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原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内容提要」1949~1990年间的中美教育交流,很大程度上受到冷战大环境的影响。其间,教育交流可分为前期准备、建交前的民间交流和建交后的交流三个阶段。中美教育交流虽然发展迅速,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教育交流可以起到疏通两国关系的润滑剂作用;在建立外交关系后,当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时,教育交流可以起到缓和紧张关系、保持渠道畅通的作用。冷战年代中美两国关系间的教育交流使中美双方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领域都有所受益。在冷战结束十余年后的今天,回顾冷战时期中美教育交流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冷战/文化遗产/美中关系/教育交流

  冷战已经结束很多年了。随着近年来不少国家冷战时期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回顾和评价冷战留给人们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不少国家研究冷战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冷战为背景,追述自1949年到1990年这四十余年间中美教育交流这一文化遗产的历史概况,并就其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做初步评价。

  一新中国建国初期中美政府对教育交流的态度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没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请他到北平参加燕京大学校庆的邀请,[1](p315)从而失去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直接对话的机会。尔后,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的态度是介入战争、支持南朝鲜、打到鸭绿江边和派第7舰队到台湾海峡;中国的态度是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保家卫国。这一系列的事件导致中国和美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成为泡影。

  由于在这个时期中美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两国间的官方教育交流。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政府的做法是:推翻国民党时期的教育体制,消除美国传教士和美国教育体系的影响,收回由美国传教士建立的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建立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

  195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政府应计划并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2](p365~366)(注:该决定发表前,在1950年10月12日,中国政府接收了美国天主教于1925年创办的辅仁大学。)1951年2月12日教育部接收了由美国津贴32年的燕京大学,[3](p935)1951年8月接管了美国和英国新教在湖北武昌建立的华中大学、美国基督教会1916年在福建建立的福建协和大学;[4](p190,400)1952年2月接收了由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在1909年创办的沪江大学[5](p935)、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38年建立,1952年撤并)[4](p409)等大学。其他被接管的大学还有北京协和医学院(由美国津贴,1906年2月建立)、金陵大学(由基督教新教差会如基督会、美以美会、监理会、浸礼会和南长老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1年创办时名为金陵女子大学,该校与美国史密斯学院后成为姊妹学校)、圣约翰大学(美国圣公会于1877年在上海创办)等大学,[4](p260~261,262,167~168)另外美国人留下的中小学也被一一接收。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在燕京大学开展了排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运动。首先,不用美国教员(也有个别美国教员没回国——笔者注);其次,要求学生们对美国文学作品进行批判。尽管英美文学的课程还在开,但是都是由中国教师教,其中不少教师是归国留学生。

  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对缺乏资助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一定的资助或帮助找工作;对想回国的,可以提供路费。但是,当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便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具体做法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曾发布过一道命令,规定凡高级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6](p28)同时,把1948年在中国启动的、旨在与世界各地进行学术交流的《富布赖特法案》奖金项目全部移到了台湾。(注:1946年8月由美国国会通过的《富布赖特法案》而开设,该法案旨在提供奖学金让美国学者到外国学习和任教,让外国人到美国学习、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关于该项目在台湾的执行情况,参见赵绮娜:《美国政府在台湾的教育文化交流活动,1951~1970》,《欧美研究》第31卷第1期,中华民国90年3月。)

  二中美两国为教育交流做前期准备(1955~1966)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之后,1955年8月1日,中国和美国在第三国开始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此,两国之间有了官方交流的渠道。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持续到1970年,历时15年共136次。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方曾多次要求让五千多名留美的中国学生回国。[6](p26~27)1956年9月22日,王炳南曾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的协议声明草案,但美方代表却以种种借口拒绝讨论中方的建议。[6](p62~65)

  在这一阶段,仅有为数有限的美国人来中国访问。如美国青年代表团一行41人于1957年9月来中国访问,当时由华伦·麦肯纳作为团长,其中有美国共产党成员和美国劳动青年联盟盟员,还有作家、歌唱家和诗人等。周恩来总理于9月7日接见了他们,称赞他们“做了两国人民往来的先锋”,同时还谈到在美留学的五千多名中国学生大多数人无法与家人通信的问题。[7](p239~252)

  除了美国民间团体来华访问外,两国教育科学界人士也曾经进行过秘密接触。1956年,在奥地利巴登市参加国际会议的周培源(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和赫里森·布朗先生(美方国家科学院负责美国与苏联、南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项目的官员)曾秘密会见过几次,讨论中美两国学术界建立非正式国际交往事宜。(注:资料来源:(1)笔者1987年春在华盛顿采访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玛利·布洛克女士时得到的关于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2)笔者1996年在北京电话采访周培源先生当年的秘书,证实周先生确实在开会期间同美方人士接触过。)这些接触,极具历史意义。

  上一世纪60年代中期,不少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对美在越南的战争日益不满,突出表现在1966年3月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J.富布赖特在中国通艾伦·惠廷(注:艾伦·惠廷(Allen S.Whiting),中国问题专家,曾任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副领事,美国国务院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等职。主要著作:《中国渡过鸭绿江》(China Crosses the Yalu),1960年版。)的建议下,召开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国问题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中国通费正清、鲍大可等人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遏制并孤立”的政策,同时提出“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8](注:笔者2001年6月21日在美国蒙大拿大学曼斯费尔德中心采访艾伦·惠廷教授时,他说,是他向富布赖特参议员推荐在中国问题听证会上作证的人员名单。)

  听证会后不久,在约翰·林德贝克(注:约翰·林德贝克(John M.H.Lindbeck ),曾任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公共事务顾问,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当代中国联合会负责人等职。他考虑与中国学者建立非官方联系是因为当时美国和苏联科学家之间已经有这种联系。其主要著作:《中国科技人员的增长》(Growth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Manpower),1957年版。)的影响和努力下,在美国成立了与大陆中国学者交流委员会(后改名为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委员会第一任办公室主任便是在奥地利与周培源见过面的赫里森·布朗。委员会的宗旨是“为美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间的直接交往给予指导;帮助并促进美国和其他地区对中国科技、学术机构及科技成就的研究;宣传并促进美中学术交流,为两国间的交流提供信息和渠道”(注:资料来源:1985年4月16日Lucian Pye致笔者的信。)。美国全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直接领导这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资金最初是由两个基金会资助的。[9](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该委员会的大部分资金主要由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克里斯托弗·雷诺兹基金会和斯洛恩基金会等5个基金会提供。)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曾先后给中国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发函,多次表示想同中国学术界建立联系的愿望,但都没有得到答复。(注:笔者1987年春在华盛顿采访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玛利·布洛克女士时得到的关于该委员会的档案材料。)

  同年6月,另一个由学术、实业、劳工、宗教以及其他行业的著名人士(特别是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非党派、教育性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宣告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发起人是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西海岸教育署署长塞西尔·托马斯。用鲍大可的话来讲,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在美国全面发动对中国政策的讨论,并预计未来美国和中国是可以建立联系的”(注:资料来源:1985年3月12日鲍大可(Doak Bannet )致笔者的信。)。该委员会最初仅有几十名会员,到1968年年底,发展为两百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问题专家,包括罗伯特·斯卡拉皮诺、亚历山大·艾克斯坦、卢西恩·派伊、约翰·林德贝克、鲍大可、约翰·刘易斯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等。(注:笔者1999年4月2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采访斯卡拉皮诺记录;同年5月18日在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采访卢森·派伊记录;同年7月14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战略与合作研究中心采访约翰·路易斯记录;同年8月23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采访奥克森伯格记录。)

  由于当时中国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美方有可能与中国开展交流的设想暂时搁浅。但是,这两个委员会在美国国内开展了教育政界和民众重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比如:出版发行介绍中国状况的刊物及录音带,举办中国问题讨论会和研讨会,邀请其他国家驻华记者和美国国内的中国问题专家向新闻界介绍中国国内状况,召开全国性的记者招待会,以及帮助研究院、大学以及中学开办中国学课程等。[10]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间开展的大使级会谈、中国通首次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批评美国政府“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美国一些民间团体组织公众讨论中国问题、两国民间人士和组织愿意进行相互了解的迫切意愿,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尼克松总统出访中国和改变美对华政策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三中美建交前夕的民间教育交流(1971~1978)

  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是以1971年的“乒乓外交”为契机展开的。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之后,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注: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于1968年成立,是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亚洲政策的亚洲学者组成的政治组织。该组织1970年提出承认中国。访华团成员有凯·约翰(Kay Johnson )、多萝西·凯尔(DorothyKehl)、保罗·匹科威茨(Paul Pickowicz)、琼·加拉文特(Jean Garavente)、金·伍达德(Kim Woodard )、保罗·莱文(Paul Levine )、乌尔迪斯·克鲁兹(Uldis Kruze )、雷·怀特黑德(Ray Whitehead )、苏珊·舍克(Susan Shirk )等。)一行到中国进行民间访问,他们在北京“采访”(注:原文用interview (采访)一词。)了周恩来总理等人。在“采访”中,他们谈及了“乒乓外交”、中方邀请尼克松访华、美国老一代中国通的处境、台湾问题、中国哲学、华盛顿总统等问题。在谈到中美两国间交流问题时,周总理说:“美国乒乓球队来了!障碍已经被打破了……这些新的、友好的交往必定会继续下去。”周总理在谈话中着重强调:“如果两个国家间的关系不正常、不能恢复的话,不可能不阻碍两国人民间交流的全面发展。”(注: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ed.),China !In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Appendix I ,Bantam Books ,Inc.,1972,pp.345~346.书中说,周总理在“采访”中的讲话不是正式讲话,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

  此外,在基辛格第二次(1971年12月20日)秘密访华前,中国问题专家、当时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鲍大可以个人名义写给基辛格一封信。在信中,他建议基辛格与中方领导人商谈互派学者事宜,并推荐美国全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机构负责同中方的交流。[11]后来基辛格到中国后是否同中国领导人讨论过两国文化交流的事宜,目前无从得知。但是,从尔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在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之前,美方负责与中方交流的机构确实是鲍大可建议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其中包括要扩大科技和文化领域交流的内容。公报发表以后,中美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前提下,开始了教育交流。由美国全国科学院、美国学者协会理事会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共同主持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在美国联邦政府的领导下,作为美国学术界的代表,以非政府的名义与中国的学术界进行交流。两国政府通常把这一阶段的交流称之为“民间交流”。(注:“民间交流”即非官方交流,其主要形式有两种:经双方政府有关部门谈判决定的交流项目;中方同美方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的组织联系并商定的交流项目。虽然中方负责交流的机构是政府机构,但由于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因此把这种半官方形式的交流称为“民间交流”。)

  1973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第一个文化教育代表团访华,正式拉开了中美两国间非官方文化交流的帷幕。在华期间,代表团成员与周恩来总理就两国间科技文化交流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从1972年至1976年间,大约有一万二千名美国人访问了中国,大多数是科技界人士,其中有一大批是对美国科技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美籍华裔科学家。美国来华的人员中,有95%是通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渠道安排的。这几年,有七百多位中国科学界、教育界人士访问了美国,其中绝大部分是受过西方教育的。

  1972年12月11日至1973年1月6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时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亚历山大·艾克斯坦带领该会代表团首次访华。代表团成员中有不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如鲍大可、斯卡拉皮诺、约翰·刘易斯、卢西恩·派伊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等。在中国访问期间,他们专门访问了教育机构,并同有关部门讨论了两国间教育交流的事宜。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帮助下,美方第一个教育代表团于1973年8月到中国访问。1973年12月由8名成员组成的中国语言研究代表团访问了美国,主要考察把英文作为第二外语和教授其他外语(包括中文)的教学法。1974年11月美国教育代表团访问了中国。1974年11月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访问了中国。1976年10月美国州教育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同年11月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了美国,侧重考察科学和工程学的教育和研究成果。[12]

  1977年中国的教育工作出现了新局面。是年,恢复了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教育逐步走上正轨。1978年10月,中美两国正式宣布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美两国第一次以官方形式进行教育交流。这说明,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发生了质的变化。当年中国出国留学包括三方面的人员:由国家同意计划派出的人员,校际交流和接受国外友好团体、个人资助的派出人员以及自费留学人员。就在中美建交前,在美国高级科技代表团访华期间,中国方面突然提出要马上派500名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美国学习。1978年12月15日,首批50名留学人员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注:资料来源:前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唐占晞2004年6月12日在中央电视台《让世界了解你》栏目举办的《译海之梦》节目中的讲话;另见FredStrebeigh ,"Training China's New Elite",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89,p74.)

  从1972年至1978年这段时期,两国教育交流的特点可归纳如下:第一,人数少。第二,进行交流的时间短。互访人员访问时间短则2周,长则为5周。当时有些来华的美国学者认为,由于时间有限,“只能看看表面的现象,而对具有学科性的进展与成就,不可能进行深入了解”,因此,对中国的访问只不过是一种“走马观花”式的“科技旅游”。[13](附录:表A-5)第三,交流的范围窄。双方教育交流与合作研究的规模和领域相对有限。第四,交流是民间性的。这10年间负责两国交流的机构大都是民间机构或半官方的文化、学术机构,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科学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等。

  回顾这段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具有民间的、半官方的教育交流时期,是逐渐加速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必然过渡时期。福特总统在1976年4月5日写给时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安妮·基特利的信中说:美中“两国间的学术交流是双方相互深入了解,并为恢复美中关系这一共同目标提供物质基础的关键”(注:笔者1987年春在华盛顿采访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玛利·布洛克女士时得到的关于该委员会的档案材料。)。笔者认为,这段话是对1972年到1978年间的中美教育交流很好的概括和总结。

  四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以来的教育交流(1979~1990)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美国。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与卡特总统签订了两国政府间的一项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其中包括教育交流。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美两国间的教育交流蓬勃发展,虽然也遇到过风浪和暗礁,但发展速度比预料的要快得多。甚至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教育及科技交流,现在是、并且仍将是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关键。然而,这一阶段两国间的教育交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高潮,也有低潮。总的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参加双方教育交流的人数大大增加。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90年间,赴美的中国大陆公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有60967人,自费留学生41501人,共计102468人。[13](p492)从1979年到1989年这10年间,中国大陆到美国的学生和学者,比1860~1950年留美学生的总和(大约三万人)还多两倍以上。根据《中国教育年鉴1989年》的统计,1988年派往美国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占14.8%、单位派出人员占44.9%、大学生占29.3%。[14](p330)中国官方公布的留学人员数字中,不包括自费留学人员,而这部分人员流动性最强,人数也最不好统计。

  第二,建交以后中国学者出访和学生在美国读书的时间少则几周或几个月,长则几年(如攻读博士学位和从事博士后研究)。

  第三,中美两国十多年来的教育交流是多层次和多形式的。首先,1977年10月美国州教育领袖人物代表团访问中国,重点考察中国的教育改革。同年,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访问了美国,重点考察美国的高等教育和高校在科学和工程学的教育。1978年夏天美国地区教育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考察教育体制改革。其次,自1979年起,中国的大学便开始与美国的大学建立姐妹学校关系。比如,仅在1983年至1984年间,美方就有80所大学与中方百余所大学、系以及科研机构建立交流关系。[15](p202~211)再次,开展平等互利和双方受益的合作办学,从而取代了单纯的参观访问和简单的科技及教育调研。南京大学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南京开办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Johns HopkinsUniversity-Nanj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y )可视为一个先导。该中心于1986年9月10日开学,招收中美两国学生学习的课程有两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外交、历史及法律等,培养从事与中美关系事务有关的专门人才和科研人员。美方教授和学生在中国授课和学习期间,亲身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中方教授和学生在不出国门的情况下,可了解美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接触最新的图书、刊物和信息。该中心到1991年,已招收5期学员,其中不少中方毕业生已赴美继续攻读学位。[16]

  第四,民间团体继续发挥作用。如:于1981年7月在著名教授、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倡导下成立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注:根据笔者提供的联合国印发的非政府机构申请联合国咨商权表格和有关申请信息,1994年3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在联合国组织总部正式注册,取得了联合国非官方机构一级咨商权,成为联合国承认的非政府组织。)在尔后的十多年间,为促进和发展中美两国的民间教育交流,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该协会从1981年到1991年选派了500~600名中学英语教师到美国学习和进修,了解美国社会,提高英语水平,同时也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文化与民俗,并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艺术。[17]

  第五,在中国大陆停止运作31年的富布赖特项目也于1979年恢复。中美富布赖特项目是中美两国重要的政府间教育交流项目之一,该项目1979年开始恢复执行,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教育交流议定书》正式将该项目纳入双方教育交流范畴。该项目由中国学者及学生赴美进修和美国专家来华讲学两部分组成。从1980年到1984年,共有73名美国教授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到中国讲学,内容涉及英文作为第二种语言、语言学、美国文学、美国研究、美国历史、教育、法律、经济学、贸易和图书馆学等学科。[15](p191)1980年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在北京大学开办了全国第一期大学英语教员培训班,主要教授语言学、英文写作、英文教案的编写和精读等。参加的人员全部是经过托福考试合格而被录取的青年教员。(注:笔者系此期学员之一,受益匪浅。)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美国教育交流中心于1995年所做的统计,笔者粗略计算,从1985年到1990年在中国的美国富布赖特学者有大约96人,分布在新闻、英语、美国文学、历史、法律、美国研究、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18](p61~90)从1980年到1984年,中国到美国从事授课的富布赖特学者有22人,学科分布为中国地理、中国文学、中国法律、经济学、语言学、中国历史、贸易、艺术和中国研究等。此外还有45人专门从事研究,涉及的领域为:美国研究、美国政治学、美国历史、美国法律、美国文学、美国经济、城市规划、贸易管理、汉语、英文作为第二种语言等研究工作。[15](p193)

  第六,美国和平队(注:和平队是1961年由肯尼迪政府创办的。和平队的成员必须年满18岁,由美国政府派到发展中国家工作两年,主要为当地培养急需的英语人才。)来华教学的“美中友好志愿者项目”,对于提高我国英语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冷战文化遗产对后人的启迪

  冷战已经结束多年,回顾冷战留给人们的文化遗产之一——中美教育交流,会对当代和后代关注和参与教育交流的人们有所启迪。

  第一,20世纪70~80年代同美国的教育交流都是在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情况下展开的。70年代开始的与美国的教育交流正好是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而后的改革开放阶段,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经济。

  第二,中美教育交流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它无时无刻不是同两国的外交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教育交流可以起到缓和与疏通两国关系的润滑剂作用。在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时,教育交流可以起到缓和紧张关系、保持渠道畅通的作用。比如,1982年美国里根总统任内,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在美国训练结束后,没有回国,留在了美国。当年,从教育部公派出国的留学人员人数为904人,[15](p126)比上一年减少了约500人;仍有自费留学人员拿到美国签证。这说明,两国间在政治和外交方面虽然出现了磨擦,虽然教育交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但是双方都没有终止这种交流,仍旧保持一定的交流渠道。

  第三,中美教育交流的目的:中美两国各界人士对教育交流的想法各有不同。美国是个多元化的社会。“美国人对中美文化交流的目的不一样,一些人想取得科技知识来发展全国科技;一些人想利用交流作为接触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渠道,进而更好地了解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并推进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一些人想借此推进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还有些人想把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和学者引进到美国社会,从而推进美国学校的教育和科研”[16](p11)。

  第四,双方留学和互访人员人数大大增加,学习内容也各不相同。1949年以后,中美教育交流的总人数比1949年以前多。中美官方教育交流可以追溯到1872年8月11日清政府派30名少年赴美国留学。到1875年共分4批派出125名官费留学生,这在历史上算做是中国首批百名学生留美。20世纪20年代,中国曾出现过留学的热潮,而留美的学生总数居留学外国学生人数第二,仅次于留日的人数,占留学总人数的33.85%。[19](p654~657)1978年以后,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数量比20世纪70年代以前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和学者人数还多。但美国来中国的留学人数远远比不上中国留美的人数,1978~1983年来华的美国学生数仅为252人,中国留美的人数则是4457人,[20](p140,142)相差17.6倍。来中国的美国学生大多是学习语言的,而中国留美人员大多学习理工科专业的。

  第五,教育交流使双方受益。对中方来讲,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双向交流,使中国学术界可以更有效地吸收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科研成果及研究方法,加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避免走弯路。对美方来讲,美国通过招收中国留学生而吸收有用人才,推进了美国的科研、教学与经济的发展。目前,不少出类拔萃的中国学者已在美国的一些院校、研究所和研究室工作,成为美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和教学不可缺少的力量。

  第六,建国前夕、建国初期及改革开放以后不同时期的留美归国人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应在此强调的是,在新中国建国时,国家的建设需要大批建设人才,曾先后有1424名留学生冲破重重阻力和困难,远渡重洋,回到祖国,投身各项建设之中,为祖国建设做出杰出贡献。[21]

  留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也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截止到1988年1月,有大约21000名持J-1签证的中国学者和学生、7000名持F-1签证的中国学生进入美国的大学和学院从事研究或攻读学位。根据美方统计,从1978年到1988年,有大约8000名持F-1签证的中国学生以各种方式留在了美国。[22](p9)老一代留在美国的留美学生中不少人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比如李政道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建议中美两国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在1985年又建议中国建立博士后教育体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从1985年起开始组织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妇女学等学会类型的组织,他们活跃在美国学术界的同时,也与国内同行保持学术联系,经常回国参加学术会议并回国讲学,把最新的学术信息带回来,同时加强了国内一些学科(如:人类学、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女性学、伦理学、生命科学、遗传学、医学等学科)的建设。

  第七,促进了美国的中国学和中国的美国学的教学与研究。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些名牌大学开设了中国学课程。1979年以来,美国教授和研究中国学的学校和科研机构大大增加,教材和科研素材的来源更为直接,所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宽广了。此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贸的日益扩大,使美国人对汉语的需求日益增加,不少美国人到中国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美国学研究于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建立,尔后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美国研究中心。

  第八,中美教育交流使中国人开阔了眼界,对美国文化(如:历史、文学作品、电影和音乐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解除了中国人心中的美国之谜,逐渐消除了由于两国敌对和隔离给人们头脑中留下的公式化的错误印象和偏见,使人们可以比较全面地从各个不同角度更系统、全面地对美国整体上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认识,加强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相比之下,虽然美国来中国学习的人数增加了,但美国民众乃至一些政治家对中国历史、文学、政治和经济状况的了解程度远不如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这种不对等是非常值得人们注意的。

  第九,有助于中国对美政策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中美两国间广泛和深入的学术和教育交流有助于我国对美国的全面了解和较客观地制定对美政策,同时,也有助于美国政界人士客观地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科技诸方面的情况,比较切合实际地制定明智的对华政策。

  四十余年的美苏冷战,对处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与美国这两国间的外交关系乃至教育交流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回顾在冷战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教育交流,人们会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从而更加珍惜中美教育交流在修复和维护两国关系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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