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提要:本研究对以往文献将"谁拥有更多家庭实权"和"谁承担更多家务"等相对变量作为妇女家庭地位的主要评价指标提出质疑和反思,提议用"个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权"和"婚姻角色平等的主观满意度"两大类9项测量指标,并将"相对资源论"、"文化规范论"、"婚姻需求和依赖论"以及"权力实施过程"操作化为多侧面的影响变量,以建构妇女家庭地位的指标体系和解释框架。

  关键词:家庭实权;妇女家庭地位;测量与解释

  一、研究背景

  国内关于家庭权力的研究,大多与妇女的家庭地位相联系。众多研究将女性是否拥有家庭事务决定权作为衡量妻子家庭地位高低的主要变量或指标之一(潘允康主编,1987;徐安琪,1992;陶春芳、蒋永萍主编,1993;陈再华,1993;龚存玲主编,1993;万军主编,1994;刘世英主编,1994;刘启明,1994;罗萍,1994;沙吉才主编,1995;韦惠兰、杨琰,1999;陈玉华等,2000;郑晨,2003;单艺斌,2004)。妻子承担较多家务劳动也被上述大多数研究视作女性家庭地位较低的指标或影响因素之一。

  关于家庭权力的具体测量,大部分研究持相对权力评价机制和多维度取向,且分项变量的数目和界定各不相同。概括而言,对婚姻权力的度量和评价有如下几种模式:

  "经常性管理权重说".笔者的早期研究曾将上海家庭以平权型夫妻互动为主,而妻子拥有更多的家庭实权,尤其在家庭的经济支配、劳动分工及对外交往等家庭事务的"经常性管理"中说了算的更多,丈夫仅在住房选择、盖房及子女的升学、择业等"一次性决策"中出任主角较多的现状,视作两性家庭地位平等乃至"阴盛阳衰",并推论为妇女地位上升的一个写照(徐安琪,1992;章黎明主编,1994)。

  "重大家庭事务决定说".有研究认为日常经济支配权不能佐证妇女的家庭地位,并提出与之相对应的"重大家庭事务决定权"概念,即从事何种生产、住房的选择或盖房、购买高档商品或大型生产工具、投资或贷款等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权才是家庭实权的象征和真正体现,拥有这种权力就意味着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和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陶春芳、蒋永萍主编,1993;张永,1994)。之后",重大事务决定说"得到多数学者的首肯并成为主流认同(龚存玲主编,1993;万军主编,1994;刘世英主编,1994),但具体指标项目有所不同,如有学者认为劳动分工不应划归为日常事务(金一虹,2000),也有把购买高档商品、是否要孩子、子女升学或就业、投资或贷款设置为重大决定权(许传新、王平,2002)。

  由于重大事务决定权向丈夫倾斜,故使用此测量框架的研究者大多认为男性依然控制着主要家庭资源,妇女的家庭权力层次和地位仍低下。

  "受访者客观认同说".为改变以往由研究者事先主观选取重要决策事项的方法,台湾有学者以被访者选取最多的家庭中的最重要决策(伊庆春,2001)或采用最重要决定权排序前两位的项目,即"家用支出分配"和"子女管教"的决策结果,作为夫妻权力这一多面向概念及评估妇女家庭地位的具体指标(陈玉华等,2000)。

  "多元指标综合说".有研究将家庭重大事务(生产和建房)、日常事务(日常生活和钱财管理)和子女事务决定权等多元指标作为农村夫妻权力结构的度量指标(雷洁琼主编,1994);有的则将家庭经济管理和支配、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对子女前途(升学或择校P 择业P 择偶)的发言权、生育决策以及自我意愿抉择权等多项指标的得分值之和来测量妇女家庭地位总水平(沙吉才主编,1995)。

  "家庭实权测量说".一些学者在夫妻权力指标体系中纳入"谁拥有更多家庭实权"变量并用作主要的评价指标(徐安琪,1992;沈崇麟、杨善华主编,1995;沈崇麟等主编,1999)。之后又进一步指出分项、多维测量的诸多缺陷,并认为以家庭实权这一具有综合性优势的单项指标来描述和分析婚姻权力的现实模式更具可操作性、更为有效(徐安琪,2001;郑丹丹,2003)。

  近年关于家庭权力的研究又有新进展。有学者提出应把家庭决策权与个人决策权加以区分,并认为个人自主权也许是衡量夫妻权力的一个更合适的指标,因为自主权标志着个人独立意志和自由度的大小,准确地反映了权力的内涵(左际平,2002)。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也将个人消费自主权(即在购买个人用的高档商品、出外学习P 打工和资助自己父母时能否自己做主)纳入测量妇女家庭地位的指标体系(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课题组,2001)。一项使用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定量研究结果则表明,个人事务决定权对家庭实权自我评价的影响非常小,而被一些学者认同为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对家庭实权的影响则远远小于不被他们重视的日常经济支配权(郑丹丹,2003);而使用同样资料并以家庭实权作为中介变量的一项路径分析研究结果却认为,个人消费自由权指标对家庭地位满意度有较大的直接影响,故而总影响也显著大于日常经济支配权。该研究结果还报告,已婚男女的家庭地位满意度并非取决于个人是否拥有家庭实权,而主要得益于双方的沟通、相互平等和尊重(徐安琪,2004a )。有学者针对以往家庭权力研究偏向静态分析的局限,通过个案访谈深入考察夫妻权力的运作过程得出结论,即家庭权力并非由资源交换或规范导致的结果或份额,而总是以一种关系、事件的流动形态出现在家庭中,调节或决定家庭权力格局的变化。个体可能通过"场景界定"进行有选择的关注和有系统的忽视,通过建立范畴类型确立行为规范,通过质疑对方资格能力确立优先资格等权力技术,在互动中形塑出有利于自己的关系定势(郑丹丹、杨善华,2003)。

  上述新成果既丰富和深化了关于家庭权力的研究,也挑战和质疑了以往的一些研究结论:即妇女家庭事务(或重大家庭事务)决策权的递增是妇女家庭地位提高的主要标志和体现,妻子承担较多家务劳动表明她们的家庭地位低下。由此引出了日常经济支配权究竟是责任还是权力,妻子家庭决策权的相对提高可否佐证妇女家庭地位的提升,以及哪些指标测量妇女家庭地位更为有效等深层思考。

  二、反思与检讨

  本研究将通过对以往文献资料的分析和评述,并使用第二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等量化资料,对家庭权力测量及其与妇女家庭地位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学术反思和检讨。①「由于作者的早期研究也存在类似的稚拙之笔,故本研究也是一个自我检讨和梳理。」

  (一)多维指标测量家庭权力缺乏效度和可操作性

  "经常性管理权重说"、"重大家庭事务决定说"、"受访者客观认同说"、"多元指标综合说"和"家庭实权测量说"中的前四种测量方法,都是使用多维度分项指标来度量婚姻权力,这无疑可获得夫妻权力关系各侧面多层次的丰富内涵,但其缺陷也是致命的。

  首先,不同指标受性别分工和权重的制约。

  布拉德等在《丈夫与妻子:动态的婚姻生活》一书中最早提出婚姻关系中的夫妻权力概念,并以丈夫的职业选择、妻子是否外出工作、买汽车、房子、人寿保险、闲暇安排、看病选医生和每周食品开销由谁决定等指标作测量(Blood &Wolfe,1960),但这8个测量项目被认为存在兴趣领域的性别差异并因仅调查妻子而受到质疑。森特斯等在上述项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家庭应酬、装饰房间、买衣服、选电视广播节目和正餐食谱等6项共14项决定权(Centers ,et al .,1971),并以夫妻双方的样本作测量,结果是丈夫的权力下降了。

  正因为夫妻权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受研究者所选取的决策指标的影响,即使决策变量相同,也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如同样是经济支配,用在购买食品和衣服上也不同),故选用哪些指标始终存在争议并受到方法上的批评(Eshleman ,1981;Safilios -Rothschild ,1970)。尽管国内学者使用的权力变量已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修正,但由于男女在家庭生活不同领域的分工和影响力具有性别差异,所设置的多元、分项权力变量仍会受到是丈夫还是妻子关注或擅长范畴的质疑,而且不同项目的重要程度存在差异,如何加权也是个难题(徐安琪,2001)。曾有研究将多项指标的得分值简单相加之和来表示妇女家庭地位的总水平(沙吉才主编,1995),但这些变量在家庭权力和地位指标体系中是否具有同等意义仍值得商榷。①「该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概念、测量的科学性是值得质疑的,比如其中的多项指标为定类变量,如"消费决定权"和"对子女前途发言权"的刻度为:5.妻子(丈夫),4.夫妻双方,2.丈夫(妻子),1.其他家庭成员;"生育决定权"的刻度为:5.本人,4.夫妻共同商量,3.要与父母商量,2.丈夫(妻子),2.要与配偶父母商量,1.其他。(原文如此。——作者注)因此,将上述刻度的得分值相加并不合适。」

  其次,多项指标缺失值高难以整合成复合变量。

  有研究试图用因素分析方法将15项决策项目简化为多个侧面,以便了解家庭整体的决策模式,但首先遇到一些项目缺失值过高(包括回答由其他家庭成员决策或无此项决策的)故被剔除的遗憾,加上另一些项目的因素负荷值很低等问题,仅7个项目被复合成2个新因子(伊庆春、蔡瑶玲,1989)。事实上纳入因子分析的"决定子女数目"和"休闲计划"变量的缺失值都超过10%,加上其他分别缺省为6%等,因此,合成新因子的总体缺失值依然不可低估。①「该研究未说明进入因子分析及其回归分析解释模型的总样本数。另一些类似的样本缺失的事实也常被作者们忽视或回避,在描述时不予标示和说明(如:陶春芳、蒋永萍主编,1993;张永,1994;雷洁琼主编,1994;沙吉才主编,1995;许传新、王平,2002;郑丹丹,2003)。」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家庭或同一家庭的不同生命周期,需要作决策的项目不同,如一些家庭无钱买汽车、房子或储蓄、投资和经营,无子女家庭或老年夫妇不需要对子女的教养、升学、就业作决定,而开明的父母往往认同应由子女自己做主,等等。仅以"从事何种生产"决策指标为例,会使城市和工业化程度较高农村地区的众多样本丢失,并导致测量偏差和研究资源的浪费。

  由于众多分项决策项目的缺失值过高,不仅难以成为定量研究指标体系中的独立变量,也无法将各分项决策项目通过因子分析等方法整合、简化为家庭实权的复合变量,并由此影响对家庭权力的建模分析,如有研究以13个决策项目作因变量,分夫妻样本共建立了26个夫妻决策机率形成机制的解释模型,令读者眼花缭乱(陈建良,2004)。

  为了具体说明各分项家庭决策权的缺失值,我们根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上海分课题妻子回答的资料列出表1.

  表1显示,除了家庭日常开支、家庭实权和个人消费自主权外,大部分分项权力变量的缺失值在7-44%之间。尽管一项变量的缺失值在7%左右似不算太高,但12项合计的总缺失值高达68%,因此,显然不宜将12项指标的得分值简单相加或以因子分析方法复合为家庭权力的总水平指数。有研究将上述分项权力指标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分析模型,以考察分项权力对因变量家庭实权的影响。该研究虽承认实际进入模型的3300个案数大大少于总样本,却未说明总样本有多少,只是认为3300个样本"依然是一个大样本,而案例的剔除也有一定的随机性"(郑丹丹,2003)。但使用同一课题资料的笔者的另一研究结果表明,该调查总共16600多个已婚男女样本,而上述诸如"从事什么生产"等变项的缺省值均在10-27%之间(徐安琪,2004a ),由此估计仅3300个样本进入模型分析,表明该研究的缺失样本高达五分之四,且不可能是随机的(比如"从事什么生产"项目会致使众多城市样本丢失),即使是随机的,仅从五分之一的有效样本数据中得出的结论又有多大意义?!

  

  再次,一些指标是否反映了权力的内涵仍存争议。

  有研究将受访者自选比例最高的"日常开支"和"子女管教"两变项作为家庭权力测量的主要指标。从理论上讲,这样可避免研究者自定重要决策项目的主观随意性,但在实际操作上仍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

  首先遇到的是前述的缺失值过高的问题,如该研究受访者中有3619%无法确定什么是最重要的家庭决定权(陈玉华等,2000),如此高比例的研究对象难以抉择本身也表明,将婚姻权力的测量交由受访者确定未必更客观、有效。加上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受访者往往对尚未经历的家庭重要事项回答"无此决策"或"不适用",这也使丢失的样本数更多。①「如再加上各分项"由其他家庭成员决策"的缺失值,实际缺失的比重就更为可观。况且,受访者认同日常开支和子女管教决定权最重要的分别占7.6%和22.3%,以此决策权为因变量进行建模分析,所获得的结果能否反映家庭实际权力之影响因素还须进一步检验。」

  更值得追问的是,受访者更多地选择这两项是因为日常经济和子女管教频繁发生、反复刺激,故印象强化的?还是对市场化背景下知识和学历价值提升及独生子女时代到来的即时因应?或许女性在此两个领域更具决策权只是说明她们承担着更多责任、更为操心?因此,这两个分项家庭权力究竟是"最经常"的还是"最重要"的,是"决策"还是"实施",是"权力"还是"责任",可否以此来测量妇女家庭地位的高低还须斟酌。

  仅以家庭开支管理为例,有研究显示,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的日常经济由妻子支配的高达七成左右,但妻子拥有家庭实权的仅在一至二成(见表2)。在传统的刻板化的性别分工社会,日常经济的管理与其被称作权力不如说是"男主外女主内"传统分工模式下的妻子职责,充其量只能折射出部分家庭权力而难以涵盖当事人在婚姻生活中的实际影响力。

  表2日、菲、韩三国家庭生活的最终决定者(%)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2003.调查对象为20岁以上女性,凡是选全家的并归于共同,选其他和讲不清的未列入表内,故各选项合计的百分比小于100.

  在另一项结论为妇女的经济管理权和生育决定权高于男子的结论研究中,作者解释分析时也坦陈该研究的一些分项变量缺乏信度,比如,作为家务劳动主体的妇女较多地拥有收入管理权,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责任;而女性拥有较高的生育决策权,或多或少是因为女性是生育主体所致,况且生育在中国更多地受到家庭以外其他力量的控制(沙吉才主编,1995)。"婚姻自主权"这样的指标也只是反映了代际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关系,与夫妻权力无涉;婚前能自主选择配偶也未必意味着婚后的家庭地位较高;而住房、存款以谁的名字登记既难以确认其归属权(从法律上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如无约定则归夫妻共同所有),也未必能反映夫妻双方的家庭地位(若住房以父P 母子女名字登记则更无法判断夫妻双方的权力结构)。因此,以往被广泛使用的不少分项变量在对婚姻权力进行测量时未必有效、适用。

  (二)重大家庭权力的确认尚需实证支持

  以家庭重大事项的决策作为夫妻权力的度量指标或许有其理论依据,境外学者对婚姻权力概念的共识是,在重要家庭决策中,以自身的意志或偏好去影响配偶的能力(Warner etal,1986;Mirowsky ,1985;伊庆春,2001)。但是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却是将决定从事何种生产、住房的选择或盖房、购买高档商品或大型农具、投资或贷款、是否要孩子、子女升学或就业等提升为重大家庭权力,而将家庭经济支配、家庭劳动分工决策等降格为日常家务的划分,主观臆断性较强,既缺乏理论铺垫,也缺乏实证支持。

  事实上被视作重大家庭事务的项目大多由夫妻双方共同商量决定,表1显示上海家庭中有关项目共同决策的比重已高达74-94%,而分别由夫或妻决定的比重大多未显示性别差异的统计显著性。况且,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分项决策权指标与受访女性的家庭地位满意度并未呈显著正相关(见表3)。

  由于不同决策的重要性和发生频率各异,国外也有学者将少数耗时不多但会影响家庭生活重大走向的决策称为"组织权力"(orchestration power ),而一些费时、费心又相对次要的决策被称为"执行权力"(implementating power)。考察较少出现和较重要的决策(如买房子)被认为是较好的选择(Safilios2Rothschild ,1976)。然而,上述对家庭权力性质的界定既不周全也未脱离主观臆断性:耗时少的决策就较重要而费时费心的就不那么重要吗?①「前述一些研究的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决策多为经常性出现、费时又费心的,诸如日常经济、子女管教等(陈玉华等,2000)。」区分重要和次要决策的依据又何在?"执行权力"究竟是权力还是义务?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另外,即使在西方被认同为重要的家庭决策项目,在中国也未必有同样的适用性,尤其是城市家庭以往的住房多为福利分配,生产经营、投资P 贷款、买车或是否要孩子等诸多事项,在受访者生命周期中也较少甚至未曾经历或无须决策(如表1所示,缺失值最高的达4413%),因此,其能否反映中国夫妻的实质性权力还有待于经验资料的深化检验。

  

  正因为使用多维指标描述夫妻权力模式受到不少质疑,故西方的大多数研究只是挑选最适合该研究题目的决策事项作测量指标(Mirowsky,1985;Walker ,1996;Lindahl&Malik ,1999;Tichenor ,1999)。

  (三)相对权力指标在微观研究中的缺陷

  家庭权力模式作为一个在宏观层面测量妇女家庭地位的主要指标,曾经起过并依然担负着重要的评价作用。尤其在作年代或地区比较时,妻子参与家庭决策比重的增减或地域差异,显示了妇女家庭地位的变迁或不同。不少研究报告,城市夫妻共同决定家庭事务的比重最高,妻子拥有家庭实权的也多于丈夫;而农村家庭由男性说了算的仍在半数以上,女性握有实权的显著低于丈夫(沈崇麟等主编,1999;徐安琪,2001;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课题组,2001;郑晨,2003)。

  然而,由于家庭权力指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妻子权力的提升即意味着丈夫权力的下降。若在微观研究中,也将夫妻的家庭决策权设置为男女家庭地位的主要测量指标,就会面临如下困扰:

  1.丈夫权力越少妻子地位就越高?

  由于夫权是传统父权等级制的产物,是对妇女的凌驾和压迫,应予以彻底否定,于是人们往往会把妇女家庭权力提高当作其家庭地位增高的表征。然而,相对权力指标在提升妻子家庭权力的同时,必然相应降低丈夫的权力指数,这不仅会引起男性的疑虑甚至抵触,也与建构平等、和谐的男女伙伴关系的理念和两性协调、可持续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相悖。

  那么,如果夫妻分工合作并双方满意,局外人还有必要对其权力模式做出价值判断吗?还有理由去指责丈夫封建、守旧,为妻子打抱不平,非要变为平权模式吗?再者,夫妻平权必定为最佳模式吗?妻子拥有实权就一定意味着丈夫"窝囊",丈夫做主妻子就一定受压迫、无地位吗?这种判断显然与塑造多元化的两性角色和婚姻互动模式不相符合。

  2.权力和义务对应一致还是对立相悖?

  尽管多数研究都将承担较多家务视作妇女缺乏资源和权力、甚至导致其家庭地位低下的直接或间接指标之一,但也有研究认同家庭权力与义务、责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对家庭事务更操心、付出更多,或持家能力更强、服务贡献更大的一方,拥有家庭权力的概率也更大些(沈崇麟、杨善华主编,1995;徐安琪,2001;左际平,2002)。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宁肯选择少操劳、少负责,或因工作忙、体质弱,或因兴趣领域在于社会权力而无法P 不屑多费心、多尽职,也有为减少矛盾、取悦配偶而放弃P 退出家庭权力领域者,这是否也表明他P她在家庭中地位低下呢?

  有学者提出,由于家本位社会中的家庭决策权带有为全家服务的"操心"的成分,城市妻子家庭决策权高于丈夫的现象有时会掩盖某些丈夫逃避"操心"的自由权和妻子被迫"独揽"大权的辛劳。所以,夫妻平等与否不应完全按照家庭权力的大小来划分,而应看它是主动权还是被动权(左际平,2002)。换句话说,家庭权力在某些境况下只是责任和付出的延伸,而由此带来的权威地位的满足感则常被操劳和付出所消减。

  3.一方具有相对权力还是双方的平等、和谐与家庭地位更相关?

  表3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不仅所谓的重大事务决定权和财产以谁的名义登记,与被访女性的家庭地位满意度评价未呈显著的相关性,而且,即使是综合性的"家庭实权"指标也与家庭地位满意度无显著相关。然而,反映个人自主权的3个变量却对女性的家庭地位满意度有较大的积极影响。

  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尽管握有更多的日常经济决定权与拥有家庭实权呈正相关,但受访者对自己的家庭地位不是更满意,而是产生不满情绪。另一项以家务分工满意度为中介变量的路径分析结果也显示,拥有日常开支决定权的妻子反而对家务分工不满意,继而降低了她们的婚姻和家庭地位满意度(徐安琪,2004b ),这都从不同视角质疑了将家庭决定权与女性家庭地位划等号的主观推论。

  表3的另一项有意义的结果也显示,家庭地位满意度主要取决于夫妻双方的相互沟通、平等P 尊重和婚姻互动满足感,同时也与女性的家务分工满意度(而不是承担家务的多少)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这些研究结果都从不同侧面质疑和否定了相对权力(包括相对家务负荷)变量在女性家庭地位指标体系中的主要评价作用。

  三、初步结论和提议

  在对以往文献中关于夫妻权力测量的"经常性管理权重说"、"重大家庭事务决定说"、"受访者客观认同说"和"多元指标综合说"的缺陷进行分析,并对"谁拥有更多家庭实权"和"谁承担更多家务"等相对客观变量作为妇女家庭地位的主要评价指标提出质疑和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本文概括出如下几点初步结论和探索性提议,以供后续研究和讨论参考。这些结论和提议涉及家庭权力的测量、妇女家庭地位指标体系和解释框架的建构,以及深化、细化相关研究的学术目标。

  (一)关于家庭权力的测量

  正因为使用多维分项家庭事务决定权指标存在性别偏差、缺失值过高或概念未必涵盖婚姻权力实质等诸多缺陷,以致难以通过加权或变量简化提取共同因子等方法复合为一个反映夫妻实际权力的综合性指标,因此",家庭实权测量说",即以"夫妻比较而言,谁拥有更多的家庭实权"的总括性指标测量婚姻权力,被一些研究所采纳,并被认为具有简约、明了和可操作的优点,既可避开不同兴趣领域或势力范围划分的性别差异及样本缺失困扰,又便于受访者的总体判断和回答,也使研究者在建立理论构架时可减少对多维变量加权等困扰(徐安琪,2001)。

  国外也有学者以"总体而言,在做各种决定时谁作最后决策的多些"(Amato ,et al.,2003)和"总体上掌握家庭实权者"的单项指标测量夫妻决策权的(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2003)。

  那么,受访者对"夫妻比较而言,谁拥有更多的家庭实权"的单项指标是否会有不同的理解,以致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差呢?根据多项使用上述单项指标对上海家庭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夫妻的相对权力略有差异,但基本模式大致雷同,即夫妻差不多的比例为最高,而城市家庭的妻子拥有更多家庭实权、农村丈夫为一家之主的更多些,这也是各年代受访者的共识(徐安琪,1992,2001,2004b ;沈崇麟、杨善华主编,1995;沈崇麟等主编,1999),表明"夫妻实权"作为测量婚姻权力的综合性指标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诚然,单项指标测量的信度和效度会受到一定限制,然而,难有最好,只有更好。

  (二)妇女家庭地位指标体系及其解释模型

  尽管以"家庭实权"测量夫妻实际权力,比使用多维分项指标更具可操作性和更为有效,但作为度量妇女微观(个人)家庭地位满意度的直接指标是否有效仍待实证检验的深化。尤其对于更看重自己职业角色和社会价值的男性而言,家庭权力通常不如社会权力更重要、更使其具有成就感。一些女性尽管更看重自己的家庭价值和婚姻权力,但只要丈夫顾家爱妻、平等待人,即使他是一家之主也未必会产生负面感受。上述妻子拥有家庭实权并未提升她们的家庭地位满意度的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质疑了相对婚姻权力与家庭地位评价之间的直接关联。

  而女性拥有所谓的"重大家庭事务决定权"与其家庭地位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则从另一侧面否决了相对夫妻权力指标测量的有效性。

  因此,本文提议妇女家庭地位的测量应关注如下两个侧面:

  一是个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权。

  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个人在购买自己喜欢的物品、亲朋应酬、外出学习P 工作或与人交往等方面具有自由选择或决定权,那么,即使配偶更多地管辖家庭事务,也不会计较或产生负面感受。先前的一些研究将"妻子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行为有独立决定权,以及对其他家庭成员包括丈夫行为的影响力"(Warner,et al .,1986)或"妻子对自己的行为P活动有决定权"(Godwin &Scanzoni ,1989)变量作为评估指标之一,有学者也由此提出,个人自主权标志着个人的独立意志和自由,或许以此作测量更合适(左际平,2002)。前述的表3也报告,以女性个人消费、外出工作P 学习以及资助父母等自主权指标测量家庭地位满意度,优于各项相对的家庭事务决定权乃至家庭实权变量。因此,在缺失值不太高的前提下,可将个人在工作P 学习、消费、业余爱好、社会交往及性和生育等方面的自主权变量纳入家庭地位指标体系。

  二是婚姻角色平等的主观满意度。

  帕森斯(1991P1970)将地位界定为按照各种先赋的和后致的标准,并参照声望或荣誉对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做出的评估。这种评估既是个人的又是客观的,因为个人的自我评估,与个人按照社会阶层中的位置,从有意义的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外部评估紧密相关。在社会学文献中,地位既有"主观"层面(个体声望的知觉),又具"客观"面向(一个人在社会、法律方面的应享权利)(转自特纳,1991)。

  评估女性家庭地位,除了考察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是否享有个人自主权外,还应关注其主观心理感受。良性的夫妻互动无疑将提升其增权的满足感,妻子的个人意见对家庭决策的影响力、妻子对丈夫是否尊重自己,以及对家务分工①「我们不采用"谁承担更多家务"的客观指标而以"家务分工满意度"的主观指标作测量,也是因为女性相对的家务负担在不同夫妻互动模式家庭中的自我感受未必雷同,只要她个人认为是合理、公平和满意的,就不会降低其家庭地位指数。」和家庭地位是否满意等,都可作为度量指标纳入评估体系,由此加大了主观满意度在评价妇女家庭地位中的权重。

  尽管使用主观满意度指标也有缺陷,如一些妻子受男主女从传统观念的影响,对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身处的不平等地位缺乏敏感,导致家庭地位满意度的主观认知偏高。然而,既然一些女性对自己的家庭地位评价不低,我们又何必非指责她们觉悟低、性别敏感差并怒其不争呢?!实际上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资料显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妻子的家庭地位满意度都显著低于丈夫(徐安琪,2004a ),而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上海分课题的调查数据也表明,上海男性的家庭地位满意度与女性的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被普遍认为是"阴盛阳衰"的上海家庭,女性并未感受到自己的家庭地位高于丈夫,而丈夫也未出现因所谓"妻权"的无形压力而感到自己家庭地位的低下(徐安琪,2004b )。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使用主观满意度指标的有效性。

  关于婚姻权力影响因素的解释,最常被采用的理论是资源假说,即个人资源较雄厚者,如教育程度、职业阶层或收入较高者,在家庭决策中有更大的力量优势。也有研究以夫妻资源的差距来解释权力的高低,并认为相对资源具有更高的解释力(McDonald,1980;Blood&Wolfe ,1960;Scanzoni ,1979;Godwin &Scanzoni,1989;Warner ,etal .,1986;Coltrane ,1996)。文化规范分析更强调文化和亚文化对权威认同、性别规范、宗教信仰和一般社会准则及其对夫妻权力的影响。众多研究表明,丈夫的教育程度、职业层次和收入越高,越能接受平等的婚姻关系。也有研究表明,在西方较发达地区资源理论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Rodman,1972;Hill &Scanzoni,1982;Rank ,1982;Mirowsky ,1985;West &Zimmerman ,1987;Burr,et al .,1977;Warner ,et al .,1986)。婚姻需求和依赖理论认为,夫妻中爱得较深和更需要婚姻的一方,由于担心配偶变心,往往更易顺从对方而失去权力。女性往往将婚姻作为自己的归宿,婚后在经济和感情上更多地依附丈夫,更需要守住这个家,因此有更大的概率放弃权力或接受配偶的支配(Safilios2Rothschild,1976;McDonald ,1980;Scanzoni,1979;Hill &Scanzoni,1982;Molm ,1991;拉曼纳、尼雷德门,1995)。笔者曾将资源概念加以扩展,将婚前的个人和家庭背景指标纳入解释模型,并引入"持家能力和贡献"的复合变量,都获得有力的实证支持(徐安琪,2001)。

  在前人和我们的前期研究基础上,本研究提议摒弃将相对的家庭权力和家务劳动负担变项作为妇女家庭地位主要测量指标的思维定势和模式,而以个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选择权和角色平等主观满意度的多维、复合指标作度量。与此同时,我们将"相对资源论"、"文化规范论"、"婚姻需求和依赖论",以及由克伦威尔等提出家庭权力运作要素之一的权力实施过程(Cromwell &Wieting ,1975),操作化为多侧面的影响变量,建立如下解释模型,藉以测量和描述妇女的家庭地位,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估算和解释分析(见图示)。

  

  该测量方案和解释框架具有如下特点:

  (1)妇女的家庭地位并非取决于妻子的相对权力,而以其个人绝对的自主权以及对家庭角色平等认同感受的综合指标作测量。该度量体系的新思路在于坚持了科学发展观,即妇女地位的提高不以男性地位的降低为代价,而是致力于建立夫妻平等、和谐的伙伴关系,倡导良性的婚姻互动,共同提升双方的家庭生活自主权和满意度,并向两性自由、协调和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

  (2)不再以单一理论解释妇女的家庭地位,而是建立一个多元、系统的综合模型,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资源假说、文化规范分析、婚姻需求和依赖理论在该研究构架中将各具影响力和预测作用。此外,将权力运作过程操作化为解释变量也是本研究构架的一个尝试,本文的假设是:婚姻沟通的障碍、被迫遵从对方、在冲突情势下总是忍让甚至遭遇丈夫侮辱、殴打的妇女,通常家庭地位更低。

  (3)为对相关的理论构架有所贡献,我们所作的努力首先在于拓展了资源的概念,即影响妇女家庭地位的个人资源既表现于有形的、物质的(如学历、经济收入及婚前的个人和家庭背景),更蕴涵于无形的、情感的和持家能力资本(如家庭责任心、家事管理能力、服务贡献和爱、亲属支持资源)。这主要是因为家庭决策的判断力、知识和能力未必来自教育和专业训练,而是更多地依赖于生活实践和经验积累;持家能力较强者的个人意见往往有理有据并容易被接受;为家人投入较多服务、更操心和付出更多的爱,更易获得家庭成员的尊敬和信赖,也往往更有决策影响力。其次,我们并不否认提升女性人力资本尤其是经济独立能力的重要性。因为缺乏专业训练、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就难免在经济、感情上依赖丈夫,即使遭遇丈夫变心、家庭暴力或其他痛苦经历也只能忍耐迁就和被动顺从,以守住这个家。再次,因袭的性别态度(诸如认同"丈夫的责任是赚钱,妻子的责任是照顾家庭"、"家务是女人的份内事"或"家庭中重要的事情应该由男人来决定"等)使两性家庭角色分工刻板化、丈夫权威合理化,而中国家庭受传统性别规范的影响根深蒂固(尤其在农村地区),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出现回潮倾向,因此,将地区和性别意识变量纳入解释模型,既是西方理论本土化的需要,同时,对于改变男外女内、男主女从和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观念和夫妻互动模式,对于抵制和消除对妇女的歧视或偏见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深化和细化后续研究的提议

  有研究将婚姻权力分为显性的权力、潜在的权力和隐性的权力,并认为潜在的权力由社会性别观念决定,并通常在夫妻关系发生变化和冲突前起重要作用。当预期到权力较大一方的需要和愿望时,在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消极反应或害怕损害婚姻关系而放弃希望发生的变化或阻止发生冲突时,就显示出潜在的权力(Komter,1989)。家庭权力和两性地位既是多维度、多侧面的,也是一个动态、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婚姻中的成本投入、资源交换和权威的确立,常常建立在爱、尊重、持家能力和服务贡献等无形的人际和符号交流基础上,并具有模糊性、间接性和潜在性等特征,因而难以精确测量(徐安琪,2001)。正因为家庭权力和地位的模糊性、间接性和潜在性特征,一般的定量分析难以回答哪些行为或决策具有权力意义,家庭权威是通过何种情境P 事件、运用什么策略P 博弈方式建构和累积的,双方是如何思考以及为什么如此行动,权力和地位背后蕴涵着何种资本或价值符号、利益或满足,等等。因此,需要以质化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显性的和隐性的家庭影响力P 权威的形成及其运作过程进行多维、动态、细致的观察、发现和由表及里的分析,如此才能丰富和深化妇女家庭地位测量和解释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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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