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出真知

——中国-俄罗斯转轨经验比较研讨会综述

  原载《比较》Comparative Studies (第十辑)

  在20世纪50年代,即使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苏联老大哥”的形象都是十分鲜明的。

  加加林、集体农庄、《列宁在一九一八》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喀秋莎》、《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一直传唱至今,也是当年中苏文化交流深入之明证。后来两国关系一度紧张,相互间的交流也大幅减少。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两国边贸的火爆,曾经一度激起过国人对这个北方邻国的兴趣。但自从苏联解体,俄罗斯开始进入他们的“十年转型”之后,我们对俄罗斯的认识变得越来越不那么清晰了,国内经济学界对于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经济也相对隔膜。大家普遍持有的印象是,俄罗斯以休克疗法为主导的经济转轨过程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90年代经济增长下滑和停滞,人的预期寿命下降,寡头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黑手党成为替代国家执法的力量。这种观察—“稳定和秩序可以带来繁荣”的共识,从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赢得了比较上的优势。

  然而,这种“优势”是否能永远持有?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深入,一些累积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更成为近年来中国一些学者和官员讨论和关注的议题。

  而俄罗斯新的发展使我们有了更加急迫去了解它的愿望。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经济已经止住了多年下滑的势头,开始了较快的增长。推动这一增长的力量来自何处?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见仁见智。有人将其归结为俄罗斯增加原油出口所得的收益;也有学者认为,普京总统上台以后,通过打击经济寡头和黑手党,维持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市场均衡秩序,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许成钢和黄海洲则从银行发展的角度建立了一个模型,以求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发端及其随后的显著经济复苏提供解释。他们认为,危机前的俄罗斯银行部门已陷入了银行发展陷阱,根源是公司企图通过物物交换提高其流动性、政府通过控制债券发行为其预算融资。银行发展陷阱的产生是外生性的,因为物物交换是因银行贷款利率而产生的。它的存在是因为国债的高盈利率,从而诱使银行投资于国库券而不是贷款给公司。

  1998年8月爆发的金融危机扭转了这一状况,并充当了脱离陷阱的触发器。这引发了强劲的经济复苏,并为银行发展提供了初始条件。无论哪种解释,俄罗斯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能否更深入地探索其转轨道路?对于同样是大国,同样是转轨国家的俄罗斯有更全面的认识和分析,看看有哪些他们经历过的经验可以被我们借鉴,显然是有意义的。了解俄罗斯自己的经济学家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关注的焦点在哪里,显然是重要的途径。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至今已经走过了25年的历程。比较中俄两国各自的转轨历程,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会在一定时间内呈现出极其不同的景象?国际上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转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战略,是因为“靠实验”,成功,证明了改革是不可设计的;而俄罗斯转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的战略。对于这种简单的论点,《比较》的很多编委有相当不同的看法。编委周小川在最近“刘国光同志80华诞和经济学前景”的会上指出,中国的改革进程很难简单地用渐进主义来概括,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方向,走一步看一步的过程。回顾改革历程,我们的改革是朝向市场经济方向的。在诸多关键时刻,一些参与改革的人对经济现象有科学的解释和预见性,体制改革的选择是正确的。否则,中国的改革就不会取得成就。编委楼继伟曾经在1999年的转轨经济年会上指出,中国的转轨进程事实上是一个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在一些我们认识比较透彻,而且比较有把握的问题上,我们采取了大胆果断的整体推进的改革举措;而在一些我们认识不是很清楚、确定性不大的问题上,我们采取逐步试验的渐进办法。主编吴敬琏指出,这种转轨战略的“两分法”把注意力放在了速度上,是肤浅的。“很不幸的是,现在中国的同事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还是继续引用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这样的分析框架。

  这种分析没有能接触到事情的本质,也没有能够揭示中国转轨制度最重要的前提。“他认为雅诺什·科尔奈划分的两种转轨战略:有机发展战略(strategy of organic development)和快速私有化战略,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参见专栏4)。

  对中国而言,为了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俄罗斯转轨失败的教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学者加强接触和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对双方的情况都有更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可能会找出上述诸多问题的答案。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比较》编辑室在《比较》编委们的大力支持下,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瑞典斯德哥尔摩转轨经济学研究所于2003年11月1日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中国—俄罗斯转轨经验比较”国际研讨会。这也是十多年以来,中俄两国经济学家们的首次聚会。

  会议分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为“俄罗斯”,由俄罗斯经济学家提交了包括破产俘获、公司治理结构、贸易自由化和外国直接投资、行政管理与小企业发展、分权化和政治体制等论文,中国经济学家做评论和讨论;第二个单元为“中国”,由中国经济学家提交了包括中国城镇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国金融监管腐败指数编制以及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等论文,俄罗斯经济学家做评论和讨论。研讨会还包括了两个主题讨论,一是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二是中俄经济转轨的比较。在研讨会开幕式上,为了让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学者更好地了解对方,首先由瑞典斯德哥尔摩转轨经济学研究所主任埃里克·伯格洛夫和钱颖一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机构分别做了介绍(参见专栏1、2)。

  专栏1

  埃里克·伯格洛夫:俄罗斯的经济学研究和机构

  近几年来,我有机会往返于中俄两国,亲眼目睹了两个国家的发展变化。历史上,中国和俄罗斯有很多的联系,包括两国经济学家之间的联系。今天,新一代的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学家接受了差不多同样的教育,能够使用同样的科学研究语言进行交流。我认为,本次研讨会是两国年轻经济学家坐到一起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开端,我们希望这种相互交流能够继续下去。

  借此机会,我想介绍一下俄罗斯经济学研究的情况。尽管我参与研究俄罗斯经济已经有近十年时间了,但我依然是俄罗斯经济学界的一个外来者,因此我是作为一个外人来讨论俄罗斯经济学的。我要向大家介绍现代意义上的俄罗斯经济学是如何建立的,并提供两个案例研究,从中大家可以了解俄罗斯的经济学研究以及经济研究机构。

  1991年,俄罗斯开始了经济转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也开始逐步形成。此前的经济学研究则很少进行国际比较,也很少进行投入产出的数学分析。正是从1991年起,俄罗斯开始采用美国和欧洲的课程来培养经济学硕士。1998年,在欧盟的帮助下,俄罗斯的第一个当代经济学研究所建立。2001年,莫斯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学研究机构。

  当俄罗斯的高等学校开始向学生传授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时候,曾经向他们承诺要聘请外国教授来讲课。当时学生们甚至不相信这一点,但是事实上外国教授来了。到1994年,第一批系统接受了现代经济学教育的375名经济学研究生毕业了。

  当然,到了今天,来俄罗斯教书的外国经济学教授已经比原来少了。很多俄罗斯的学生毕业之后到国外读博士,然后在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国家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当初大家也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还是发生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生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学里攻读学位。第一批375名经济学研究生在1994年毕业之后,有100名已经离开了俄罗斯,到国外留学去了。后来这100名出国的学生中有35名最后又回到俄罗斯工作。以前的毕业生中,现在已经有8名在莫斯科新经济学院和莫斯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任职,担任教授或副教授。

  现在俄罗斯经济学界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就是要实施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刚刚提出这个目标的时候,大家也都不相信,但是我觉得它最终会发生。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的话,就能够自己培养自己的师资,而不用过分依赖于国外的大学。

  我刚才提到的莫斯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共有25名研究人员,他们大多数人是从俄罗斯新经济学院毕业的。他们参与了国家的经济与金融方面的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并且和企业界也有紧密的联系。

  回顾莫斯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和俄罗斯新经济学院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第一,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经济与金融氛围,需要一些时间,很多情况之下需要五年时间,关键是人力资本和有关键的人,当这些俄罗斯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真的创造了奇迹。第二,建立这两个机构参与国际社会学术交流、在国际上发表文章,以及参加一些外国的会议非常重要,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当地的环境和建立自己当地的网络。这两点也是我们每天正在不断地学习和了解的,任何这种研究机构必须要参与当地的公共辩论和工作。了解政策的相关性,对于建立经济研究机构也极为重要,因为不仅要开展经济研究,而且也要帮助整个社会来分析社会的经济问题,所以应该把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结合在一起。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动力和鼓励措施,以便把人们聚在一起,让他们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既帮助制定政策,又进行经济学研究。

  专栏2

  钱颖一: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研究机构的作用

  我借此机会简单地介绍一下有关中国的经济学的研究和机构的情况。实际上如果我们要看中国的历史,无论是经济改革的历史,以及中国经济研究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它同俄罗斯的情况非常不同。尽管如此,如果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还是有其共同点,听了伯格洛夫的介绍以后,感受尤深。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25年以前就开始了,在那个时候就引入了当代的经济学和当代的经济学研究。我们可以把这个引入过程分成两个阶段,虽然这种划分是人为的,但是它能够体现中国的转变。第一个阶段80—90年代初,当时曾经有几家著名的研究机构,比如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改革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及其下属的农村发展研究所,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另外非常重要的还有中国社科院。我们曾经有过激烈的辩论,来讨论一些热点的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外国经济学家还有过紧密的合作,包括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在这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它组织了好几个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项目,中国经济学家参加了这些研究项目,其研究成果发挥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中外经济学家的合作从80年代一直持续到90年代。

  1993年和1994年中国政府实施了全面的改革计划,经济研究和研究机构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仍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次脱颖而出了好几个新的经济研究部门。我可以想到的是三种类型的研究机构,一个是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经济研究力量,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也即中央银行的研究部门,我们今天也有来自中央银行研究局的代表;第二,更加重要的是与大学相关的或大学附属的一些研究部门,比如说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还有清华大学也有一些这样的研究机构;第三,有一些独立的或者准独立的研究机构,比如国民经济研究所,我们今天也有来自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与大学的研究机构并行发展的是在西方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中国经济学家开始陆续回到中国。尽管在开始的时候,经济学家回国的速度比较慢,但是现在正在加快。如果把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期进行比较的话,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在80年代,比如说,计量经济学这方面的训练不是很强,经济学家总是把焦点放在研究一些大问题上,经济转轨就是一个非常富有凝聚力的题目,关注并探索解决这些大问题。但是,自90年代以来,有这样一种趋势,技术研究的力量大量地增加,而政府的一些研究部门似乎把重点放在属于他们专业范畴之内的一些经济问题。尽管中国的经济研究历史和变化和俄罗斯是不一样的,我的确看到两国之间有一些共同之处。

  最后,我想非常简要地评论一下两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还有经济研究方面的一些比较情况。在过去25年里,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这是一个事实,用施莱弗的话来说,中国的增长简直令人惊奇。但是至少两个事情我们要牢记在心,过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今后也一定会成功,许多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我还想说的是,在经济认知和经济表现之间没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可能是增长得非常好,但是人们对经济的理解可能不一定非常好。比如日本经济在80年代做得很好,但对经济的理解并不好,也没有开展高质量的研究。虽然也有经济表现与经济认知都好的案例,然而,关键是这种关系并不总是自动成立,必须主观上采取努力态度未雨绸缪。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经济目前确实不错,但是不做一些高质量的研究,今后我们可能要付出代价。我想,像今天这样的研讨会,显然是非常有用的,从中国—俄罗斯转轨经验比较中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希望我们大家互相学习。

  第一单元:俄罗斯

  第一单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蔡昉主持。

  第一个报告人是康斯坦丁·绍宁,他介绍了他与祖拉夫斯卡娅等人关于俄罗斯破产俘获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比较》第9辑,英文全文可在比较网站www.bijiao.org查阅)。

  绍宁首先介绍了俄罗斯新破产法实施以来的情况。自1998年新破产法实施以来,破产数量确实大量增加,但是债权人,包括联邦政府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企业重组很少发生,对大企业来说更是如此。由此他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俄罗斯破产程序进行得如此糟糕?

  1998年的新破产法,是不是要对这种情况负责,是不是因为破产法很糟糕,所以破产进程也很差?随后,绍宁介绍了俄罗斯新破产法的一些特点:(1)新破产法是根据西方的标准制定的;(2)破产程序很容易启动,拥有5000美元以下未清偿债权的债权人就可以提出破产申请;(3)法院的法官在处理破产案件中被赋予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可以主持召开债权人会议,也可以推翻债权人就资产清算做出的决定。

  破产程序启动后,通常会涉及到一些利益相关者,他们主要包括:(1)企业管理层,他们显然是既得利益者,对企业重组没有任何兴趣,而是希望保持现状;(2)外部债权人,企业对他负有大量未清偿债务;(3)俄罗斯联邦政府,它主要考虑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企业对它有一些拖欠税款,从破产制度方面来看,联邦政府通常具有和外部债权人相同的角色;(4)地方政府官员,他们虽然有其经济和财政上的利益—想尽可能地保证税收收入,但是他们也会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保护那些大型企业,使之免受破产的威胁。即便企业管理层有重组的激励,但是如果州长认为企业应该保持现状,他就可以替换掉企业管理层。

  绍宁认为,导致整个破产法失灵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管理层往往会和地方官员勾结起来,买通地方法官,使其做出有利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裁决,这就是所谓的破产俘获。其最终结果是,在地方法官被俘获的情况下,新的破产法不仅没有促进企业的重组或者使企业管理层的预算约束硬化,而且甚至在有重组激励的时候阻碍重组活动。

  绍宁等人还以案例分析、与地方法官访谈等方式,编制了一个涵盖大约80%的俄罗斯企业的数据库,并用这些企业的数据检验了他们的观点,最终的结果与他们的观点基本相符。

  伦敦经济学院和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许成钢对绍宁的发言进行了评论。他首先强调了从绍宁等人的研究中可以汲取到的教训:一部设计良好的法律本身并不足以促进法治的形成,俄罗斯新的破产法,从设计方面来看,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可是执法的过程却很糟糕,其中的关键原因是俄罗斯缺少独立的执法。他还认为,绍宁等人谈到的很多问题,与中国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对中国现状所做的分析,有很多共同之处。

  许成钢认为,论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的贡献是对俄罗斯现状和事实的描述,他把这一描述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在新的破产法通过之后,1998年之后破产的案件数量大量增加。第二,在重组和清算之间,有很多中小企业选择了破产,而不是重组,但对于很多大型企业来说,则更多的是选择重组,而不是破产。第三,进行重组的公司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都是效率比较高的,这是与那些选择破产的企业相比较而言的。第四,进行重组的公司分布问题。论文谈到,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盈利比较高的行业,企业进行重组的比例越高。

  但是,许成钢也指出了论文的不足之处。他认为,除了破产俘获的可能性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可能性,也许第一个可能性就是1998年之后破产公司大量增加,不仅仅是因为颁布了新的破产法,而且还因为1998年也是金融危机发生的那一年。也许有很多企业的破产是由金融危机而导致的或者说是由金融危机所激发的。因此,破产数量的增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金融危机,另一方面是由于企业本身经营不善。其次,大型公司更多的是进行重组,而小型公司更多的是进入破产程序。让我们来看一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美国,大型公司一旦进入破产程序,通常会采取破产法第11章中的重组,而小型公司则进行清算,换句话说在美国也是类似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大型公司进行重组,除了破产俘获之外,可能有其他原因。论文还谈到了劳动生产率,然后把它作为一种技术效率来加以比较,但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应该小心谨慎。我们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测算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高并不意味着是高资本投入,更不是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此,非常重要的是企业是否具有清偿力,如果企业破产的话,首先一条基本的原则,是因为他资不抵债。企业破产数量的增加可能也与竞争有关,在竞争愈激烈的行业,破产的企业会更多,可是这份研究中,这条可能性假设也许就没有考虑进去。另外,我们应该把新的破产法和老的破产法进行比较,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的破产法的含义何在。

  讨论中,中国学者询问什么是俄罗斯的“仲裁法院”,绍宁的回答说仲裁法院是专门来审理破产程序的特殊法院。席间中国学者还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的“破产法”,指出,“说俄罗斯的情况同中国的破产情况差不多,这点我不同意,首先中国的破产法只涉及到中国的国有企业,这是同其他的破产法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中国的法院同俄罗斯也不同,中国的法院同其他任何法律体系都不一样,是不独立的。”

  第二个报告人是来自莫斯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的克塞妮娅·尤达耶娃,她的报告主题是俄罗斯的贸易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及其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尤达耶娃首先简单地介绍了俄罗斯对贸易自由化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度与现状,她指出,俄罗斯虽然在近几年中进行了关税和结构的调整,但是贸易保护程度还相当高。对于外国直接投资,俄罗斯担心它会对国内企业带来消极的竞争影响,因此仍然对之施加比较多的限制。不过情况也在改善,例如2003年建立了一些大的合资企业,甚至允许外资购买、参股。她介绍了贸易自由化和外国直接投资在俄罗斯的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贸易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对于那些面对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激烈竞争的行业,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比其他行业要快,或者下降得要慢,其主要原因是来自外国产品的竞争迫使国内企业迅速调整自身结构。另外,贸易自由化导致了部分消费品行业遭受进口品的冲击,国内企业开始仿制外国产品,由这种示范效应带来的积极影响在食品行业表现得尤其明显。贸易自由化和外国直接投资还推动了外国商品和外国技术的流入,使下游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生产投入品、原材料,从而提高其生产率。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必然会在俄罗斯购买一些供给品,因此它们对俄罗斯国内的供应商也产生了一些正面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并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

  但是,对技术密集型企业来说,贸易自由化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并不明显。尤达耶娃认为,对俄罗斯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贸易自由化和外国直接投资给它们带来了管理实践(详文参见《比较》网站)。

  尤达耶娃的实证研究还发现,人力资源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正面影响有促进作用,如果人力资源配置得更加好一点,外国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就更显著。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对尤达耶娃的报告进行了评论。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贸易自由化和外国直接投资产生整体的影响是积极的,但是对一些资本密集型行业,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呢?林毅夫认为,这可以从贸易自由化之前的俄罗斯经济结构来理解。俄罗斯原先的经济结构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实现自由化以后,这些企业仍然得到了政府的保护,即使外资进入了,他们也没有什么激励来提高生产力,因此,从生产率的角度来看,外国直接投资并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

  第三个报告人是奥列格·扎姆林。莫斯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和世界银行在USAID 的资助下,开展了一个有关俄罗斯放松管制改革的研究项目。扎姆林对该研究项目中有关放松管制与中小企业发展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总结。

  扎姆林介绍了俄罗斯放松管制改革的法律和措施,近年来,俄罗斯出台了包括简化检查、许可、认证和登记方面的四部法律,来放松企业进入方面的管制,同时,还出台了降低中小企业的税率、简化中小企业税制方面的措施。

  为了研究这一系列放松管制的政策是否有效率,它们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扎姆林等人的研究小组在二十个不同的地区,对2000多个中小型企业进行了两轮调查研究。

  扎姆林分别介绍了两轮调查的结果。第一轮调查结果表明,许可证的发放过程确实有所简化,检查次数有所减少,在登记方面建立一站式服务,但是真正的政府监管同新法设定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第二轮调查结果显示,在检查和许可方面有显著的提高,表现为管理机构花在检查上的时间和企业花在检查方面的费用都下降了,企业花在许可批准方面的精力减少了三分之一。企业的反应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企业看来,税收、许可、检查等方面的问题已经让位于不公平竞争,这已成为企业最关注的问题。

  但是,一些消极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例如检查机关滥用职权,许可方面也仍然没有达到新法预定的目标。扎姆林特别指出,如果政策制定得好,法律制定得好,就一定能够带来新的经济结构。

  扎姆林还总结了推进改革和执行政策方面的教训。首先,改革力度的大小与联邦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有关,如果地方的利益大,改革的力度可能就比较大,因此联邦政府的财政改革是政策和新法律得以切实执行的先决条件。

  其次,大企业自己不想建立新的小企业,不希望自己的员工离开公司去建立小企业,所以他们通过影响当地政府对市场准入进行限制,因此要以人员的流动来促进非官僚化,减少“政府俘获”。第三,民间社团有助于让中小企业获得发言权,推动它们与政府的对话。第四,政治竞争对于推动改革的进程也是相当重要的。此外还有法院的独立性、媒体的言论自由都会有利于改革进程。

  香港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李稻葵评论了扎姆林的发言。

  他认为,扎姆林的发言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俄罗斯政府的行为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原先阻碍企业发展的“掠夺之手”转向促进企业发展的“扶持之手”。第二,俄罗斯是以立法改革的方式解决政府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称之为依法改革。

  第三,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表明,俄罗斯的依法改革是有效的。

  李稻葵还比较了俄罗斯改革与中国的改革,他指出,中国改革有两个不同于俄罗斯的特点:首先,中国的重大改革都不是从自上而下的立法改革开始,而是从自下而上的基层开始改革,基层改革取得成功以后,再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其次,中国大部分改革,都是所谓的机构调整改革。这意味着不是通过颁布新的法律,而是通过改变人的行为,或者对一些政府机构进行重组,调整他们的职能来改革,因此也可以把中国的改革称为以行政为主导的。

  在这样的改革过程中,为政府官员提供不同的激励具有重要意义(参见李稻葵《官僚体制的改革理论》一文,《比较》第7辑,第1—18页)。与俄罗斯放松管制的改革不同,近来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限制有上升的趋势,地方政府往往以规范化企业为借口,对企业实施种种不当的管制。

  李稻葵最后提出了三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一是俄罗斯依法改革是否奏效,如果已经奏效,其机制是什么?二是依法改革除了对企业的效率产生影响外,还有什么样的影响?三是为什么在俄罗斯依法改革是奏效的,而中国则采取了以行政主导的改革,这两种改革利弊是什么?今天的中国和以前有什么区别?中国是否具备了一些新的条件,使我们能够进行依法改革呢?中国以行政为主导的改革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需要新的改革思路?李稻葵指出,俄罗斯和中国相比,整个的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不一样,在中国我们仍然依赖于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高级领导人,而不是依赖整个政治程序来进行改革。另外我们缺乏法律的文化,这一方面使得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成绩,另一方面,也要思考,如果我们继续以行政为主导改革会不会哪天撞到一堵墙上走不通了,中国的改革会不会遇到一种屏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通过以行政为主导的改革,需要一种新的思考,新的思维。

  会议的讨论是热烈的,有学者提问,根据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关于许多国家商业经营环境的一份报告指出,其中一个结论是对中国和俄罗斯做了很多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的商业经营环境得分不高,世界银行的研究的分析方法和俄罗斯经济学家所做的方向有什么不同?更有学者指出,俄罗斯的法律移植的确比中国看上去要好,但是其问题也正好出在这里,俄罗斯的执法不力是最大的问题所在,是转轨过程中最大的失败所在。还有学者介绍了中国在立法方面有类似俄罗斯的改革。“在过去几年里面,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政府已经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改革行政管理系统,最近颁布了行政管理法,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建立法律系统的改革。到明年九月,所有的政府部门必须按照这一法律来执行行政管理系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依法改革的一种表现。”针对“依法改革比以行政管理为指导改革要好”的说法,也有中国学者表示反对,认为这种结论有点牵强,因为关键还是实施法律的能力,执法的效率和法庭是否是独立执法且不会被俘获。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教授谈道,根据他们最近一个研究表明,俄罗斯在私有化中那些官员、官僚和罪犯是

  怎样将国有资产盗窃掉的,可俄罗斯经济学家没有太涉及这一问题,而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当前中国很有兴趣的,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俄罗斯经济学家回答了部分提问,并且坦率地承认,“资产流失这方面确实是出现了新的动向,很多资产流向了罪犯的手里,但是我们只是看到了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俄罗斯和中国的改革有两个模式或者是两个方式,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一个比另外一个方式更好。但是基于法律的改革总是被证明是更加有效的、更好的,即使是在俄罗斯这样的改革过程当中。现在俄罗斯是努力在学习中国的权力下放的做法,学习中国化的改革的模式和方式,这一点我们感到非常振奋。不过我们仍然非常注重法律和法制,这一点与中国初期改革时有所不同。我们也希望中国的学者和经济学家应该进一步考察俄罗斯的经验,看看能不能从他们那儿得到更多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主题讨论:中俄两国公司治理结构比较

  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主持。

  第一主题讨论中俄两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做主题发言的分别是香港大学的白重恩教授和莫斯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莫斯科新经济学院的谢尔盖·古里耶夫博士。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学家张春霖和埃里克·伯格洛夫分别阐述各自的相关研究。

  白重恩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谈中国的公司治理问题。一是中小型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二是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中小型公司治理的改革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激励合同,公司的管理者签了某种激励合同,这一阶段的改革结果并不是很好。第二阶段始于1992年,这一阶段的改革带来了所有制的变化。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公司卖给员工。第二步是将公司卖给管理层,其中有一些成功的例子,但也有一些问题。问题之一是这些管理者手里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清算的工作,由于资金短缺的问题无法非常顺利和快速地清算,因此管理层手里拿到的公司的价格和价值就相应的较低。问题之二是由于土地使用权方面的问题,买下公司的管理者无法将公司转卖出去或者做其他的操作。第三个问题是有些公司是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管理者的,因此即使公司运作很不好,管理者仍然可以在获利的基础之上将公司卖出去,这对公司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

  改革的第三步就是将公司卖给外部投资者。这种做法也有一些问题,例如债权人和员工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最近中国政府放松了对外国投资者购买中国企业的限制,外国人现在也可以买一些中小型的企业了。

  白重恩还讨论了企业业绩、规模、冗员状况对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影响。企业业绩对私有化改革的影响呈两个极端:业绩非常好的企业,它希望能够进行私有化;而那些业绩非常不好的企业也希望被私有化。企业规模越大,越难进行私有化。而冗员多的企业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好就业问题,私有化就不容易进行,反之,则可以比较容易地进行。

  在讨论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情况时,白重恩指出,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治理结构是有关的。上市公司的股权分成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其中流通股约占30%,不能上市流通的法人股和国家股占70%左右。有趣的是,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不受投资者的欢迎,因为投资者认为证监会的监管会导致股市的下跌,他们总是希望政府挽救那些有问题的企业。

  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行为过重。白重恩还特别提到,银行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作用有限,一方面是政策性、指令性的贷款依然起到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银行自己的公司治理也很差。

  古里耶夫首先介绍了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之一—俄罗斯金融市场的情况。他认为俄罗斯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是美国模式。在俄罗斯,上市公司以大公司为主。它们的雇员人数占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大部分。俄罗斯股票市场的市值大约占GDP 的42%,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取决于是否有好消息。另外股票市场每天的交易额非常低。上市公司的重组往往会带来投机。俄罗斯最近几年以来正在大力倡导更良好的治理和更透明的董事会,以及企业高管的工资待遇和补贴也成了提高透明度的重要议程之一。他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他和同事所做的一份研究报告的主要结果:(1)俄罗斯工业企业的股权、所有权比较集中,其中管理层就控制了20%左右的股权。所有权的这种集中对公司治理和投资都有正面的影响。

  (2)不同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相差悬殊,大公司的治理水平较高,有大量现金流的企业,例如林业、食品和建材业的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低。(3)大部分公司都依靠内部融资。

  (4)公司治理水平对投资没有影响(参见《比较》网站中译文)。

  张春霖在发言中提出了如下问题:股权集中或者说家族控股是导致财务丑闻和公司治理不善的主要问题,这是人为的错误吗?如果是人为的错误,解决方案就非常简单,也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立法来消除少数人控制的机制。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股权集中有它自己的价值,因此就牵涉到一个取舍和激励机制的问题。张春霖认为,改进股权集中带来的弊病关键是要意识到控股和非控股

  股东之间的差别,而且要对两种不同股东的合同条款,比如说他们的职责、权益和风险之间做很多的区别。控股股东和非控股股东最主要的区别,从其拥有的权利来看,前者要控制公司的管理层,而非控股股东只能起监督作用。就利润分配来说,控股公司获得更多利润的权益必须得到承认,作为补偿,应该对非控股股东提供更多的保护。一个传统的方式是建立两套董事会,控股股东建立董事会,非控股股东建立监事会,董事会负责公司的治理还有一些非正式的理事会负责监督管理层的业务。

  伯格洛夫的发言主题是中东欧国家的公司治理。他说,在中东欧国家,公司治理方面呈现出趋同的趋势:这些国家的公司股权都比较集中,银行以及金融机构比较多的是由外资控制的,而且许多公司的资金并不是通过金融系统获得的,而是主要通过内部融资和外国直接投资来获得的。伯格洛夫给出了有关中东欧各国股权集中度趋势的图表说明,对比了欧洲大陆、英美和中东欧国家股权控制的发展趋势和模式。他指出,股权集中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要认识到控股股东的重要性,学会与他们共处,要平衡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关系,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种平衡的机制。同时还需要寻找新的机制、寻求新的平衡。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总结道,我们从四位发言人那儿学到很多东西,首先,执行的过程比设计的过程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第二要解决资信的问题。第三,在公司治理方面,如果有一些容易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话,那么必须意识到还有一些更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第四,如何公平对待所有类型的持股者。第五,董事会的作用,董事会的成员和主席,以及他们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单元:中国

  第二单元由《比较》编委、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的高世楫主持。

  第一个报告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李实。他介绍了他和约翰·奈特所做的一项研究:企业的盈利和亏损与企业职工之间工资的水平以及工资差距之间的关系。

  李实介绍了此项研究的背景。他着重强调了三点:第一,在过去的改革过程当中,中国城镇企业经营的效率或者效益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特别是到了90年代以后,亏损企业的比重不断增加,特别是国有企业亏损比重不断增加;第二,虽然有大量的亏损企业出现,但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相当快;第三,城镇内部工资差距和收入差距是在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通过对企业盈利水平以及职工工资关系的考察,李实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中国企业的内部是否存在着利润分享?如果存在利润分享,那么是如何分享的?这种利润分享会对中国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和原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实所使用的分析数据主要是来自于1995年和1999年两年的城镇住户调查。对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的职工的工资差距在这四年当中大幅扩大,但不同地区之间职工的工资差异并不是特别明显。在不同类型的企业当中,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存在着明显的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的现象。在1995年,企业利润分享基本上是按照资历来进行分享,而到了1999年,利润的分享就更加平均化;而企业的亏损则主要由女性职工、低学历职工、城镇集体企业工人、制造业非技术工人等群体来分担。由此李实得出结论,中国不同企业之间职工的收入差距,特别是亏损企业与盈利企业之间的职工收入差距,构成了整个城镇内部工资差距和收入差距主要的方面。

  康斯坦丁·绍宁对李实的报告进行了简短的评论。他认为,就李实的报告来看,中国所发生的情况好像跟发达国家情况差不多,那就有必要研究在劳动力流动程度不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类似的结果。对于1995年和1999年两年的调查数据,绍宁认为可能还有一些信息没有在调查中反映出来。他就此询问说,如果工人有高工资,是否就意味着他们的企业有高盈利呢?他自己的猜测是,很可能工人只关注自己的工资,而不太关心企业当中所存在的其他问题。他认为在调查方法和内容上还可以进一步改进,从而将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第二位发言人中国人民银行的谢平介绍了他和陆磊所作的编制中国金融腐败指数的研究。

  国际上很多机构都编制过总体的腐败指数,但还没有人专门编制过金融腐败指数,因此谢平他们的研究是一项颇具开拓性的成果。

  谢平认为,调查方法和调查数据对于这项指数的编制至关重要。他们在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帮助下设计了问卷,并以相对中性的机构—中国金融学会的名义展开调查。调查数据的3561个样本遍及全国15个省的29个城市。

  谢平的研究区分了银行业指数和证券业指数,并设计了不同的问卷。就银行业而言,还进行了不同大区之间的比较。在此基础上,最后综合形成全国性的金融腐败指数。研究发现,公众普遍认为证券业的腐败程度要高于银行业。

  而分地区的比较表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人们对金融腐败的可接受程度要高于西部地区。

  谢平认为,这一金融腐败指数的编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这个指数,可以进行跨部门和跨时间序列上的比较。判断国家的金融腐败的程度,对于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是很有必要的。

  谢尔盖·古里耶夫是谢平报告的评论人。他认为,分析金融腐败指数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曾经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转轨中的腐败是一个正常现象,腐败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但实际上对于投资、对于经济增长来说,腐败的存在是极其有害的。他提到“比较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在我们教科书当中都说,在反腐败这一点上,中国做得比俄罗斯好,因为中国的经济放开做得非常成功。”中国的经济转轨非常成功,要是没有腐败的话,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功。所以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反腐败。古里耶夫在他准备的评论提纲中,特别摘录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以此说明谢平和陆磊通过大量调查得出一些可供分析的成果的重要性,以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金融腐败的角度,这对于加强金融监管的效果是很有意义的。

  古里耶夫还介绍了俄罗斯专家对前共产主义的转轨经济中的腐败问题所做的研究和调查。

  本单元第三个报告人是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王小鲁。他介绍了该研究所近年来一直在进行的中国分地区市场化指数编制的研究工作。2001年,国民经济研究所发表了第一份报告,用指数的形式刻画了到1999年年底中国30个省的市场化程度。2003年发表的第二个报告则计算了到2000年为止的分地区市场化指数。

  王小鲁介绍说,这一指数体系的编制完全基于客观的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不包括主观评价的成分。通过以主成分分析法来计算权重,用对相对指数进行比较的方法来衡量各省之间市场化的程度。具体而言,这一指数体系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1)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所有制结构;(3)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4)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5)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市场相关的法制环境。

  根据2003年的报告,截止到2000年,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五个省是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和山东,它们都处于沿海地区。而市场化程度最低的五个省是贵州、陕西、宁夏、青海和新疆,都在西部地区。虽然这一指标体系已经排除了像人均GDP 这样表达经济发达程度的指标,但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仍然和经济发展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而2000年和1999年比较,各省总体的市场化指数都有所提高。

  王小鲁表示,国民经济研究所希望用这个指标体系,今后每年对中国各省区的市场化程度进行追踪的观测,来衡量分地区的市场化进程。

  评论人克塞妮娅·尤达耶娃认为这一指标体系非常有意义,她甚至希望俄罗斯经济学界今后也能进行类似的工作,以便于更好地把握俄罗斯的经济。另外,她建议在今后的编制工作中,可以把对政府补贴的计算纳入社会开支,考虑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并从竞争政策的角度了解市场化进程。

  第二主题讨论:中俄转轨的经验比较

  由《比较》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赵人伟教授主持。

  首先发言的是《比较》编委、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教授。他介绍了他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卡塔林娜·皮斯托共同研究出的成果—中国、俄罗斯法律体系的比较研究(参见《比较》第6辑)。

  许成钢在发言中重点比较了金融市场领域中俄两国不同的执法模式。转轨之后的俄罗斯采取的是实施法律的标准模式,即上市公司有自我管理的过程,而执法机构则通过实施阻吓机制和管制机制来保护股东的利益。相较而言,中国采用的是非标准的执法模式,许成钢称之为市场管理的模式。这一模式主要不是依靠执法,而是依靠国家的各个部门来发挥作用。

  比如中国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采用的是上市公司配额制的办法,其中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

  许成钢的研究表明,在转轨经济中金融市场刚开始启动的时候,由于法律的不完备和信息质量的低下,阻吓机制和管制机制都可能不能奏效。这就是俄罗斯的金融市场监管不太成功的原因。而中国采取的配额制办法,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之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制衡作用。

  从长远来看,到底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得更好,中国还是俄罗斯?这个问题现在还看不清楚。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俄罗斯,各种权力已经分散化,相互制衡的模式开始形成,因此俄罗斯的司法体制能够比中国更加独立,而中国在这方面实际上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第二个发言人是来自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的鲁本·叶尼科洛波夫。

  他讲的主题是俄罗斯的分权化和政治制度。他的研究比较了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财政分权的情况,发现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时间段

  或者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时间段,其后果都是各不相同的。叶尼科洛波夫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制度。政治分权在决定财政分权结果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政治的分权既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这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形式和政治结构情况。叶尼科洛波夫发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面的政党体制是确保问责制极为有效的途径。但是,在发达国家中,政治集权也可能对政治竞争产生影响,政治家们对政治分权也更为敏感。

  俄罗斯联邦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对这次会议十分关注和热情,他说,“在我看来,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内容是集中在有关两个国家和现实的一些叙述性和分析性问题上。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应该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努力地去分析比较中俄两国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为此目的,我们需要使用同样的语言或者研究方法。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题目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有一些非常深入的探讨,但是由于使用的方法不一样,很难把这些研究结果和教训适用于另一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努力使用统一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两国发生的事情。”他强调还应该进行项目研究,把具体的话题、具体的领域挑选出来,比较两个国家的具体经历和经验。例如,公司治理问题、财政分权、汇率问题等等。中国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与俄罗斯的研究人员应该共同进行分析,相互比较这些问题。这样,就能更好地从比较中得出结果。他还通过相关统计数据,讨论了俄罗斯、中国乃至印度的经济增长问题(参见专栏3)。

  专栏3

  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努力推动中国和俄罗斯转轨经验比较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我觉得这个研讨会十分有意思。我没有准备长篇大论的发言,而且也没有研究结果向大家展示。但是我还是要占用大家一些时间,发表一些评论供大家分享。特别是有关今天的研讨会既涉及中国学者又涉及俄罗斯学者,甚至也包括我们今后的研究和工作方向。

  首先,我被告知这此研讨会恐怕是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学家自从1989年以来的第一次聚会,特别是讨论有关当代经济学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次突破,也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建立联系来交换思想、信息和研究结果的机会,所以在此我要感谢这次会议的举行。

  第二,我感觉到这次研讨会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不止听到了大家实质性的讨论,而且我们也更好地理解了今后讨论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并就研究中俄两国使用的不同方法进行交流。在我个人看来,这次研讨会也许是今后中俄两国经济研究专家进行更深入、更长期合作的第一步。这非常好。

  就像我们这次研讨会标题所表明的—比较中俄两国经济转轨的经验,我们两国显然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当然,我们两国也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不同的事情。所以,不仅从理论而且从实践角度来说,比较两国之间的经验是有益的,可以从中得出教训和经验。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内容是集中在有关两个国家和现实的一些叙述性和分析性问题上。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阶段上,应该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努力去分析比较中俄两国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为此目的,我们需要使用同样的语言或者研究方法。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题目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有一些非常深入的探讨,但是由于使用的方法不一样,很难把这些研究结果和教训适用于另一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努力使用统一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两国发生的事情。

  几十年前,中国和俄罗斯的一些专家做了一些研究,与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相比,这些研究不是很让人满意。外界也对中国和俄罗斯做了一些研究,采用的是统一的研究方式,但是他们缺乏对中俄两国情况的深入理解。现在我们有机会将两国研究学者的研究结合起来,使用同样的研究方法,更深入地研究两国的情况。另外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努力地去说明哪些东西可以在两国之间进行比较,比如说经济转轨的比较是很宽广和有深度的话题,当然你可以把它分成好几个题目讨论,例如经济表现、生活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或者是政治制度和结构。

  当然,要花一定的时间来形成一些初步的结论,但是,我想,有一个具体的问题非常重要的,而且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由来已久,那就是中俄两国的经济表现。从转轨时期的经济表现来看,中国的表现非常好,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还在朝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迈进,虽然一些人怀疑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否被高估、被夸大了,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奇迹。我们要分析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如此快速地增长。有些理论试图解释中国和俄罗斯的差距在哪里,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差距,较早的理论有所谓的出口拉动或进口替代增长战略。

  另外一个非常时髦的理论问题是改革顺序,哪些东西先改革,是经济改革在先还是政治改革在先的问题。有些时候,有些经济学家把经济发展放在速度方面。我

  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一系列问题,其实我们还要很好地理解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今天的讨论就表明我们希望对不同的理论问题做出更多的解释、研究和探讨。

  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也许我们要进一步努力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项目,更加注意分析可能影响经济表现的一些因素,看看各种因素的不同组合。有一点非常有意思,而且人们还在讨论之中,这就是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应该对此加以讨论并进行相关分析。另外一些有关的因素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及其发展。刚才我们也探讨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这些机制和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从基层生长起来的吗?是一些正在发展的制度还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制度?

  还有另外一套因素,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进行讨论,但是我认为它们非常重要,那就是发展的性质或者说自然资源的发展。自然资源是否廉价、充足,我们是否很好地重视了自然资源的开发。这些因素也应该被我们充分注意和进行分析。

  我们还应该进行项目研究,搞一些研讨会。在这样的研讨会上,我们应该把具体的话题、具体的领域挑选出来,比较两个国家的具体经历和经验。例如,公司治理问题、财政分权、汇率问题等等。中国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与俄罗斯的研究人员应该共同进行分析,相互比较这些问题。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从比较中得出结果。我们也可以组成不同的研究小组,以得出更好的研究结果。我们最后还可以考虑把工作做得更加充分,把它们发表出来,装订成册。

  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每一年的经济增长都比俄罗斯要强。和中国相比,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就不那么引人瞩目。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两个国家非常不同的经济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解释。我想可以从政府的开支和收入来做一个解释,中俄两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仅表现在过去十年中,而且也是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

  今天我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的同行,是他们带给我们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们向我们介绍俄罗斯的改革和转型,比如行政改革和一些立法机关的改革,或是一些制度化的冲突。这些观点使我们感到耳目一新。我们每人都觉得受益匪浅。所以我要再次向中国同行表示感谢。

  而《比较》主编吴敬琏在回顾了中国25年的经济转轨的历程后指出,中国改革的重点实际上不在于改造传统的国有企业,而在于培育出具有活力的私有部门,这样就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则将重点放在改造国有部门上,因而其转轨过程就没有那么成功。当前,中国这种以行政主导的改革方式,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了进一步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障碍;而俄罗斯的宪政改革已经走在了前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要多向俄罗斯同行学习(参见专栏4)。

  专栏4

  吴敬琏:两种不同的转轨战略

  我对俄罗斯的转轨,特别是俄罗斯21世纪的经验所知很少,所以我主要还是说中国的经验。应该说到现在为止,中国的转轨还是很成功的(当然可能不像我们的俄罗斯朋友所说的那么成功),那么成功来自什么地方呢?在90年代初期,全世界讨论转轨经验的时候,都把问题集中在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选择上。有很多文献说中国改革的成功都是因为采用了渐进主义。到了90年代后期,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把转轨的战略局限于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做法,至少是肤浅的,因为这种两分法把注意力放在了速度上。然而,很不幸的是,现在中国的同事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还是继续引用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这样的分析框架。我认为这种分析没有能接触到事情的本质,也没有能够揭示中国转轨制度最重要的前提。

  我主张雅诺什·科尔奈提出的分析框架。他认为,从纯粹的意义上说,转轨有两种不同的战略,战略A 是一种有机的战略;战略B 是加快私有化的战略,也即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战略。从字面上看,这两种战略的根本区别并不清楚,但是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这两种战略是有极大区别的。正像科尔奈教授所说的,第一种战略,重点放在从基层生长出私人部门,转轨的主要任务是为此创造条件。而战略B 的重点是尽可能地改造国有企业,使之变成真正的企业。从这样一种分析框架来看,中国的转轨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是因为实行了战略A.虽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一直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78年改革确实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但是改革并不成功,到了1980年我们的改革才走上了一个健康的轨道。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是从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改变成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也就是说从广大的农村生长出来几千万个私有的农业企业。接着出现了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它们实际上是由基层政府组织起来的社区企业。这种社区企业在80年代支持了中国的高速发展。80年代中期私营企业开始合法化,到了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合法存在的私营企业就变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它的代表地区是浙江省的两个专区,一个是温州地区,一个是台州地区。这两个地区的示范效应随后扩大到了浙江全省,到了世纪之交,温州和台州模式改造了苏南模式,使得私营经济在沿海地带,尤其是浙江、江苏、福建省占主导地位。

  有很多研究报告也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强劲增长,其主要原因是私有部门的发展壮大。现在,非国有部门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大约占2/3.在私营经济20年的发展历程中,首先是培养起了大批的企业家,同时它也大大促进了市场的形成,给国有企业的改革增加了压力,可以说私有部门的增长不仅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同时对政治改革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也为此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然而,中国又是怎样做到了这一点呢?也许开始的时候是完全自发的,这种自发的力量首先来自农民,自从集体化以后,中国的农民就做出了很多努力要建立他们自己的经济,主要采取的方式就是承包制,所谓的承包制就是在租来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但是在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以前,农民们的这种自发努力都被压制了。所以第二个力量就是开明的、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在安徽小岗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制,于1980年得到邓小平领导的党政领导机关的支持,于是在用了两年时间就实现了全国农村的私有化。还有第三个力量,那就是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家等知识界人士。现在我们这里有一种说法,说改革完全是自发的、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推动它前进,其实这是不对的。

  经济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比如说80年代农村的私有化以及其实现以后,提出的任务就是让城市的私营企业能够合法化。第一个起作用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研究机构中的林子力教授,他根据《资本论》第一卷里面的一个例子,雇8个人以下的劳动收入还是个人收入,所以只要雇工不超过8个人,就是个体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这个主意生效了,所以从1983年开始,雇8个人以下的企业就叫做个体企业,是个体劳动者的企业。后来,为了配合乡镇企业能够发展起来,推行了两个配套的措施,一个就是价格双轨制的措施;另外一个就是财政分灶吃饭,也即财政包干制度,这两个制度在当时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它就变成了阻碍私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且引起了寻租行为,造成了许多问题。那个时候,经济学家为了消除这个障碍做了很多努力。

  从科尔奈的分析框架来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不太成功的一个原因恐怕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了国有企业上,推行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或者提高国有企业自主能力或者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这样的改革,而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从基层生长出更多的私营企业来。

  我曾经跟社会主义时代匈牙利改革的主要领导者涅尔什先生讨论过,他认为匈牙利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改革成果是应该可以取得像中国一样的成功的。匈牙利在改革初期虽然把重点放在了国有企业身上,但是同时也鼓励中小型私营企业的发展,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两种压力。一种压力来自苏联,一种压力来自国有企业,这两种压力使得他们停止了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所以后来他们的转轨就完全失败了。

  就我的理解,苏联也出了同样的问题,就是把全部努力都放在了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和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上,到了后社会主义时代,俄罗斯仍然像雅诺什·科尔奈说的那样,把重点放在改造国有企业上。改造国有企业第一非常难;第二即使私有化了,也不能保证是企业家的管理和运作下的经营;第三,在改革和转轨过程中,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腐败,出现少数人侵吞公共财产问题,所以它会带来很多问题。当然了,我刚才讲到的,腐败和寡头的问题也许是改革中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不同。可是把重点完全放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上,而没有一个庞大的企业家阶层来介入这个过程的话,很可能会加剧两极分化和寡头的形成。

  尽管中国的转轨迄今为止比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要更成功一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因为采取了在行政主导下培育私有企业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为阻碍我们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重要障碍。而俄罗斯在这方面可能有优势,最重要的优势,我同意杰弗里·萨克斯所说的(他的观点有好多我不同意,但这一点我同意)就是俄罗斯的宪政改革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所以俄罗斯今后的改革,就像今天上午李稻葵教授讲的那样,是在法治下的改革,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如何从行政主导下的改革转变成法治基础上的改革这一难关。

  《比较》编委、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中俄两国经济学家十多年来首次聚首,共同探讨经济转轨的问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相对于“转轨经验比较”的题目来说,经验的交流却进行得还不够充分。此次会议标志着双方的交流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今后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将双方的交流深入进行下去(参见专栏5)。

  专栏5

  卢迈:相互学习,分享经验

  人类社会中最大规模的社会方面的实验,我看就是俄罗斯和中国这样大的转轨改革,数以亿计的人在一定的环境中,又受到一定政策的影响,作为组织或者个人,他做出了他的反应。中国和俄罗斯有很多不同点,但是也有很多共同点,在这样两个大国中,上一个世纪他们都是从一个落后的位置:俄罗斯在欧洲处于一种相对落后的位置,而中国在世界上是一种落后的位置,开始实行这种赶超。这个过程中有辉煌,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更多的痛苦。

  上个世纪后期,两国都进入到转轨历程中,人们很关注中国—俄国转型中的这种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政策,它所产生的经济的、社会的后果可能为经济理论的研究、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料。进行这样的一种比较研究,我想对于两国的经济理论的建设,对于两国的政策制定的发展都会有益的。

  我们开了一天比较紧张也很丰富的会议。中俄两国的经济学家第一次对经济改革在理论上进行一次这样的探讨,我想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们的讨论中涉及了很多方面的问题:有破产、有公司治理、有监管、有贸易、有国际投资、法律问题以及政治体系等各个方面。

  最后俄罗斯联邦总统经济顾问安德烈所做的发言,还有吴敬琏教授的评论都对这一次会议做了很好的总结。我们这一次会议在理论水平上,可以说是很高的。在这方面的交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今后应该再利用更多机会将这方面的交流进行下去。

  但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题目本来是要做一个对转轨经验比较的交流,在“经验”这方面可能进行得还不够充分。从学术角度出发所做的研究和从政策需求角度所做的研究,就是刚才安德烈所说的,某一个领域是怎么进展的、遇到的是什么问题、无论是汇率问题、企业问题,还是公司治理问题等等,它们的角度与经验的交流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俄罗斯在经济理论水平、经济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改革10年后,就像1988年或1989年,还很少有学者能够像俄罗斯学者这样,这么熟练地运用经济学的模型和语言来做研究。当然,随着这些年一批海外学者归国,或者一批学者在国外取得教职回来做研究,我们才可以在转轨研究的范围内,以相同的语言、在相同的水平上进行交流,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可能比较起来,中国的决策、中国的研究有很多不是从理论出发的,而是从实际经验出发的,不管是分权制也好,承包制也好,双轨制也好,它们更多的是根据历史经验,从实际中得到的东西。因此,中国的同行还需要把我们的东西上升到理论上。

  从俄罗斯方面讲,我想他们也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也有丰富的经验,今天很多的分析都是从地方、从俄罗斯的数据情况出发的,所以除了西方引进的理论和国外的文献以外,也需要相当多地在自己的改革经验或者别人的经验中来找出改革的依据。如果双方沿着共同的目的,不同的方面来完善自己,那么我们今后的交流可能会更有效果,互相之间一定也会学到更有用的东西。

  最后要说明的是,所有的发言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所以,一切责任由《比较》编辑室自负。

  (执笔人:吴素萍、赵少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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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业已进入一个利益博弈时代,处理当下频发的“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应当去政治化、非事件化,将之视作转型时期公民基于利益表达的集体行动。能否妥善化解公民集体行动取决于国家对其的制度化能力。因而可尝试将作为一种治理形式的“审议民主”引入治理实践。顺此脉络,基于哈贝马斯的“双轨制审议民主”理论,本文认为:大众传媒应充分担负使“弱公共领域”活跃的功能,并致力于实现“弱公共领域”与“强公共领域”之间的顺畅沟通。大众……去看看

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

李炜光(1954—),男,河北顺平人,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财经》杂志主编。  摘要:本文提出的假设是:发生在上个世纪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其真实意义与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为取得战争必需的资源而采取的一种战时财政的动员手段。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从减租减息向土改的转变具有突然性。内战初期处于明显战略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利用它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将土地改革确定为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理论被有机地融进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使得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和战略……去看看

[作者惠赐]西方没落与中国世纪

全球化时代到来以后,世界文化争鸣中就奏响两种格调完全不同的交响曲。西方发达国家有一种声音在预言西方要没落,东方发展中国家中国则有一种声音在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说西方要没落的声音,现在已经不仅仅从西方社会面对的种种矛盾,形成的重重危机中立论论证,而是把西方还原到世界历史的全景中,让大家看到,欧洲不过是欧亚大陆板块的一角,从古以来就在吸取着亚洲,非洲的营养在成长,十九世纪以前,虽也几度辉煌,十五世纪以来,虽也发展迅猛,但比起来,在世界上并非一枝独秀,既不比印度富足,更不比中国强盛。确实,欧美组成的西方,富……去看看

中国传媒转型期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作者借鉴有关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将改革开放以来,处于转型期的我国传媒制度变迁梳理为四个阶段:一是政府主导、以经营分配环节为突破口的“财政成本拉动型”的企业化阶段;二是由下而上、以新闻采编环节为突破口的“经济效益推动型”的市场化阶段;三是创新集团推动、以产业组织环节为突破口的“行政力量控制型”的产业化阶段;四是上下合谋、以培育市场主体为突破口的“政治与资本合作型”的资本化阶段。通过对四个阶段的考察分析,作者总结出我国传媒制度的改革是宪政框架内的&ldq……去看看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反思与重构

原载《福州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内容提要: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存在明显缺陷。政府要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以逐步建立起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解决三大问题:自愿原则抑或强制原则,补偿比和受益面的矛盾,资金筹集问题。这关系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的成效。  关键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政府责任/制度缺陷  一、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反思:制度缺陷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医药合作社(卫生合……去看看

寻找“第二条道路”

本文将刊发于广州《开放时代》2000年7月号   可能是出于对“真问题”的共同兴趣,使我有幸结识了著名学者秦晖先生,并引为师友。在我看来,至少可以举例说,对以下问题的不同回答分隔着“真问题” 和“伪问题”:在经济学上,中国的问题是产权制度合理性问题还是管理科学性的问题;在政治学中,中国的问题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还是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在社会学上,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经济问题(或“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还是“知识经济”问题?等等。我在《秦晖文选——问题与主义》一书中看到了对这些问题“诚实的追问”。   这是……去看看

自由主义与公正:对若干诘难的回答

本文将刊载于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4期   1998年以来,中国知识界掀起了批判自由主义的小高潮,罗列的罪名又重又狠,所用辞汇既尖且刻,大有把自由主义批倒批臭之势。起初批判者所援引的多半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后来他们又渐渐转向直接动用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他们挪用一切可以挪用的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理论,而不管这些理论本身是如何地相互冲突。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将这些批评者概称为“新左派”,这样做尽管有贴“标签”之嫌,但总体上来讲还算是客观的,而且新左派这个标签本身并……去看看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原载1920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怎样才能不受人惑?——胡适给北大哲学系1931年毕业生的临别赠言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的内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他的内容,会不会有因误解及缺点而发生流弊的危险,这都是我们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应该注意的事呵!   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去看看

再生产与统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标题注释」我的同事刘精明教授曾和我多次讨论本文中的一些思想,并在统计分析上给了我很大帮助,特此致谢!  「内容提要」在代际社会流动研究中,以代际之间优势的持续性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模式成为一个普遍的模式。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社会的数据也显现出同样的模式。作者认为,已有的工业化和制度主义的解释逻辑没有对在不同社会中存在的普遍性关系模式给出合理解释。作者从“再生产”和“统治”两种机制的角度,对关系模式所表现出来的普遍特征进行了理论探讨。  ……去看看

“文化中华”与“文化东亚”

值此新世纪揭幕,东亚、中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时期。在东亚与中国,现代化是"外启"式的,但同时又是"民族"式的、"国家"式的、与尊重"传统"式的。  西方现代化"个人"色彩重,而东亚现代化总显示醒目的民族聚合与国家参与特征。东亚的现代化起步于"边缘",其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至今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都在一种不平等的前提下求生存与发展。处在目下严峻的世界商战"战国"时代,一个后进东亚国家突入战场,必集合精锐的经济大军。引领这个"经济的大军",组织是必要的,法制是必要的,渗透人心的国家利益追求是必要的。同样不可或缺的是文化……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