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2006年间分四次到地处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H镇的邵村（遵循学术惯例，本文中的镇名、村名、人名皆用化名）1做田野调查，与该村二十四位七十五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本文试图揭示这个鲁东南村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概况。
一 解放前的村政组织
明代，日照县以下实行乡、隅、里、甲制，乡设乡约，隅设隅头，里设里正（也称里长），甲设甲首。据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日照县志》记载，全县分4乡、8隅、92里。邵村属于观兰乡尚义一隅邵村里。清乾隆年间，改为乡、社制，据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青州府志》载，全县分1个镇、5个店、4个乡、84个社。清朝末年，实行乡、社、村制。据1885年（光绪十一年）《日照县志》载，全县分关厢（城关）、东乡、南乡、西乡、北乡，共辖81社。邵村属于西乡（旧名观兰乡）邵村社（邵村社有15个村）。为便于钱粮征收，乡下设牌，每乡分4牌，牌设牌头，每牌辖4至6个社不等，全县共分16个牌。邵村属于西乡西上一牌。1912年（民国元年）县地方自治筹办处将全县划为15个区，每区设议事会，邵村属于高楼区。这时，原有乡、社仍旧保存。1931年（民国20年），将15个区并为7个区，共辖162个乡、19个镇、1083个村。邵村属于第七区。区被正式做为县政府的派出机关，设立区公所，置区长1人。下设财粮助理员、文教助理员等各1人，区丁数人。乡、镇建立乡、镇公所，设乡、镇长各1人，乡丁数人。村实行邻、闾制，5家为邻，5邻为闾。村设村（庄）长1人。1935年，将192个乡、19个镇划为23个乡镇，撤销区长，保留区制。2
1939年6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日照县城。不久，即组织傀儡机构──日照县治安维持会。邵村没有被日伪控制，属于抗日根据地的前沿地带，当时是日本鬼子、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杂牌军的游击区。31940年3月16日，日照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0年，在根据地各村庄陆续建立了村政权，实行闾邻制，设村长（亦称庄长）、帐先生等。办公场所为村公所，一直相沿至1954年。4
研究解放前的村政组织，我们尤其关注村落里的权力核心、权力结构，以及村落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根据已有的研究，中国王权专制社会的乡村精英大致可分为四类：绅士、宗族领袖、庶民地主及乡保之类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的「代理人」。5其中绅士处于乡村精英格局中的领袖地位。张仲礼指出：国家权力的延伸通过将乡绅官僚化来进行的，国家既要控制乡绅，又依靠乡绅支持自己。6但一般认为，绅士阶层并不屑于直接充任乡保类里甲职务，而是指派、雇佣庶民户、佃户或由庶民轮流充任。杜赞奇研究指出，随著清末以来国家权力向乡村的渗透，乡村的「保护型经纪」日益向「赢利型经纪」蜕变。7朱德新的研究则关照了第二次国内战争以来的乡村「两面政权」的特征。8
丁权布老人（男，1921年生）回忆了抗战前乡村绅士的社会地位：「过去新来的县官必须先了解咱这附近村庄有多少地主，然后走访，否则县官当不长久。县长走访的都是有功名的地主，没有功名的（土财主）不访问。」（丁权布，20050327）抗战前邵村没有地主，只有几户富裕中农，村民把他们称为财主。据丁权芹老人（男，1922年生）回忆，抗战前「村里的管事人有庄长、闾长和组长。庄长就代表保长，二者是一回事。过去庄长、闾长等都是财主们凑上块商议让谁干，不用选举。村里管公事的人不是一年一换，有些人干的不好，或得罪了甚么行（有本事的）的人，就换换。当时他们有甚么待遇咱不知道，但是没有待遇他怎么会当？！到日本鬼子来时一年就要给保长多少钱了。这时就有两个庄长了，一个称保长（伪庄长）、一个称庄长。保长是伪庄长，负责给日本鬼子干事；庄长是两面子沾，来了鬼子就伺候鬼子，来了共产党就伺候共产党。咱庄丁权花就是伪保长，日本鬼子驻在沈疃，权花就要往沈疃跑。日本鬼子说要凑多少给养，他就回来和庄长商量，村民拿不上不行，拿不上的就挨打。一帮子人象庄长、保长、闾长、组长的一起（对拿不上粮食的村民）也打也敲的。」（丁权芹，20050319）丁权布老人回忆：「解放前村里干公事的是中农或富裕中农户。贫下中农没有管公事的，不称职也没有文化。财主只享福，人家不干那事。在村里当那个官无所谓啊，就是跑腿，得罪人。得罪人就是得罪贫雇农。贫雇农拿粮拿不上，富裕中农就拿上了。财主也得摊给养。当时邵村有5－6个闾长，只有一个庄长，没有副庄长。庄长领著闾长一起去各户家要给养，不拿就搜。庄长、闾长的报酬，看的见的是年终吃顿饭，全村凑份子，看不见的咱就不知道了。管公事的多收点给养自己落点的事有。安排谁当庄长就是那些财主们商议，贫下中农基本不知情，村里辈份大的族长也参加，族长说话也管用。过去家法厉害。当闾长的人也得是那些会溜须拍马、能言善辩的，都得是和庄长关系亲近的，能听庄长说的。耿直的人不会当选。从我记事时就有庄长。日本鬼子时除了伪庄长外，还有一个庄长，伪庄长得听庄长的。咱村有两个庄长，鬼子也知道。鬼子来村，伪庄长也跑著躲鬼子。那时鬼子来催粮的条子在庄后用石头压著一大摞，村里不去拿啊。村里管公事的也想保护村民的利益，可是没法保护啊，各方来催要的给养太多了，你保护不了啊。那可真是乱世啊。太平盛世时财主也有亲自当庄长的，祥熙他老爷爷就当过嘛。乱世要给养要不出来，财主就当不了了，就得交差。」（丁权布，20060204）
通过丁权芹与丁权布两位老人的回忆，对于抗战前邵村的村政组织我们有了如下认识：村政组织人员有庄长、闾长和帐先生等。村政组织的主要功能就是催要皇粮国税，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负责为各种部队筹集给养兵员等。因为没有资金支援，村政组织对公共卫生、生产、交通等工作根本无力作为。村政组织人选由村里的财主、族长等有头有脸的人士凑上块议定，普通村民没有发言权。在太平盛世，有财主直接担任村政组织领导的情况，但在乱世，各方催要给养太多，村政负担太重，财主们就不亲自出马了，而是选用一些中农户或富裕中农户担任，但实权还是控制在财主们手里。总体上说，解放前村政组织人员的社会地位不高，报酬有限，但其「赢利型经纪」的色彩并不浓厚。到抗战时期，村组织的两面政权性质就突出一些了，但随著共产党势力的增强，村政组织已经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二 村落经济
（一）解放前邵村土地占有情况
根据《日照市志》记载，建国前，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长期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加上连年战乱，灾害频繁，农村经济萧条，农民生活困苦。9邵村的村民构成完全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没有地主和佃户。「邵村没有象样的大财主，有30、40亩地的户就不赖了。」（丁权芹，20050319）「47年大复查的时候，中间不动，两头打烂平分。富农都扫地出门，加上中农主动献田，邵村总共得200－300亩土地。复查之后当时全庄人均土地有1老亩多地（1老亩＝2.4市亩）。」（丁权芹，20050410）
据村民回忆，土改前邵村所谓的富农财主户八户，平均每户30多亩土地，以好地为主。其中子叔一生教师为业，在村民中声望甚高。权聪、树国两家开著油坊。
在访谈物件中，对能够确切记得土改前家里有多少土地的家庭，笔者做了简单统计如下表：
表1：邵村部分家庭土改前拥有土地数量统计表
| 姓名 | 丁仕赞 | 丁佩杏 | 丁少宁 | 丁权桥 | 丁佩农 | 丁仕礼 | 丁祥凤 | 丁权厚 | 丁权芹 | 丁权平 |
| 阶级成分 | 中农 | 贫农 | 中农 | 中农 | 中农 | 贫农 | 中农 | 中农 | 贫农 | 贫农 |
| 人口 | 8 | 4 | 12 | 14 | 1 | 8 | 7 | 12 | 4 | 6 |
| 土地亩数（市亩） | 19.2 | 5.6 | 24 | 16.8 （另有山场） |
4.5 | 10.8 | 12 | 18 | 7.68 | 8.4 |
| 人均占有 土地 |
2.4 | 1.4 | 2 | 1.2 | 4.5 | 1.35 | 1.71 | 1.5 | 1.92 | 1.4 |
在上述统计对象中，各户平均人均土地1.94亩，中农户人均土地2.3亩，贫农户人均土地1.5亩。根据土改复查邵村共斗争出200-300亩土地，以及复查后邵村人均占有1老亩左右土地的情况，可以说上述统计数字基本上反映了邵村土改前的土地占有状况。
（二）作物种类与作物产量
据1885年（光绪十一年）日照县志记载，当时县境内农作物主要有黍、稷、穇子、稻、高梁、大麦、小麦、荞麦、豆类、玉米。其中穇子，耐旱耐涝，糠秕皆可食，农民赖以度荒，故种植面积较大。民国年间，主要有大麦、小麦、穇子、稻、谷子、黍子、稷子、高梁、旱稻、糯稻、绿豆、豌豆、玉米、荞麦、爬豆、黄豆、黑豆、地瓜，以大麦、小麦、穇子、谷子、高梁、稻、黄豆、地瓜种植面积较大。10在基本靠天吃饭的生产条件下，农民种植作物以抗逆性强的作物种类和品种为主，如穇子、地瓜、高梁等。表2反映了二十世纪30年代日照县农作物的产量水准。
表2：1931－1936年日照县作物年平均产量（市斤/市亩）11
| 作物名称 | 小麦 | 大豆 | 大麦 | 玉米 | 高梁 | 地瓜干 | 粟 | 豌豆 | 花生干果 | 合计 |
| 产量 | 120 | 160 | 180 | 150 | 130 | 280 | 150 | 260 | 175 | 192.8 |
邵村60％以上的耕地是低矮丘岭地，解放前的作物种类以旱地作物为主。因为缺乏肥料、农药和灌溉条件，农业生产靠天吃饭，再加上农作物基本上沿用自留老品种，粮食平均亩产在150斤左右。丁权芹老人回忆旧社会农作物的产量水准：「小麦一老亩地有三斗（一斗等于10升，一升等于8斤）产量就不错了，地瓜干一老亩地收一担就不错啦（一担等于10斗）。穇子一老亩地一担多就很好了。」（丁权芹，20050319）
丁权芹老人回忆的农作物产量与日照县历年统计资料基本一致。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以穇子、高梁、地瓜等为主，小麦、大麦等细粮因为产量低，种植面积比较少。在访问二奶奶的时候，她讲了一个趣话：「我记得你老爷爷曾经对我们说，他小时候问妈妈：『麦子好吃咱为甚么不多种麦子少种穇子？』他妈妈说：『胡说!不种穇子，牛吃甚么？』」（二奶奶，20050504）原来不仅穇子连籽带壳是村民的主要食粮，而且穇子秸也是牛等牲畜的主要饲料。特别是那些无牛户，如果雇佣别人的耕牛，报酬就是所耕土地上产的穇子秸。解放前农村基本上没有机械化条件，可以想象农民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因此，能养一头牛或一头驴就成了普通村民梦寐以求的向往，大牲畜也成了家庭财富的主要象征。
（三）雇工•报酬•剥削
（1）雇工情况
《日照市志》记载，解放前日照农村的雇工形式主要有五种类型。一是长工，俗称「觅汉」，雇佣时间多为1年。一般农历二月初上工，十月初一下工，负担雇主的田间农活和日常活。除管吃外，年报酬一般为1－2担高梁。二是短工，即农忙季节工，亦称「工夫」，时间1天或数天不等，工酬按日计算。三是女工，从事洗衣、做饭等家务活的「老妈子」，哺育小孩的「奶妈」，伺候主人的「婆子」等，年酬3－5斗粮食。四是童工，包括买和雇佣两种。买进的童工终身为地主服役，地主可随时转卖。女童工称为「丫头」、「丫环」，多伺候地主女眷；男童工称「小厮」，多给地主放牛和担负零杂活。雇佣童工年酬2－3斗粮食。五是杂工，一般为地主看守茔地、祠堂、园林等，并担负一定量的零工，地主给少量土地耕种，不收地租作为工酬。12
邵村没有地主，用村民的话说连象样的富农都没有，是个「穷汉村」。本村没有出租土地的户，以自耕为主。虽然本村没有「客家子」（佃农）13，担扎觅汉、做工夫的却很多。据丁权芹老人讲，解放前邵村扎觅汉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8％左右。在农忙季节，只要家里能余出劳动力，都普遍出去「做工夫」。邵村村民扎觅汉或做工夫主要在外村做。本村70岁以上的14位元男性受访对象中，就有丁权芹、丁权布、丁少子的二哥、丁佩杏、丁仕堂曾经有「扎觅汉」的经历。（见表3）这些人多出身贫农，中农户一般做「短工」，「扎觅汉」的比较少。
表3：邵村部分被访问70岁以上男性老人雇工、做工纪录表
| 丁权芹 | 1922年生，贫农，17－18岁的时候雇给丁树红家做长工 。 |
| 丁权厚 | 1928年生，中农，几个哥做过工夫，自己无。 |
| 丁仕赞 | 1934年生，中农，上2年小学，无。 |
| 丁少子二哥丁少丰 | 1919年生，贫农，到北疃做长工。 |
| 丁佩杏 | 1928年生，贫农，扎觅汉小放牛；寡妇母亲给人家做女佣。 |
| 丁少宁 | 1930年生，中农，给本村做过短工。 |
| 丁佩农 | 1927年生，中农，在8岁后在外婆家抚养长大，无。 |
| 丁仕礼 | 1928年生，贫农，无。 |
| 丁佩昌 | 1917年生，中农，上过2年学，无。 |
| 丁权布 | 1921年生，贫农，在本村做过长工。 |
| 丁权平 | 1932年生，贫农，无 丁仕堂 1933年生，贫农，扎觅汉小放牛。 |
邵村八户富农常年雇工，雇工情况如表4。有些富裕中农家庭雇个小孩子放牛。
表4：土改前邵村富农家庭雇工情况统计表
| 姓名 | 丁学雁 | 丁权积 | 横春 | 丁权聪 | 丁子叔 | 丁树国 | 丁树高 | 丁树书 |
| 雇工数量 | 1长1短 | 1长1短 | 1长1小 | 1长1短 | 1长1小 | 1长1客 | 1长1短 | 1长1短 |
注释：「长」指长工，「短」指短工，「客」指客家子（佃户）。
（2）雇工与报酬
长工的工作与报酬。长工一般阴历二月二上工，阴历10月下工。一年净干8个月，这八个月长工在东家吃饭，雇给本村的就住在自己家里，雇给外村的就住在外村。雇工雇给东家了，家里再忙也不能干自己的活。「一个长工其实一年也就挣自己吃，下工分得的那点报酬不够一个成年人的全年口粮。」（丁权芹20050319）扎觅汉对穷人的意义主要在于家里减少一个成年人的口粮，长工下工后带回的一点粮食给家里做些许补充。
小放牛的工作与报酬。当时村里养牛养驴户比较多，多数户自己有小孩就自己放牛，部分富户或中农户或者家里没有小孩，或者自己小孩要上学，就雇一个9－15岁的小孩给自己放牛，称为「小放牛」，也是扎觅汉的一种。「小放牛得10多岁，他平时放牛，忙时也要下地干活。放牛的也就挣个吃，一年收入几块钱。」（丁权芹，20050319）丁佩杏回忆道：「我6岁爹就死了。我9岁，母亲就雇给地主扎觅汉烙煎饼。我从8岁到14岁干了这些年的觅汉放牛。放牛也就挣个饭吃。到10月不放牛就回家了，没有一点粮食给我。」（丁佩杏，20050504）可见，年龄小一点的小放牛仅仅挣口饭吃，年龄稍大一点的，下工时东家象征性地给几块钱。
「做工夫」与报酬。过去在农忙的时候，因为东部海边村庄的渔民要下海，田地缺人锄、收、种等，需要雇短工。自然而然地在海边的臧家荒村形成了「工夫」市场，农忙的时候邵村穷人家的青年劳力都出去打几天工，称为「做工夫」，也有些人在本村或周围村庄做工夫，但数量比较少。丁权厚（1928年生，中农）老人回忆说：「解放前兴做工夫，主要是在要锄地的时候，到海边村庄帮助锄地，那里土地多，海边人都出海。」（丁权厚，20050218上午）丁少宁老人只在本村做过工夫：「做工夫一般是农忙的时候给人家推车送粪。忙一回干三两天，一天给二三毛钱，管饭。如果不管饭，挣不著钱。」（丁少宁，20050426）做工夫如同现在的农民外出打工，但那时做工夫的机会很少，一年能干15天就是最多了，除了管吃外能挣50斤小麦就很不错了。
（四）田赋制度
解放前邵村的居民基本上是自耕农，田赋及各种苛捐杂税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负担。
自明代始，日照县所征田赋主要有税粮、地丁粮、漕粮和屯粮4种。1726年（雍正四年），推行「摊丁入亩」。据康熙十一年《日照县志》载，时日照人丁税人均0.345两，土地税亩均0.02135两，熟荒地亩征0.01两。全县按承粮地89.5万亩，熟荒地5.3万亩摊派征收，每年征收田赋银20826两。摊丁入亩后共征银21130两。至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实征成熟田947041.53亩，计征地丁银22256.82两。14自清光绪年间至民国初年，全县田赋所政地丁正银定额基本未变。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照征前数。因天灾人祸，频繁发生，历年实征数额常征不足。期间，各种附捐逐渐增加。袁世凯时，以「整饬盐务」、「清理漕费」、「地丁提盈」为名，每年加征7300两。1915年（民国四年）黄河决口。每地丁银1两加征2角2分。同年袁氏「登基」称帝，向日照人民征银3000多两。1926年（民国15年）秋，县内每丁银1两除加征临时附捐1元外，还加征6分「手续费」。次年秋，又奉令加征临时附捐1元，黄河决口加征4角4分。还有军事特捐、军械捐、军鞋捐、讨赤捐、教育附捐、河工特捐、赈济特款、修汽车路捐等，全年每两地丁银加征6元6角之多。1925－1927年，田赋正税和附捐每两银增至8元。15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根据地边沿地带的邵村地区，不仅经常遭受日伪扫荡，也是国、共和杂牌子队伍的游击区。每个队伍都向老百姓催要钱粮物，当时邵村村民的具体负担已无从考究，但《日照市志》中关于同属抗日根据地前沿地带，距离邵村仅15公里处的涛雒区赵家庄子在当时的负担情况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16。
赵家庄子，全村共50家（出负担的只38家，其余皆赤贫者），500口人，130亩地(老亩)。该村对各方的负担情况如下：
1、对敌伪的负担（4月30日至8月29日）：付小麦440.75公斤，合洋2137.20元；白面79.75公斤，合洋429.75元，大米80.25公斤，合洋424.27元；付小米252.5公斤，合洋960.07元；煎饼9.5公斤，合洋38元；黄瓜40.5公斤，合洋21元；干柴1883公斤，合洋353.60元；麦秸69公斤，合洋25.60元；木头25棵，合洋188.50元；茶壶一把，合洋15元；砖头244块，合洋36元付洋2557.60元；糯米10公斤，合洋40元；鸡蛋312个，合洋87元。以上所征共7313.59元。
2、对顽军的负担（4月27日至7月20日）:付小麦1765公斤，合洋7766元；麦粉25.8公斤，合洋103元；大米87.5公斤，合洋437.50元；兼并76.25公斤，合洋228.80元；糯米7.75公斤，合洋30.50元；马料费68元；干柴415公斤，合洋50元；鞋子费348.50元，付洋381.25元，以上所征共9413.55元。
3、本村公用费（5月至8月）：包括出差、送夫、雇壮丁、招待费等，共计洋1403.65元。
1947年，山东省政府《征收公粮暂行办法（草案）》规定，公粮负担系数将土地划分等级折成标准亩累进征收，每标准亩产量定为75公斤，征收率最高不得超过产量的35％。1949年7月，将田赋、公粮、柴代粮、乡村经费附加粮合并征收，称为「农业税」。当年征粮703万公斤，农民人均留粮142公斤。17
根据前文介绍，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解放前的正常年景里，邵村普通村民人均粮食消费大致维持在140公斤左右的水准上，这应该是一种非常窘迫的维生经济，说邵村绝大多数村民过著「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三 祠堂、族谱
宗族势力是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认为建国前南方宗族势力比较强大，有较大规模的族田义庄等经济基础，南方宗族势力能够得以维持跟他们多系客家移民有很大关系。而北方村落的宗族势力大多趋向式微。邵村及其周围10几个村庄俱以丁姓居民为主。在当前的邵村几乎见不到宗族势力的影响，只有在春节拜年、红白喜事和村庄干部选举时依稀可辨它的一点影子。
据丁佩昌老人（男，1917年生）介绍，解放前邵村周围四、五个村庄的丁氏后裔原共有一处祠堂。这祠堂从祖上传下来，也不知道传了多少世了。丁佩银老人（男，1931年生）还记得他小的时候逢过节去祠堂磕头，里面供奉著牌位，一个姓赵的客家子给照看。磕头时客家子给点点心说拿回去吃了孩子好养。在二十年代，进步青年就把祠堂内的神袛收拾出来烧了。后来祠堂没有供奉神像，只是祭祖。当年祠堂是丁氏族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起来的，因此丁姓后人都可以把去世老祖的牌位供进去。土改前还有属于祠堂的公地，收的租子每年用于四祭：过年、仲秋、春分、秋分。具体公地有多少面积丁佩银老人已经不记得了，但估计面积不大。祠堂在70年被拆除，在被拆之前很久就已经做了小学教室。
祠堂的建设及其在族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看作宗族势力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丁氏祠堂在村民生活中的作用如何呢？我们就此请教于丁权布老先生：「祠堂就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在百姓的生活中没有作用。过年要打扫卫生，要去磕头。不是大家都去，而是谁家有牌位谁去。拜祖也有一定的仪式，咱村丁佩修他爹当时还买了一身清朝的官服，红顶帽子，马蹄袖子，高底官靴，到春节初一这天到祠堂拜年磕头。我那时还小，都去看热闹，就象看演戏一样，学校建成后人们也就不去参拜了。」（丁权布，20050417）
除祠堂之外，附近村庄的丁姓后裔曾经还有一部族谱。前几年丁佩银老人曾经张罗著续丁氏族谱事宜，但无果而终。「我今年75岁了，现在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关心家族的事情。丁氏家谱一部共四本，这是咱这里唯一的一部，原来已经与涛雒（的一家印刷厂）联系好重印，但来了日本鬼子，把这事情搁下了。原来族谱都是木板印刷的，很厚一摞。四清时党委派了工作组，驻在邵村，把这本丁氏家谱给烧了。现在关心家谱的人也没有办法了。现在我们这些人连丁姓有几大支都搞不清，我们这些人都不清楚，谁还清楚？我可惜文化太低了，没有头绪，没有基础，很难搞（族谱）。」（丁佩银，20050417）
据丁权布老人回忆，在他14－15岁之前，各村里还有族长，族长在村内有相当的权威，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村与村之间出现纠纷或者村民打架斗殴时，由族长出面说话。1936年前后就是乱世了，村里就再没有族长了。以前的族长按辈分和年龄自然继替，不用选举。能否胜任族长也得看这人的本事和威望，如果自己觉得不能胜任也就辞掉了。（丁权布，20060216）从祠堂、公地、族谱，还有族长的情况来看，抗战前村民的宗族观念还是比较强的。但宗族势力在村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是否也象某些南方宗族一样拥有森严的族规家法呢？「说到族规家法，咱村和别的村庄不一样。小村、仙鹤村、曲河村的丁姓有族规家法，这些村庄都出过人才，有名气。咱村的丁姓出自一个祖宗，但没有正式出个人才，村民穷，没有族规家法。」（丁佩昌，20050417）
从邵村的情况看，抗战之前，宗族势力在村落社会中的影响还是有的，但没有了族规家法，宗族作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实体地位就大打折扣。一些富农之家，因为生活境遇较好，希望光宗耀祖，所以对宗族事务比较关心。但对于生活窘迫的绝大多数普通村民，基本上无力关心此事。丁佩修他爹买一身清朝的官服，在正月初一这一天盛装去给祠堂的祖宗拜年，小孩子围著看热闹，更多的是一种游戏成分，而不是族规森严、庄严肃穆的祭祖仪式。历经抗战与解放战争的动荡洗礼，建国前后村民的宗族观念更加式微。
四 新式学堂、暴动、土改与村落精英更替
调查发现，二十世界上半叶的邵村既不是一个安宁祥和其乐融融的「世外桃源」，也不是一个资讯闭塞、发展停滞、死水微澜的旷野孤村。而是一个外来冲击不断，政治、社会持续动员的乱世村庄，充满著骚动与不安，人口流动比较频繁。
1905年，晚清政府废除一年一度的「童生试」，「乡村小学渐次兴起。当时兴办洋务，与邵村相邻的小村留日学生丁尧宾回到家乡，推广种桑养蚕，宣传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倡议山河庙宇归学堂。以前周围村庄几乎村村有塾学，共有私塾30多家。丁尧宾回乡后，会同本村士绅自筹经费，兴办新学。1909年，他把30多处私塾大部分废除，合并办成一处具有反帝、反封建色彩的新式学堂──邵村两等小学堂，本地学童免费入学。」18这是当时日照县为数不多的几个乡村新式学堂之一。19作为现代思想的传播源地，邵村两等小学堂在开启一方民智、树立社会新风、培养新式人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对地方社会变迁产生深远影响。
邵村两等小学堂被载入历史史册，不仅因为其开风气之先，还因为它与著名的日照暴动有直接关系，这场暴动全国挂号，省内著名。
1928年春，中共日照县委成立后，经常来学校进行秘密工作，邵村两等小学堂逐渐成为县委在日照西乡的活动中心。启明小学校长，共产党员丁平利用工作之便，在学校中经常宣传中共政治主张，传播进步思想，并深入到周围村庄发展农村党员。不到一年时间共发展党员九十多名，建立了邵村、小村两个农村党支部。经过一段时间酝酿，1932年10月13日晚日照暴动分南北两路同时举行。16日晚西路暴动队伍在邵村小学进行整编。25日暴动失败，部队就地疏散，领导人潜逃外地。暴动失败后，「邵村丁权枝等30多个共产党员基本上都退党了，还有少数几个没有退党的，谁也不知道，他自己也不说，也不找组织，就算完了。」20（丁权布，20050327）
虽然日照暴动失败了，但共产党30年代前后在以邵村两等小学堂为中心的活动，却给当地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深远影响。「这里开化早，从民国21年暴动就有影响。咱这里的农民没有见到共产党说害怕的，有些地方造谣共产党吃小孩甚么的，咱这里不信那个事，说不定谁家就有共产党。三几年共产党在咱这里干的事都是正事，没有干非法的勾当，都是给老百姓办的事。所以（后来）来了共产党还是相信共产党的。」（丁权芹，050319）
1940年以后邵村的村政权已经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一批出身贫下中农的青年干部在抗战过程中成长起来，以秘密党支部为核心的村政组织事实上取代了原来的村治精英体系。1946年日照全县开展土改运动。1947年7月23日，日照县委在邵村召开全县农代大会，部署土改复查（群众称「大复查」）工作。21由于华东局发出的《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具有强烈的「左」的倾向，邵村在大复查中也发生了放弃党的领导，「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以及乱抓、乱斗、乱打、乱杀、乱扫地出门的现象。邵村被扫地出门的富农、恶霸户共有十家，其中丁学雁、丁佩贵、丁树红、和一位绰号叫踢毽子的人在批斗大会上被用棍棒打死。被打死的四个人中间，只有丁佩贵是个横行乡里的地痞恶霸，其他人皆为本分富农。对于土改复查中的乱斗、乱杀现象，老党员、老干部丁权芹在今天说：「那几个被打死的有的是可以打死的，有的……。这样的运动，你想一点偏差没有是不可能的。」（丁权芹，20050326）
随著贫协当家，「封建势力」被从肉体上消灭，我们看到传统的村庄精英彻底退出村庄正面历史舞台。代替他们的是一批村落里原来的赤贫者，这批人普遍缺乏文化教养，却有著朴素的翻身革命的强烈感情。当共产党给他们送来适合其朴素要求的革命理论时，怀著对翻身革命、当家作主的渴望，他们就把自己的命运跟共产党宣扬的「新社会」捆绑在一起了。而革命过程中的现实权利关系以及村政干部选拔外调机制22，进一步调动了新的村落精英群体的参政热情和执行党的政策的忠诚。可以说，新精英群体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手中的权力和利益，来自于共产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新精英群体的权力合法性与村落传统是割裂的。可见，新村落精英群体与旧村落精英群体有著差异悬殊的发生机制和合法性渊源。因此，积极回应党的号召，主动贯彻党的政策，甚至在执行政策时可以完全不顾及村落的自身要求，是村落新精英群体的本能表现。村治精英的群体特征以及精英更替方式对于此后村庄几十年的政治社会文化变迁发生著深远的影响。
注释
1 邵村2004年有居民251户，730口人。另外，杨懋春著《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的「台头村」距离邵村不足一百公里，同属鲁东南沿海农村，两村在解放前的农业生产、人文风俗等有很大的相似性，读者可相互参考
2 日照市地方史志编篡委员会编：《日照市志》，齐鲁书社1994年，47-49页。
3 同注2，437页。
4 同注2，507页。
5 项辉、周俊麟：《乡村精英格局的历史演变及现状──『土地制度一国家控制力」因素之分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5期。
6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利学出版社1991年版。
7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一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8 朱德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9 同注2，245-246页。
10 日照市地方史志编篡委员会编：《日照市志》，齐鲁书社1994年，249页。
11 山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编印：《山东省农业生产调查统计资料》（1950年11月）。
12 同注2，249页。
13 丁权芹老人区分了一下「客家子」与「扎觅汉」的区别：「客家子租种地主的土地必须给东家送礼，要送鸡鸭鱼肉，收获的新鲜果蔬要先送给地主，称为『献小鲜』。他们和扎觅汉的不一样，扎觅汉的秋天干完就回家了，第二年可以另寻东家，比客家子自由。客家子无地无屋，他不租地主的地就没有办法了，交不上租就揭锅锁门，揭锅锁门很厉害！」（丁权芹，20050319）
14 同注2，246页。
15 同注2，383-384页。
16 同注2，384页。
17 同注2，383-385页。
18 丁佩银编写：《启明小学校史文稿》。
19 到1910年，日照县境内高、初等小学堂仅有7所。（《日照市志》，1994年版，603页）。
20 H 镇永久档案第34卷：根据1966年1月8日阶级成分登记表，邵村30-40年代自动脱党的有丁权省等13人。
21 日照县委档案：革1永久第52卷：《县委1947年关于生产土改税务海口贸易工作的总结报告统计表》。
22 「邵村解放前被外调的村政干部大概有10多人，那时村干被外调是经常的。」（丁权芹，20050319）
郑卫东 男，1973年生，山东日照人，华东政法学院讲师，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社会学系0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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