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北京100730)

  原载《妇女研究论丛》2003.1

  关键词:两种体制;城市妇女就业;妇女发展

  摘要:伴随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国的经济发展也经历了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两种不同的运作机制。体制的变革不仅对中国城市妇女的经济参与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改变和重新建构城市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也是复杂和深远的。本文从就业权利的获得和保障、职业发展和性别隔离、同工同酬和按劳分配、劳动保护和职业安全四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变化,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剖析。

  作者简介:蒋永萍(1953-),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The Employment of China's Urban Women Under Two Systems

  JIANG Yong-ping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Institute of Women's Studies ,Beijing 100730,China )

  Key words :two systems;urban women's employment ;women's development

  Abstract:With the great change coming over Chinese society,China's economicdevelopment is witnessing two different operation mechanisms:the planned systemand the market system.The system change is not only greatly affecting the modeof economic participation by China's urban women,but it is also exerting a complicated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change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pattern of work divisionbetween the sexes in urban families.This paper analyses these changes from fouraspects —the acquisition and guarantee of the right to employment,occupationaldevelopment and gender segregation,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and distribution accordingto work ,as well as labor protection and occupational safety,complete with ananalysis of the impacting mechanism of these changes.

  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是对中国城市妇女整体解放与发展影响最大、也是对城市妇女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最深刻的领域。从40年代末开始,50年间,伴随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国的经济发展也经历了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两种不同的运作机制。体制的变革不仅对中国城市妇女的经济参与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改变和重新建构城市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也是复杂和深远的。

  一、就业权利的获得和保障:经济参与水平的变化

  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计划就业体制,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的力量保障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城市劳动者的就业权利。1949年,新中国建立伊始,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即获得通过,妇女取得了包括经济权利在内的各项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许多过去不事生产的妇女,进入了社会生产、社会工作的岗位,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及新中国的建设者。但由于当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国家经济尚处于恢复和起步阶段,已经获得劳动权利的城市妇女的就业要求并不能完全得到实现,能够就业的城市妇女多是有文化、有技能的女性。1952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中女性的比例只有11.7%,[1](P32)而全国登记要求就业的女性占全国待业人员登记总数的41.4%.[2](P41)1958年,在“大跃进”的背景下,绝大多数的城市职工家属和其他家庭妇女都被发动和组织起来,安置到国营单位和街道集体企业,城市妇女长期企盼的就业意愿几乎在一夜之间得到了实现。自此,妇女就业中的计划分配机制开始形成,至文化革命期间发展到极致。城市女性达到劳动年龄、具备劳动能力,即被分配到国家需要的岗位,无需选择也不能选择。这一期间,妇女就业规模和水平全面提高。1960年全国的女职工人数猛增到1008.7万人,比1957年的328.6万人增加了两倍多,占职工总数的比重也由1957年的13.4%提高到20%,上升了6.4个百分点。[3]此间,城市妇女的另一个就业高潮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批城市新增劳动力作为知识青年被号召到农村和边疆扎根,城镇劳动力一度短缺,相当数量的城市家庭妇女组织起隶属于国营企业的“五七”工厂和“家属连”,成为城市女职工队伍中又一具有时代特色的组成部分。到70年代末城市劳动年龄内妇女就业的比率已达90%以上。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女性就业权利的获得和保障对妇女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一是妇女可以自主地、光明正大地参加社会工作并获得劳动报酬,而不必得到其父亲或丈夫的许可,这意味着城市妇女从男性家长控制下的解放。[4](P31)二是妇女就业作为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已被全社会接受并确认,这对于社会公众认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女性与男性同样外出就业,共同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的现实还为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但计划就业体制下劳动权利的不可选择性,又对城市女性就业质量的提高形成阻碍,过度的保障和保护在把女性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强化了城市女性对国家、单位的依赖,这些为以后城市妇女经济参与的劣势打下了伏笔。

  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制度变革,伴随所有制形式的改造、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逐步艰难而稳妥地实现着由市场就业机制对计划就业机制的取代。在向市场就业过渡的初期,广大城市职业女性同其男性伙伴一样首先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特别是她们中的佼佼者,通过人才流动、自谋职业获得了自我发展的选择空间和贡献社会的新岗位,而更多的女性则安稳地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收入提高等实惠。但随之而来的优化劳动组合、全员劳动合同制、减员增效、人员分流等劳动人事改革举措不断地打破着人们的铁饭碗。人们注意到,在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中,就业机会的缩减,在男女两性间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从统计数据上看,随着经济的增长,1995年前,城镇女性就业的比例和总量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但从1996年开始逐年下降,到2000年末,全国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员的绝对数量减少了1477.7万,相对比例减少了0.5个百分点(见表1)。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城镇18至49岁女性人口中在业率仅为72.0%,比1990年降低了16.2个百分点。[5]

  表1主要年份城镇女职工人数及比重

  年份1978年1990年1995年2000年

  女职工人数(万人)

  3128.05294.15889.04411.3

  职工总数中女性比例(%)

  32.937.738.538.0

  资料来源:依据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计算。

  妇女就业数量的下降与“女大学生就业难”、“女工大量下岗、失业”、“女性再就业困难”等城镇妇女就业问题的持续存在密切相关。每年春季,关注女性命运的媒体都会把目光投向面临就业困境的女大学生,为了增加自己成功的筹码,近年来一些女大学毕业生在各种证书外还附加上精心制作的个人写真集;在下岗、失业人群中,女性所占的比重远高于全部就业人口中的女性比例,据中国劳动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2000年6月的调查,在全体下岗职工中女性所占比重为57.5%,而当前再就业率,女性仅为38.8%,比男性的再就业率低18.8个百分点。[6](P218)

  妇女之所以成为市场就业体制下的利益易受损害群体,一方面是由于市场“经济理性”和国家保护相对弱化的双重冲击,市场以利润为目标首先淘汰那些技能偏低的女性劳动者,而计划条件下行之有效的行政保障措施在市场条件下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另一非常重要的影响来自于传统性别文化的回归。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男女平等”在很多男人那里只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在思想解放的今天理所当然的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和批评,他们认为,妇女走向社会是造成中国社会“角色失范”的重要原因,希望回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1978年以来,中国曾经有过四次关于“妇女就业”的争论,在讨论中,“妇女回家、阶段就业”成为某些“理论精英”缓解失业率上升的灵丹妙药。2001年初的最后一次讨论,争论已从理论层面上升为公共政策的选择,尽管最后由于全国妇联等的强烈反对,具有明显性别指向的“阶段性就业”方案未能列入“十五”规划,但事件本身反映出传统性别文化对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深层影响。

  当然,市场体制下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率的下降,不一定都来自于消极的因素,在学率的提高,受教育时间的延长,生活方式选择的多样化都会影响到妇女的就业率。很多年轻的女性希望过不同于上一代的生活,渴望有多种选择,她们毕业后并不急于工作,愿意生育后做一段时间的家庭主妇,自信在需要时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对大多数中国城市女性来说,自由选择不过是一种奢望。有专家估计,两性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就业体制发展进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将会随着加入WTO 而愈演愈烈。

  二、职业发展和性别隔离:从被安置到自主选择

  作为一种象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国妇女就业从一开始就突破了旧的性别分工,在动员妇女走出家门、投身社会的同时,国家鼓励妇女进入以往男性劳动领域。随着妇女就业的发展,各种女性传统禁区不断被冲破,妇女就业的职业、行业逐步拓宽,许多岗位出现了第一批女职工,如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第一批女飞行员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现在看来十分女性化的职业,如售货员、售票员、邮递员,在当时还是尚需要经过多方努力才能拓展的女性劳动新领域。资料表明,建国初期,政府曾经动用行政的手段在商业、服务业普遍推行以女替男的政策,[7]政府劳动部门在审批企业用工计划时还采取男女搭配做法,以保证各行业的女性比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妇女就业的范围已十分广泛,遍布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和各种职业,显示了以往从未被社会和女性自身认知和了解的巨大劳动潜力。许多目前仍活跃在经济管理决策岗位的女领导,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科学院的资深女院士都是在计划经济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女性。从可得的统计资料看,新中国的前30年,妇女在不同的行业保持了大体一致的就业比例。安置性就业的潜在问题是,妇女个体潜能的抑制和整体劳动效率的偏低。由于片面强调“男女都一样”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劳动力配置中忽视性别差异,致使一些重体力部门集中了过多的女性劳动力。这种情况,在十年动乱时期尤为严重,一批满怀“革命”热情的青年女性为表示与旧的传统决裂,进入高空、井下等重体力作业和有毒、有害工种从业,甚至成立不少以“女子”命名的作业班、作业队。以建筑业为例,1957年该行业职工中的女性比例仅为9.6%,到1982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22.5%,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这些单位,除个别标兵、榜样外,大部分女工的低效率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不顾男女两性生理差异、片面追求所谓“男女平等”做法的负面影响,直到80年代后期用工制度改革后才被人们更深刻的认识到。

  劳动就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放权给企事业单位用人自由的同时,也把选择职业的自主权利还给了劳动者。随着城乡之间、所有制之间职业流动壁垒的不复存在,以往以作革命机器螺丝钉、干一行爱一行为标准的城镇职业妇女开始考虑并追求个人的职业发展。在双向选择、择优录用的市场就业机制的大背景下,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20年间中国城市女性的职业结构戏剧性地发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变化。

  首先,职业选择空间的实现,使许多过去默默无闻的妇女或主动或被动的获得了自我发展机会,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主动的一批,最典型的是那些改革前期通过工作调动、通过恢复高考后上大学、通过自我创业改变自己职业前景的人,她们不甘被旧体制埋没,以自己的能力和胆识跻身于科学技术领域和管理层,成为女性中的佼佼者。被动的一批,当数90年代被经济结构调整无情淘汰的下岗失业女性,因为依赖和缺乏自信,她们曾多次坐失良机,失去工作后的种种压力迫使她们在不再年轻时才开始创业,经过艰苦的努力,很多人成长为中小企业家,而最可贵的是,创业的过程也是她们重新发现自我、使自己的潜能得以发挥的过程。

  中国城市妇女职业层次的提高还得益于女性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近十年来,中国城市男女两性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1998年中等职业学校和大学女生的比例分别为51.8%和38.4%,[8]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女性进入高层次职业创造了条件,而信息技术带动的网络、金融、保险、电信、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带来新的机遇,在新经济领域,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相对薄弱,知识和技能掌握的差别意义超过性别差异,据报道,在与网络有关的行业,不论是职工还是主管,女性所占比例几乎高于除纺织业之外的任何行业。[9]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从职业构成上看,2000年城镇在业女性中,各类负责人占6.1%,比1990年增加了3.2个百分点;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22.8%,比1990年增加了5.4个百分点。从行业分布看,女性在批发零售、社会服务、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工作的比例超过男性,在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等和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工作的比例接近于男性。这些变化使长期以来中国妇女就业层次偏低、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得到明显改观。

  值得注意的是,与职业性别结构趋向合理同时存在的是,职业性别隔离及部分女性职业下沉现象的凸现。种种迹象表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势下正在被逐渐边缘化。受就业性别歧视的影响,一些高学历女性在求职受挫的情况下,不得不降格以求,高能低就。下岗失业女性的再就业去向,多为居民服务业等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岗位,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勤杂工、清洁工等,就业形式也以短期、临时工作为主,不仅低待遇、低保障,而且几乎难有职业发展的可能性。此外,消费主义的蔓延和性的商品化趋势,还导致“青春职业”、“性别职业”的出现。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妇女职业地位的降低。

  三、同工同酬和按劳分配:女性的收入及与男性的差距

  同工同酬是计划体制下中国妇女劳动权益保障的重要指标,20世纪50年代初,同工同酬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国营企业已普遍实行。[10]在计划经济时期,国营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实行等级工资制,同一岗位和工种的工资等级主要取决于工龄的长短,女职工的收入与男性职工相比差距很小。当然,这并不排除男性职位升迁的可能远大于女性,“男将女兵”的说法概括了包括纺织业在内的所有企事业单位职位构成的性别结构。此外,在非普遍性的工资调整时(如工资调整面只有40%),有限的机会往往更多地落入负有养家责任的男性身上,由于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很多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夫妇,几年下来,妻子的工资会落后于丈夫好几个等级。影响男女收入水平的另一个因素是行业之间工资标准的不同,虽然同样都是8级工资制,但重工业、中央部属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资标准通常要高于轻工业、地方企业以至街道集体企业,由于女性较多地集中于轻纺工业和集体企业,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女性整体的工资收入低于男性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尽管如此,前30年间,中国城镇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据劳动部对上海、石家庄、锦州等218家企业的抽样调查,1978年,男性劳动者的月平均标准工资为53元,女性劳动者的月平均标准工资为43.1元,女性的月平均工资是男性的83%.[11](P318)

  无疑,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知识、技能、劳动成效作为决定劳动力价格的主要因素,对于激励劳动者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经济转型中中国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整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开始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分配体制中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据专家估计,中国目前的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39-0.55之间,收入不均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12](P148)而且非常遗憾的是,市场体制下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男女两性间表现的非常明显,这种研究者的感性认识在调查数据中得到了证实。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表明,与1990年相比,城镇在业女性的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与男性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年均收入为7409.7元,比10年前提高了4.1倍;女性年收入是男性收入的70.1%,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0年前扩大了7.4个百分点;从收入分布看,城镇在业女性年收入低于5000元的占47.4%,高于1.5万元的仅为6.1%,低收入的女性比男性的同一比例高19.3个百分点,中等以上收入的女性比男性低6.6个百分点。[13]从数据上看,城镇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与在业状况和职业层次直接相关。女性较多地集中在收入偏低的职业,在相同职业中女性的职务级别又比男性偏低。尽管数据显示,女性中各级负责人有所增加,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还高于男性,但由于职务职称级别相对较低,这两类职业中,女性收入占同类男性收入的比例仅为57.9%和68.3%,低于平均水平。

  收入与职业的相关分析更多的反映了妇女经济地位偏低的历史性原因,妇女职业层次的提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通过对教育与收入的比较分析,研究者发现,市场体制下存在的就业性别歧视对两性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深层影响。首先,在教育水平相同的情况下,男性比女性有更多机会在高收入的职业就业,即使从事相同的工作由于对女性劳动价值的评价偏低,认为男性的工作更有意义,更不可或缺,也会使男性比女性获得更高的报酬。其次,在激烈的劳动力竞争中,女性的职业流动常常是以被迫型为主的垂直向下流动,如业已出现的从正规部门流向非正规部门等,在这样的职业走向中,必然导致收入的降低。此外,女性的收入还受到男性-高风险-高收益,女性-低风险-低收益的家庭联合劳动供给模式的影响。赚取高收入的可能和女性就业的困境,使得一些家庭把挣大钱、事业成功的期望集中于男人,如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男的下海经商、女的在机关保福利的“一家两制”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

  四、区别对待与平等对待:城市妇女的劳动保护和职业安全

  中国妇女劳动权益法律保护规定中最具操作性的莫过于与妇女生育职能相关的法规。对女工劳动的特殊保护(四期保护和产假规定)早在1953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和1956年制定的《女工保护条例》就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其条文的执行一直延续到1988年新的《女工劳动保护规定》颁布前。

  从那时起到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政府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女职工的孕、产、哺乳期保护都得到了有效的落实。怀孕期间可以调换较轻的工作,生育后享有带全薪的产假(1988年前是56天,1988年至今为90天,一些单位的女职工还享有半年至几年不等的育儿长假),哺乳期有哺乳假,生育医疗费用由单位全额报销,此外,很多单位建有女工冲洗室、孕妇休息室、托儿所、幼儿园等设施,定期对女职工进行妇科病普查、普治等,体现了国家对妇女生育劳动的尊重和肯定。

  但是在体制外的企事业单位,女职工的特殊保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1997年在广东、浙江等5省和北京、天津两市进行的非公有企业女工研究的相关调查数据表明,非公有企业妇科病检查及妇女保健设施状况普遍不好,“四期保护”几乎空缺。多数企业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以种种方式避开女工的孕产期,以致虽有一些企业声称允许女工在岗期间生育,但调查时几乎看不到有关职工生育的记录。甚至有的企业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合同期内不能怀孕、生孩子。而且随着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又使长期以来由用人单位承担女性生育责任的规定在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据报道,改革后,女职工劳动保护难度加大。即使过去做得好的企业,由于效益问题,女工的三期保护也难以落实,有的企业连续几年不给女职工做妇女病、乳腺病检查,女职工的孕期检查及分娩时的接生、手术住院、医药费用企业不能全部报销。[14]此外,劳动合同制的普遍推行,还使对女工生育期的合理规避成为可能。现实的尴尬引发了理论的反思,在讨论中,区别对待、照顾妇女母性职能的劳动立法理念受到人们的质疑,一些专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立法原则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即在保护妇女权益的同时又为妇女实现平等就业权利设置了障碍。在研究的推动下,1980年代末,南通、株洲等城市开始了生育费用社会统筹的改革试点,以期通过社会化分担和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的方式调整企业的生育负担。在试点的基础上,1994年劳动部颁发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半数以上的市县实行了生育费用社会统筹。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对于均衡企业负担、减少妇女就业的障碍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推行起来,仍有较大的阻力,因为在一些人包括某些领导看来,养育子女的责任属于私人领域,在家庭中理所当然应由女性承担此项任务,这种理论的误区,导致生育社会保险被列到养老、医疗、失业三大主要社会保险之外,在正在抓紧进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需要进一步变革的是,将养育责任归入私领域并定位给女性的传统观念。

  职业安全是体制转换过程中城市女性劳动者面临的另一突出的劳动权益问题。其主要表现为,超时劳动、有毒有害作业、工作环境恶劣、拖欠、克扣、压低工资、人身伤害和性骚扰等。尽管这些更多地属于劳工问题而非妇女问题,但从影响的范围和恶劣的程度看,女性受到的侵害较之男性更重。女工比例较高的劳动密集型的轻纺、电子企业是职业安全问题最为严重的高发区,如频频发生的工厂火灾和作为全球最大制鞋国的鞋业工人的苯毒害问题,伤及的多是青春年少的外来女工。不久前发生的对女工进行强制搜身事件以及服务业女工被逼从事色情服务的恶性事件,不仅对女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而且还会留下长期隐患,影响到她们日后的生活。近年来,劳动权益受损现象又有向非正规就业蔓延的迹象,为了保住“饭碗”,一些再就业女工不得不在没有保险、没有休息日、工资极低的条件下“忍着”。凡此种种,反映出在市场就业条件下,缺乏讨价还价资本的低层职业女性的边缘化趋势,她们虽然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但由于没有必要的社会关注和政策倾斜,平等对待产生了不平等的后果。

  五、总结和讨论

  很难用简单的话语概括两种体制对中国妇女就业和妇女发展的影响。正是因为有了计划时期的社会动员和赋予妇女就业政治意义,才使城市妇女的职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有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妇女大规模就业,在转变经济身份、提高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也对城市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时至今日,很多男性虽留恋“男主女从”的优越感,但他们已经不再愿意独自承担家庭赡养责任,这就形成了市场竞争和劳动力供过于求双重挤压下,支持妇女继续就业的最广泛的人文基础和群众基础,所以,应当对前30年国家强力推进妇女就业并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待遇的计划经济政治遗产给予充分的估价。

  中国目前存在的妇女利益受损和边缘化问题,除了前述的市场的不完善和传统文化回归的作用外,政府干预和保障妇女就业机制的不健全和不适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具有宏观调控职能的政府是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力量,改革后,国家政策对社会经济行为的影响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以行政干预为主的妇女就业保障体系的效力逐渐弱化,新的以经济手段为主体的管理体制正在完善的过程中。在政府、非政府组织性别主流化工作的推动下,中国正在建立健全与市场体制相配套的国家干预妇女就业的有效方式和运行机制,有理由期待,尽管未来的发展存在很多变数,但城市妇女就业仍会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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