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hua A.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5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4
于1998年美国加州大学举行的「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2004）经已出版。本文拟结合此书，一并述及整个研究计画及研究成果。相信一直有留意梁启超学术研究的学者，大概不会对日本原著『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1999）1 及由此而翻译的2001年中文版《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2001）感到陌生。2 读者要留意的是，在本文最后部分谈到的这本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并不是日文版的英译。
整个共同研究计画，应从1993年京都说起。这个名为『共同研究 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的接受与明治日本）的计画，由京都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主办，在1993至1997年4年间于同地进行，召集人为狭间直树，另外有13位日本学者及两位欧美学者以客座身份到京都大学定期出席每月一次的研讨会及学术演讲，共同筹组「梁启超的研究──以日本为媒介认识近代西方的问题」的研究课题，目的是为了探究「西方近代文明输入中国时及中国传统文明重新塑造的过程之中，梁启超及明治日本所发挥的作用」。(狭间直树2001：11)
单从参与计画的学者名单，大概就会知道这次研究的取向及价值。日本方面，参加这个研究计画13位学者中，有10位是京都大学出身，且多为这领域及相关议题的专家，譬如写＜关于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问题＞一文的竹内弦行，就是较早发掘一个具有价值、但一直被忽视的议题「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学者；3 而斋藤希史及狭间直树最近曾于广东举行的「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新国民之新小说---梁启超与日本文学界」（狭间直树）及「新国民之新小说---梁启超与日本文学界」（斋藤希史）；4 至于山田敬三对梁启超日本政治小说研究的贡献，更是广为公认。5日本学者以外，就有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NRS）高级研究员巴斯蒂(Marianne. Bastid - Bergère)及美国加州大学的傅佛果(Joshua A. Fogel)。
这个计划的初阶进行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是搜集及编订梁启超当年阅览日文书籍及杂志的文献。其实，单就这一点，就足以出版一本具史学价值的资料目录，好让有心钻研此题目的学者有路可循，亦能廓清一些史料上的疑窦，诸如梁氏与苏富德峰及其他明治文人的思想渊源等。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全书500多页， 依次分为四个部分：「来日以前」、「思想学术」、「文学史传」及「批评评论」。京都大学是研究文科的重镇，尤其看重旧学功底及史料考证。本论文集史料扎实当为无疑，但在选取题材及方法论的展析上，其实也具备了一定的新鲜感，也不乏加入一些晚近的文化及文学理论，如本雅明、傅柯等的文化理论，颇能打破日本汉学研究予人的印象：只是如数家珍地胪列资料，但批判角度却较保守。当然，运用这些理论得宜与否，有没有成功地加强了阐释及解释现象的能力，还得看个人功力。
其实，着眼于研究梁启超对「传统中国学术终结」的采掘，已是汗牛充栋，而掷地有声的论着也为数不少。但是，在百年多对梁氏研究的积累及沉淀后，特别在近数十年成为显学之时，本计画仍得以大规模举行，研究成果仍会一本接着一本的出版。对于此，编者狭间直树亦不讳言：「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说后人也进行了与此相符的研究。」(狭间直树2001: 5-6)可以说，「梁启超研究」仍然「留白」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对梁启超在日本经历的「传统现代」、「东西」、「新旧」等等的「转化过程」，迄今还没有充分的掌握和真正的了解。无疑，以往很多的研究只侧重于中国自清季后输入了什么新观念，或者相若的观念自晚清后如何嬗变，但却轻视了转变的来源及过程。
平心而论，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学者，又岂会无视明治日本，这个位于中西古今文化及时空的折射点呢？但要有心之余还有力，又谈何容易？对于很多年轻一辈的人而言，要读梁启超当天自诩为「平易畅达」的「新文体／新民体」，今天已大有诘屈聱牙之感；要进一步理解尚在「言文一致改革运动」雏形的日本文言，就更不是泛泛研究者能轻松掌的事，更不说要全面地取得日本明治时代的原始资料的困难。因此，要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由日本学者筹划，是为理所当然。而这个计画，就是要突出梁启超在晚清文坛及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角色，以及为传统中国思想学术带来改辕易辙的影响及贡献。因此，日文原著称梁氏为的「転辙手」（1999：vii），中文译作译此为「掌舵人」（2001：7）。事实上，梁氏于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是集引领启航的角色「掌舵人」及转换方向的「转辙员」于一身。虽然国学大师（如章太炎及钱穆）都曾讥他的学问不深，学养不足；然而，从我们今天吸收西方各种学说的样式而言，他对学术界产生「改辕易辙」的评语，也是极堪深思的。
由于梁启超对今天定义下的各学科系及现代中国学术的影响是如此的广泛，因此该计划及专着所涉及的探讨范围也力求平均及全面，而且为了配合人文学科研究所举办的适切程度，讨论的范围都集中于人文学科以内。譬如，宗教方面有森纪子的「梁启超的佛学与日本」、巴斯蒂的「梁启超与宗教问题」；史学方面有竹内弘行的「关于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问题」及村尾进的「万木森森时务报时期的梁启超及其周围的情况」、松尾洋二的「梁启超与史传」；文学方面斋藤希史的「近代文学观念的形成的梁启超」、山田敬三的「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社会方面有土屋英雄的「梁启超的西洋摄取与权利──自由论」；哲学方面有末冈宏的「梁启超与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井波陵一的「启蒙的方向──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经济方面有森时彦的「梁启超的经济思想」、文化研究方面有石川祯浩的＜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等。
这项研究的重心，与其说是「输入西方近代文明，重新塑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梁启超所发挥的作用」, 无宁说是研究及重新评估「梁启超式输入」更为透彻。而这一点，笔者认为正是这本书跟其他同类著作最大不同之处。而且，正正是这种「梁启超式输入」研究模式的开创，无论在方法学上及实质的研究成果，都能带给学术界一个全新方向，以检视梁启超影响下的现代学术范畴。那么，到底什么是「梁启超式输入」？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各种西欧的现代观念在不足50年里急遽地涌入明治日本；中国方面，基于同样保种求存的需要，中国知识分子以更快的速度，更囫囵吞枣的姿态吸收这些观念。本来，这些观念原是历时的，且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制度环境以及一定的科技进步及物质条件下而产生出来的，它们的本质往往是充满异质对撞的声音，所要回应的问题也有一定的指涉。但当这些观念输入明治日本时，却往往是横断式和压缩型的；而输入这些观念的条件，除历史偶然因素外，也有赖当时知识分子的眼光，以及他们根据日本的国情而定。梁启超在明治日本吸收这些观念，并反倾销到中国时，可以说是更压缩、更共时地输入这些本来是历时的观念。而不容忽视的，是输入者因应自己的取向加添了多一层的筛选，这既可能是因为他「不懂日语语法，可笑的误谬甚多」，也可能是因为个人的政治议程（political agenda）（如政治小说就是一例），有意忽视这些观念内异质的声音。因此，重新审视一个观念怎样历时地在他身上的改变，廓清他思想资源内，哪些是在日本积累，并以日本为媒介而得以完成的部分，并以此比较他怎样按中国情况，及他个人政治因素而作的选取，然后再分析这些经历〔西、日、中〕3种语言、2重翻译、3种文化洗礼后的外来概念，就特别有意义了。
事实上，始作俑者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中，检讨过这种模式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
姑勿论这种输入模式是正面还是负面，作为一种研究路向而言，对我们今天既要强调全球，也要强调在地思想渊源的文化交汇点上，这种方向的确可提供「辨章学术」之用。而具体地说，研究「梁启超式输入」的方法，可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是找出已有词汇意涵的扩展及当中的差别。举例说明，法国学者巴斯蒂在「梁启超与宗教问题」就指出，梁启超在1899年大量接受日本新名词之前，笔下所用的"教"字，就一会指"思想"和教义，一会指"文明"和教化，一会又指"学术"和宗教等意思。循着这个思路及方法，我们也可以应用到梁氏鼓吹的任何一个思想观念，特别一些在明治日本新创的新词，或者因明治日本而得以普及的词汇及翻译语，如文学、哲学、国家、文明等。
第二层，是找出一个现代西欧概念传入明治日本后所经历的接收与转化，特别是这种在地（local）的接收与转化，往往是顺应了日本当时的学术与政治环境，因而得以采用。这可以森纪子及森时彦的文章来说明：
森纪子的论文从佛学的角度来探讨哲学与宗教之间的纠缠问题。文章提到，由于清末知识分子的大力鼓吹，佛教在中国盛极一时。但是，来到日本之后的梁启超所依据的是井上圆了的《哲学的宗教》，梁启超的佛教研究基本上是来自日本的研究成果。森时彦的论文论证了梁启超在日本所吸收的经济学说是德国历史学派为确立国民经济而提出的理论。梁启超希望能突出史密斯这一人物，然而依据的却是历史学派的框架，所以招致了与初衷不乎的结果，令他不得不搁笔。（狭间直树2001:10）
当然，狭间直树本人的「新民说略论」一文展现出，梁启超如何以明治日本为模范，吸收公私德的概念，以模塑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的新国民的论说，也是非常精彩的。
上文说到，这次「京都共同研究」计画有两位外国学者参与其中，分别为巴斯蒂及傅佛果。他们回国以后，分别于1995年在法国Garchy及1998年在美国Santa Barbara分别主持及筹备了同名的研究计画。后者的会议成果，就是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这样的出版模式，不是一稿两投；跨地研究的目的，不是把研究计画国际化而已，而是为了更好地追溯梁启超思想的渊源。明治日本提供了一个欧美思想输入东方社会的折射点。上文已强调，日本的文化传统及时代因素所起的作用，绝不能轻视；然而，对来源地的参照，就更加不能忽略了。齐备了这两个系数后，要参差比较「梁启超式输入」才称得上全面。由此，我们衷心地体会到这研究计画筹备的浩繁，参与者的殚思竭虑，这跟今天常见把学术会议或研讨会变成联谊感情呼朋唤友的学术聚餐是有多大的分别。
这本英文着述的内容分为三方面：政治、学术，以及个人与文化，另外还加入了对梁氏地理方面（石川祯浩的Liang Qichao, the Field of Geography in Meiji Japan,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的讨论及性别观（坂元ひろ子的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Liang Qichao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Gender）的分析。因应西方读者不同的需要，这本英文论文集内有关明治日本的元素稍为退减，有些文章的题旨又回到梁启超思想史的分析之上，譬如桑兵的Japan and Liang Qichao's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Learning一文，6 明治日本的角色就退而成为背景。英文著作编者傅佛果的前言，与狭间直树的序言不遑多样，这正正体现了研究研究计画的共识。参加这次美国会议的班底与京都的大致相同，外国的学者增添了Peter Zarrow, Don C Price，黄克武及桑兵等几位，而即使是参加过京都研究班的与会者，在本次的会议上大多数都是就相关的题目再纵深发挥，如斋藤希史在原著中探讨了＜近代文学观念的形成的梁启超＞，在这本英文著作就发表了Liang Qichao's Consciousness of Language（梁启超的语言意识），材料虽大致相同，但探索的角度却截然不同。
梁启超居日14年，通过明治日本接触到的西欧知识何其纷繁，要在一本论文集内穷尽梁氏所涉及的各个论域，诚然是不可能的。计画筹备者狭间直树也明言，这个计画只希望收到「抛砖引玉」之用，发掘更多的研究方向。
因此，作为关心这个题目的研究者，便很有兴趣知道是次研究计画是如何厘订范围及选材，是按各研究者的兴趣与能力，还是按照梁氏论述的多寡与问题的重要程度呢？不过，即使是同一范畴，笔者认为纵然本计画已经有所触及，将来要再探讨，其实还大有空间，而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梁启超学术研究的浩瀚及现存的空白。举例说，斋藤希史在英文著作的文章虽以Liang Qichao's Consciousness of Language（梁启超的语言意识）为题，但他阐述的是梁启超官话、广东话及民族语言身分的形成过程。可是，明治日本对梁启超的语言的影响更是不可忽视。我们知道，梁启超的文体有「新文体」之誉，他在亡命日本以前的文章风格跟其后的风格显然有别。其实，时人也早已察觉他渡日后的文风一变，谓其「偏离古文义法」，「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笔法。不过，就今天研究梁启超新文体的现绩所见，较多的是新词汇及外来词的研究，而有关「新文体」内的「文章句法」及「新民丛报一大特色是攫取外国语法」的「外国语法」方面，不是阙如，就是未能充分说明「现代汉语的形成与确立，梁启超功不可没」的结论。在这里，笔者尝试作具体一点的解说，以证明这项研究其实还有很多议题可以发掘。
幕末明治时期，日本社会需要接受吸收大量的西洋事物，因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作为承载思想的工具──语言，无论在构词、造句、表述方面也为之一变，加上当时传入的西欧rhetoric方面的知识，7 以及「言文一致」运动的展开，翻译外国文章及小说的文体，渐渐由口语体取代文语体，特别在语尾助词及时态动词方面上有更明显的改变。短语方面，譬如我们今天在汉语中常用的「换言之」，就是当时日本为了翻译英语的「in other words」而对译的「换言すれば」；其他如梁启超最喜用的夸张手法如「最什么」的句式：「此外尚多不能枚举举其最知名者耳文豪索士比亚」(「不婚之伟人(自由书)」)「今所最可据之古籍曰」、「惟过渡时代最能感其缺乏」（史记＜子墨子学说(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七)叙论及子墨子略传＞）；「其最谨饬者」、「故具此力最大者」、「其最受欢迎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也是脱变自日语的「最も」及「元も…のひとつ」，而日语则是为了对译「one of the …est」而来的。8当然，梁氏是纯「吸收」还是「转化」，还得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譬如当时的「欧文の直訳语脉（欧文直译语法）」，与他的「和文汉读法」有否相关？他脍炙人口的口号「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是不是就是明治文坛上的「小说は、最も上品なるもの」的中译？而矢野龙溪提出的「汉文、和文、欧文直译及俗语俚语」四体兼用的新文体对梁氏的影响又有多少？诸如此类的种种课题，都应由娴熟日本语及汉语古今嬗变的研究者进一步研究。
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梁启超在人文学科以外，在科学、法律、税务、统计学、心理、美学、教育等范围所带来的冲击，都是不容忽视的。他自己阐明中国学术变迁的轨迹，就是「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远逊于欧西。而其所最缺者则格致。」他说最缺者格致外，譬如心理学一科又如何？虽然梁启超以心理学为题的论文不多，但在那篇作为理论建构的文字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里，他一再强调小说「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感人之深」，指出小说在传达认知经验外还有传达情感体验的功能，把小说在认知、情感及审美三方面的功能联系在一起：「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这些观点与明治文坛又有没有关系？盖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以及在很多词汇对译于西文相关的观念上，也是通过明治日本导入梁启超的思想之内的。心理学初入明治日本的学科分际时，被归入哲学之内，留心哲学及思想观念的梁启超，绝对不会不注意到。这些诸如此类的题目，都有待进一步探研和深究。
我们知道，梁启超对翻译甚有研究，尤其是在佛学与翻译方面；另外他自己也躬身示范翻译的重要性，着手翻译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然而，他自己成为翻译研究的对象及课题，也许是始料不及的。这个共同研究计画的模式，从构思到实践，在为学术界做了一次非常好的示范。而以往同类的课题，都会放在史学研究之内，今次由人文科学研究所主办，可说是带领了多角度研究梁启超的先河。事实上，广义而言，这计画亦是一个翻译研究方法的示范及应用。当然，这不是传统定义下的翻译研究，没有逐字逐句斟酌对比译文与原文之别，或讨论如何模仿、改编、改写等翻译议题，而是以文化传播及文化译为思考单位，指出翻译活动在文化接收者（recipient）在社会文化脉络下产生的意义及影响。翻译研究者James Holmes在1972年提出翻译研究理论的可能性及可塑的地貌，其中一个「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方法就是扣紧翻译在译入语文化所发挥的功能（Function-oriented），9 针对外来文本对同一文化接受者的影响，从而看到外来文化怎样透过翻译影响文化接收者，在文化建构或是传统重阐方面带来冲击。由此可见，梁启超作为这个计画的中介，在不同的范畴里，展示了整个时代文化译的一个断面。当然，要再找到好像梁启超一样，对各个学科都有涉猎、而且有庞大影响力的研究对象，实非易事。而这计画，除了提供多角度研究梁启超以外，更彰显了真正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带来的好处，而避过梁启超自嘲的「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的文化比较学。
注释
1 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 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 1999。
2 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中文版为日文版补充修订的译本，为方便读者，本文述及日文版的各项内容，均引自中文版。
3 见竹内弦行：〈康有为『日本书目志』の一考察〉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哲学篇／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出版2003-03, 77-95。
4 见研究论文集《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5 在这里只列出山田敬三几篇相关政治小说广为人知的著作：〈「新小说」としての「历史小说」上、下──中国政治小说研究札记〉、〈中国政治小说の成立──その理论の比较文学的考察〉、〈汉訳『佳人奇遇』の周辺──中国政治小说研究札记〉、〈「清议报」志上の汉訳『经国美谈』──中国政治小说研究札记〉。
6 也可参考桑兵着：《国学与汉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77-295.
7 Rhetoric的日译及中译语「修辞」，也是明治时期取自《易经》中的「修辞立其诚」而来。
8 可参考盐田良平：《日本文体に及ぼしたる西洋文体の影响》。东京：岩波书店 ，1932.12；或森冈 健二：《近代语の成立〈文体编〉》东京：明治书院，1969-1991.10及森冈 健二《欧文训読の研究─欧文脉の形成》。明治书院1999。
9 James S Holm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 67-81. Amsterdam Atlanta , GA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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