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方法与研究定位

  保姆已成为女性流动农民中一个重要的职业群体。与其他流动群体不同,这一群体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生活在城市居民的私生活领域,与固定的几个人进行着长期、多次的交往和搏弈;而在雇主一方,他们在家中则卸下在公共领域的面具,显露出其真实的方面。因此,他们的关系,会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这是我进行本研究的重要动因。

  我进行这方面研究的第二个动因是有关研究的缺乏。有关保姆与雇主关系的话题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热点,而针对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却几近阙如。国外关于家政工人(Domestic Worker)的研究对雇主与工人的关系虽多有涉猎(Nicole Constable,1997;Pierrette Hondagneu__sotelaand Hrnestine Avila ,2000),但几乎全是建基于国外的经验材料。因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保姆与雇主的关系,便具有了开拓性、探索性的意义。

  第三个动因,则是出自对国外研究的反思。之所以会对保姆与雇主的关系问题感兴趣,或许是因为保姆职业在人们意识中的敏感——它似乎与传统的“佣人”、“下人”身份及主仆关系不无联系;又与1949年以后直至今天,中国社会事实上一直对阶级问题的高度敏感和关注紧密相连。因为毕竟,想象中那些十几、二十岁的农村姑娘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离开家乡,来“伺候”城里人,甚至连同城里人养的狗也一并伺候的图景,有时会刺痛人们的神经,引发复杂的联想。

  检索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国外对家政工人——如“菲佣”和“跨国母亲”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仍然关注不平等和压迫”(Nicole Constable,1997:7—9;Pierrette Hondagneu__sotelaand Hrnestine Avila ,2000:154)。严海蓉是不多的做过中国大陆保姆研究的一位美国学者,对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她也认为其中游荡着“阶级的幽灵”(严海蓉,2001)。韩嘉玲将嫁到台湾的“大陆新娘”放在婚姻和劳动力两个市场中加以关照,认为不少大陆新娘嫁为台湾人妇,生儿育女之外,不过是承担了家庭保姆的职责,其视角既有性别的,也不乏阶级和等级的(韩嘉玲,2003)。但是,这些发现与笔者长期关注保姆问题的经验、感觉有的相契合,有的并不一致;而阶级的框架和视角也并不能解释其中许多更为复杂的现象。因为,中国的保姆毕竟不等于“菲佣”,大陆社会也不同于台湾。所以,从本土的情况出发,在占有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学一个极好的研究课题。

  本项研究使用的方法为社会学、人类学个案深度访谈及观察基础上的质性研究,辅之以小型问卷、座谈会和文献阅读等其他方法。小型问卷所获资料虽不具统计推论意义,却是探索性研究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集中的访谈时间为2002年3月至2003年8月。进入方法为熟人介绍或通过接受其服务(如请做小时工)自己进入,然后用非正规的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共在北京地区访谈保姆19人1,雇主20人。由于对同一组保姆和雇主(指既访谈保姆又访谈其受雇的雇主)进行调查的难度非常大,主要是双方都难免有心理障碍,故笔者的样本中对保姆和雇主同时进行了访谈的双向对应者只有10对。此外,还发放开放式问卷30份,回收27份2;召开保姆座谈会一次,出席者9人。本文使用的材料除另有注明者外,均来自笔者田野调查所获取的一手资料,包括近年来对保姆问题多方面关注的思考和积累。

  需要说明的是,用访谈记录为主要材料所做的此项研究,其结论不具推论意义,却可能相当深入——如笔者访谈次数最多的一个个案为18次(包括电话访谈),时间跨度近1年,便于从中观察一些“事件”的过程,获取更鲜活、生动的资料。

  二、作为背景的一般性描述

  本文所指的保姆包括传统意义上住在雇主家里从事家务服务的保姆和不住在雇主家里而是定时上门服务的小时工。笔者的访谈对象绝大多数为前者。Pierrette Hondagneu__sotela和Hrnestine Avila 将美国的有酬家庭服务工作分为三种,即住家保姆或管家工作;住在外面的保姆或管家工作;以及每周一次的房屋清扫工作。这与北京的情况似乎不谋而合,只不过北京的保姆行业发展还没有那麽成熟,分工也没有那麽细,譬如同时兼有管家职能的保姆和在雇主的管理下从事一般保姆工作者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但在雇主实际给付的工资中二者大多有区别);住在外面的保姆(白天到雇主家里工作)数量还较少;小时工灵活多样,而绝不仅仅限于“每周一次”相对规范的“房屋清扫”。

  对保姆规范的称呼应该是“家庭服务员”,访谈中也多次听到受访者对保姆称呼的反感,笔者也深以为是。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还是沿用保姆的指称,并借用“住家保姆”、“住在外面的保姆”的概念,以区别于小时工。

  本文中雇主的概念大多会包容整个雇主家庭,而不仅仅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家庭成员,因为与保姆发生联系的不同的家庭成员可能会对保姆有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要深入探讨保姆与雇主的关系,有必要先对北京保姆市场和保姆职业群体的一般情况做出分析和判断。据笔者的调查,上述情况可用以下3点予以概括。

  1,价廉质低的保姆服务

  保姆群体整体上无疑是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截至2003年8月,一般家政公司对保姆月工资的定价是“干过的不低于400,没干过的不低于350”。新手大多有1至3个月的试用期,从第2个月或第3个月会长50元。3即目前北京住家保姆一般的月工资是400至450元。考虑到四、五百元是吃、住乃至简单日用品之外的净收入,这份工资似乎也并不是太低;但若同时考虑到保姆相对繁重的劳务付出,以及“24小时全方位身处异文化之中”,由巨大的文化落差所造成的高度紧张和不适应,保姆显而易见属于廉价劳动力。

  “24小时全方位身处异文化之中”是我的同事孟宪范对保姆在雇主家处境的概括。这实际上是比繁重、繁琐的劳务付出更令人难以承受的,也是保姆从业者需要支付的最大的一笔心理成本。一位来自甘肃漳县的20岁受访者说,她所在雇主家的“老头糊涂了,老太太不识字。我的主要工作是照顾老头,打扫卫生,做饭。只要有时间,老太太还让我给她织毛衣。最难的事是老头拉稀了,我给他收拾一切,收拾完后,我连饭都吃不下了。”而伺候这样一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同时还要兼做诸多家务的工资是“每月350元”。休息时间则是“每月两个半天”。另一位来自安徽和县的18岁受访者说,虽然她所在雇主家的老太太“高兴时会给长工资”,且已由最初的300元,“一个月后长到350,半年后长到400,三个月后又长到了450”,但“每天要擦7间屋子——除了纸、床单,能擦的都得擦;洗衣服,一天到晚总在洗;做饭,假日一人吃一种,经常一顿做好几种——甭管好吃不好吃”。以至她感到工作中最高兴的事是“少一个人吃饭”。

  至于心理感受,不少受访者更是用“象笼子里的小鸟儿”,“太乏味,太孤独,太封闭”,“都快变成不会说话的哑巴了”等话语来表述。繁重的体力支出,乏味的工作内容,没有边界的超长的工作时间,加上巨大的心理压力,获取的只是四、五百元的血汗工资。保姆的“价廉”,可见一斑。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保姆职业进入的低门槛:从未做过家政服务,亦毫无城市生活经验者,只要会做一般的家务,甚至连家务活儿也不怎麽会做,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在北京找到一份保姆工作,然后由雇主进行培训。家政公司一般并没有什麽培训,而更多地是充当中介——无论是求职者还是求雇者,交50元钱,负责给介绍3次工作。实际上就是给双方提供一个见面的场所,彼此看中意了就签合同。作为担保,家政公司会扣押雇工的身份证和雇主预付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待合同期满或中断时再进行交割、结算。4

  20年前,保姆职业低门槛的一个极端例子是:一位同事请了河北山区一个14岁的小姑娘来帮助照看1岁多的孩子。由于第一次出远门的新奇、紧张和劳累,小姑娘到达雇主家的当天夜里居然尿了床。

  对小保姆进行培训的过程,就是同事的妻子先给小保姆当“保姆”的过程——从教她洗手、洗头开始,甚至亲自动手帮她洗澡,因为在此之前,她从来就没有洗过澡。那时,小保姆的月工资是15至20元。

  现在大多数雇主家庭的生活条件尤其是住房条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工资也翻了20倍。但保姆职业的低门槛状况却没有大的改变,因为当年经过了培训,已成熟手的安徽小保姆已大多转行;替代她们的是四川小保姆,继而是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内蒙古……直至今天的甘肃保姆。一位22岁,跟奶奶住在一起的大学生受访者说,“我奶奶去家政公司找了个保姆,甘肃的,30多岁,好像也没什麽文化。奶奶让我教她怎麽使电器,教了3天了还没学会煤气开关,她说那是‘机器火’,害怕,不敢动。我总担心家里哪天会(因为电器使用不当而发生)爆炸。”

  另一位57岁,罹患晚期肺癌的受访者老陈说,“这3个月里一直和保姆生气。换了好几个。用的长的是个17岁的小姑娘,家政公司介绍的,甘肃人。吃了3个月的熬白菜,什麽也不会干,也不学,不用心。后来弄得我都有点烦了。我是个邋遢人,没有什麽要求,但是她什麽也不干,不让她扫地她连地也不扫。昨天闹肚子主要是早晨煮的牛奶晚上喝了,小保姆卫生也不大注意。拉了半夜,根本就走不了路,用学行车蹭着走。我身体这样,成天吃熬白菜,更养不起来了。她鸡鸭鱼肉都不会做,我想吃丸子,问她会不会做,说不会;问会做什麽,说‘会做肉片片’。我有时不得不准备罐头。”

  据笔者观察,北京“好歹说的过去”的住家保姆应该是求略大于供,“质低”的问题也比较突出;而小时工则略属供大于求,“质低”的特点也没有那麽明显。对雇主来说,用小时工安全、无需住宿且能保有隐私;而对保姆来说,小时工收入高、自由且有下班时间;加上双方都认可的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以至小时工发展迅速,“过得去”的住家保姆则愈益难求。

  小时工2002年的工资一般是每小时4至5元,2003年最低工资标准出台后为5至6元。“前几年在外国人家里做是每小时15元”,一位江苏籍、有在外国人家庭工作经历的小时工说。5小时工的工作特点是活儿集中,且边界相对清晰。一般可分为脏、累、重的,如打扫清理厨房和卫生间;责任大的,如接送孩子;有一定技能要求的,如做饭等。

  小时工挣得会多些,如按每天8小时,每月25天算,应有千元以上的收入,但需精打细算地刨去租房和吃饭的开销。事实上如果有活儿做,她们是宁肯每天做12甚至14个小时的,而实际情况往往是“做不满”。“保姆稳定不自由,小时工挣得多些,但不稳定。”“非典”期间北京的居民住宅小区一度实行封闭式管理,楼群间不能自由出入,致使大批小时工失业半失业。

  小时工挣血汗钱的特点更加突出,一位四川籍小时工伸出骨节粗大变形的手说,“我不用剪指甲,成天洗洗擦擦的,又是泡,又是磨,指甲根本就不长”。一位身高不足1米5的安徽籍小时工说,“我不愿意休息,也不敢休息,因为只要有一天不去干,第二天绝对就爬不起来了。”

  绝大多数小时工都有过做住家保姆的经历,也有一些住家保姆在不耽误雇主活计的情况下兼做小时工,前提是雇主同意。有的雇主为了留住用得理想、顺手的保姆,还会主动为她们寻找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防止其跳槽。

  2,频繁流动的保姆职业群体

  保姆流动既指离开保姆业,改做其他;也指保姆在不同雇主之间的转换。由于保姆业是家务劳动的延伸,女性有着天然的优势;又由于雇主能提供吃住的方便且相对安全,故极易成为初入城市农村打工女性第一份工作的首选——但往往也只是其落脚点和过渡,一旦有机会,多数年轻的女孩子会选择离开。某种程度上,保姆业是进城农村女性这支“应急劳动大军”的“收容所”、中转站和蓄水池。

  保姆在不同雇主之间的转换则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进入雇主家庭之前的选择和试用期间的磨合阶段。这一阶段保姆急于进入,又被雇主横挑竖拣,相对被动;试工期间也常因雇主不满意而被辞退。但待立住脚后,保姆再想跳槽时,则往往是雇主相对被动。而总起来看,更多的时候似乎还是保姆炒雇主。譬如,2000年由“打工妹之家”组织的一项针对北京地区外来女性务工(经商)者的问卷调查中,23位自填“家庭服务员”者在回答“被解雇和自己主动辞换工作的次数”这一问题时,只有3人说自己有过被雇主解雇的经历;而有自己主动辞换工作经历的则高达10人(其余的人未回答),其中辞换3次以上者即有4人。而仅有的3位有被雇主辞退经历的调查对象,同时也都有自己主动辞换工作的经历。这组数据虽然也不具有统计推论意义,但仍可为笔者的感觉提供佐证。6

  “炒雇主”的原因很多,但不外“工资低”、“条件差”、“活儿太累”、“与雇主的关系不好”及发生了冲突等等。正如28岁,已做了12年保姆的四川籍受访者小淑7所说,“好多人跳,跳来跳去”,“自己有能力可以走,不满意也可以走。自己跳,一拨一拨的,你走了她再来,然后她再走。”“一比较,就有了感觉,可以挑。一般是刚开始挺高兴,后来有了矛盾或者不满意,就再找。”

  “跳”成为一种常态,既是相对于雇主来说,处于弱势地位的保姆们的一种“日常抵抗”,即把频繁的跳槽当作“弱者的武器”来使用(J.Scott ,1985);更是实实在在的选择,因为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有时候颇似“找对象”,遇到了可心中意者,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工,都会觉得是一种缘分,是幸运。

  但保姆跳槽的成本相对低,而雇主选择的成本高。这是因为不同的雇主要根据自己的要求对保姆进行培训,费时费力;需要照顾的老人、孩子或病人又有适应磨合的心理成本。而保姆换个人家相对容易,虽然其中也不乏盲目、茫然和风险;但只要走过了3个人家,以往的培训和经历就转化为资本,她们也就学会了比较、选择和讨价还价。所以,一般保姆是越跳越精,越跳要价越高;而雇主往往是越换要求越低,直至退而求次,甚或凑合了事。这恐怕也是保姆炒雇主的频率高于雇主炒保姆的频率的主要原因。

  除了象家政公司这样的“正规渠道”外,更多地为保姆跳槽提供心理支持和实际支持的,是保姆群体的亚文化,以及保姆和与保姆相关群体之间非正式的支持网络。保姆群体亚文化最外在的表现之一,就是保姆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议论和比较雇主的优劣短长,其中既包括雇主家的条件,亦少不了对其道德的评价。而这些都极易诱发保姆理性或非理性的跳槽冲动,并使她们最终学会“抵抗”和选择。

  为保姆的跳槽提供信息和其他支持的非正式网络除亲友和老乡外,也包括她们在城市工作期间新建立的社会关系,其中与雇主的联系也是重要的资源。如请曾经的雇主帮忙找工作,或是雇主请原来用过且关系不错的保姆为自己及亲友再推荐保姆、甚至帮着从别的雇主家里挖人。调查中发现,在频繁流动的保姆大军中,也沉淀下一批做得很好且相对稳定,堪称保姆精英的“职业保姆”,她们大都干了10年、8年以上,都给雇主“撑着一摊儿事儿”,当着半个或一整个家,亦即身兼“管家”角色者。其实际收入高于普通保姆,有的还有工资以外其他的一些“福利待遇”。如一位32岁,多年来一直从事保姆工作的江苏籍受访者说,雇主给她的工资是400元,主要给老两口做饭;顺带负责接送老人的外孙女上学,老人在国外的女儿再付她50美金;有时再去打打钟点工。雇主还允许她在北京打工的丈夫节假日和周末也住在家里。8

  3,雇主对保姆的刚性需求

  绝大多数保姆从业者都说自己并不情愿做保姆,而是“迫不得已,只能做这个”,“暂时先干着,有了机会再说”。包括认为保姆职业并非没有优势和自述“在工作中有乐趣”者,以及表示跟雇主关系“处得很好,就像一家人一样”的受访者。究其原因,一致的说法是保姆“没身份、没地位、没发展”。具体到对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的负面评价,三、四十岁的会说是“在人家家里,端别人的饭碗,寄人篱下”。20来岁的年轻女孩子则用“太‘圈’”,“闷”,“不自由”,“没耐心的人呆不下去”来表述。

  此外,工作和生活空间高度重合导致的工作边界不清晰,“受控制的时间安排”(2001:161)导致的休息没有保证,以及“没有机会认识男朋友”、“没有时间谈恋爱”等,也都是不愿意做保姆的理由。即使那些“保姆精英”,也大多说不愿意做保姆,因为“保姆越老越不值钱”,保姆“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障”。

  反倒是一些文化程度更低或年龄更大的受访者,对做保姆表现出相对平和的心态。如37岁,自述“没上过一天学”的安徽籍受访者玉芬说,“没觉得做保姆低人一头,伺候人。在这儿不管多少,也能挣点儿,比在老家强。很知足。累是累点儿,也比在老家种地强,总有收入。就是想家,觉得离得太远了。”

  不愿意做保姆的女性农民工可以改做其他。而雇主则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们对保姆的需求大多带有刚性的特点。

  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功能社会替代的不足,城市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以及大批农村廉价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不论是1949年以前还是改革开放以前,都只是极少数人才能“享有”的保姆服务迅速普及,进入了千家万户。保姆业成为城市的一项产业,北京市仅以保姆中介为主的家政服务公司就有近千家9.至于春节前“京城保姆‘断顿儿’”10、“非常时期保姆告急”11等报道,更是年年都会念的老经。

  根据笔者的调查,在北京请一个住家保姆需支付以下成本:工资、奖金加食宿费及部分日常生活费用600——1000元;提供单独或至少能与成年异性区隔的居住空间;一般需有一位“主事儿”的家庭成员负责对保姆的管理工作,即承担区别于“一线保姆工作”的“二线保姆工作”;还需计入陌生人进入的人际紧张和安全风险等心理成本。所以,住家保姆的雇主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中等收入以上者;二是收入一般,但由家庭成员共同出资,为家中的老人、病人等雇请保姆者。低收入家庭请不起保姆,但大多有待岗或提前退休的家庭成员,自行化解了“保姆”的需求矛盾。至于下岗或领低保金的家庭,就更不是请保姆的问题,而是考虑自己是不是也要去做保姆了。

  保姆工作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家务劳动为主,多由小时工承担;一类以照料人为主,多由住家保姆承担。如果说一般家务劳动的需求还略有弹性的话,照料人的工作即住家保姆的需求则是刚性的、不可替代的。

  一位52岁的女性雇主说,她单独居住的父母都是普通职工,退休金(母亲为退养)加起来有1500元。“没有能力也从没想过雇保姆”,但母亲75岁以后,逐渐丧失了自理能力,父亲则因严重的哮喘病,“连一壶水都拎不起来了”。想到请人时,母亲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一个陌生人来家里,因为“她有心理障碍,‘不会使人’”。于是先找了父亲那边的一个远房亲戚小兰。母亲习惯了把所有进入家庭的自家之外的人“都当客人来待”,所以经常是小兰还在呼呼大睡,老太太已经颤颤巍巍地为她买好了早点,然后再抱怨“谁伺候谁”。“3条鱼她一个人就吃两条半,我们俩一共才吃(得下)半条;到月还得啪、啪地给人家点钱(给付工资)!”老太太心理不平衡。怕不给小兰喝牛奶“不合适”,母亲忍痛断了老两口的牛奶,“父亲又不干了,俩人天天吵”。后来换成了母亲的“娘家人儿”、近亲小英。小英“勤快、能干,嘴儿也甜”,但只能每年冬季来;此外发现小英手脚不大干净,“药、海米,连筷子都偷着往老家拿。侧面问了问,还把她得罪了,冬天也不来了”。儿女们轮流跑了大半年,“全都盯不住了”,父亲不得不拍板儿,找了一个苏北的保姆小刘儿。“谁知道就在小刘儿进家的当天晚上,母亲高烧40度,送到医院抢救,一晚上就花了1600块钱”。事后,母亲说她“一见小刘儿,头嗡地一下就大了,病就是打这儿起的。”母亲病好后,终于接受了已成既成事实的“‘生人’保姆”,而一旦接受了,就再也离不开,以至每到小刘儿要休息的那一天,“老两口恨不能都犯高血压”。“其实,我们5个兄弟姐妹中已经有两个退了休。但谁都有一个家,家家都有一堆事儿,常回来看看没问题,天天盯着还真不行。还有,我大嫂说了,‘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我们也到了快要人伺候的岁数了’,所以,只能大家凑钱给老人请保姆。”

  这是迫不得已,老年人被动雇请保姆的典型案例。年轻人则觉得请保姆顺理成章,而需求同样是刚性的。一位由保姆小云照看4岁女儿的女性雇主说,“作为离异后的单身母亲,职业女性,有了保姆我才真正有了身心解放的感觉。小云使家成了一个家。在这个家里,我更像爸爸,出去工作;小云像妈妈,照顾孩子,也照顾我,使全家享受到女性的呵护和家庭的温馨。这个家里可以少了我,但绝对不能少了小云。”

  以上还都是在一般情况下的需求。遭遇特殊情况,如因患病、突发意外等陷入困境,急需要人照料之时,家庭成员之外,城市人惟一能够求助的渠道,也只有请保姆这一条路。而找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亲戚“帮忙”,都不过是变相地雇请保姆。特殊情况下的保姆需求,其刚性特点尤其突出。

  譬如上述57岁身患肺癌,“吃了3个月熬白菜”的老陈,即不幸陷入了人生的困境:夫妻俩一年内先后罹患癌症,同时住院;独生子在外企工作,几乎不能请假,若因辞职断了收入,更难以支持高额的花费;老母亲顾不上照顾,在他们住院期间故去;老陈一个妹妹在国外,另一个身为医生、工作繁忙的妹妹负责为其跑医院、联系治疗等事宜,妻子的治疗事宜则由妻妹负责。此之外,老陈再没有其他的亲人。夫妻俩的日常生活及病中护理只能全部依赖保姆,其最后的生命质量也因此与保姆息息相关。

  三、对保姆与雇主关系的描述

  (一)双方的理解和角色期待,

  转型期保姆与雇主的关系面临着双重的紧张:即主雇之间大量日常的零距离接触,以及在城乡隔绝背景下,城乡两种文化的面对面碰撞。而双方的理解和角色期待则直接影响着关系的走向。

  保姆与雇主关系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今天,二者关系最大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的城乡二元格局。这一点是解读保姆与雇主关系最重要的“密码”。离开了这一点,一切解读都是文字游戏。访谈中笔者发现,无论保姆还是雇主,凡涉及到对对方的理解和彼此关系的评价时,一个如影随形般凸显的背景就是城乡二元、亦即城市、城市人和农村、农村人的分野。这一点是如此强烈,以至相比之下,具体的主雇关系有时反倒显得苍白和淡化。譬如,凡“好雇主”和“好保姆”都是特定的,如张姓雇主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小梅姑娘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最勤快本分的保姆”;而“不好”的保姆和雇主则统统变成了一般的“农村人”、“城市人”。“农村人不都这样儿吗?借钱不还”:“城里人就是算计你,脸上还对你笑”。彼此的隔膜与偏见,昭然可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保姆与雇主之间在心理、文化上的认同与排斥,多可在城乡差异的背景下加以观照、透视。由此也就带来了问题的另一面,即长期的城乡隔膜,一旦走进同一个屋檐下,面对面地接触、互动,彼此带给对方的感受和震动也是巨大而深刻的。其中既有雇主对农村相对落后的鄙视,也有震惊、沉重和对普通农村人命运的理解与同情;既有保姆面对城里人的陌生和排斥,也有对城市文明的新奇和向往。在此基础上,他们尝试着彼此沟通、走近对方。那麽,作为雇主的“城市人”和作为保姆的“农村人”又是如何相互理解的呢?概括地说,不少雇主都觉得保姆“不易”,“十几岁,还是个孩子,就出来挣钱,不容易”。“挣了钱一分也舍不得花,都寄回去给爹妈治病,供弟妹念书,想想真是够不容易的”。那些已婚者则“舍家撇业的,扔下孩子,一年到头见不着,一接电话就掉泪儿,也是忒不容易”。

  理解的背景是与城市的比较,“北京的孩子这麽大,(有的)交了几万块钱赞助费都不好好上学”,“我孙女跟她们岁数差不多,连碗都不知道怎麽洗”。然后又是反向的比较,“不易归不易,要是不出来,谁一个月给好几百块钱?美得呢!”

  有意思的是,作为相对弱势方的保姆却往往用“可怜”描述他们具体接触到的城里人。“城里人不也可怜?早上8点上,晚上5点下,还不是从早干到晚?有没来过的,以为城里人享福,其实城里人也不容易。”谈到自己的照护对象,她们更是经常把“可怜”挂在嘴上,“老太太肿了,脸都亮了,脚穿鞋穿不进去,穿老头的大拖鞋。腿也肿,蹲马桶半小时尿不出来,真可怜”。原来做住家保姆,后一直做小时工的玉芬说。来自安徽无为,在一户人家干了20年,已经67岁的桂珍谈到她曾经照顾过的身患脑血拴、半身不遂的男性雇主时说,“他脑子里什麽都清楚,信也能写,就是腿动不了。他说‘我性急,它(病患)非不让我起来!’有一天他让我搀他去3楼,我说上3楼干什麽?他说‘我要跳楼’,我说那我不是犯罪吗?我不能去。他又说‘我哪天一头撞到火炉子里去’,还说‘生了病的人,(应该)给他一个子弹’。你说可怜不可怜?”

  这里,频繁被提及的“可怜”除了同情之外,也不乏作为弱者的保姆在比自己更弱势的照护对象身上,找到了施助者的优越感——这是她们挣钱之外,工作的核心价值所在,即付出了难以承受的辛劳、汗水,也期望得到肯定、承认和尊严的回报。

  来自乡下的保姆“不易”,住在北京却需要别人照顾的雇主也“可怜”,正是这一再简单不过却又是深深地根植于人性基础之上的理解和同情,沟通了城里人和农村人同作为人的善意与良知,也维系了保姆与雇主关系的基本走向。

  小淑的雇主说,“我这个人也不是诚心对人多好,她们也不容易。小淑16岁出来,又供弟弟妹妹上学。我身体还好,用不着一天到晚伺候着我,她能挣点儿就挣点儿。出去打小时工,开始还是我帮她联系的。我说只要不耽误我的事儿,外边的活儿你随便做,挣多少都归你,我这里工资照付。去年她妹妹考上了中专,学护理,学费紧张,我让儿子们赞助,小儿子给了1000元。”

  工作和日常相处中发生了一般性的矛盾、冲突,也常常是由“不易”和“可怜”予以化解。老年桂珍说,“吵了架,老头子(男雇主)让我走”。“第二天早晨我收拾东西就要走,他哭了,不说话。后来说‘你走了我怎麽办?’看他可怜,我就又留下了。”

  至于角色期待,则主雇双方都是首先把“安全”、“可靠”作为共同的前提条件和底线要求。此外,雇主对保姆最主要的角色期待是“老实、肯干、能吃苦”,保姆对雇主最主要的角色期待则是“友善、和气、通情达理”。前者反映出雇主更多地还是在简单劳动力的层次上要求保姆,对其技能并不特别注重;而后者更关注与雇主的关系本身,反映出她们对良好的主雇关系及获得自身人格尊严的敏感和期待。与一般雇佣关系中买方首要看中能力,卖方首要看中薪酬和待遇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点也从侧面反映了保姆行业初始的不成熟状态,以及保姆与雇主关系区别于一般主雇关系的特点,譬如双方对安全风险的高度预防,对人品、道德的特殊要求等。

  (二)不同的关系类型

  由于雇主的同质性并不强,而同质性相对较强的保姆的个体差异也很大,所以,具体的保姆与雇主关系可以说是千姿百态。根据观察,笔者将其概括为4种类型。

  1、矛盾、冲突型

  保姆与雇主之间的矛盾是大量的、经常的。因为小到菜做得咸了淡了,大到工钱给得多了少了,甚至“一句话、一个眼神儿”,都可能引发矛盾。但属于工作层面的问题和矛盾较好化解,即使最终因彼此的不适应解除了合同,只要能“说开”了,也不致对彼此的心理和感情造成大的伤害。

  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大多关涉一方或双方的权利。譬如安全受到了威胁,权益受到了侵害。其中,最能对双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对雇主来说,是保姆“手脚不干净”,以及其他方面的“不老实”;其次是“干活偷懒”,亦即工作态度不端正。而对保姆来说,则是雇主的“虐待”和“歧视”。

  用过多个保姆的一位雇主说,“农村出来的(保姆)贪得无厌,品行有问题。(其中一个)有一次说丢了100块(钱),哭,我说算了;第二次又说丢了几十块,其实没丢。这种人别说不能干,能干也不能留。”一位江苏籍保姆则说,“小市民请不起保姆,迫不得已请人,也是百般虐待,(使保姆)没得自由。趴到床上问隐私,还说是关心。这样的人,对不起,不伺候!”

  由于辞换不满意的保姆和雇主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实际当中,几乎都没有障碍,所以,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冲突大多止于雇佣关系的解除。据保姆小型座谈会上的讨论,与会者经过激烈的争论,认为保姆与雇主的关系中,“很差"和”很好“的都只占10%左右,其余为”不错“、”一般“、”凑合“。这10%”很差“的,即为”矛盾冲突型“。

  发生了显性或潜在的矛盾、冲突,但雇佣关系尚存续期间,对双方都可能造成伤害,而一般情况下,是对作为弱势方的保姆的伤害更大。她们的反抗方式除了最终的跳槽外,还有怠工、闹情绪、“找人评理”或“把事情(往往涉及雇主的面子和隐私)抖搂开”的威胁。此外,对雇主的道德品头论足,也是保姆们发泄不满的一种方式。而百说不厌的话题一是雇主的“抠”:“打过两次长途(电话),还从工资里扣(了电话费)”:“打长途电话都是(我)自己买卡,那也要从工资里每月扣10元市话费”:“让我去给自行车补带,没给钱,我要的时候还说‘不就2块钱吗?至于吗?’”。二是说雇主的虚伪:“不高兴冲我发脾气,事后会‘花言巧语说服你’”:“假心假意,问家里缺什麽,农村缺什麽?就是缺钱”:“(我)生病时(雇主)出于不好意思会敷衍一下(表示关心)”:“生了病会着急给药吃,因为怕没人干活儿了”:“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用公费医疗一箱一箱地开药,全家吃”。一位年仅17岁的安徽籍小保姆对其雇主的评价最为苛刻:“他们是‘上班君子,下班小人’,是‘空有虚壳的人’”。“品头论足”之中还会夹杂对雇主隐私的议论和传播。

  评价有着雇主和城里人“双重身份”的雇主的道德,是一种“发言”的权利,保姆们在其他方面少有发言权;对雇主的其他方面也少有发言权,于是偏重对雇主的道德说三道四似乎就成了她们的“专利”,也类似“弱者的武器”,她们会从中找到共鸣,同时获得一些心理平衡。

  极端的恶性冲突关系在媒体上时有报道,但笔者在访谈中并未发现。为了对此类事件有所了解,我特意对曾因遭受雇主虐待而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王丽12进行了访谈。据王丽讲,她17岁刚来北京做保姆时,因“替孩子把尿时不小心吵醒了孩子”,没经验“给孩子抹错了防晒霜”等“小过失”,多次被雇主“用脚踢、用手打”,甚至“用针扎”。此事被媒体披露后,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王丽诉诸法律并打赢了官司,但因雇主出国而未获应得的赔偿。事隔两三年之后,善良的王丽说她“还是不知道恨人(雇主)”,而“只想多学点东西,长本事”,因为“有了本事才能保护自己,才不会受欺负”。

  据笔者观察,此类恶性冲突多发生在年轻的打工妹初入城市,尚不具备基本的城市生活技能和经验的情况下。由于自身缺乏维权意识,社会的支持、保护又远远不够,致使保姆权利受损。访谈中自述受到雇主歧视的案例,如“干活儿老被看着”,“丢了东西怀疑我”,“被看作佣人”,“在雇主的冷眼和指使下干活,在雇主的欺侮和虐待下工作”,“每一分钟都包含着屈辱和泪水”等感受,即大多出自那些刚来的“新保姆”,“小保姆”。

  还有一种矛盾冲突关系,即多数情况下是由于雇主(少数情况下也因为保姆)的苛刻、挑剔、“高标准”、“不凑合”而引致的“换人”(“换人家”)大战。一位50岁的女性雇主说,她婆婆“瘫了3年半”,家里足足“换了近200个保姆,有时一天就换一个”,结果还是“没有一个完全满意的”。这类雇主(保姆)与保姆(雇主)相处时,往往都是矛盾丛生,冲突不断。

  2、理性雇佣型

  访谈中发现,绝大多数、亦即最一般的保姆与雇主关系可以用“理智雇佣”来概括。这里的理智分两个层面:首先,无论雇主还是保姆,尽管是在一个屋檐下的朝夕相处和共同生活,但心底仍会将其关系的本质清楚地定位于劳务和酬金的交换。但这种交换又不是简单的一手钱、一手货,更不是市场上即时的交换,而是有着更复杂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更长的时间过程。为既节约成本,又争取收益最大化地完成这种交易,便产生了一种理性基础上的策略。我将其称为“善意的策略”。简而言之,雇主需要、尤其是需要他们认为相对理想的保姆为其服务;而保姆需要她们认为相对满意的雇主家的这份工作。于是,“找到和留住好保姆”;相应地,“找到和留在好人家”就成了雇主和保姆最简单又是最实际的目标。“不好好待保姆她不可能好好干,更不可能留下来”:“不好好干也不可能保住想要的工作”,就成了雇主和保姆的共识。彼此颇像一个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的“合作”和为了实现合作的策略也随之应运而生。

  “善意的策略”对雇主来说既包括工资之外再酌发奖金,馈赠礼物;也包括“做”出来的和发自内心的尊重、关心——因为“不被尊重的保姆也不可能尊严地为你好好工作”,这无疑是既能说服别人更能说服自己的显而易见的道理。来自保姆的“善意的策略”则主要是按雇主的要求积极主动地努力工作,好好表现,力争让雇主最大程度地满意。

  雇主和保姆的策略目标开始大都是中长期的——雇主对可心的保姆恨不能留到“永远不再需要时”为止,为此他们会采取一系列策略行动。多数情况下是善意的,或至少出发点是不错的。譬如考虑到保姆的发展,会让她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些技术;许诺将来为她们找工作、找城里的对象等。但冲突发生时,由于期许并非都能实现,所以也难免被指责为不负责任地“哄人”、“吊胃口”乃至欺骗。保姆的策略目标因人而异,但借此积累尽量长时间留在城市的资本是大多数人的期待,操作层面上则往往呼应着特定雇主所拥有的资源,从找工作、找对象到各种信息、机会的提供。在保姆与雇主主要以策略为基础的“合作关系”格局中,二者的地位自然是不对等的,这是因为保姆能用来与雇主所拥有的诸多资源进行交换的,惟有自己的劳务。在试错的过程中,许多保姆放弃了对特定雇主的中长期期待,因为她们发现许多雇主私下里许的愿往往靠不住,而将其策略理念转为“努力应即时得到回报”。其中,精神的回报非常重要,譬如荣誉和尊严。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她们还需要礼物,因为礼物可以带给她们心理上的满足;需要帮助解决一些困难,有时候是自己的,更多的时候是家里的;此外,她们最需要的还是涨工资,加奖金,年节付加班费。因为说到底,钱才是她们最最需要的,否则,“不是为了挣钱,谁又会出来当保姆呢?”;小淑的雇主说为了小淑的发展,“同时也为了让她安心”,鼓励她一边工作,一边拿下了烹饪师证书和按摩师证书,并在自己的亲友和社会关系中为她介绍客户,然后滚动扩散,以至被小淑服务过的客户“已超过一千人次”。小淑说,“奶奶每月给我的工资是460元,8年前就是这个数。如果不让我出去做按摩、足疗保健和修脚、刮痧,这点儿钱我早不干了,早到南方工厂看机器去了,在南方可以挣一千多。”学了烹饪,小淑更是让雇主一家人受益多多。“小淑做的菜比饭馆儿好吃多了,我孙子总吵着吃她做的丸子和大虾,每个星期都要来”。每遇家中请客,“小淑一会儿工夫就能做出一桌菜来,客人们都夸奖”。此外,“为奶奶按摩是经常的,当然不再付费”。保姆和雇主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得了双赢的效果。

  保姆和雇主是搏弈的双方,合作和冲突原是题中应有之义,彼此讲究策略也是合乎逻辑的结果。保姆和雇主还有一种高度默契的共同的策略,即互做“感情秀”。这是本研究的有趣发现。譬如“你就像我的亲孙女儿”,“那我就把您当亲奶奶了”:“我要是有你这个女儿就好了”,“那我就做您的干女儿吧!”。这种话语多数情况下是真诚的,但也容易使人萌生期待,而“感情”越深,期待也就越多,不能实现时,反易产生矛盾。小淑就说过不止一次,“(雇主)奶奶老说把我当亲孙女儿,那我们家那麽困难,为什麽不帮一把?”

  “理智雇佣型”保姆与雇主之间的矛盾也是大量的、经常的,但大多在雇主家庭内部就被及时地化解了,其中当事人之外其他家庭成员的协调作用是普遍的,可谓功不可没。玉芬说,“(做住家保姆时)我在的一家,爷爷重视我,奶奶脾气大。有一次刷厕所马桶,老太太要省水,要用澡盆里存的剩水冲。我不知道,放水冲了。老太太就抄起一个小塑料盆儿打我的头,打了个包。我没跟她吵,自己掉眼泪。爷爷说,‘知道你委屈,她有神经病,别理她’。遇到老太太不讲理,她儿女回来都会道歉,说‘玉芬对不起’。老太太不让我用她家的洗衣粉洗我自己的衣服,她小女儿就买来洗衣粉偷偷地给我,让我藏起来慢慢用。她还说老太太去过西藏,落下了毛病。现在80岁了,跟自己家人也吵。有时过年过节,爷爷会给50、100(元)的,说别让奶奶知道。”

  冲突的解决则相对困难,但最终还是免不了一方或双方的妥协——如果雇主还想留住这个保姆,或保姆还想保住这份工作的话。冲突发生、化解、平息的过程也是主雇双方反复博弈的过程,往往充满了复杂微妙的矛盾,其中不同观念的错位和碰撞颇具普遍性。如小淑的雇主扣了小淑探亲期间18天共计275元的工资,小淑不能接受。说争的是“这个情,这个理”,雇主说不服气“可以找律师,律师费、路费我都出”。小淑说“(临走)借(给我)4000元还让我打借条?不行我从这4000元里扣,少还她275,还要把这事儿写出来交给她最好的一个同事,让别人也知道是怎麽回事”。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有一段还挺紧张,前后共持续了两个多月。后来小淑给雇主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写了几页至十几页不等的长信,“说出了自己想要说的所有的话”。最终,瞒着老太太,雇主的大儿媳给了小淑300元,小儿媳给了500元,在外地的女儿也明确表示了“这钱不应该扣”,事情才得以平息。这里,起作用的有雇主儿女们的“通情达理”:也有小淑为其三代人服务8年,且身兼‘管家“的资历、资本;更有雇主家人对小淑留下来继续工作的需要。

  需要说明的是,理智雇佣关系中抽象出来的“策略”更多地只是一种描述的需要,实际当中二者的关系基本上可以用“友善相待”来概括,虽然其中也仍然可以再分为“不错”、“一般”、“凑合”等不同的层次。

  3、依赖、依恋型

  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老保姆对雇主大多“有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的话(唐灿、冯小双,1996:49—54),那麽,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象北京这样一些大城市的情况则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即由保姆对雇主的依附日益变为雇主对保姆的依赖。这也是笔者自认为在本项研究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具学术价值的发现之一。虽然这一现象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已经是司空见惯。

  雇主对保姆的依赖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最突出之点是,转型社会中的城市居民对保姆服务的需求市民化。而今,雇佣保姆不再是身份和特定生活方式的象征,而是大量市民生活所需,它不再具有符号的意义。正是北京已进入老龄社会的现实(宋健,2002:286),促成了这一富有戏剧性的转变。需要照料的老人们已越来越离不开保姆。雇用了一位湖北籍县办企业下岗女工小吴的雇主沈臻说,“城市老人的问题很大,象我,一日三餐,要我自己买、自己做,都做不到了,不可想象。我们老两口都80岁了,儿女根本指不上,我常说自己是精疲力尽、苟延残喘,反而要指(着)保姆,依靠保姆。我跟几个阿姨讲,‘我老了,想找个依靠,我就靠你了。’”

  一位四世同堂家庭的61岁女性受访者说:101岁的母亲本来由已经退休的她和丈夫加上小孙女的保姆共同照料,但老人100岁时意外骨折,便不得不专门为她再请一个保姆,因为“她一分钟都离不了人,前天夜里光起夜就7次,昨天是11次。一个保姆全天候都忙不过来,白天我们还要倒换着让保姆睡一会儿”。“儿子在高科技公司,出差的箱子随时预备着,半夜里一个电话,拎起就走;儿媳妇在银行,天天晚上对账,差一分钱核不上也不能回家,俩人都是早出晚归,家里根本指望不上。老伴儿已经68岁,高血压,能管自己就不错。我做保姆的二线工作都忙得转圈儿。没有保姆,老人、孩子和这个家都不能想象。”

  被照料的老人中,有的对这种依赖颇为无奈;有的则将其一并转化为对保姆精神和感情上的依恋;还有的甚至将这种依赖和依恋内化到了骨子里。桂珍的男性雇主是笔者尊敬的长辈,十几年前患病后我前去探望时,他曾哭着对我说,“天太热,又动不了,身上太难受。实在没办法了,我跟保姆说,‘我的大女儿只比你小两岁,你就当是我的女儿,我没有、也不要脸了,你给我洗洗澡吧,就当我是一头猪。’”我做保姆研究的最早的冲动,或可追溯至此。

  一位57岁的男性受访者则说,他父亲病重的最后一年,一直是依赖一位河北籍的小保姆照顾。没想到小保姆回家相亲的那几天,父亲竟拒绝别人喂饭,“我喂不吃,我姐姐喂也不吃。一个星期以后就去世了。”

  在高度依赖保姆的过程中,雇主家庭特别是被照料对象与保姆之间往往会有一种类亲情的产生。桂珍在她的男性雇主去世之后,继续留下来照顾女性雇主。两个人“相依为命”,产生了不似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桂珍的儿子患病住院,雇主前后共资助了7000元。雇主87岁去世后遗体告别时,桂珍哭得比谁都伤心,“连奶奶(雇主)的亲弟弟都说,‘(我)84岁的人了,没有眼泪了”,整个告别仪式上,“只有阿姨(桂珍)是真伤心’”。桂珍离开北京、告老还乡之前,笔者再次前去访谈。桂珍说“我天天都给奶奶烧香,跟奶奶说‘活着的时候你一天吃6顿饭,都是我做好了喂你,一顿饭喂40分钟也是它,喂一个半钟头也是它。现在你不吃我做的饭了,不累我了,可我心里好难受!’”;还说“我一看见相片上的奶奶笑眯眯的,就忍不住要流眼泪”。

  受过雇主虐待的王丽,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参加了农家女实用技术学校家政班的免费培训。受雇于新的雇主后,彼此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与她照顾的孩子更是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有一个机会去做高级家政,每月900元,在这儿是400元(工资),我都没走,因为孩子离不开我,我也放不下他,他才3岁。我8岁妈妈就死了,所以特别疼孩子。”

  4、亲情互动型

  保姆座谈会上,与会者说对保姆“完全不歧视”,真正能够“平等相待和关心尊重”的雇主“只占雇主总数的十分之一”;但“一般知识多、档次高的人对阿姨好”,“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对阿姨好”。

  这里,不论她们的判断是否准确,也更不可能简单地仅用文化水平来认定雇主对保姆的态度;但确有一些有着良好素质的北京人,自觉地摈弃了劳动等级观念和传统主雇关系中的上下、尊卑意识,对保姆真正做到了平等、尊重、关心、友善。

  有一些还在相处中建立了亲情互动关系。小云的雇主说,“小云之前我还用过一个女孩子小秋,也是处得像亲人一样。后来小秋想开店,我就帮她开了一家化妆品店,不大的小店。开始经营还可以,有一段不好维持,缺钱了我还给她钱。有时候我买了件新衣服,她看着喜欢,我就送给她,她也不客气。小秋现在已经有了男朋友,是个大学生,俩人租了房子。小云我将来也要帮她开个店,找对象也帮着参谋。小云、小秋之间有事儿也互相帮忙,像亲人一样来往。孩子幼儿园一放假,小秋接去住几天,小云带着出去玩儿,有时候还抢她。都是独生子女,小时候多两个姐姐呵护;长大了多几个亲人走动,免得孤独。我还想过,我身体也不太好,总想万一遇到什麽事,我都可以把孩子托给小云、小秋。她们肯定对孩子好,因为从小带过,感情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有一天我死了,也不担心孩子没人疼、没人管。”

  另一位性格开朗,快人快语的23岁小时工小萍说,“(做住家保姆时)我在的这一家孩子9岁,妈妈是中学体育老师,人非常好。男的在汽车公司,经商,是总经理。我们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后来孩子大了,我离开他们家去打小时工,也还去他们家做小时工。孩子跟我最好,我也喜欢他,我一去他就缠着我,什麽都说,两个人叽叽嘎嘎,在床上滚成一团。他们住一套两居室,另有一套一居室,单独的,3楼,朝南,本来是800块钱一个月出租,听说我租房遇到了困难,结果辞了给我,说至少让我住3年,不收钱。”座谈会上,一位江苏籍保姆说,“我的老乡跟雇主像一家人一样,不分你我。最感动的是老乡结婚后,已经离开了他家,还寄钱,去年还给了1000元。中秋节寄月饼,打箱,专门寄她爱吃的虾仁酥。”“还有另一家,也是阿姨已经不做了,(雇主)还帮阿姨培养儿子,买书,说‘有困难跟我说’。假期还让(阿姨的)儿子来北京,在他家住了整整一个假期。让孩子开眼界,接触人,复习功课。”

  (三)保姆与雇主关系中新质的出现

  访谈中笔者发现,在保姆与雇主这一特定的关系中,一些与传统家奴式、仆佣式和人身依附型关系完全不同的新质已经出现。具体表现为:

  1,对人格平等的追求

  桂珍说,“老头子(男雇主)病那几年,脾气怪。我做了面片儿,他不吃,让我倒掉。我端起(碗)腾、腾、腾就跑到厕所倒掉了。他说‘你他妈的——’,我说‘你骂人?你是共产党你骂人?国民党才骂人,我不伺候你!’他说‘我出了钱’,意思是骂两句就骂两句了。我说‘我出了力,凭什麽让你骂?我可以不挣你的钱!’他说‘你走!你现在就走!’我说‘我现在不走,不——走——喂!外面黑灯黑火,你让我睡大马路?’想想(他)解不出大便,都是我戴着手套用手(给他)抠,真伤心啊!”这是当年(80年代初)40多岁,没什麽文化的保姆对人格平等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格平等有的已成为保姆与雇主的共同追求。(9)小萍说,“我跟雇主一家人格平等。他们让我吃饭必须上桌,不上桌不行,‘押着’也得让你吃。他们教育孩子得法、有方,孩子有一次说‘你是钟点工,什麽都得干’,妈妈就让孩子向我道歉,说‘姐姐在帮我们’。洗衣服,裤衩、袜子不让碰,内衣内裤都是自己洗”。

  还是那个王丽,遭受过人生的挫折和不幸后,不是沉浸在过去的创痛之中,而是迅速地成长起来。她说到新雇主家工作后不久,“我就认真地对他们(雇主)说,大哥大姐,我有什麽做得不对和不好的地方,你们告诉我,当面指出来,我一定努力去改。但是我不希望在背后说我,议论我。如果让我听到了,我会走。”

  也正是这种自尊和努力,赢得了雇主一家的尊重和信赖。“他们说,‘刚开始那俩月我们还不敢说你,后来看有什麽问题当面说出来,你真地不生气,还认真地去做,我们干嘛还在背后说你呢?’”王丽说雇主全家包括孩子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都对她很好,“我回山西老家给母亲上坟,回来是大哥开车去火车站接我”:“孩子离开了两天,见了我兴奋,晚上11点还不睡觉”:“前几天回去看父亲,大哥大姐又买了专治风湿的药,让我带给父亲。”

  2,对个人发展的肯定

  保姆的个人发展已具有一定的空间。不仅保姆本人有发展的要求,一些雇主也对此持肯定态度。沈臻说,“每次小保姆到了我家,我首先给她预备书本、文具,鼓励她们学习。”一位81岁的男性雇主说,“我们家请了个家庭服务员,初中毕业。我看她聪明好学,做事也认真,就对她说,‘你就做我的助手吧!家里的书随便看,出去学习我们也支持’。以后家里再有客人来,我介绍时都说她是我的助手。后来我发现我的儿女们回来一次,她的情绪就低几天。问她为什麽,她说‘您4个儿女,8个大学生(加上配偶),我不丑不懒不笨,为什麽我就不是大学生?’我们就鼓励她自学了一段儿,然后考上了成人中专,取得了财会中专文凭。回老家以后在一个单位当了会计,干得很不错”。

  此外,象小淑雇主对小淑学习烹饪、按摩技术的支持,小云、小秋雇主对其开店的支持,也都是对保姆个人发展要求的肯定。王丽则说她“很珍惜现在这份工作”,因为除了关系处得好之外,“大哥大姐还支持我学习,说看好了学什麽,他们给我出学费”。

  3,对谈判资格的认可

  涉及权益等问题时,一是保姆有通过谈判争取和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二是雇主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保姆的谈判资格。桂珍年老后向雇主明确提出要“退休金、养老金”,雇主答应后又应其要求写下了遗嘱。雇主去世后,桂珍一次性得到“退休金”2万元。

  王丽所在家庭的“大姐”要出国一段儿时间,家里只剩下“大哥”、孩子和她。“想离开又放不下孩子”,于是王丽开诚布公地和大姐“谈判”,“本来家政有规定,不允许我们在没有女性雇主的家庭做事。可现在孩子只有3岁,换人肯定不习惯。您要对大哥说,我留下来的条件是大哥要保证尊重我,夜里我和孩子单独睡,奶奶和姥姥也要经常过问这边的事儿。”“大姐说,‘你放心吧,他(丈夫)是公务员,以后还要晋升;我也会嘱咐他,不会做不尊重你的事。”

  4,对权利的尊重

  多数作为农民工的保姆在权利方面还缺少各种制度保证,有些雇主亦能意识到这一点,对保姆应有的权利予以尊重。譬如,“非典”期间玉芬不能自由出入她打小时工的宿舍楼区,一位被因此停工几十天的雇主仍付给了她一半工资,理由是“她(遇不可抗拒的灾害时)没有什麽保障,不干就一分钱也拿不到。”另一位雇用一北京下岗女工的雇主除保证其双休日外,凡加班一律付双倍加班费,“非典”期间两个月没来,照付了全部工资1000元,理由是“是我们不让她来的”。

  四、讨论

  可以看出,在转型期的北京,保姆与雇主关系呈现出明显不同于国外相关描述的景象,其中,以新质的出现最具有认识价值。从这点出发,下面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一)保姆与雇主关系的社会背景解读

  1.转型社会中两种传统的并存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并存着等级制和民主平等的两种传统。

  (1)等级制传统。这是一种悠久而顽强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下,保姆与雇主的关系是传统的“主人—家奴式”关系。这在我们并不陌生,《红楼梦》和《祝福》中有生动的描写。这是典型的阶级关系的体现,毋庸赘言。这种传统最容易被教育水平低的市民所接受。

  (2)“新社会人人平等”的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来自意识形态和制度两个因素:1)1949年以来,主流意识形态主张的“新社会人人平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宣传深入人心;2)在制度上,又有一系列的让城市居民和农民打成一片的举措,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大学生下乡劳动锻炼,经常和贫下中农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这些举措涉及的是巨大的、社会规模的群体,而且历时颇长,它给几代人精神打上的烙印是抹不掉的,其沉淀而成的传统,尤其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最为明显。

  两种不同传统的存在,构成了保姆与雇主关系重要的社会背景。

  2.保姆服务需求的市民化

  如前所述,而今,雇佣保姆不再是身份和特定生活方式的象征,而是大量市民日常生活所需,它不再具有符号的意义。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在需方,是:(1)人口老龄化。五普资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13.高龄老人的日常照料和卧床护理的需求日增。(2)家庭规模小型化。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据五普北京市的统计,北京市家庭户规模在逐渐缩小,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9人,比十年前普查的3.2人减少了0.3人,三口人和两口人是北京市家庭户的主体。14家庭规模小型化的直接后果是,传统的代际之间日常生活的互相照料不再可能,从而增加了对保姆服务的需求。(3)妇女的普遍就业。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育幼模式和养老模式。(4)工作场所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使即使没有老人、幼子的家庭,也会作出拿钱买保姆服务,以省出时间的选择。

  在供方,则是,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农村没有出路的推力,以及劳动力市场巨大的差价。劳动力差价的存在是市民广泛选择保姆服务的经济学原因。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保姆与雇主关系就有了特定的、丰富的社会内容。

  (二)不同类型关系的人群特征

  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形成某种特定的关系类型呢?

  1.雇主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群,在他们人格的定型阶段,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多,容易形成平等型关系。(例子)

  2、主受教育水平高的人群,不但接受人人平等的教育多,而且深知教育改变命运的道理,他们最容易支持保姆发展。(例子)

  2.雇主文化水平低,又年龄在30岁左右的,他们从文字符号系统所受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相对较少,又在市场化大潮中长大,更容易从传统的等级文化中或职场关系中寻找关系模式,所以,较易形成矛盾冲突型或理智雇佣型关系。(例子)

  现今的中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社会规模的教育,又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这种在世界上独有的发展历程,使得理解中国的社会现象,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理论。在吸取西方理论有益成分的基础上,踏踏实实地搜集中国的经验材料,从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才是合理的选择。本研究可以认为是沿着这一方向的一种努力。

  综上所述,考察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可以从3个方面加以观照。

  2,社会转型与流动使保姆不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分工。

  正是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持续的大规模流动。而女性农民工中“保姆大军”的出现,应对的已不再是过去极少数人为保持贵族、士绅闲适生活方式的需要,而是城市人实际生活的需求。这些需求的社会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和女性的广泛就业。所以,保姆已更多地成为一种职业分工,而不再是身份的象征。此其一。其二,即使是作为一种职业,多数保姆从业者也不再把保姆作为终生的职业,而更多地只是作为过渡,作为人生的驿站,一旦有可能就向其他“更好的”职业转移。因为转型和流动使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也有着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职业和身份地位的张力与空间。

  为不少保姆所熟知的马小朵,就是在做了8年保姆之后,获得了大学文凭,嫁给了北京人,取得了城市户口,又最终被一所大学的成教学院所录用的。15有意思的是,小朵说她在出版社任编辑的丈夫每每说到下岗问题时,总是不无欣慰地说,“我妻子不怕下岗,大不了再去当保姆”。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包括小朵丈夫这样的北京人、知识分子心中,保姆确实已成了一种职业,而不再具有身份的象征。

  3,两种传统与多元文化并存,使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呈多元复杂状态。

  我们的社会既有封建传统的影响,同时也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而后者往往为人们所忽略。譬如半个世纪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对剥削制度的批判和对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人人平等的教化,在社会中一直被广泛认同。反映在保姆与雇主的关系上,人格平等的理念也早已深入人心。但实际存在的等级悬殊和阶层壁垒,使封建社会的等级文化依然有存留的附着物和土壤。不尊重、不善待甚至歧视、虐待保姆的现象也大量存在。一位受访者说,她身为高级白领的女儿“住在‘高尚人士社区’,40(岁)了,不生孩子,养了4条狗。光狗一个月的开销就1000多,比养个孩子还贵。有一个阿姨,全职的,照顾他们,带给她养狗。”包括访谈中听到的对保姆是“臭农村人,借钱都不还”、“保姆没有不偷东西的”污名化诋毁,其中无不游荡着“阶级的幽灵”。

  但同时,在保姆与雇主的关系上也明显地留存着社会主义传统的印记。沈臻说,“老家伙就是为了争平等,奋斗了一辈子,争的就是这个。”所以,“我总想资助保姆学习,只要肯读书,上大学我也供”。一位37岁的女性雇主则说,“我从小在家里受的教育,是‘别人站着干活儿,你不能坐着’,所以,小时工来干活儿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坐着,总是跟着一起张罗。”

  小淑说,“受过苦的人对保姆好”。而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又有多少人没有受过苦呢?这实在也是中国独有的国情。此外,还有更年轻一代承载的特定文化。他们身上既少封建传统的包袱,也未受多少社会主义传统的教化,但却有一种现代人格的养成。对保姆也不乏现代意识的人格尊重。

  3,老龄社会的供求关系,将逐渐改变保姆的职业声望评价。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中国大陆近20多年来最剧烈、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莫过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但这些变量尚不足以解释“从保姆依附于雇主向雇主依赖保姆转变”这一微观社会现象。而只有同时将其放在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的背景下一并观照,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和答案。

  据统计,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由解放初期的40多岁增加到目前的70多岁,几乎延长了一倍。根据预测,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由目前的1.3亿增加到3.1亿,占总人口的比例提高到20.42%;205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将分别达到4.68亿和27.71%.因此可以说,21世纪前期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宋健,2003:286—292)。当老年人由于年迈或疾病,生活难以自理或不能完全自理时,对他人辅助的生活照料就会产生必然的需求。城市老人的这种需求尤其是刚性的,难以替代的。而需求关系会间接影响对保姆职业声望的评价,随着保姆社会地位的提高,保姆与雇主的关系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总之,阶级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当是本文的结论。

  注释:

  *载孟宪范主编《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作为参照,19人中有1名北京的下岗女工,1名湖北籍县办企业的下岗女工,2人为城镇户口;其余均为农村户口。

  2作为参照,27份问卷中有2名北京的下岗女工,其余均为农村户籍。

  3对北京市海淀区某家政服务公司的访谈,2003年8月9日。

  4同注3.

  5北京“东方瑞龙家政公司”称其提供的小时工为星级服务水平,每小时收费10—20元。见《北京晚报》,2002年,12月14日。

  6此次调查由“打工妹之家”组织实施,共回收有效问卷104份。

  7访谈者的名字均做了处理,下同。小淑即访谈了18次的个案。

  8男雇主为工程院院士,家里是一栋二层小楼,地下室交由保姆支配。访谈时,保姆的妹妹已在这里住了一个半月,临时没有地方住的亲友和老乡也常来投奔,均可留宿。这里还是保姆们聚会的场所,笔者的9人保姆座谈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9《星级家政细分家政市场》,见《北京晚报》,2002年,12月14日。

  10同上。

  11《下岗人乐当小时工》,见《北京晚报》,2003年,5月9日。

  12北京市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为一百七十八万,占城市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并以每年四至五万人的速率递增。到二0二五年,每三点五个人里就有一位老年人。据统计,平均每位老人临终前有近两年的时间是卧床度过的,八十岁以上老人自理率不足百分之五十。十年以后,占当前老龄人口多数的低龄老人将逐步迈入高龄阶段,其日常生活必需得到他人帮助。(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3/Aug/382614.htm )

  13http://www.cpirc.org.cn/new0406-6.htm

  14马小朵:《我在北京这20年》,见《打工妹》2003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