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吸取了什么

——延安教育的价值及其局限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教育方针及理念基本形成的时期,本文所称的「延安教育」特指抗战阶段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内所推行的教育方针及其实践。延安时期产生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面貌,并由此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

然而,延安教育又是在五四教育的大背景、大环境下产生的,同样受到五四教育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以往论者较少关注,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延安时期革命意识形态在选择五四遗产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延安创造的新教育的性质是什么?延安教育有哪些价值和局限?

一、延安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的态度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并陆续开辟了几大块比较固定的战略根据地,在新的形势下,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兴办教育,因而立即面临着对过往教育方针的调整问题。

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的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五四教育遗产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三十年代初,中共早期教育理论家杨贤江、钱亦石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教育的性质和作用,他们认为,教育属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1]。

基于这种认识,左翼理论家不仅认定五四后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是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甚至把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也一概视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主张,一并加以否定。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共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十年间,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其基本方针是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为了落实这个教育方针,中央苏区在1933年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瞿秋白、徐特立分任正、副部长,各基层政权机构也都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尽管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还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活动。

瑞金时代所兴办的教育是和五四教育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教育。党从现实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首次在中国将教育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为提高干部政治和军事、业务素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为培养青少年而建立的传授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第三类为针对广大劳苦群众而开展政治动员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系统。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这三类教育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干部教育系统,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因被指控参加了广州暴动而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以及其它各类军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在普通教育系统,有列宁高级师范学校和各县、区、乡、村近万个列宁小学;在社会教育系统,从中央到苏区各省、县、区、乡都建立了扫除文盲的组织机构,在中央一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各县、区、乡则普遍建立「消灭文盲协会」,在农村中广泛开办了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班。

瑞金时代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的教育完全体现了共产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基本特色。党和苏维埃政权首先将教育定性为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坚决拒绝五四后兴起的「教育独立」的思想,同时也否定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单位而单独存在的观点。主张学校不是简单传授知识的读书机关,而要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者[2],「教育工作应该为战争与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服务的观点出发,教育为着战争……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为此,党和苏维埃政权要求一切教材要带政治鼓动性[3],以此「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4]。在教育对象方面,也摒弃了五四教育的全民性的内容,强调教育主要面对广大的劳苦大众,规定实行工农阶级教育优先的政策,地富子弟虽可进入小学学习,但严格禁止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升入初中[5]。从阶级论教育观出发,各级苏维埃政权对教师也有特别的政治要求,禁止农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从事教书工作[6],乃是因为“学究学生”无法在新形势下扮演政治宣传者和鼓动者的角色。

瑞金时代教育方针及其实践的最显着特色是它的阶级性和群众性,这为延安教育打下了底色,在整个苏区的教育工作中,无论是干部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处不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识字班工作》训令,动员广泛展开苏区扫盲工作,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随即拟定统一生字,要求在3个月迅速推行突击扫盲任务。在所颁布的3级生字表中,兼顾了政治教育与生活实用原则:第一级生词共27句,均为日常生活和劳动用语;第二级生词30句,计有政治词汇19句,第三级生词29句,政治词汇达到14句,在总数86句生词中,政治宣传词语竟有33句[7],占总语汇比重的约40%。中共重视群众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果,据毛泽东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报告称,在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中共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有识字组32,388组,组员15万3千余人,妇女中的文盲数目得到减少,参加兴国县夜校学习的妇女占了总学习人数的69%,而兴国县识字组的妇女比例高达60%[8]。

十分明显,若从大的背景观察,瑞金时代所推行的教育方针与实践是与五四教育的总体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但是若仔细辨别,在瑞金时代党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背后,仍然潜藏着一条与五四教育沟通的渠道。在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系统,许多措施与五四后兴起的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思潮并无根本矛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在瑞金时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需要对原有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修改补充,逐步形成了新的教育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从字面表述上看,延安时期教育方针与瑞金时代并无大的区别,党仍然强调教育的政治鼓动功能,和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的功能,但是,这个口号在实际贯彻中已出现了相当的弹性,显示了中共教育方针已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

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大,在坚持阶级论教育观的同时,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与国内主流教育的思潮发生了联系。

在教育对象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

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份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学,各根据地也不像瑞金时代那样,强令关闭一切私塾、旧学,而是允许予以保留。

上述这些变化显示了抗战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采取了新的态度。延安教育虽然继承了瑞金时代的传统,继续坚持「教育随所有权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但对五四教育遗产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思潮采取了欢迎和接纳的态度,换言之,到了延安时期,党对五四教育遗产终于有了明确的选择。


抗战阶段,各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环境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有重要影响。中共摒弃五四教育中的精英主义内容,除了有其意识形态的考虑外,还因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根据地基本不具备创办正规教育的条件。据边区主席林伯渠1939年1月的报告,在1936年以前边区150万人口中识字人数仅占全体人员1%,某些县,如华池县,识字率仅占两百分之一。全边区只有120个小学。中学生屈指可数,社会教育则绝无仅有[9]。除此之外,边区物质条件极其落后,严重缺乏师资,也给发展边区教育事业带来极大的困难。经过几年的文教建设,边区教育有了较大的进步。1937年建立了鲁迅师范,1938年又建立了边区师范,至1941年全边区共有中等师范7所,小学也发展到1941年的1,341所,共有43,625名学生,边区还兴办了5,843个识字组,吸收39,983人扫盲,使文盲比率下降至总人口的93-95%[10]。尽管边区教育已有进步,但总体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此情况根本不允许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脱离现实去和国统区的正规教育接轨,只能转而寻求在现有基础上对教育状况进行逐步的改善。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五四教育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才显现了出来,那个时候在人们的眼中,这类教育思潮虽有缺点,但略加改造和转换,还是可以为边区教育服务的。

中共从边区文化落后,文盲众多,师资力量缺乏的实际出发,全面否定国统区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却又欢迎、接纳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思潮,是与其一贯的阶级论教育观相符合的。由此,党在延安阶段的教育就保持了意识形态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尽管大的环境已改变,阶级论的教育观的实质却未发生真正的变化。

二、意识形态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的支配作用

党的意识形态在抗战期间发生重大变化,反映在教育理论方面,即从工农性质共产主义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所谓新民主主义教育,即中共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为革命战争服务,强调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与中央苏区时代所奉行的共产主义教育相比较,新民主主义教育已被赋予了较多的中国民族特色。

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党领导的教育应坚持正确的「立场」的同时,也提出应从古往今来优良遗产学习的问题,社论明确表示:「古今中外的一切合于科学的,有益于大众解放事业的,鼓励人类向上发展的事业、道理、善行与美德,都将为我们所吸取与发扬」。社论认为,共产党员既要「站稳立场」,又要「不囿成见」,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地都努力去发见并采集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11]。

可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究竟有哪些,《解放日报》社论并未具体指明。远在江苏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教育工作者吴天石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旧教育中也有不违背民族利益的进步因素,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有从旧教育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的责任,这就叫做批判的接受旧教育」[12]。

从上述言论看,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与以往的共产主义教育在解释方面已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仍然是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尽管已宣布现阶段党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然而党坚持认为思想、意识形态是可以超前的,即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仍应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所以在调整教育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同时,阶级论的教育观事实上并没发生实质改变。

阶级论教育观的体现之一是继续强调教育的政治功用方面。延安时期出版的大批教育论述反复宣传教育与政治的密不可分,从教育依属政治、服务政治的观点出发,中共认为,在边区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必须将干部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重要位置,社会教育放在第二位,普通教育(国民教育)放在第三位[13]。这种依政治需要将教育对象划分等级的做法与瑞金时代如出一辙,体现了党所领导的教育一贯坚持的阶级第一的政治立场。

阶级论教育观的另一体现是在边区的教育内容上,延安教育完全依照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将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放在突出地位。在三种类型的教育中都体现这一原则,以加强受教育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进而改变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

延安教育唯一可与五四教育接轨的仍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根据地普遍推行的社会教育。在边区政府各级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开展了普遍持久的冬学活动、识字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后,识字、教育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识字班、夜校和半日学校的农民有34,000余人[14]。抗日民主政权热心大众教育,完全出之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从瑞金时代面向劳苦大众的教育,发展到延安时期群众路线下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扫盲活动,不仅保持了阶级论教育观的一贯性,也体现了党对五四平民教育思想、劳动教育思想新的开放、接纳的姿态。

在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还积极推行了一场体现其激进社会改革理想的新文字运动。早在20年代末,著名共产党人和教育家吴玉章就开始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了试行新文字的试验。吴玉章等认为,为了彻底改造中国旧传统,特别是为了解决中国普通百姓学习中国汉字的困难,应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从而解放广大劳苦人民,使人民获得文化和知识上的翻身。1939年吴玉章返回延安后,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随后在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全力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中国共产党推行新文字运动是其一贯的主张彻底改造旧中国和重视大众教育传统的自然反应。党和边区各级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试验。1940年,边区政府开始在群众性的冬学活动中试教新文字。1941年,明令在初小一年试教新文字,随后在边区7个县市兴办新文字冬学。同年,边区政府正式承认新文字的合法地位,规定新文字书写的契约文件,与汉字同样具有法律效用[15]。为了培养新文字教员,延安开办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出版了「新文字报」。

1942年,边区政府还规定,各地有新文字教员者,应一律教新文字,不得新文字、汉字混合去教[16]。延安的新文字运动对党领导的其它根据地也产生了影响,冀中根据地从1940年开展新文字运动,饶阳县还创办了新文字书店,在冀中地区的饶阳、安平、深北、定南先后举行过新文字训练班[17]。

1942年,延安教育又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变。中共中央号召在教育领域必须“打破旧的一套”[18],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对党领导的教育工作的影响。伴随着这年春开始的整风运动,延安理论界、教育界开始全力肃清教育领域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最终完全形成了「毛泽东主义旗帜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19]。

在中共党内,意识形态宣传,包括教育工作,自三十年代初就一直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博古等全面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在中央苏区模仿苏联教育的模式,建立了中共的教育理论及其制度。瞿秋白、徐特立等虽然并非教条主义者,但他们在政策制定方面并不起任何重要作用,这种由左倾教条宗派控制意识形态的格局在遵义会议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并没发生变化。抗战爆发后,在张闻天的领导下,沿着瑞金时代阶级论教育路线的惯性,在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根据地大规模兴办教育,由于抗战阶段中共的局面已大大改善,尤其在边区已获得相对和平的环境,因此张闻天主张现阶段的教育应向正规化过渡,在继续突出政治思想训练的同时,也要加强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边区在1938年后将一些分散的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批完全小学,除此之外,也创建了几个中等师范学校。然而,这些努力以后都被指责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1941年9月后,延安开始系统检讨几年的延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日报》批评边区教育对于实际斗争「几乎麻木到没有感觉」[20],认为边区的受教育者已被完全荒废了,已被错误地教育成为「大时代的废物」[21]。边区政府领导人李维汉抨击边区教育自1939年后因「学与用脱节」已陷入「沉闷与软弱无力」[22]。在这以后,边区通过各种政治学习和1943年召开的整学会议,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影响,最终形成延安教育的几个重要倾向:(1)十分强调教育的实际功用性,反对「片面追求」教育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主张「干中学」,对降低学校教育的作用估计不足;(2)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反对单纯重视儿童教育;(3)站在阶级论教育观的立场,将人的自由发展、兴趣、个性、天才等一概视之为旧教育予以全面否定。至此,延安教育已被完全改造。

三、延安教育的价值和局限

延安教育是党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动员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灌输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性,它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政策为教育的宗旨和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和基本生活和生产技能学习的实际功能。延安教育又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斗争相依相随:经过整风运动、延安教育排除了另一种阶级论教育观——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革命特征的阶级论教育观。这两种教育观在本质上并无明显区别,但是,苏联教育模式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重视学校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延安的阶级论教育观因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更注重政治和生产技能训练的实用性,从而更加排斥传统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延安教育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环境的产物,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动员、教育内容也制于为革命战争和为生产服务,表现为教育内容的简单化和学制的灵活性,为战争和生产服务成为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

延安教育也是大众主义的。面对工农大众的教育是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主体部分,也与五四的平民教育相契合。在群众路线的口号下,延安及其它根据地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以普及为主,大众生活可以成为教育的内容,大众也是教育的主体(广请老农作教师,以替代「那些对战争和生产劳动无知识也无兴趣的教师」[23]),教育形式更是采取大众化的形式。延安时期普遍创办的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以后成为党领导的社会办学的基本模式。

经过改造的延安教育实现了毛泽东对教育的要求,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教育起到了统一干部思想,统一群众思想的作用。广大党员和干部经过不同形式的干部学校学习或在职学习,已经充分掌握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教育界更是完全确立了阶级论教育观的指导地位,从而在几个基本问题上达到了思想的高度一致:

(1)教育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

(2)知识分子应该长期改造思想,必须彻底批判「教师是自由职业」、「教师清高」的旧观念。

(3)旧教育必须彻底改造,必须坚决反对盲目追求正规化的错误。

(4)党应该领导教育。

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边区和其它根据地的教师也都从「自由职业者」转变为「毛主席的教育战士」。

从实际效果看,延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在边区和其它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适合其现实需要的人才,边区人民的文化和卫生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农民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

然而延安教育也存在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阶级论教育观的贯彻和实践中,五四教育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遭到过分打击,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学制和学校管理方面均有所体现,从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即使是社会教育,也始终强调突出政治,苏中根据地的冬学教育就明确规定「明理第一,识字第二」,即将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24]。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有时会因突出政治思想的训练而冲击和取代其它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在战时环境下,一味追求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固然会产生偏差,但若走向另一极端,一切仅从眼前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延安时期将普通教育列为教育等级上的第三层地位,明确宣布,在目前根据地,不发生升学问题,甚至将普教的出路归结为培养不从事生产的「二流子」,正面鼓吹教育只限于培养「能读会算」,「认识路条」即可,所谓「能写会算即毕业」[25]。这种“需要第一」的教育在当时情况下或许适应现实斗争和生产的需要,但作为一种革命教育的经验,以后被加以神圣化,则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延安教育忽视受教育者兴趣,个性、天才的发展和培养,在今天看来,也是失之偏颇的。由于认定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的实际需要」,进而认为教育注重兴趣、个性等是「失去了分寸」,从这个观点引申下来,一些教育工作领导者反对将儿童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其理由是重视儿童教育是欧美和「中国封建的办法」[26],而且批评重视儿童教育「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现象」,即认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社会和生产斗争,不如干部教育那样,可以马上「立竿见影」[27]。这种过分急功近利的思想及其措施,事实上是有碍于边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长期成长。

延安教育十分强调「学用结合」、「学中学」、「干中学」,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在那几年,「百年树人」、「培养建国人才」的观点,被斥之为「空洞」[28],讲授自然科学诸如太阳系、人的神经系统被批评为教条主义[29]。延安对国统区的教育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大后方的「别有用心的教育家」鼓励青年埋头在物理、化学、教育等等书库里[30]。这种风气一开,在一段时期内,学校教育几乎被完全否定,据有关资料披露,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普教系统的知识学习已经完全终止,而转变为参加生产劳动,这就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走向了取消学校教育的地步。

延安时期党对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在严重缺乏师资的边区和其它根据地,这些教师为发展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那时的流行观点认为,这些教师旧的教条知识多,解决新问题的实际知识少[31],因此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有余,重视、团结不够,不少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阻碍了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并且给许多人的心灵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对以后新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

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紧密联系,五四时代,一批先贤先哲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作了很大努力,使中国教育面貌发生重大改变,对国家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教育自身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坚持走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从瑞金时代的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探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作了重大选择,对其有利于革命的一面作了继承、改造和转换,同时也抛弃了很重要的内容。延安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教育改造的实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负面性,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极端功利化,这些都对1949年后的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然而,延安教育又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人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经验。

本文为“五四与中国现代教育”(香港)会议论文,香港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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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贤江:〈新教育大纲〉,《杨贤江教育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页418-420。

[2]〈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抚字第十九号〉(1933年1月26日于永新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页95。

[3][4][5][6]〈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月23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103、101。

[7]〈湘赣省苏文化部关于识字运动的又一指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278-279。

[8]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育资料》(一),页18-19。

[9]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页4。

[10][15]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41年1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9。

[11]〈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4月17日。

[12]吴天石:〈苏中四分区的教育改进会〉(1943年12月),《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页3。

[13]〈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各县关于1943年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43年2月14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91。

[14][25]李鼎铭:〈文教工作的方向〉(1944年12月6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45、44。

[16]〈本年教育中心工作〉,《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月5日。

[17] 亦敏:〈冀中教育建设概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59。

[18][20]〈打破旧的一套〉,《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9月11日。

[19][31]刘季平:〈论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1944年8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56、71。

[21][26][27]〈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5月27日。

[22]罗迈(李维汉):〈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1944年11月15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34。

[23]〈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4月7日。

[24]张正屿:〈苏中抗日根据地冬学回忆〉,载《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页97。

[28]〈中共冀鲁豫分局关于普通教育改革的指示〉(1944年10月27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03。

[29]周而复:〈人民文化的时代〉,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41-142。

[30]〈提倡自然科学〉,《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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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李慎明、王逸舟主编 ,《2006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版。国际形势是安全还是危险,重大武装冲突(major armed conflicts)的现状与走势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尽管在当代国家间大规模战事已很少见,但各种国内冲突却有广泛的存在。这些冲突的起因、规模、类型有很大的不同,但无一例外地会危害相关国家的安全,并对周边国家乃至所在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一些超级大国参与的冲突,诸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更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由于重大武装冲突与世界和平和安全息息相关,因此始终受到新闻界……去看看

当前中国“集体行动”研究述评

原载《学术界》2007年第5期p264-273  〔摘要〕有关集体行动的研究在国内学界正成为一个跨学科的显题,本文旨在对这一研究领域作一个简要的考察并提出一些判断。作者发现,目前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运用结构性分析居多而过程分析较少;运用理性主义分析居多而建构主义分析较少;另一方面,在过程分析和建构主义分析的运用逐渐增多的同时,多种研究取向和方法也开始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在研究议题上,既有研究主要涉及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政治机会机构、动员结构、策略和手段、话语等方面,有点遗憾是,大部分研究在这……去看看

说理与现实的对立(下)

科索沃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基亚维里主义。只是此马非彼马也,冷酷无情,精明势利,不谈终极理想,只谈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这样我总算破除了对任何一种主义的迷信了。再来分析人权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对立与争论,觉得近乎两小儿辨日,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 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学术争论,就只有争权夺利与争风吃醋!“人们全心全意关注的是对财富、权势与荣耀的争夺,拥有的就极力维护,没有的就拼命争夺,在这方面一旦受到损害或侮辱就将永世不忘,时刻准备报复。”双方都振振有词地宣称自己的……去看看

圣人哪里寻?

邓晓芒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概念:“要字句”。他说:“所谓‘要字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的句式,有时不一定包含‘我们’,常常连‘要’字也省掉了,但意思每个中国人都懂。”“《论语》是中国传统官样文章中泛滥成灾的‘要字句’的始作俑者。”“在‘要字句’中,‘为什么要’是不能问的,一问你就成了异端,……因此是一种权力话语。”“一介儒生,权力从何而来?来自道德上的制高点,而道德制高点又是基于自己情感上的自信,即相信自己的情感合乎自然情理(天道)。”(邓晓芒:“孔子与苏格拉底言说方式的比较”,《开放时代》……去看看

预期腐败与制度崩溃

既然经济进步的唯一源泉是蕴藏于每个人身上的企业家能力,那么,企业家能力在各类社会活动之间的分布便唯一地(通过创新的方向与结构)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来自利辛县的这则报道,与我们知道的许多类似报道一样,再次向我们发出警告:腐败已经成为预期,而预期的腐败将导致制度崩溃。预期腐败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一种"社会共谋",即腐败的集体默契地反对同一个清廉的人,以投票方式(例如雅典公民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或任何其他方式将其谋杀掉。正因为如此,第一个敢于站起来的猴子总难免被同类撕裂的命运。在预期腐败的政治传统中,"……去看看

中美关系研究:如何避免未来大国之间的冲突?

作者: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研究员2004年6月12日[提示:一、中美石油需求,美国智库紧盯中国石油问题 。二、美国军头关注中国军力,中美一旦处于战争状态,中美最容易走火地方是台海。] 据美国媒体6月4日报道,3艘美军攻击潜艇已悄无声息地驶抵关岛。据悉,美国还计划在关岛部署一支航母战斗群,使它能更接近西太平洋特别是台湾海峡。五角大楼官员不加掩饰地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对付中国……是为了能以最快速度赶到台湾海峡”。专家指出,美军这些军事演习有两大特点:一是从地理位置上看,对台湾海峡形成了包围之势。二是从演练内容上……去看看

谁来决定我们的课程?

原载《外国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  「作者简介」胡东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上海200062)  「内容提要」课程权力的分配问题是课程政策的关键所在。世界上主要国家在与课程权力分配密切相关的三个维度——课程标准颁布机构(主体)、教科书的编审及教材的生产方式以及课程决策权的类型上——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共同性。  摘要:课程权力的分配问题是课程政策的关键所在。世界上主要国家在与课程权力分配密切相关的三个维度棗课程标准颁布机构(主体)、教科书的编审及教材的生产……去看看

转型期知识分子面临的选择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期中,原有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精英也因各自的选择不同而产生严重的分化。本人在去年发表的“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之分疏”一文中曾提到,被标识为“自由主义”的学者可能因对权力资本化和社会公正的看法不同而分化。但该文却没有涉及一个当时已露头的问题,即高举左翼思潮旗帜并以与自由主义学者对垒的姿态出现的学人中,其实也正发生着严重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对极权主义的看法和评价与现代左翼思潮的主流看法有越来越大的差距,他们实际上正自觉、不自觉地从左翼思潮的阵地上游离出去。而其中一些……去看看

当前我国第三领域的发展难题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在解释中国问题时存在一定的限度,同时为避免“第三部门”的内涵歧义性,作者提出了一个与公域和私域相对应的概念:第三领域。并结合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历史和现实说明了这一概念的所指。然后从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间关系的角度,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从全能主义政治向后全能主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第三领域的发展难题。作者指出这些难题的形成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非现代性配置传统造成的,而欲推动中国第三领域长远而理性的发展从而提高中国的国家能力,近期内最紧要的问题就是第三领域进一步……去看看

意识形态与改革的历史定位

九十年代的理论争论,围绕的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理论言述。争论指向的是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中国,应当如何为改革的社会--历史目标定位这个大问题。因此,这些言述的展开,其实总沿循着两条线索:学理的自恰与实践的对策。这是意识形态之争的必然状态。比较而言,实践状况是学理分析得以展开的前提。但学理问题仍然具有自身的理论逻辑。故而,假如我们试图对这场争论有一个合理的评述,就必须在双线上同时进行。相倚的短视  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争论,必然存在与这一争论相伴随的社会背景。因此,当我们试图考察九十年代的……去看看

中国代表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下)

三。代表制度改革的具体路径  代表制度改革的设计思路就是从代表这一政治主体入手,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立足点于完善代表的选举产生机制,着力打造代表活动的舞台,提高代表的素质与执政能力,保证代表充分发挥代表作用。这是完善人大制度的根本。因为各级代表是各级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他们的素质和执政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代表大会的作用发挥。  (一)完善代表的选举产生选举机制  从近年来的人大选举实践来看,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一方面,社会各界对人民代表选举程序的公平性、公开性和竞争性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对代表的素……去看看

乡村治理的国际比较

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1期  「标题注释」本文为“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应用研究第二期公开招标的中标课题《乡村治理的国际比较:案例研究》的总报告的一部分。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杨雪冬博士、陈家刚博士、丁开杰先生和刘承礼先生的许多很好的建议,笔者在此向他们以及资助方表示诚挚的感谢,当然,文责自负。参考文献略。——编者注  「作者简介」赖海榕,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文应用治理的分析框架,比较研究了中国与德国、匈牙利和印度的乡村治理状况,主要从经济……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