除了短时间存在的公共食堂和对家庭的冲击以外,报告敏锐地指出了人民公社的实质是乡社合一,“试图成立中国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单元”,把“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集中到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从而构成了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如果城市公社计划再取得成功,那么就彻底完成了“中共政权强大的控制系统”的建构工程。正如中情局看到的,“在组建公社的运动中,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向共产主义迈进需要一个重要的新的步骤。通过一举实现公社这个基本设想,不仅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成果,甚至还引入了某些纯粹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通过给社会革命提供一个新的动力”,不仅可以集中资本、动员潜在的劳动力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在建立准军事的社会组织的基础上满足战备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中国“伫立在意识形态进步的前沿”,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实现伟大的革命理想的榜样。(NIE13-2-59,p.1、5-7;NIE13-59,p.2、12.)

正是在这种分析的前提下,中情局对人民公社的未来做出了比较正确的估计。虽然由于遇到了许多困难而不得不“继续调整公社体制”,采取一些“可能会更实际、更符合地方条件”的措施,但中共“肯定会继续坚持公社的方针,不会有大的改变。认识到这项计划的重大意义及其在最初阶段的重要性,中共无疑将尽更大的努力尽可能顺利而有效地发挥公社的作用”。(NIE13-2-59,p.7.)人们看到,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一直存在到1983年。

三、关于人口问题

中情局的报告非常重视人口问题,认为中国首要的、最根本的经济问题就是在“可耕地相对有限”的自然条件下,“快速增长的人口对有限的食物供应所造成的压力”。(NIE13-58,p.2、13;NIE13-59,p.6)报告指出,对中共来说,最糟糕的就是“连年歉收、农民冷漠、人口增长率上升”这些偶发因素合在一起,“这将使政府面临巨大困难”。(NIE13-58,p.13.)中情局因此预言,尽管中共宣称“中国人口众多是一种财富而非负担,并且应该强调人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尽管生育控制计划在“大跃进”时期被淹没了,但是“从长远角度看,为了减轻人口压力,这个国家仍将不得不恢复这项计划;不论怎样掩饰,它将会减小人口出生率”。(NIE13-59,p.11.)不过,中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还是晚了一些,那是1970年代的事情。

四、关于中共的地位

在相关的几份报告中,有大量篇幅对中共的统治地位进行评估和预测,其结论大体上是符合历史的实际发展的。虽然1956-1957年中共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确实引起一部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但1958年5月的报告“相信中共有能力继续牢固和有效的控制中国大陆”,并指出,“很难预测群众的不满在最近的将来能够转变为有组织的和积极的反抗。这种不稳定将继续保持在现有水平上,可能会发生孤立的偶发事件、小规模的反抗,特别是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而“大多数中国人对政府的反应仍可能是默许的态度”。(NIE13-58,p.1、15-16.)不过,还有一点报告没有注意到,当时中国民众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基层干部的,而对于党和政府,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广大人民还是拥护和寄予极大希望的,因此才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起的壮观景象。

报告还特别分析了毛泽东宣布辞去国家主席而保留党的主席后所引起的对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种种猜测,认为虽然在一系列政策方针上党内都存在着分歧意见,但“毛泽东的决定不是党内有任何反对他领导的意见而促动的,而是像官方宣布的,他希望集中精力去解决政策问题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作为党的主席,他仍是国家的一号人物”。其理由是“如果党内出现一个打算排挤毛的集团,按照逻辑应先把毛从党主席的位置上撤掉,保留国家主席来维持他的公众威望和象征意义”。即使因为毛泽东去世或丧失能力而导致党内权力斗争,也“不会威胁到中共政权控制国家的能力”。(NIE13-2-59,p.1-2、7-8;NIE13-59,p.15.)这个判断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固然不是因为党内有任何反对意见,但与中共领导人之间在经济政策的分歧密切相关。毛泽东在农业实现合作化后就有意开始工业的跃进,但党内多数人主张反冒进,甚至改变了毛泽东原先确定的中共八大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八大提出设党的名誉主席表明,毛泽东这时已经有意退居二线。反右运动后,毛泽东提出反“反冒进”,以后又搞“大跃进”,毛泽东实际上直接站在最前沿指挥经济建设。但到1958年底,“大跃进”造成了明显的经济混乱,困难重重,党内外意见纷纷,毛泽东难以收拾残局,不得不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问题,退到第二线。

五、关于台湾问题

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情局估计,“只要中国认为可能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们就不会采取公然的军事侵略。尽管他们对近海岛屿变得更具有侵略性,但是,只有估计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涉,他们才会做出以军事行动夺取这些岛屿的决定”。(NIE13-58,p.3.)实际结果是,3个月后毛泽东就下达了炮击金门的命令。当时毛泽东确实考虑了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不过他巧妙地利用了中苏同盟以及苏联的核威慑,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大概是中情局始料不及的。

炮击金门后,中情局又估计,“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将不会让台湾海峡的局势永久地保持平静”。虽然不会进攻主要岛屿,但“大概会继续对该地区保持零星的军事压力,如偶尔的海军或空军演习。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将采取一些手段在台湾海峡试探美国的意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袭击由民族主义者控制的一个或更多的较小的岛屿”。(NIE13-59,p.4.)可是,直到毛泽东去世,台湾海峡再也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中国已经失去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后盾和依托。

六、关于中苏关系

中苏之间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陆续出现一些意见分歧,这是有目共睹的,问题在于如何估计这种分歧的性质及其发展的程度。过去,中国官方的说法是中苏分裂始于苏共二十大,这固然是出于当时的政治考虑,不足为信,而中情局的估计又过于乐观了。1958年5月的报告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结盟”,“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NIE13-58,p.3.)直到1959年7月28日,中情局的报告仍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尽管中苏之间存在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联盟本身”。(NIE13-59,p.3.)殊不知,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庐山决定,他要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半年以后,中苏分歧便公开化,两个盟友终于反目成仇。

中情局对中苏关系前景做出乐观估计的根据,主要出于理性的分析,认为中苏在战略利益上完全一致,他们要对付的共同敌人是美国,所以他们不会做出自相残杀而利于美国的蠢事。此外,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要倚赖苏联的帮助,所以必然服从莫斯科的指挥。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谈到核武器问题时,中情局认为,“到1962年,中国几乎肯定还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发展导弹或是核武器”,苏联可能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但是核按钮将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即使不在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NIE13-58,p.2、16;NIE13-59,p.3.)现在看来,这些判断是完全错了。个中原因大概是多方面的,如情报来源有限,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缺乏必要的了解等,此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毛泽东把中国带入世界强国之列的远大抱负,实现社会主义宏伟理想的顽强精神,以及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定信念,为了实现这一切,在他个性中的许多东西恐怕是难以纳入理性分析的。

下面选登了这批档案中的三个文件。注释为原文所有。

共产党中国(1958年5月13日)

问题:分析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时期的中共国内发展状况和对外关系,估计下一个五年的发展趋势。

结论

1.我们相信中共有能力继续牢固和有效的控制中国大陆。党的领导人继续显示了内聚力和决断力,同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中共是一个得到约1300万党员支持的政党,它控制着一支庞大而又有实力的军队和公安系统。我们认为,如果毛泽东去世或者丧失能力,可能会给某些目标的实现带来麻烦,并降低党的政策的灵活性,但这不会威胁到对国家政权的控制。

2.显然,在按照共产主义的模式努力改造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方面,中共政权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几乎对所有农民都实行了集体化,私营工商业主事实上也被消灭了。尽管中国人赞赏中共政权取得的某些成就,但勒紧裤腰带的生活,以及统一行动、极其艰苦的工作,这些不断的压力引起了人们特别是在农民中间的很多不满。在过去的两年,中共承认存在问题,鼓励人们进行讨论,并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得了广泛的支持,但这一方针现在被严厉地中止了。

3.由于决心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共试图争取得到民众的支持时,将很少考虑物质刺激的因素。不满和偶发的群众暴乱仍将继续,特别是在农民和一部分少数民族人群中间,但我们相信,这对中共政权方针真正的影响不过是使其复杂化或受到妨碍。由于意识到中共政权的力量,并明白没有选择的余地,大多数中国人大概会继续默许共产党的统治。

4.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57)期间,中国经济取得了高增长率,这显示了他们在经济落后情况下对资源利用的掌控能力。中国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不断在贸易、信贷和技术上提供援助。从很薄弱的基础开始,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16%左右,但1957年底的工业产量仍低于日本和英国的水平。农业产量能满足基本需求,但其发展远远低于经济的其他部分。

5.在下一个五年期间,中共政权将应付工业超速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困难。但基本的问题仍将是人口增长与食品生产不足的矛盾。目前中国人口大约6.4亿,每年增长约2.0-2.5%;在下一个五年,农业产量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比,每亩增长最多大概也不超过5%。如果遇到几个歉收年份和农民普遍抵制合作,政权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然而,即使出现这些情况,中共政权很可能凭借其控制的机构维持执政地位,同时保持工业的增长,尽管速度会降低一些。

6.我们认为,下一个五年期间,中国能保持和过去五年大抵相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到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与1957年的450亿美元相比,可能达到650-670亿美元。其中工业部分与1957年的增长率19%相比,大约是26%。

7.到1962年,中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将比现在更重要更强大。军队规模可能更小些,但装备更精良更具机动性。空军和海军将加大规模和实效性。在苏联技术的帮助下,中国的军工产业将能够满足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军队对小型武器、火炮、运输和军火的需要。造船和飞机生产将大大增长。然而,对于重型及复杂的军事装备和许多组件,中国仍将依靠苏联。

8.到1962年,中国几乎肯定还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发展导弹或是核武器,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中共将为此先进武器向苏联施压。到时,苏联很可能提供某种类型的导弹和其他可适用于携带但并不携带核弹头的武器。除非受到一个有效的国际协议禁止,否则苏联到1962年就可能把核武器引进中国,尽管可以肯定这些核武器仍将在苏联控制之下。无论怎样,即使不在共产党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

9.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结盟。北平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而一旦共产党中国在实力和地位上成长起来,在社会主义集团总的政策形成方面,中国很可能起到日益加强的重要作用。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

10.在努力削弱和消除西方在亚洲的影响方面,共产党中国很可能主要运用非军事的手段。在继续强调和平共处、发展与其他国家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会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过分的自信。在基本问题上,中国会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在继续做出愿意与美国达成和解的姿态的同时,在整个远东继续从事颠覆性的活动。共产党中国会继续阻止台湾民族主义者独立的愿望,让他们在国际上名誉扫地。在台湾问题上,只要中国认为可能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们就不会采取公然的军事侵略。尽管他们对近海岛屿变得更具有侵略性,但是,只有估计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涉,他们才会做出以军事行动夺取这些岛屿的决定。

11.日本将是北平最重要的目标,特别是因为中日在这一地区不断加剧的竞争。北平将利用日本对卷入核战争的担心,日本与美国在许多方面的摩擦,以及日本渴望拓展与中国大陆的贸易,继续谋求削弱保守力量和美国在日本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共产党中国会继续使用安抚和强硬两手策略,中日贸易很可能增长,为此,北平可能在日本获得准外交地位。

12.假定目前对苏联集团和西方的政策总体说来持续下去,我们认为,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产党中国将大大增强与自由世界的交流。这种趋势很可能引起许多国家在外交上更多的承认北平,但不是确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也会给在联合国排斥共产党中国带来更大的困难。

13.如果共产党中国保持其现行国际政策,我们认为它在亚洲的威望在下个五年将继续提高。无论是否会有更多的国家承认共产党中国,或是接受中国进入联合国,这种情况都会出现。但是,没必要由于中国威信的提高就得出结论,认为亚洲的非共产党国家会采取共产党中国所希望的内外政策。中国在亚洲未来的作用将由五个领域发展的重要程度所决定,而这五个领域在不同程度上超出了中共的控制:

(1)美苏关系和冷战各方面的发展态势。

(2)苏联集团内部的发展,例如惊人的科技成就或是巨大的政治变化。

(3)各地区共产党,如印度尼西亚、老挝和印度共产党,政治力量的发展或衰败。

(4)中国力量的发展所引起的亚洲政府日益增长的忧惧,如对中国未来意图的担心,由此导致这些政府至少要采取越来越有效的措施对付自己国内的共产党。

(5)美国对亚洲非共产党政府的信心和信任程度,这不仅有助于这些政府抵御共产党,而且能满足他们国家的愿望。

讨论

Ⅰ.导言

14.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实现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工业国的长远目标,中共政权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共取得了国民总值的高增长率,特别是重工业产量的增长。对社会进行高速的共产主义制度改造,其结果实际上消灭了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私有企业。这些成就和正在增长的军事力量提高了中国对外部的影响,其中既有自由世界,也有共产主义集团。

15.同时,超速度的改造也造成了国内普遍的压力和紧张。这些压力和紧张是由于共产主义方法的本质特征——僵化和抑制产生的,它也阻碍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权的进一步支持。他们必然认为,这个政权急切地要把中国人都嵌入一个纪律严明的共产主义社会。干预也加大了社会紧张,在社会所有层面和所有活动中,党的工作人员有指挥的权力,但大多时候,在他们负责管理的特定的教育、社会或是经济组织里,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和经验。而且,国家为了加大投资而极力限制消费,这一点农民感觉特别强烈,因而降低了生产积极性。然而,就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紧张还没有发展到威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危险程度,对生产的阻碍也没有发展到限制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严重程度。

16.1956年由于经济问题产生的悲观主义达到了顶点,中共在经历了这一时期之后,现在对于他们能够在下一个五年期间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有信心的。而这种信心有所削弱,是由于公众对政权的批评程度,这一批评是在短暂地放松了对公众讨论的控制时产生的;是由于出现了党不断脱离群众的事实;由于农民因集体化不能带来收入增长而普遍不满。这种信心受到削弱,还由于更现实的认识到那些基本问题重要性,特别是农业问题。

Ⅱ.一五计划期间的发展(略)

Ⅲ.共产党中国在下一个五年期间可能的发展趋势

52.我们认为,在下一个五年期间中共将继续对中国大陆进行有效的控制,在进一步把共产主义的社会机构和形式灌输给中国人方面取得某些成功。国家很可能使经济保持与过去五年大致相当的增长率,但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这就需要继续严格控制消费。由于国家要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步伐,这就严格限制了其要争取更多群众支持的努力。群众不满和不平的感觉仍会普遍和起伏不定,多少会妨碍国家的计划,但大概不会转变成有效的反抗。

A 经济

53.尽管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在制定过程中,但作为政府计划的基础,1956年9月就宣布了这个计划的总纲。我们据此推测,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增长大概在7-8%,或是大约与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样快。由于来自现有工厂的可以进一步集中使用的资金远远不足,所以生产的增长可能需要更多的投资。无论如何,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投资相对于总产量会继续增长。还会强调工业发展,到1962年工业比例将占到总产值的26%,而1957年是18%,1952年是13%。

54.农业生产。临近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共已被迫优先扩大农业生产,以提供最低消费和保证人口增长的需求;提高农业原材料的生产,特别是棉花生产,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增加出口偿还贷款,为进口重要的基础设备提供经费。优先发展农业将会对工业发展做出某些调整,加大投资生产化肥、农药、灌溉设备和农业器具的重工业。例如,在第二个计划期间,化肥厂的投资占整个国家投资的比例,将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提高到3%。

55.中共1958年就宣布,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投资将达到14%,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用于农业的投资将是一五计划的4倍,而一五计划的农业投资只有7.8%。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投资主要用于大型水利项目,而集体用于灌溉、排水设施、化肥、农具和机器、牲畜及其他生产必需品的直接投资,将继续为农业发展提供主要资金。政府认为,这样的投资和有关技术的进步是迅速提高农业产量最有效的途径。

56.1956年9月,政府提出的1962年农业目标是生产谷物2.5亿吨,棉花240万吨,但到了1957年,政府承认这些目标过于贪大,因而在切实增强农业发展努力的同时,降低目标,谷物为2.4亿吨,棉花215万吨。尽管如此,考虑到有限的化肥要用到那些经过开垦和多种栽培开发出来的已灌溉和播种了的地区,我们认为这些目标仍过于乐观。1957年到1962年间,谷物生产很可能从1.85亿吨只提高到2.15亿吨,棉花从164万增长到200万吨。大约1/4的增产期望来自增加的化肥供应。

57.上述估计意味着农业产量年增长率约在3%,比每年人口可能的增长率2-2.5%稍高一点,但许多偶然性可能一笔勾销这点差距。一个重要而无法估计的因素是农民是否自愿在集体化条件下努力生产。天气及其对种植的影响也是不可预测的。最后,我们不能完全忽视现在的人口增长率会提高的可能性。对中共来说,最糟糕的就是这些偶发因素合在一起——连年歉收、农民冷漠、人口增长率上升,这将使政府面临巨大困难。尽管如此,凭借内部的安全系统和控制粮食分配,中共政权几乎肯定能维持自己的政权。而且,北平有其他的权宜之计,包括贷款或是得到苏联集团的援助,减少出口及进口农产品等措施。同时,在重工业方面政府有足够的生产和建设能力,尽管会降低速度但能保证工业的增长。

58.中国人口众多且日益增长,确保其粮食供应成为中国在不确定的将来首要的经济问题。可耕地相对有限,尤其大部分土地分布在海拔高、干旱或是山地而不适宜耕种。目前,约11%土地是耕地。通过开垦不毛之地,加大投资和应用现代技术,成倍扩展耕作以增加播种面积,这种可能性只有一半。在雨水充足、生长季节长的重要农业区,通过防洪、灌溉、防虫、耕作方式和施肥等方面的改善,农业产量能得到提高。因此,我们认为,随着投资加大,中共能成倍提高农业产量。但是,如果现在人口的增长依然照旧,那么在28年到35年间人口将翻番,到时即使实现了农业发展的潜能,也很难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59.工业生产。第二个五年计划还没有定稿,但是基本方案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上已经提出了,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在二五期间约86%,一五计划期间是115%。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虽然在各个工业目标上有一定的变化,但如计划的那样,由于预计的工业投资水平,工业的总体目标能够实现。

61.中国工厂制造的各种产品增长很快,但也会出现短缺,特别是化肥和原油。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机器制造业提供的机器需求很可能达到70%,相比较一五计划提供的是60%。除了优先发展化肥和机械工业之外,二五计划期间将更多地关注商船制造业、制铜业和原油工业。中国政府即使实现了它的原油目标,在1962年仍要严重地依赖原油进口,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

62.受过培训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短缺的现象将继续存在。为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计划从50万院校毕业生中选派三分之一投入各个领域的教学。那些不从事教学的人员,一半将成为工程师,三分之一将从事机器制造、科学、农业或是森林业;约有六分之一将从事法律、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在这期间,政府还计划使目前中小学的在校生增加一倍。到1962年,即使这些目标都实现了,还远远不能满足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对高素质人员的需要。

63.对外贸易。二五期间的整个出口估计是320亿人民币,进口是292亿;而在一五计划期间,出口是233亿人民币,进口是252亿元。我们认为,在二五计划里,共产党中国的大部分贸易仍是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特别是苏联。但是,与非共产党国家的贸易比例很可能会增加,可能从占整个贸易的22%扩大到30%。贸易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我们认为是中国将扩大对日本铁矿和煤的出口,对南亚和东南亚消费品的出口;从日本进口化肥、工业设备和钢材,从西欧进口资本货物。共产党中国可能会更多地利用其正在增长的国家船队商船进行国际贸易。

64.保持目前多边的贸易控制状况,由于日益严重的进口问题、费用的不断提高以及灵活性的不断降低,将会使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复杂化。此外,目前美国实行的单方面金融控制,拒绝承认共产党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出口市场,并减少了其美元收入。

65.显然,没有苏联新的长期贷款,共产党中国也会继续进行他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将通过出口为进口工业化所需提供资金,同时偿还一五期间欠苏联的贷款,并为他们自己的援助项目筹措资金——所有总计起来估计有30亿人民币。以他们现在的能力,没有苏联的进一步贷款,中国也能够执行他们的工业发展计划。但考虑到一系列的经济困难,中国人可能谋求和得到苏联在信贷上的某种援助。

B 党

66.党在保持活力、灵活性和党内纪律方面可能会继续面临着困难。由于最近大规模安排干部到基层工作造成了紧张局面,而1949年以后党员队伍膨胀所造成的困难还将继续。在形成政府计划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必然会导致党的各级领导中出现政策的不一致。尽管这些问题可能迫使党有时候采取压制的手段,大体上中共政权还是能够通过定期的修正计划,用讨论、说服和行政纪律处分的程序解决党内矛盾。而且,我们认为党在其政策中会保持非常重要的灵活性。

67.这些问题可能因为毛泽东的去世或是丧失能力而加重。在下一个五年中,谁来继承毛泽东的问题应该提出来了,党的权威很可能在最初过渡到一个小组,小组的成员最有可能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朱德为国家名誉主席。在缺少毛时,政策的争论和权力斗争会很尖锐。占据毛的位置的诱惑会很大,这可能导致党内权力斗争。我们认为,这样的斗争会使政权要达到的目标复杂化,降低其政策的灵活性,但不会威胁到中共政权控制国家的能力。

C 民众态度

68.我们很难预测,群众的不满在最近的将来能够转变为有组织的和积极的反抗。这种不稳定将继续保持在现有水平上,可能会发生孤立的偶发事件、小规模的反抗,特别是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紧缩和工业化带给人们日益增大的压力,群众对此的反应可能随时导致政府的强行压制,如果必要,中共领导人会使用严厉的镇压措施让老百姓听话。但是,同时他们很可能避免普遍地和有步骤地使用恐怖手段。还会有很多不满,但我们认为,这对政府计划的真正影响不过是使其复杂化或妨碍计划的实施。尽管政府将继续谋求更多的积极支持,由于其决定推行的经济和社会计划,它的努力将获得有限成功,大多数中国人对政府的反应仍可能是默许的态度。

69.政府将继续处理知识分子问题。1957年春,来自大学里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向政府表明,尽管它努力教导但没能迫使多数的学生和教授接受共产主义的道路。由于缺少高等教育设备,以及给毕业生提供的城市就业机会有限,赢得学生这一代的问题变得更困难了,因此需要加强纪律和对学生的政治控制。此外,国家很可能继续强迫大批中学毕业生接受到农村长期的农业劳动。

70.农民肯定还会给政府带来麻烦。政府承认二五计划期间的主要问题是改善集体农场的管理,让农民更多地接受集体制度。政府可能会通过更严的控制让农民保持一致,而在收成好的年份允许适当提高消费。

D 军事建设

71.在下一个五年,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能力几乎肯定会继续提高。尽管军队在规模上会缩减,但它将装备新的更好的武器,比目前更具有机动性和受到更好的训练。空军和海军在规模和实效上将有所提高。尽管军队力量的平衡会好一点,但保持大规模的地面部队的主张将仍然盛行。中共很可能会保持一支庞大的常规军,除了它的进攻和防御任务外,还作为基本力量控制中国大陆,并继续在亚洲发挥威吓作用。

72.到1962年,空军总共可能会有3600架飞机,增加超过700架。中共可能把他们的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转换成喷气式飞机,也许到时会有些喷气式中程轰炸机。在强调提高国土内水域的防御能力的原则下,海军会继续高速发展。可能会重点加强潜艇的力量,替换超期服役的船只,提高海军行动的实效性。

73.军事工业将在规模上和效率上得到提高,但在二五期间,对于多种重型和复杂的军事装备,以及技术支持,中国仍将严重依赖苏联。1958-1962年期间,军事工业也许能够满足军队对小型武器、几乎所有火炮、运输工具和弹药的需要,但仍不能满足装甲战斗运输车和更复杂的火力控制系统的需要。制船业也将继续扩展。国内飞机生产会有一定的提高,但中国在许多组件上会继续依赖苏联。

74.由于缺少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军事和经济计划对其有限资源的需求,到1962年,几乎可以肯定共产党中国没有自己发展导弹或是核武器的生产能力,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共产党中国会向苏联施压获得如此先进的武器。在下一个五年,苏联可能提供给中共某些种类的导弹和适合用携带核弹头但只带常规弹头的武器。中共和苏联在把核弹头(包括炸弹)引进中国来的问题上看法还不确定。除非遭到一个有效的国际协定禁止,苏联到1962年可能把核武器引进共产党中国,尽管可以肯定这些核武器仍在苏联控制之下。无论怎样,即使不在共产党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可以被迅速利用上。(李锐译,沈志华校)

共产党中国当前的发展趋势(1959年2月10日)

问题:评价“大跃进”和公社计划的重要性,它们与毛泽东领导权问题的相互关系,中苏关系和中共对外政策

结论

1.中共的“大跃进”方针多半建筑在巨大耗费人力的基础上。尽管很难精确评估中共所宣称的数字,但据我们初步判断,1958年的生产确实有显著的增长。农业至少提高了10%,可能是20%;某些方面的工业生产,例如钢、煤和机床,几乎可能是1957年的两倍,尽管有些增加的产品质量可能很糟糕,没有多大用处。今年肯定可以看到总产量会有另一个大幅度提高,但前进速度在1959年之后很可能不再继续,因为在这疯狂时期产生的某些人为的和经济的问题开始显现。

2.几乎所有的农村在不同程度上都被组织成了公社。我们认为,中共党在最近一个时期采取的缓和公社发展的方针,包括推迟城市公社的建设,反映出中共在重新向前推动以前需要把人心团结起来。尽管已经考虑到民众会有负面反应,不过很少会出现明显的反抗迹象。我们认为,中共政权强大的控制系统及其所显示出的灵活性,能够使北平既避免流血镇压,又不会被迫从公社做法后退。

3.毛泽东宣布他打算辞去政府主席的职位,引起人们对他在党内地位的猜测。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毛泽东的决定不是党内有任何反对他领导的意见而促动的,而是像官方宣布的,他希望集中精力去解决政策问题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作为党的主席,他仍是国家的一号人物。

4.尽管大跃进和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间引起一些新的摩擦,但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

5.至于说到1958年期间共产党中国对内对外的冒险,没有坚实的证据说明二者有什么确定的相互关系。二者都是作为加速共产主义革命进程这一运动的一个方面出现的。虽然北平可能估计,挑动台湾海峡危机有利于团结人民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我们不认为,这是触发危机的主要动机。

6.在近海岛屿危机中,美国和国民党中国的回应以及世界的反应,或许对于北平总的外交政策思考会起到某些缓和的作用。较少强调美国所谓的弱点,而更多强调中国在亚洲的目的及其政策的“和平的”、“合理的”特征。这些考虑并不意味着中共强有力的行动会受到阻止,特别是那种在有机会实现其某些目标时所采取的行动。

7.对于大跃进和公社计划的社会代价,亚洲已经有了某些负面反应。如果这些计划惨败,共产主义在亚洲就没有人相信了,共产党中国对其他亚洲政府的影响力也将减弱。然而,在执行这些计划时,任何事情只要不是大的失败,仍能让中共政权处于对邻国施以巨大压力的地位。如果这些计划成功了,在南亚和东南亚对中国的顾虑会增大,要防止诸如柬埔寨、泰国这样的小国迎合中国的要求就更困难了。成功将大大增强北平领导人的信心,认为自己有能力加快实现国内和国外的目标,并且强化他们的信念,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是实现那些目标的唯一指南。

讨论

I.导言

8.在过去一年里,共产党中国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也许有着长远的重要意义,对于共产党中国的内外政策及其在苏联集团里的作用,这些事件的意义超过了自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来其他任何国内的发展。

9.推行“大跃进”方针,寻求更充分地动员共产党中国广大的不发达的劳动潜力,这使已经发展很快的经济速度突然有了巨大的增长,也引起了共产党中国已经确立的经济形式的重要改变,这种形式最初是建立在苏联模式基础上的。这是一场大胆的、深刻的社会革命,超过了共产主义以往在共产党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实践,是史无前例的,它试图创建公社,并作为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这些庞大的计划伴随着武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不断加强的充满自信的声明,以及对外政策方面经常性的挑战,包括在台湾海峡挑起严重危机。就在这一年底,宣布了毛泽东打算从国家主席退下来同时仍保留党的主席职位的消息。

10.毫无节制的、疾风暴雨似的大跃进运动,特别是公社组织的发展,令世界震惊。1958年以前,中共政权在各项计划上已取得了显著成绩:牢固地确立了对国家大部分地区的控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目标总体实现或超额完成;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约7-8%;相对平稳地实现了农村集体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北平在社会主义集团里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得到认可,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大大加强了。1956和1957年出现了一些经济和政治上的困难,但经济增长的势头是好的,也没有对政权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对于那些不像北平统治者那么有雄心的人,这样成功的业绩可以使其继续原有的经受了检验的政策。

11.相反,过去一年发生了激进的改革。尽管到年末缓和了一些,但这些改革表明,中共领导人是严肃认真地对待共产主义信条的,在“不断革命”的理论下,强制地向前推进,以确立现代工业经济。如果大跃进和公社的改革经过一段时间获得成功,他们就有可能把中国带入欧文式的空想社会,加快共产党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的进程。

II. “大跃进”和公社计划

A 这些计划的动机

12.大跃进。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最根本地是源自中共领导人中一种不断增长的信念,即认为,尽管在某些领域很快地有所收益,但现存的经济计划框架还不能达到最佳结果。这种想法在1957年间明显地增强了,因为1956年当局正在应付由于经济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混乱。党也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来证明,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特别强调的口号“依靠群众”,可以产生具体的效果。

13.从1957年重新审查经济计划起,当局明确地得出结论,认为集中地单一发展大规模的重工业,这一脱离实际的模式过多依赖中国的进口能力和技术,而阻碍了更多使用中国资源的产品发展。由于缺少苏联信用贷款,以及出口产品和市场受到明显的限制,当局只有通过一项较少依赖进口资源的项目来大幅提高其国内投资。当局在继续鼓励重工业的增长,优先进口对工业有用的货物,发展国内资本货物产业的同时,也努力大规模地动员农村劳动力扩大农业生产,发展地方工业。

14.计划的制订者也承认,农业生产是一五计划发展最薄弱的一个方面。我们估计,农业增长大约是13%,与中国膨胀的人口持平。当局已经发现很难扩大粮食出口、不断增加粮食供应和为城市提供农业原料。而且,面对人口增长的趋势和有限的耕地资源,马尔萨斯的灵魂已萦回在计划者的脑际。同时他们越来越确信,在能供应更多的化肥和农业机械之前,强化劳动效力是提高农业生产的唯一途径。

15.从1957年底开始出现新的集体劳动的方式。在9月份党宣布,农业生产更大的增长能够实现,而且必须实现。劳动大军(据报道总共有1亿人)将被组织起来,利用相对空闲的冬季参与农村规划,特别是灌溉工程。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其他“志愿者”每周要花好几个小时到农村劳动,如挖渠、积肥。有关扩大地方工业可能性的讨论越来越多。

16.令人惊讶的是,2月宣布的1958年度经济计划仍然是适度的。但是,当冬春动员的结果变得明显时,当局表现出强烈的自信,而到5月党的代表大会,领导人正式发动了“大跃进”,号召“多快好省”地加紧生产。大规模的宣称运动点燃了党员和群众的热情,提出了如“一天等于20年”等极为乐观的口号。大跃进的生产目标有时高的出奇,而且不断攀升。

17.公社。为了实施新的经济计划,需要发现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将打破各农业集体之间的界线,而建立一个强大到能够自行筹集资本并在最大限度内动员可利用的人力资源的单位。从1956年起,各种分散存在的合作社开始合并为更大的单位,到了1958年春,在一些省出现了逐渐加快的合并趋势。湖南的这样一个单位,后命名为“卫星”公社,成为后来公社运动的范例。这种新的组织形式的特征是:(1)将一个乡的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在一起;(2)乡政府与公社管理合并,实际上控制着该区域的农业及其他各种活动;(3)通过扩大集体化的范围使剩余的私有制进一步缩小;(4)孩子被送到公共托儿所、学校,在集体食堂吃饭,以便把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去参加劳动;(5)工人按照军队方式组织起来,并被派到田间或是小工厂。

18.这些经验显然使党的领导人相信,他们至少找到了一种组织方式,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甚至包括孩子和老人,以满足大跃进方针的需要。因而,1958年8月突然发动了集中推进城市公社的运动。

19.在组建公社的运动中,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1957年的整风运动表明,有些中共领导人感觉到革命正在失去动力,向共产主义迈进需要一个重要的新的步骤。通过一举实现公社这个基本设想,不仅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成果,甚至还引入了某些纯粹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通过给社会革命提供一个新的动力,这也许可以满足意识形态进步性的迫切需要。

20.此外,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集中到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采取军事化手段控制所有人,这使得对每个人的监督和人身控制变得更容易了。公社内部的群众性的民兵组织强化了这些作用。家庭是唯一保留下来的能够与国家和党分享忠诚的单元,但公社的共同生活状态正在促使家庭的解体。最终,从幼年起开始管理和控制公民的公社制度得以不断加强,这有助于实现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一代人的目标,最终把中国人塑造成想象中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21.促动北平的还有战略上的考虑,公社体制所固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下放和分散,符合战备的需要。中共报刊毫不隐讳地说,如果战争爆发,国家在新的组织形式下就不那么容易崩溃。

B大跃进和公社时期的发展

22.大跃进。到目前为止很难精确判断中国所公布的产量,但据我们初步估计,1958年的产量确实显著提高了。我们认为,农业的产量超过了1957年,尽管实际产量远低于他们所说的,但至少达到了10%,也可能是20%。在老天帮忙的同时,考虑到中国已实行了集体耕作,在一个年份里有这样的增长,公平地说也能称为“突破”了。工业生产是实际产量在多数情况下接近所公布的数字,但要考虑到增长的部分主要是机床、钢铁和煤,且质量很差,用处有限。

23.我们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国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关于农业的统计数字,突然恶化。最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因为各级组织为实现不断上升的目标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领导者则急于要向世界证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飞跃发展。此外,报告大跃进的情况需要庞大的统计工作,有很多毫无经验的新手参与其中,还要用到新的统计技术,况且几千份来自地方工业的原始报告材料又非常不规则。由于在丰收季节开始实行公社计划而引起行政管理机构的改变,使得这些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最后,我们认为,党的领导人感到这些生产数字应该可以证明,在共产党中国新的强迫式的前进道路上,没有那些以前的和“比较保守”的(如果不是更现实的)指标的一席之地。

24.公社。1958年11月初,北平宣布99%的农村人口组织成了26500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4750户。可以使用的证据显示,到这个时候,公社组织发展的实际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个极端是这样的组织仅存在于纸面上,另一个极端是如同“美好新世界”一类的公社,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住所,孩子由公社养育,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由国家供应。然而,到1959年1月,我们认为,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如下的判断,属于上述两种极端情况的公社只有极少数。无论如何,如果考虑到公社组织基础的相当部分已经存在了,那么,公社化表现出来的这种速度还是颇为可信的。由农业高级社合并而形成公社的这种乡一级单位已经存在,并且在乡的范围内,农业高级社及其他经济组织中的各种经济合作,在1957年后期已经开始了。

25.1958年12月10日,中共发出指示,要求纠正一些公社的极端激进的现象,要求过于热情的组织者不要急于用他们的“命令主义”对待别人。中央的指示和后来发表的社论还警告说,公社采取的“供给”制不要推行得太过头,对于孩子的教育父母要有些选择权,减缓推行军营生活方式,减少过度劳作而多睡觉,总之要全面纠正错误和弊端。在激进者之后紧跟着一个调整期,调整是中共经常采取的一种手段。看到调整时期很可能误以为是软弱的信号或是当局改变了主意。

26.试图在城市里组建公社的努力一开始就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把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城市社会完全机械地组成大小容易控制的半自足单位,证明是不行的。另外,此举也遭到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强烈抵抗,以至共产党报纸抱怨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固残余”。由于这些困难,北平推迟了城市公社计划。

27.在12月发布的整顿指示反映出存在不少公众的不满和消极抵抗,当局也承认这一点。为了有助于转变公众的态度,中共决定减缓推行某些更激进的社会措施,着手加紧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些困难还不足以对其政权和公社计划构成任何大的威胁。

C.1959年的展望

28.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生产在这一年将继续增长,只是稍逊于1958年的成就。整个年份会继续充分动员劳动力,保持比1958年稍高的效率,同时将停办一些小的生产项目,包括许多小工厂。农业生产远低于所说的目标,但仍会大大提高(假设有好的天气)。1959年的工业发展实际上将会接近许多雄心勃勃的目标。随着新工厂不断投入生产,工业产品也会提高,特别是轻工业能够从1958年工业的高水平成果中获益。

29.然而,这一年可能会出现新的严重问题。导致1958年生产明显上升的主要因素——未充分就业的人力资源已经基本耗光了;现在已没有尚未开发的人力储备。此外,甚至这些中国人也都没有力量或不愿意无限制地继续1958年下半年那种狂热的速度了,一种可能性已经在12月公社调整中反映出来,人们表达了诸如一天8小时睡眠这样的需要。在如何调配快速增长的产品,以及进一步加快发展已经超负荷的运输系统方面,当局将面临严重的问题。更大的困难来自于农村产品的质量低劣和缺少行政及专业技能。这些也许由于即兴式的和地方上的首创精神的继续而得到部分弥补,这种精神在过去的一年已经展现出来,但是中共大概不再能保持1958-1959年的增长速度。

30.1958年浮夸的统计很可能到1959年底给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带来麻烦。这一问题在农业方面特别尖锐,1959年的主要粮食产量目标差不多比1958年所宣布的产量增长了一半,大概是1957年的三倍。由于缺少可靠的统计数字和经常改变生产目标,给共产党中国制订均衡发展的经济计划带来了严重问题。此外,在声称粮食生产大幅提高的情况下,还要坚持有限的消费计划无疑是困难的。

31.1959年将继续调整公社体制,减少一些极端的做法,一些措施可能会更实际、更符合地方条件,但当局肯定会继续坚持公社的方针,不会有大的改变。认识到这项计划的重大意义及其在最初阶段的重要性,中共无疑将尽更大的努力尽可能顺利而有效地发挥公社的作用。问题仍存在的同时,我们认为当局总体上会成功保持现有的进程。

32.会有零星的主动对抗和不少消极对抗,以及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公社计划已产生了广泛反响,当局在年底前放慢步子就是对此做出的部分回应。对传统家庭的冲击是公社革命中最敏感的部分。但是,这种冲击还将持续近10年,过去的经验表明,北平很清楚什么样的交易可做,它可能继续努力调整步伐以避免严重的不满。这种灵活性加上当局的控制,我们无法期望会有全国范围的抵抗,足以导致流血或是迫使当局从公社运动中后退。

III.毛泽东的地位

33.毛泽东宣布今年春天辞去国家主席一职,尽管还保留党的主席,还是引起了人们对他在党内地位的猜疑。可以想象,毛的政策在党内受到攻击,他的助手们现在联合就足以挑战他的领导,只要他们想这么做。在党的报刊上有证据表明,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对于“双百方针”是否得当、在推行对外政策目标时中国能够承受的冒险程度、经济发展的最佳速度等方面,党内都存在着分歧。此外,领导人在中苏关系的一些问题上可能有分歧,在如何对待当前大跃进和公社计划所引起的困难上,也不完全一致。

34.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说党内出现了分裂主义,我们也不能确定任何组织或集团想要剥夺毛的权利。相反,在过去的岁月,党多次声明强调毛在领导党和制定主要政策中的作用。处于最佳地位反对毛的人,是那些与当前大跃进和公社决策密切相关的人。此外,如果党内出现一个打算排挤毛的集团,按照逻辑应先把毛从党主席的位置上撤掉,保留国家主席来维持他的公众威望和象征意义。

35.因此,我们认为,很可能是毛自己提出了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他大概希望用更多时间来巩固他作为共产主义理论家的领导地位,解决政权面临的各种国内外的问题。毛公开宣布辞去主席一职至少有一年了。国家主席权力不大,只是象征性的,所以毛没有牺牲任何重要的权力,只是减少了耗费时间的礼节性活动。

36.毛辞去国家主席对于中国领导层没有多大影响。他肯定仍是党和国家的领袖。谁来接替毛的国家主席之位尚无定论,很可能是一位有些威望,但在领导层很少露头角的人,他不会是毛的党领袖的潜在接班人。(李锐译,沈志华校)

共产党中国(1959年7月28日)
                        
问题: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发展状况和对外关系,评估其接下来五年内可能的趋势。

结论

1. 在其执政的第十个年头中,中国共产党人已牢牢地控制了中国大陆,国家经济飞速增长,共产党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份量也不断上升。去年国内激进的政策和措施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亚洲国家也不断认识到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中无情的一面和对外政策中的侵略性企图。这些问题的确会使共产党中国在未来的五年里相当困难。然而,我们认为这一政权有能力解决其国内问题,共产党中国的力量在未来五年里将会得到相应增强。尽管该政权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其国力仍将会远远低于美国和苏联。

2. 虽然1958年的生产增长远没达到当时北平提出的夸张标准,但是当年的经济产量还是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我们认为1958年国民生产总值创造了20%的增长记录,其中,工业产量增长了40%,农业产量增长了15%(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年的气候条件相当好)。然而,这些生产记录是在付出了相当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后获得的。

3. 在接下来的5年里,为了保持高速的生产增长,共产党政权将遭遇生产动力、生产和运输中的混乱、错误的统计数据、意识形态的压力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共产党中国有能力使其195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15%,在余下的三年里,即在1960-1962年,也能成功地维持每年7%-10%的增长速度。这些增长可能会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总体增长65%-85%。工业的年增长率可能比1953-1957年间16%的惊人的增长率要平均高出50%。接下来的五年里产出上最具戏剧性的增加恐怕是在基础工业的产品方面。比如,共产党中国可能有能力将粗钢的生产量在1962年提高至2000-2500万吨,这些粗钢虽然没有完全达到西方的标准,却具有其商业价值。

4.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在被评估的时期可能无法获得如此戏剧性的增长。1958年15%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再现。在整个“二五”计划期间(1958-1962年),农业的总增长速度可能是在20%-30%之间。这样的速度对于支撑经济发展可能是足够了,但却赶不上消费的极大增长。

5. 公社体制为共产党政权提供了更有效的方式来动员和指挥其巨大的潜在劳动力。然而,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这一政权在试图成立中国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单元——公社的努力上却面临严重困难。公社计划给当局带来的极大困难是无法避免的。这种困难和经济混乱,迫使共产党政权修改了公社的一些非常极端的政策。我们认为,如果在经济或政治上有必要的话,北平会继续推行公社计划并进行一些政策上的改变。这些不断强加在人民身上的压力在民众当中可能引起的后果,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勉强的顺从。然而,鉴于这个政权具备应变能力和监控能力,民众的反抗不可能达到迫使政府在血腥镇压或者放弃公社之间做出选择的地步。

6. 尽管有迹象表明过去25年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独一无二的凝聚力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开始减弱,但我们认为毛泽东仍将是共产党中国的主导人物。选举刘少奇作为毛的继承人而担任国家主席,这可能也意味着确定他同时继承毛而成为党的领导人。如果毛泽东逝世或丧失了工作能力,将权力移交给刘可能就不会遇到什么挑战,但是共产党的办事效率、活力及其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声望可能会下降。

7. 接下来的五年,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装备实力将会有一个实质性的提高。然而,共产党中国在我们评估的这段时期可能不会研发值得重视的本国导弹项目。苏联可能提供或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生产不够精密的导弹。在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国共产党可能有以下一种或多种导弹是苏联设计的,它们是地对空、空对空、空对地、短程地对地导弹。共产党中国可能已经启动了核武器研发计划,但也几乎可以确定,1963年它还不会具备自己生产核武器的能力。[1]

8. 我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核武器方面的利益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矛盾。苏联不愿意看到共产党中国得到他们自己能控制的核武器,这一点基本上是确定的。从共产党中国方面讲,也几乎可以确定他们想拥有核武器,并承认一旦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其发展核武器的机会就将大大减少。对于共产党中国是否拥有核武器,我们没有可靠的证据。我们认为苏联不可能将核武器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然而,他们却有可能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一些可携带核武器且其射程足以到达台湾的地对地导弹。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导弹的核弹头可以安置在共产党中国的领土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几乎可以确信它们将处在苏联的监管之下。无论如何,除非是受一项有效的国际条约的禁止,在我们评估的这个历史阶段,核武器是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当然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将处在苏联的监管之下。

9.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然而,随着共产党中国的力量和地位的提高,它对苏联集团的政策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也将不断上升,中苏利益的调和也会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核武器、对待西方的态度和策略、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上,也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观点。我们同时认为,虽然莫斯科欢迎共产党中国对苏联集团力量所做的贡献不断增加,但它更关心共产党中国力量不断壮大背后的长期影响。尽管如此,双方无疑都承认,他们之间的问题在于联盟本身的必然结果,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因此,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联盟本身。

10. 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国内计划、西藏局势和对外政策上的侵略性特点,造成整个亚洲对共产党中国的强大及其意图的忧惧不断增加。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过去的几年里遭受了外交政策上的挫败,他们大概仍有相当的信心乐观地面对未来。我们认为将会有不断的证据显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战特点,显示他们想作为被承认了的大国身份而出现的急躁心态。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来自世界范围的压力也将增加。中国共产党人或许主要会通过政治和颠覆性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也将继续他们的贸易和援助,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制约,这种努力可能依然是受到限制和有选择性的。然而,强调非军事手段并不排除使用武力去开拓一些其他的目标,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对一些情况做出反应。这些情况可能被解释为对他们在亚洲的地位的一种严重威胁。

11. 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将不会让台湾海峡的局势永久地保持平静。但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共入侵几个主要近海岛屿是不可能的,除非北平开始相信美国帮助中华民国政府防卫这个海岛的决心已减弱。中国共产党人大概会继续对该地区保持零星的军事压力,如偶尔的海军或空军演习。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将采取一些手段在台湾海峡试探美国的意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袭击由民族主义者控制的一个或更多的较小的岛屿。

讨论

一、导言

12. 在过去的一年里,共产党中国大力提高其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速度。其结果是遇到了建国10年来所经历的最大的困难。高产出导致了生产的严重不平衡和供给的分配不均。人为推动的生产力发展导致人口过度劳累,食不果腹,因而士气严重下降。人民公社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共产党政权对人口的控制,但是,它和同时进行的“大跃进”运动一起,由于管理不善给早已危机四伏的政权增加了更多困难。当共产党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恢复其自信的时候,作为一种反应,一些困难也随之而来了,这些困难是: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张引起苏联的不满,以及在与台湾、日本、西藏相关的问题上对外政策遭遇的挫折。北平选择的通向世界强国的道路显然是不平坦的,但这些困难并不会阻止他们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13.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计划是中国共产党自1955-1956年间进行的一系列试验中最新的,也是最激进的。在此之前,国家的发展基本上采用的是苏联模式。然而,从那时起,中共领导人越来越相信这种发展模式不会给经济带来足够快的发展;他们认为,如果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迅速转变成为世界强国,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进行激进试验是必须的。

14. 存在的大量问题。人口的增长几乎与农业生产的增长相等。主要依赖税收和市场控制的共产党政权发现,调动供给以喂饱飞速膨胀的城镇人口和获得用于出口的产品都很困难。快速的工业化需要不断进口和引进资本,这时优惠的苏联贷款也终止了。只有通过扩大出口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进口需要。此外,调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革命精神再次显得必要,因为当局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它一开始得到的普遍支持。同时,共产党中国也没有得到来自外部的重大补偿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它没有成功地获取台湾,也未能取代中华民国而加入联合国。最后,由于苏联领导层中出现的混乱,非斯大林化,匈牙利革命,共产党中国自身力量的增长,以及中共在核武器领域需要苏联帮助的愿望未得到满足等等原因,导致了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复杂。

   15. 自1956年初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和政治计划上的根本变革——通过一次接一次的试验——都是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显然,从1956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经济和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前进的速度上,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到1958年中期,共产党似乎已定下了一套大胆的和激进的路线。实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表明了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强硬观点的胜利。与这些措施相伴随的,是官方授意的统计数据和经济目标的公布,以及对外政策的好战性、苏联集团内部的教义主张、共产党中国内部意识形态认同的显著增长。到1958年末,不断加剧的紧张带来了一些退却。当然,这些只是调整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而不是发生了变化。至少,未来几年总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似乎已经建立。

16. 在过去的一年里,北平的行动表明,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决心迅速地和残酷地实现其野心勃勃的目标:在他们不发达的国家完成工业化,使其变成一个世界强国,使其人民成为“共产主义新人”。塑造中国共产主义生活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任共产党领导人是第一代革命者,对于他们的共产主义教条的标牌和“不间断革命”的概念非常认真。然而,在他们的观点中也包括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所谓“共产主义新人”,一定会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这种民族主义成分有利于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已经确定的前进速度,但是这种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苏联盟友的需要之间的融合问题可能会变得日益困难。

17. 在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保持经济发展的强制性速度。他们在面对这些困难时,会继续灵活地改进手段和方法,但是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不会改变自己的基本目标。

二、“大跃进”

(一)背景

18. 共产党中国有两个基本经济问题。第一个且最根本的是,其快速增长的人口对有限的食物供应所造成的压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的食品刚刚能满足人口的增长。共产党政权仅仅通过对农村地区稳步增加的控制以及通过限制消费,来拨出农产品中必要的剩余部分,以满足城镇人口的增长和出口需要。然而,虽然工业产品的大大增加,日益严重的波动依然会强烈干扰发展轻工业和增加出口计划。

19. 第二个问题是获得高强度资金积累的困难。为了把共产党中国从一个落后国家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进口相当数量的高级设备。在严格控制消费的基础上,充分提高农产品产量这一措施的失败,限制了资金的数量,而这些资金本可以通过现代工业产生的。苏联集团已经满足了共产党中国进口资本货物的需求,但是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通过贷款得到的,而且没有证据显示共产党中国已经从其富裕的苏联盟友那里收到过一个红色戈比的经济补助。在过去的十年里,除了军事借贷,北平从莫斯科那里得到的所有资助就是两次总数为4.3亿美元的经济贷款。自1956年以来,北平从苏联那里进口的所有东西都是以货款两清为基础的。除此之外,为了报答前几年苏联的贷款,北平还必须大力提高出口。

20. 1956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共产党政权在1957年开始了一段经济巩固时期和对发展政策的再考虑。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很显然无法解决共产党中国资金短缺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首先,这样的发展规划要求进口大量的资本货物,而共产党中国为此需要付出其自身的资源。其次,它不能充分利用巨大的且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城市人口无法充分就业,而且每年都有几个月,5亿农民相对没有产出。同时,1957年的经济发展为1958年的扩大生产铺好了路。[2]即使没有“大跃进”的推动,195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也会达到1956年所创造的12%-13%的纪录。

21. 虽然共产党中国领导人一开始为1958年制定了相对保守的目标,然而在那年的上半年他们做出判断,比他们计划预见得更快的发展速度也是可能的。他们决定利用中国众多人口的劳动潜力,在各个领域发起“大跃进”运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投资模式和财政价格政策将会继续,但是除了现有的计划,也会采取新的措施。

(二)特点

22. 大跃进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更加重视中小型产业的发展,与大型的产业相比,这些中小型产业需要的资本投入、技术和知识含量较小,并能迅速产出并盈利。与此同时,对这些中小型产业的监管权也移交给了地方政府。这一举措促进了地方工业和地方建设的进程,同时更加有效的利用了劳动力和地方资源。重工业工厂和其劳动力的过度使用也使得这一产业生产力有所提高。工人进行多重轮班工作,并时常受到超额完成更高目标口号的鼓动。

23. 然而,中国共产党大跃进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农业生产中所迸发出的惊人的生产能力:[3]灌溉工程,数以千计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后院工业。这些后院工业的最佳代表就是分布于全国各地农田间、校园内、办公院里众多的小型炼钢炉。这些自制炼钢炉一般由学生、家庭主妇、职员和农民等志愿者操作,使用一切能够得到的碎钢片(包括农民烧饭用的锅)和地方上生产的矿石和煤炭。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占1958年生铁总产量的40%和钢总产量的20%。然而,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质量低劣,根本无法使用。

24. 人人参与劳动:幼儿园儿童拔草;小学生做鞋子;家庭主妇挖水渠,为炼钢炉加燃料;老人养猪,照顾小孩。劳作的时间长,而志愿者也没有假期。同时,追求“多、快、好、省”的压力常常存在。发动并保持这一史无前例的工作狂潮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动机、组织和管制的绝招之所在。

(三)成就[4]

25. 尽管还远远没有达到北平政府的生产目标,中国在1958年的生产力纪录仍是引人注目的。在这一年,农业和工业第一次同时有了大幅度增长。据我们估算,195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57增长了20%左右,大大超过了1956年增长13%的现有纪录。

26. 据中国官方声称,1958年的农业产值上比1957年增加了64%,而基本粮食作物的产量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这些数据显然是不可信的,可获得的信息无法支持这些数据,同时参考中国所实行的密集型农业状况,这些数据也是难以置信的。因此我们相信,农业产量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增长,可能是在总体上是15%左右,而基本粮食作物的增长在15-20%之间。[5]而这一增长的三分之一得益于风调雨顺的气候。在持续数年进行的发展项目下,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大幅度增长,并超过了整个“一五计划”。然而,蔬菜,肉类和其他农副产品一般只作为农民个人的副业而被忽视,可能实际上衰退了。

27. 一方面,粮食产量在1958年取得的显著的异常的15-20%的增长率,而另一方面1958年到1959年间出现了严重的食物短缺,这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a)高密度的劳动使得对于食物和热量的需求随之显著增长;(b)最初国家在通过公社分配食物的过程中总的来说过于慷慨;(c)粮食产出中用于非食物用途的部分可能增加了,例如农业项目中不断增加的种子、饲料需求和用于制造业的粮食的膨胀;(d)交通运输条件的缺乏阻碍了粮食从富裕地区转移到缺粮地区,特别是城市。此外,由于农副产品(肉类和蔬菜类)的减少和以土豆代替谷物的情况不断增加,使得人们的膳食结构不断恶化。1958年7月到1959年6月国家粮食储备目标是比上一年增加43%,但是北平政府承认1958年下半年的粮食储备的增长只有24%。尽管粮食产量增加的50%可能予以保证,但是整个一年的粮食获取量可能远远落后于既定的目标。在1958年的下半年,官方的粮食售价比1957年同期增长了33%。这阻碍了粮食储备增长计划地实现,并造成出口上的减少。

28.中国共产党所声称的工业数据相比农业上的夸张的成分少一点,而我们所获得的数据也比农业方面真实可信。[6]我们相信,1958年总体的工业产量大致增长40%,约是官方所称标准的三分之二。这一增长是目前幅度最大的一次增长,也是最大的一次绝对性增长。轻工业大概增长了20%左右,而重工业增长了60%左右。同时工业扩张出现在广阔的领域中,而主要的重心放在了钢铁工业上。我们认为总的钢产量也许正如声称的为110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即使不算上大多数来自本地小规模工厂350万多吨的标准产品,1958年的钢产量也比去年增长了40%。然而,为了满足发展的需要,钢铁的进口不得不翻一番,达到100万吨,并且加快了所有现代钢铁厂的建设。煤产量的增幅可能已经接近了所声称的增长一倍,但是增幅中大约有40%为来自本地经营的低档煤产品。共产党中国可能已成为美国和苏联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产煤国。机械工业和化工业也取得了巨大的增长。

29.1958年的产量记录的取得是以巨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为代价的。对产量的迷信和家庭工厂运动的开展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浪费。特别是,劳动力经常不必要地浪费在几乎没有产值的工作上。结果,大量的庄稼要么无人收割,要么收割得太晚,要么在等待运输的过程中腐烂。在超负荷运转的工厂里,由于任务紧迫,管理人员不愿收回设备做维护和修理,而维修厂也转向了生产。

(四)前景

30.在大跃进的头一年,保守主义成了诅咒,计划也让位于即兴创作和生产的仓促扩展。到1959年中期,北平政府仍然没有正式采用第二个五年计划,且于1956年9月宣布的暂定的五年目标也因大跃进而被认为是陈旧的。这个国家致力于继续保持1959年强劲的发展步伐,但同时也认识到必须纠正生产不平衡并改进新机构的安排,特别是要整顿人民公社体系。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想放弃他们原来准备将大跃进再延长三年的计划。然而,他们已不得不稍稍减缓压力,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能再重新恢复并保持在1958年取得的增长速度和人们努力的强度。

31.事实上,这个国家在试图维持目前大跃进的步伐上也面临很多问题。一个首要的问题将是维护农民和工人的积极性。产量的增长应该相应地使消费有适度的增长,但是这在部分上却为长期的分配困难和供应的不平衡所阻扰。甚至,工人和农民可能认为他们在消费上的增长太少,与他们被要求付出的努力是不成比例的。如果这个国家继续夸大农业产量,这种不满的情绪将会增强。

32.规划者如何纠正1958年来形成的不平衡的能力将决定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产量的大跃进带来对运输的要求远远超过运输系统的容量。在交通上很大一部分的增长包含为迅速发展的钢铁产业运输煤矿和矿石。在调配和运输上的需求在一段时期内将继续超过运输可负担的容量。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使国家政权将总投资中用于运输和交通的比例从1958年的13%提高到1959的21%弱。1959年货车产量的目标大概是1958年产量的2.5倍。以这种增长的比率继续投资于运输工业将必须持续很多年以弥补现存的差距并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需求增长是由于产量的增长(尤其是钢产量及其原材料)、产业间相互依赖的增强以及因为经济的发展城镇和农村相互依赖的增强的结果。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的铁路到1959年计划将其运输能力增强37%,即便是达到了这个目标(虽然我们认为不大可能),1959年间仍会发生一些交通堵塞,需要有严格的运输先后次序。[7]

33.1959年,产业不均衡导致一些经济部门不得不减产,并且转换投资方向,这些变动代价高昂。到1958年底,当局承认国产煤炭、生铁和钢的质量低下,导致这一项目的急剧减产。现代钢铁项目中原材料的不足导致1959年第一季度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可使用的钢铁的减产。成品钢的生产量落后于粗钢的产量,而由于在种类和型号上的限制,钢铁生产不平衡。北平仍然将努力集中在生产的现代化和设备的扩展上,而且以牺牲其他产业为代价的钢铁及相关产业上的投资显著增长。机械产量在1958年大幅增长,建立了很多不考虑需求的产出项目,但是这个产业因为新的先后次序的需要而被限制了其主要能力。这就导致许多种设备的机械重组和产量减小,因此限制了在1958年末取得的产量增长率。这些不均衡不会因为一些快捷和简单的方案而得到解决,反而会因为国家政权强迫产量大幅度增长而在一些产业部门持续下去。

34.这一政权还面临着如何使它已经重新组织起来的经济管理部门,尤其是那些被不断赋予权威和责任的人民公社及地方政府有效运作的困难。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将受到困扰,其原因在于错误的统计资料和意识形态的压力——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不计成本、不顾后果地蛮干。他们的经济发展计划将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变得更加复杂。

35.虽然有这些困难,我们相信共产党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将以平均每年10-13%的速度增长。这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增长率提高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并将使1962年与1957年相比总产值提高65-85%。这个判断来源于我们认为在1958年取得的20%、1959的10-15%以及1960-1962每年的7-10%的增长速度。我们认为此后四年会以巩固1958年异乎寻常的成果为特征。

36.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有可能的,因为国民生产总值中很大一部分可以用作新的投资。这是有可能的,一是因为重工业增长速度很快,二是当局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只把财富的一小部分用于分配和国民的消费。因此我们估计,在1957年,21%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内总投资,这个百分比在1958年大约增加至28%,并且我们相信1959年将至少将达到30%。我们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总额大约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三倍。

37.将国家预算的65%投入工业并且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入比例为9:1 的模式很可能将在以后的几年里继续下去。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将在1953-1957年每年16%增长率的基础上再增加50%。1959-1963年期间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基础工业产品产量的显著增长,这个增长在1958年大跃进前会被西方观察家认为是难以置信的。例如,现在我们认为,相对于1957年535万吨可使用的粗钢产量和1962年1050万至1200万吨的原计划产量指标,共产党中国有可能在1959年将可使用的粗钢产量提高到1400万吨,到1962年这个数字可能达到大约2000万到2500万吨。然而必须意识到,就成品钢的种类和质量而言,炼钢业还是远远落后于日本和西方国家。此外,也不是所有炼钢部门都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发展。

38. 尽管这个国家将继续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但我们认为,在下一个五年中,农业产量不会以1958年的15%的速度显著增长。如果化肥总产量翻一番的雄伟目标可以实现的话,将足以实现农业总产量5%的增长。灌溉、优化品种等计划的实施将有可能促进产量的增长,同时大跃进的浪费措施也取消了。如果实施了这些计划,到1962年农业总产值将会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30%,或者说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增长率翻一番。然而,公社的不稳定,人们不能或不愿执行目前的一些计划,将使产量的增长限制在20%以内。数年连续的坏收成使这个国家面临严峻的困难。[8]然而这个国家几乎肯定可以维持它的政权,并将保持工业增长,虽然比率减小。

39.人口增长。如果目前人口继续维持大约每年2.5%速度增长,共产党中国的人口在1963年将达到7.4亿,比1959中期多8000万。中国共产党现今声称中国人口众多是一种财富而非负担,并且应该强调人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然而,在有限的土地上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改进的生活条件仍将是这个国家一大难题。这个国家在1957年实行了生育控制计划,这个计划虽然的大跃进时期被淹没了,官方的生育控制工作仍然在小规模和未公开地进行。从长远角度看,为了减轻人口压力,这个国家仍将不得不恢复这项计划;不论怎样掩饰,它将会减小人口出生率。同时用加工制造品作交换来减少粮食的净出口并增加肥料的进口的任务也是非常紧迫的。

40.外贸。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共产党中国将有可能以平均每年10%的增长速度发展对外贸易,与经济产量的全面发展步调一致。然而由于生产和计划中的困难影响共产党中国出口的水平,增长将是不平衡的。从非结盟国家的进口在1958年末加速了,大部分靠几近枯竭的外汇贮备支付。在1958年末和1959年的前半年,北平没能实现对于西欧的某些出口承诺,在一段时期内甚至拒绝签署进一步的外贸合同。尽管与非结盟国家的贸易在后半年会有所恢复,1959年的对外贸易很有可能相对于1958年有所回落。因为与结盟国家的贸易在1959年有所增加,与许多结盟国家长期的贸易协定已经缔结,共产党中国的贸易模式在这一时期将有可能继续以结盟国家为主。[9]共产党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长足地扩展贸易以满足快速增长的投资项目的需求。矿产和轻工业产品将会逐渐代替农产品出口。

三、公社和人民[10]

41. 人民公社计划的动机。为了实施于1958年制定的新的大跃进计划,这个国家探索到一种组织和控制形式,它既能突破集体农业的限定界限,又能形成一个强大的能产生自己的资本并将可获得的人力资源发挥到最大效力的单位。从1956年开始,中国通过将合作社聚合成一个更大的单位而进行了零星的试验, 1958年春,一些省市中出现了这种合并加速发展的趋势。在湖南就有这样的一个单位,被命名为卫星人民公社,后来成为公社运动的典范。这种新组织形式的特点是:(1)将一个乡镇里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起来;(2)乡镇政府管理和公社管理合而为一,并被赋予在其区域内拥有从农业生产到其他任何事务的控制权;(3)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展,私有制的残余进一步减少了;(4)儿童寄宿在公共托儿所或学校,在食堂里吃饭,从而把妇女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劳动生产;(5)工人们以军队方式编制并配置到田地及小企业中。

42. 这种尝试显然使共产党领导层确信他们至少已发现一种组织形式可充分利用全国的劳动力——包括妇女儿童乃至老年人,并满足大跃进事业的经济需求。因而,全面组建城市公社的运动在1958年8月突然开展起来。

43. 意识形态的考虑在合作社试验的探索中自然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7年的整风运动表明,中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感觉到革命开始失去动力,向共产主义迈进需要一个重大的新步骤。到1958年年中,由大跃进激发的热情和乐观在意识形态复兴潮流中反映出来。在意识形态的前线大步前进的迫切要求在公社激进的概念中找到了完美的答案。一举建成公社体系,不仅可以巩固社会主义的成就,甚至引进了一些真正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共产党中国将伫立在意识形态进步的前沿。

44. 而且,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权力集中到一个行政组织和对所有成员的军事管理极大的解决了对个人的持续监控和人身控制这个问题。公社里全民皆兵也加速了这个进程。公社共同的生活状态正在导致家庭这个唯一能够与国家和党分享忠诚的单元加速破裂。最终,公社对每个公民从小就进行关怀和监控使得对他们不断灌输思想的过程得以存在。

45.公社制度中固有的经济和政治分权所带来的分散性暗示可能也激励了北平,虽然这可能只是北平的次要考虑因素。中共的媒体明确指出即使战争到来新体制下的国家也是牢固的。然而,实际上,这可能是试图为他们因为其他原因而进行的计划争取更多的支持。

46.关于公社的记录。1958年11月初北平宣称99%的农村人口纳入到了26500个公社中,平均每个公社拥有4750个家庭。可以使用的数据表明,到这个时候,公社组织的发展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个极端是,这样的组织仅停留在纸面上,另一个极端是,作为一种高度管制的社区团体,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住所,孩子由公社养育,衣食和其他必需品都由国家供应。然而,到了1959年中期,属于这两种极端情况的公社只是极少数。很多纸面上的组织至少被部分的实现了,而高级公社一些极端的特点已经按照中共1958年12月10日的指示做了修改。

47.当这些公社成立到4个月时,他们的倡导者已经面临一些棘手问题了。一开始,新的形式尚未完善,旧的制度已经被抛弃了。结果是在管理、账目、税收、地区商业等等方面出现了混乱。对农民管理的加强和对其时间的额外征用造成了辅助性粮食作物的急剧减少(共产党中国认为谷物和甘薯之外的都是辅助粮食作物),如织布、工具制造等的传统家庭副业也遭到相应损失。即使那些身体健康的人也很难完成艰苦的长时间的劳作。尽管现在公社最长的工作时间是12小时,允许有8个小时的睡眠,但是有证据证明,在某些情况下仍会要求一日18小时的工作量。在这种情况下,公社计划不可避免地给政权带来很大灾难。

48.尽管全国范围没有农民暴动的风浪,但是很明显农民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怨恨公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痛苦。许多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人越境逃到了非共产主义国家。这其中很多人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而且他们留在国内的亲属将受到严厉的报复。写给境外亲属的信件反映了对公社生活的不满。然而,任何公然的反抗都被无情的压制住了。其他类型的反抗,如盗窃集体的生产资料和保留上交国家后返回的粮食等事件都发生了(这些事件有时还有共产党干部的参与)。但是随着国家管理机器的健全,这些行为都为禁止住了。再做这些事情就被认为是冒险了。

49.公社计划中一个明显的失败可能是“免费供给”制度。也就是根据公社成员的“需要”分配食堂饭菜、其他物品和服务。1958年上半年粮食丰收使国家认为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有可能在保证最大限度的国家积累的同时可以采取公社大锅饭以提供充足的粮食。在这种按需分配的体制下,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农民在总体上比以前吃得好得多的情况。但是粮食消费的略微增加就超过了粮食产量的夸张的统计数据。公社社员一开始是抱怨饭菜冷而无味,而现在开始抱怨吃不饱。1959年初很多公社关闭了食堂,“允许”农民在自己家吃饭。最近,官方发言人指出公社成员可以从公社食堂中退出。国家同样也关心起“免费供给”制度造成的革命动力的损失。过去几个月里共产党政权已经不得不提醒过公社领导不要以免费供给的方式来供应公社成员,并且近来食堂饭票的发行量已经与完成工作的类型和数量相挂钩。

50.1958年12月发起的原本只有三个月的“大跃进”运动还在继续;在1959年,对公社的改革和巩固也将继续进行。很多激进的措施已经被停止了,过去农业高级社的一些措施也被重新采用。重心已经转移回奖金鼓励,允许个人经营一些副业(包括养猪),对家庭制度的攻击也减少了。公社在城市推广的计划也推迟了。对民兵体制的大规模特性的强调开始减少。

51.前景。然而,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公社的终结。高层领导人对此具有坚定而又明确的信念:公社——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是中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方法。我们相信虽然该体制还需要完善,甚至包括一些战术上的退却,但是在农村公社会保留其基本的形式。公社的形式和实践会变得更加标准化和制度化,而且奖金制度会进一步发展。现今,将公社联合成一个更大的公社的运动很可能继续进行。城市中的公社现在正在试验,主要在湖南省;在1963年前,一些城市公社类型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采用。

52.在执行公社计划时,当局将面临无数的困难。在计划和管理中可能存在代价高昂的错误。无休止的奉献和廉价的回报可能引起某些农民的公然反抗,但是反抗将会遭到严厉镇压,这些反抗很少或者根本不会被公开。很多农民显然认为公开对抗公社是没有指望的,消极抵制可能才是这个政权所面临的最大困难。然而,以往的经验表明:必要时当局具有应变的能力,而且它会在需要的地方采取任何形式的集权压制和监控。

53.公社计划直接牵涉到5亿人,对他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它是历史上急剧变革社会的一个最大胆的尝试。尽管该计划有很多方面都会有改动,北平对该计划评价很高,不想也不能完全放弃该计划。民族自豪感和成就感对政权有利,但是对人民施加的必要的和无休止的压力最多只能在民众中间造成勉强的顺从。但是这种勉强的顺从与公社要创造出“共产主义新人”的意图有很大差距。不能成功地激发人民热烈的拥护,这在将来只会导致更多的怀疑。然而,鉴于当局具备应变能力和监控能力,民众的反抗不可能达到迫使政府在血腥镇压或者放弃公社之间做出选择的地步。

四、党的问题

54.党的领导阶层和团结。虽然我们认为中共领导阶层之间基本上仍是团结的,但是有迹象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25年来的紧密团结关系已经受到了影响。两年来中共领导人在一些重要的新计划和项目上持不同的意见。这些问题包括集体化、“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共产主义社会中“矛盾”的性质、整风以及公社。对于经济发展的步伐,以及在推动实现外交政策目标时当局所能承受的冒险程度,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看法。此外,在中苏关系的某些问题上,领导人的意见也不统一。

55.毛的个性在很多计划中有体现,这在党内引起了争论。至少,一些党员认为毛对政策的引导是错误的、不明智的。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他是被迫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我们认为,极有可能是毛本人主动放弃了次要的职务,目的是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党主席的职务上,投入到基本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上。而且,毛可能在考虑建立一个明确的最高领导人继承次序。很明显,毛至高的地位没有遇到挑战。现在,他比作为国家主席接班人的刘少奇还要更加引人注意,得到了更多的好评。毛还是党的首脑,我们认为他会继续在中共内保持其主导地位。

56.党内二号人物刘当选为国家主席可能确定了他是毛在党内领导职位的继承人。过去两年的政策走向越来越与刘的观点相一致。与其观点相符的几个人都处在党内有影响的位置,其中突出的是总书记邓小平。周恩来继续保持他在党内第三号人物的地位,是党和国家机器的主要联结者。

57.如果这段被评估的时期内,毛去世或丧失了工作能力,权力可能会自然的转移给刘少奇。然而,党内可能出现分裂,但是共产党的办事效率、活力及其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声望可能会下降。

58.政党和人民。中共领导人已经下定决心避免党的革命活力低落,这种低落可能会削弱党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而党必须保持这种精神以实现其目标。而且高层领导人已经从匈牙利革命的客观教训中清楚地认识到中共不能允许自己脱离群众。中共已经寻求各种途径来避免产生与人民脱离的“新特权阶层”。这些途径包括党内整风,把官僚和党内积极分子大量地输入农村,送官员到部队基层服役。毛本人和其他领导人也偶尔参加体力劳动。

59.党可能会继续展示以往的灵活性以试图与人民保持一致。然而,国家的计划使得许多群众疏远了,而他们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又被当局所能提供给人民的有限地物质补偿所束缚。巨大的钢铁产量的数字不能当饭吃,而且相当大比重的经济利润将不能转化成消费,可以确定的是,饥饿疲惫的民众不会对共产党有亲密的认同感。

60.政党和知识分子。为了达到其雄伟的目标,共产党中国必须全力使用知识分子和经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尽管当局自己也承认,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非马列主义者,对中共态度冷淡。这些人被任用但是并不被信任,这和当局多方努力要求他们全力支持的做法是明显矛盾的。

61.这种需要是毛1956-1957年发动“百花齐放”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此时他已明显地确信,共产党体制在中国已经赢得了普遍的认可,并认为更为自由的氛围将促成知识分子为这个政权提供更加热心的支持。关于这次冒险是否明智,党内很明显有相当人持怀疑态度,当知识分子接受了共产党的邀请提出批评(1957年5月)并开始攻击政权本身的基础时,这样的怀疑被证明是正确的。结果这些人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农村改造或以其他的方式被镇压。尽管共产党还继续采用“百家争鸣”的口号和名义上恢复了一些被指控为“右派”的人的地位,但是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共产党的政策似乎只是容忍知识分子和利用他们的技能。与此同时,他们尽一切努力去培养“又红又专”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62.共产党和少数民族。中共去年对几乎所有方面的野心勃勃的态度也反映在其对待少数民族的措施上面。不仅在西藏,同时也在甘肃、新疆、青海和云南这些省,过去一年中,这些省份零星地爆发反抗汉族统治的事件,原因是这些少数民族不满汉族的统治以及汉族对他们民族习俗和制度的摧毁。而在西藏发生的反抗,则是因为藏族高层对于政教分离政策的不满,以及由似乎威胁达赖喇嘛地位的事件所点燃。中共的强硬反应起因于西藏对他的直接威胁,这几乎确切地反映了北平对于共产党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关心。

63.共产党从根本上调整它的高压政策是不可能的,虽然它可能根据当地的形势予以调整。少数民族的不满同样也不可能减少,虽然这些少数民族的抵抗力量未必会有完备的领导、组织、武器和食物供给,以使他们的活动能超出打游击战的范围。在西藏,中共无疑试图摧毁达赖喇嘛的西藏领袖的地位,这是由于他坚持了西藏独立的愿望。中共尝试维持西藏的自治和宗教自由,但是却加快了“改革”的步伐,试图尽快使西藏成为共产党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4.中共和军队。党和军队的关系总体上是紧密的。1958年林彪元帅被提升为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六个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之一。尽管如此,创建一个现代化的、职业的军事力量可能会给党和军队之间一向团结的关系带来分裂性影响。1957年秋到1958年秋,北平电台和报纸上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批评了“军队中的一些人”,这些人持有“军事绝对化的观点”。党对军队完全领导的观点被重新强烈强调,“分裂分子”也受到了批评,因为他们认为现代战争具有“突发性和复杂性”,军事力量中的党军双重模式会让军队力量很危险而且没有效率,或者他们过分重视现代武器的作用,忽视了战争中“人民的作用”。对这些人教育的措施包括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计划和颁布法令让官员定期到部队基层进行短期服役。这样党和军队的矛盾可能不会很尖锐。但是创建一个职业的、高素质的、像过去一样完全听命于党控制的军队的尝试,有时很可能会导致党和军队领导人之间的分歧。(肖瑜译  陈丹、沈志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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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IE 100-2-58,1958年7月1日的报告“第四类国家核能力的发展:可能性和后果”估计(第75段),共产党中国在苏联的支持下“在将来的10年内可能拥有小型的不受约束的核武器”。

[2]1957年,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它们为1958年的轻工业提供原材料——的产量极大提高。伴随着1957年消费的稍微减少和资本投资的下降,消费品和生产品的库存充分增加,足够弥补1956年库存的下降。由于1956年和1957年的国家投资要远多于1953-1955年的, 1958年是可以被期待的。当许多项目能按计划完成,一些关键工业的产值会有重大的提高。

[3]农业中劳动力的组织和利用,在第41段的开始讨论人民公社的部分中有所论及。

[4]我们对经济的估算与前些年相比不太确定。这是由于共产党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和激进变革以及中共1958年已明显恶化的数据统计。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经济的全景式描述是应当是精确的,但是一些具体的数据估算并不精确,特别时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在附录4中国共产党的新统计数据中展开。

[5]估计基本农作物的增长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播种面积较1957年并无明显增长,但是有相当多的土地转向种植红薯,而较之少的土地转向种植谷物,这些土地主要是从种植小麦和其他各种低产量作物的土地转来的。单单政府主导下的这一调整(不算入各种作物平均产量的变化)就带来了较之1957年4%的增长。另外1958年的气候条件较之1957年更加适宜农作物的成长,尽管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这样宣称的,用以鼓吹其生产措施的有效性。这一因素大概使得产量增加了5%左右。一个不太确定的因素是采用的生产措施对于产量提高的影响。这时期展开了巨大的灌溉工程建设,使得1958年的已开发耕地的灌溉面积比例从30%提高到60%,这一增长比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要达到的增长标准多出一倍多。有机肥的使用例如粪肥和池塘积肥的使用据称较1957年增加了10倍。然而,声称的新近得到灌溉的土地中只有一小部分在1958年得到收益,而所附加的有机肥料是低级的化学肥料,其可获得量由100万吨增长到280万吨。但是如此数量对于基本农作物产量增长的影响只能小于2%。深耕,密植,改进的种子和其他新技术的使用,也被视为产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是这些措施也只局限于小面积,同时其中的一些措施实施到最后也基本无用。此外,由于竞争,提供足够的丰收作物,这些生产措施的实际效果在一定程度被抵消,从而给正常的丰收带来损失。我们估算,这些生产措施对于基本粮食作物产量提高的贡献率在7%到10%之间。综合其他因素,估计1958年基本粮食作物的总增长量为15%到20%之间。

[6]参见附录4:中国共产党新的统计数据。

[7]参附录5:运输。

[8]尽管到目前为止今年的洪水可能已经造成当地严重的困难,我们仍相信它们对今年农业总产量的影响将是很轻的。

[9]1958年,中国与苏联的贸易额大约占其30.8亿的贸易总额的40%,与欧洲及亚洲苏联的卫星国家的占22%,与自由世界国家占38%。1955年以来,共产党中国从苏联的进口大于它的出口,然而这种形式从共产党中国必须压榨国内人民来获得出口的时候开始转变。1950年2月,这两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协议,要求苏联在1959至1967期间提供价值12.5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来支持共产党中国建造78个新的主要工厂。而中国在同一时期有义务出口等值的商品和服务到苏联。此协定不涉及任何贷款和承诺。

[10]又见附录3:中国的共产主义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