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华中地区的妇女动员

——以苏北、苏中解放区为中心

  华中解放区深入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国共双方在此的政治较量表现得异常激烈。有效地群众动员成为革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农村的丁壮男劳动力数量急剧下降,解放区的妇女动员工作显得尤为关键。

  抗战胜利前后,由于洪水、干旱、蝗虫、冰雹、瘟疫等灾害接连不断,苏北、苏中地区出现粮食短缺、治安混乱等严重的社会问题。1946年春,解放区发生四十年未遇的灾荒,第一季度有灾民420万左右,[1](p. 108)灾情最严重时人数曾达到700万。苏皖边区第五行政区的13个市、县中,共有525万亩农田受灾,占全分区受灾面积的1/2以上。灾民达到1725259人,占总人口的44.13%。高宝县共62个乡,有58个乡受灾,灾民人数达到30000左右,平均收成只有上一年的40%。[1](pp. 243-244)(p. 552)第六分区受灾最严重,缺粮人口比例达到85%。[2](p. 306)淮安的仇桥区共2 544户,粮食能维持到3月中旬的710户,到4月中旬400户,断炊1232户。复兴区2621户,能维持1个月的217户,够吃半月的65户,断炊863户,逃荒688户。[1](p. 123)沭阳全县38万人,缺粮比例达到50%。[1](p. 567)农村地区收成不好,城市与集镇变得异常萧条,基本的物资与家计需求(如生油、猪油、修鞋等)也难以满足群众需要。[3](p. 626)(p. 668)在1947-1948年,苏北、苏中地区持续发生灾荒。[4](p. 20)(p. 43)许多地方出现老百姓「吃大户」、抢公粮的恶性事态,严重扰乱了解放区的社会秩序。国民党特务趁机造谣,煽动灾民破坏社会治安,地方干部面对这种混乱情形感到束手无策,中共在政治上显得极为被动。面对这种情况,华中分局指出,「灾情不消除,将会影响解放区生产建设,灾民吃大户、抢公粮与盗匪妨碍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等严重现象,必将造成我们难以克服的困难,会大大削弱解放区对全国民主改革的推动作用」。[1](p. 92)华中分局除争取联合国物资救援和到其他地区募捐外,还通过发行公债、开展大生产运动等措施,把解放区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生产,帮助解放区人民度过难关。但是,由于劳动力不足,给解放区的经济生产、后勤工作带来一系列的困难。抗战八年间,江苏地区伤亡人数在120万以上。[2](p. 288)同时,随著解放战争的展开,农村人力、牲口的征调数量极大。很多地方人力动员达到10%左右,[5] 农村一般人口比例是老年、儿童各占1/3,其余1/3男女各占一半,有些地方患病壮年男子比例在1/3以上,除去参军人数,剩下来从事生产的人数就更少,甚至在自卫战争激烈的时候,一些地方挨家挨户几乎找不到年青人 ,[6] 淮海战役时期人力不足的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刘瑞龙在1946年指出,「整个供应担负不了,顶多支持三五天,再长就没办法,人力是大问题」。[8](p. 23)针对这个问题,刘瑞龙强调,要把一切能供应战争的人力物力都组织起来,从上到下地把后勤机构建立起来。[7] 同年11月,华东局颁布《关于实行常备民夫制及使用民夫的决定》,要求实行常备民夫役制度。把农村妇女及所有半劳动力动员和组织起来,参加农业、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如开荒、种田、种菜、养殖、手工生产),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

  由于中共初期宣传动员不力,当时农村妇女参与革命的热情并不高。华中解放区大部分妇女以前没有农业劳作的习惯,[9](p. 333)[10] 因此,当地妇女普遍反对家里的男人参军支前。具体表现为:一是阻挠家人参军。滨海区一个党员积极响应「党员要带领群众去参军」的号召,他的老婆却极力反对,「你要走,我也走,孩子我也不管了」, 说完就把怀里6、7个月大的小孩摔在地上扭头就走。[11]有的妇女通过隐瞒年龄、谎称有病的办法阻挠男子参军。[12]只要听见枪炮声或谣言后,她们就会跑到部队去「看望」家人,叫子索夫的现象经常发生。[13]二是反对家人参与支前。当男子积极参与支前时,他的老婆就会哭闹,「那不是参军吗?我和伢子也跟你去」。[12]有些妇女看到儿子、丈夫出勤就说怪话。[14](p. 354)三是过分「吝惜」自家财物。一些农民妇女「磨军粮掺假,又粗又黑、不及时」,「缝制衣物时在棉花中掺沙子」。[14](p. 354)部队经过时她们把桌子、门板、凳子藏起来,不让房子给士兵住,帮助军烈属敷衍了事。[15]四是惧怕参加政治运动,经常表现出犹豫与恐惧的心态。因为她们「担心参加革命会被调走」、「怕耽误时间」、「担心遭到还乡团打击报复」、「感觉分地主或富农的财产良心上过不去」等。[16]妇女们的消极表现,严重妨碍了中共群众运动的广泛开展。

  此外,由于战争年代女性的人身安全经常受到威胁,导致上前线的男性经常「开小差」,不能安心支援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八年中,晋冀鲁豫、晋察冀、冀热辽、苏皖等解放区,因被强奸而致性病的妇女共691 429人,[17](pp. 102-103)国民党的一些地方部队也到处抢劫、奸淫当地妇女。1946年底国民党军队驻扎在苏中的台北县三仓区,强奸当地妇女50多人。[18]1947年初国民党部队扫荡苏中地区,台北、东台两县许多妇女被士兵强奸,「三仓区仓南乡新民村妇女几乎全部被奸淫」。[18]1947年上半年,在苏北的阜宁地区仅一个区就有145名妇女被强奸。[19](p. 273)苏北、苏中的一些地区,年龄在12-80岁之间的妇女均遭受到国民党士兵的奸淫。[3](p. 637)

  上述种种社会危机与挑战,迫使中共在解放区不得不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努力发动、团结广大妇女。

  妇女动员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工作,首先,要为妇女走出家庭准备适当的社会条件,如重构社会观念、保障妇女权益。其次,必须对妇女自身认识加以提升,如培养她们的识字能力、基本劳动技能等。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苏北、苏中地区的妇女动员包含以下措施:

一、禁止弃婴、缠足与打骂妇女,解除对妇女的封建压迫与束缚

  长期以来,社会对女性的重视远不及男性,特别是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在苏北、苏中的一些地区,妇女没有自己的名字、溺死女婴、虐待童养媳、缠足等社会现象还普遍存在著。[9](p. 14)[14](p. 286)这些因素约束和伤害了女性,限制了她们的自由。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溺婴、童养媳、卖女儿等社会恶习还造成一些地区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9](p. 14)1944年的一次人口调查数据典型地反映了解放区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情况:安乐乡共有2 323人,其中老年男子168人,老年妇女188人。壮年男子841人,壮年妇女377人。[20]壮年男女比例为2.23:1,妇女所占比例严重偏低。这样就带来「因生活困难娶不起老婆,产生大量的光棍汉;男女关系混乱,家庭失和」等社会问题。[9](p. 14)

  华中分局委员兼妇女部长章蕴指出:「社会上许多轻视妇女的旧思想、旧制度和妇女群众本身存在的愚昧落后思想,都是妇女工作的障碍」。[14](p. 294)她还强调,「妇女不论大脚小脚都要参加生产,都是劳动者。如果没有把妇女组织起来,生产运动是不彻底的」。[14](p. 229)华中分局规定,溺婴、虐待童养媳、打骂妇女、缠足等社会恶习是对妇女的肉刑,应该迅速取缔。应该废除各种束缚和压迫妇女的宗法思想、社会陋习。[14](pp. 278-279)(p. 286)

  1946年3月,华中解放区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颁布《华中解放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指出,妇女工作的方针是「改造重男轻女的社会思想和旧制度,不是向什么人作斗争」。[14](pp. 285-286)首先是通过各种组织和会议,对群众进行男女平等的思想教育,批评封建思想和传统习俗。二是政府明令禁止一切束缚妇女的封建陋俗,如溺婴、童养媳、卖女儿等,并公布新的法令,限期一律放足。[14](p. 286)(p. 349)三是给无名氏妇女取名字,为她们加入各种社会组织、参与革命运动准备条件。[21](p. 116)(p. 140)边区政府还强调,不能把反封建看成是短期突击斗争能解决的问题,不能造成家庭分裂、男女对立,反对以对待敌人的方式进行斗争,尽量采用调解与批评的方法解决家庭纠纷。[14](p. 286)(p. 350)边区政府同时强调,对经常欺压妇女、固守封建遗俗的落后分子,进行适当的斗争是必要的。[22](p. 17)

二、开办夜校、民校等形式的群众教育,培养妇女的识字与劳动技能

  具备一定的识字与劳动技能是妇女理解革命意义、参与革命运动的先决条件。当时有很多群众对中共的群众教育认识不正确,认为学习会耽误农活,反对妇女参加学习。他们还担心女儿、媳妇读书之后,会被拉去当兵。[23][24](p. 22)因此正确处理学习与生产的关系、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是开展群众教育的先决条件。

  华中分局采取灵活处理教学时间、地点和形式的办法解决了上述问题。上课时间一般定在冬季和晚上,地点不固定。「只要能达到更有效地教育妇女的目的,名义与形式均按当地妇女爱好与习惯而定」。[14](p. 257)《决议》指出,教育的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妇女识字明理开通脑筋,破除迷信思想,提高文化政治水平。青年妇女要识字也要明理,中年妇女明理重于识字,老年妇女主要是明理。[14](p. 282)教育内容具体来说,一是时事、政治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将妇女各阶层的特殊痛苦描画出来,提高妇女的阶级觉悟性。[14](p. 333)二是普及文化、妇幼保健知识。要针对各人特点安排教学内容,以植棉、纺纱、织布、养殖、得田和破除迷信有关的识字为主,使妇女会计算,并逐渐将教育内容引到政治上去。[25] 第三,学习女性卫生、婚姻问题、健康的生育行为和育婴等方面的知识。[14](pp. 282-283)学习内容涉及政治、时事、阶级教育、识字、口号、工作、生产等多个方面。教师由女教员和有信仰的男教员以及五六年级的小学生担任。[14](p. 257)经常采用识字比赛和设立识字关卡等办法,激发学员的积极性。华中分局还强调,学习必须与生产结合,使生产机构同时成为学习机构。[26] 原有的针线会、姐妹团、纺织组、老人会、鸡蛋会、合作社、识字班等组织都能成为教学单位,但必须统属于妇联会领导。[14](p. 257)(p. 287)同时还规定了每个市、县开办民校的具体数量,保证群众教育的广泛性。保证妇女团体既是教学单位,也是生产与革命动员的基本组织,确保妇女教育政策的长期贯彻。

  据统计,1948年,泗沭县有1959名妇女学会耕田,737人学会播种,10000多名妇女承担了原来由男人承担的各种农活。[14](p. 356)南通地区学会耕田及使用农具的妇女134700多人,学会挑担6700人,学会推车5100人,学会车水35000人,学会插秧6700人。[27](p. 223)通过开展教育运动,解放区妇女各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

三、通过保障土地所有权、提倡财产继承权,落实妇女的经济权利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女性在近代以前没有个体身份,只有在家族中的家庭身份,即相对于他人关系中的身份」。[28] 而女性个体身份获得的关键是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强调,「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22](p. 176)华中分局强调,女子的土地要由自己来处理,如女子出嫁时父母不得霸占其土地。[29] 这些法规、法令保障了妇女的经济权益。但是,由于妇女长期以来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土改刚开始时妇女对得到土地的积极性并不高。她们主要的顾虑是担心家人不承认所有权以及出嫁后得不到土地等。[30]

  为了解除农村妇女的种种顾虑,华中分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各级干部农会上宣传妇女争取产权是合理、合法的思想,提出一系列土改宣传口号,如「霹雷天下响,人人有一份,男的女的是一样,闺女儿子一样疼」、「斗争不要地,白白出力气」、「算帐不要田,子孙穷万年」 [30] [31](p. 539)等。还在各地积极搜集材料开展诉苦大会,阐明妇女受苦受难的根源在于没有土地的道理。其次,通过为妇女写田契的办法从法理上承认妇女的土地所有权,并规定应为妇女单独写田契,至少要保证将丈夫和妻子的名字并排写在田契上面。[33] 解放区形成妇女(包括未成年的女子在内)强烈要求写田契的风潮。[30] 1946年边区政府颁布《苏皖边区遗产继承暂行条例》,规定妇女具有财产继承权。并在土改过程中,努力做到人人平等。华中分局规定应根据全乡或全村人口、地亩、土地质量、收获量,计算出一个乡或村的平均亩数、收成,依照这个标准平分土地,必须做到多少、远近、整碎、肥瘦、高低、男女老少各方面都平衡。[32] 虽然在当时的农村地区真正实施这些条例还有些困难,但这些宣传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女性身份的认可。事实证明土地和财产继承权的获得让妇女在短期内感受到了革命运动带来的收益,激发了她们的革命热情。为了克服繁重的支前任务,华中分局将土改与备战结合起来,做到「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男的在前方打仗,女的在后方分田」、「白天打仗,夜里分田」,[31](p. 541)促进了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蓬勃开展。

四、树立妇女典型,引导其他妇女积极参与革命运动

  抗战以来,一些地区妇女动员主要是以富农和知识女青年为主,忽视了贫苦的劳动妇女。如华中某地区,5个村的44个妇女干部中,富农11人,中农26人,贫农7人,妇联会被贫农以上的妇女掌握著。[34] 由于对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些女干部在工作中经常表现出懒散、享乐等缺点,[14](pp. 217-221)(pp. 235-245)(pp. 261-264)(pp. 276-277)在群众中产生了不良影响。此外开妇女会就是斗争会,犯很小的错误都要开大会进行批斗,一些妇女害怕受批评、批斗,不愿意参与革命。[35]自动参加妇联会的一般是那些想解决婚姻问题或生活贫苦、无依无靠的妇女。[35]

  随著解放战争的到来,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对象发生了质的变化。华中分局很快意识到妇女动员的对象与策略不正确是工作难以开展的关键。1946年初,华中分局要求从妇女的迫切要求出发,根据她们的要求提出口号,让妇女真正翻身;[14](p. 333)找受苦最深的贫雇农妇女,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培养妇女积极分子,通过她们去团结发动其他人,[14](p. 333)「妇女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女工、农妇」;[36] 提拔贫穷妇女与积极执行土改政策的妇女担任干部;[34] 采用阶级观点正确处理富农妇女问题,强调这方面不能以超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36]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北、苏中解放区涌现出许多妇女典型。这些妇女在积极参与学习纺织技能、参加生产竞赛、积极献金、批斗地主、发动群众参军与支前的一系列活动中,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都有明显的改善,进一步带动了其他妇女参与革命的积极性。

五、积极开展劳动互助、优待军烈属等活动,巩固妇女的革命热情

  《决议》指出,要积极开展劳动互助、发展副业、组织合作社等各种合作事业。[14](p. 279)在解放区,从生产到消费分配的各个环节都建立起各种各样的互助组。这些组织规模大到合作社(如王业久合作社),小到针线会、鸡蛋会等;以家庭为基础,以几家合作的「劳动互助」、「家务互助」为主要形式,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节约劳动力。[14](p. 280)各互助组一般都制定了明细的「记工、折工、还工」标准,采用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如苏皖边区某互助组规定,「妇女做1条裤子计1个工,1件衣衫计2个工,1双鞋子计8个工」。[37] 这种工分制度使劳动交换变得公平合理。

  解放区十分重视对军烈属的特殊照顾。分土地时军烈属的土地比中农多一倍,即等于平均数二倍至二倍半。[38] 他们获得的土地要比一般人都要多得多。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基层干部都会带礼物去看望军烈属。如华中某地送给军烈属的过年礼物种类有「年糕、馍馍、油圈儿、猪肉、粉条、白糖、挂面、鸡蛋以及对联」,[39] 而且比较丰厚,「2斤猪肉,2斤粉丝,5斤白面,10斤年糕,20个鸡蛋,3斤挂面」。[39]

  互助组的普遍建立,克服了生产资料短缺与妇女体力不足的困难,为解放区顺利度过难关提供了保障,一些地方还出现妇女「纺纱兴家」、「织布兴家」的情形。优抚军烈属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困难,同时也调动了群众参军与支援后勤的积极性,巩固了革命热情。   

  华中解放区在开展妇女动员工作的过程中,虽然也存在一些过激的政治行为,如有的地方政府号召妇女与家庭进行斗争。解决家庭纠纷时,偏袒妻子,重责丈夫;偏袒媳妇,重责公婆,造成了群众内部的对立。[22](p. 14-21)但总的来讲,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基本上做到了妇女工作与全盘工作、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等几个方面的较好结合,满足了绝大多数贫苦妇女的利益要求,成功地动员了妇女。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妇女积极动员家人参军或支前、甚至直接地参与了战争,承担了大部分衣物的生产任务。刘少奇对华中解放区妇女运动的成功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说「只有民众积极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护国家与民族。发动民众起来积极地、适当地保护其本身的利益,也是直接的发动民众起来保卫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抓住民生问题,解除民众的疾苦,就成为我们目前发动民众、提高民族觉悟、阶级觉悟的中心环节」。[40](p. 56)中共在解放区的妇女运动,还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即解构了原有的社会秩序、解放了广大的下层妇女,为她们走向社会,参与共和国的建设作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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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治理的理论视野,分析了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结构。本文认为,治理就是多元主体的协同公共管理过程,其基本特征就是“多元共治”,中国乡村公共管理具有“多元共治”的特征。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乡政村治”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既是对原有全能主义政治的否定,也是我国乡村治理结构不断完善的结果。  关键词:治理多元共治乡政村治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historical stages and current structure ofgovernance of basic level in rural China from the pers……去看看

分歧究竟在哪里?

现在距离公元二○○○年没有多少时日,我自己也将远行。奉献在读者面前的 ,是我近十年来的一点随想,既非华丽的文章,也没有深刻的思想,只是一点有关 当代社会变化的感想而已。翻阅这些旧文,不止一次地记起鲁迅的两句诗来,是: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我的计划已久的著作至今没有出版,而这些让正人君子 们感到不快的文字却已经在印刷之中,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做所谓思想史研究,从宋明理学到清末民初,一一梳理。 发表出来的,大多在由我和友人共同编辑的《学人》里面。那丛刊本来印行不多, 加之我的文章篇幅较长,……去看看

我国农产品贸易趋势和结构变动(1981-2003)

内容简介:本文在对SITC和HS两种海关统计系统的农产品贸易产品税号进行衔接基础上,利用海关统计数据对80年代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量和结构演变情况给以系统观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农产品贸易若干近期变动趋势和特点做了简略分析和评论。请下载原文.rar阅读。 去看看

财政赤字的负面影响已显现

《21世纪》:作为长期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经济学权威,您对2002年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如何?   宋国青:如果仅从增长率上说,很有可能达不到7%,现在我的初步预测是增长6.5%。如果确实这样,那就是近年来最低的增长率。  《21世纪》:您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   宋国青:一方面,外部环境不好。美国经济现正处于调整期,证券市场与实质经济的调整还将继续。在2000年以前的好几年,美国股票价格迅速上涨,引起“财富效应”,私人储蓄率大幅降低。随后出现了一些调整,但现在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仍然非常低。股票市场跌落以后,就需要调整储蓄。完成这一调……去看看

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资本化过程

内容摘要:媒介寻租已经成为我国媒介业的突出问题。这种媒介制度安排的缺陷在当前和未来我国媒介制度变迁中将产生许多连带的问题。正在进行的媒介产业整合其实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已经可以日益明显地看到媒介制度变迁中的政治与资本博弈的趋势,这种博弈将使得媒介进行以资本化为特征的再制度化过程。媒介制度变迁中国家利益、媒介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将受到考验。  关键词:媒介寻租,产业整合,媒介资本化  一、我国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媒介寻租  在我国,媒介寻租已经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去看看

转型期水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思路:准市场和政治民主协商

一、水资源配置的三种思路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水资源分配是一种指令配置模式,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来配置水资源,国家养水,福利供水,这种模式导致水资源价格严重扭曲,造成“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和“政府失效”(governmentfailure)。所谓“市场失灵”是指水价大大低于生产成本,价格不能起到调节供求的杠杆作用,致使用水粗放增长,浪费严重。所谓“政府失效”是指即使水价提高到弥补供水成本的水平,水价还低于水资源的社会成本,包括外部成本和机会成本,造成潜在的用水效率损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配置模式不可能导致水资源的……去看看

市场间竞争与股市规范

关于股市黑闻的讨论,有一个问题还没有人问:完全可以过门而不入、或见势不对、拔脚就跑的投资人,为什么在据说平均都亏钱的条件下,仍然对黑闻不断的市场趋之若鹜?《南方周未》发表陈涛的文章里,对2000年中国股市的“投入产出”,有一个精彩的估计:投资人上缴的印花税与券商佣金超过900亿元,而上市公司创造的利润,包括披露不实的水分在内,不到800亿元,其中向投资人分配的现金不多于100亿元。考虑到当下股市的全部市值约为5万亿,那么即便印花税和佣金为零、上市公司的利润全部分配给投资人,在这样一个股市上投资,收回本金怕也要40年以上。……去看看

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

在民族主义问题讨论中,西方不少中国学专家以为,Chinese nation属于「新生事物」,约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时期。鉴于汉语「民族」一词出现较晚,有人推论汉语直到1895年还没有一个贴切的对应词迻译或传导西方的nation概念,或曰至今还没有;也有人断言,前现代中国根本不存在Chinese nation。是否能作如是观,便是写作本文的缘起。笔者试图从中西概念的演变与对比出发,并从中西思想史及历史语义学的角度,疏证十九世纪中西全面接触之后,Nation在汉语中可能的表述形式。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统治形式或不同的……去看看

“孩子银行”+市场

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会议桌上,市场经济只占据着“边缘”的位置。不仅 在中国,基于我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人口所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经验,在世界各国的 人口计划官员的办公桌上,市场经济也只占据着边缘的位置。理由也很简单:人口 问题的动态调整过程长达百年,各种社会经济后果的预测(如果“预测”仍然可能 的话)高度复杂,确确实实是“基本国策”。而“市场”的特征之一便是“短视”, 如果存在任何“市场失灵”的话,那么在“优化人口”的问题上,市场失灵的可能 性最大。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长周期问题上,计 ……去看看

中国大国定位的起点

21世纪是中国崛起的世纪,几乎是一件没有疑问的事情。然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所要面对的艰难险阻,却是很多国人尚未来得及仔细思考的问题。  目前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中国的大国定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大国的定位并不仅仅是世界范围的定位,而首先是内部的定位。即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什么值得自豪和骄傲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国家在那些方面代表着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等等。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谈中国的大国定位似乎总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  客观地讲,今日中国的“大”,在很大程度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