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发起第一次宪政运动的一段内幕

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由于通过了《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时期“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邹韬奋语)的帷幕。这一历程,不仅在抗战建国史,也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占有为人注目的重要一页。

说到这次国民参政会通过的《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人们都熟悉它是在合并讨论有关宪政问题的七个提案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七个提案,在许多著述中都有记录和介绍,它们分别是:国民党参政员孔庚领衔的《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中共参政员陈绍禹领衔的《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中国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国家社会党参政员张君劢、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共同领衔的《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中华职业教育社参政员江恒源领衔的《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救国会参政员张申府领衔的《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领衔的《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国家社会党参政员张君劢领衔的《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据《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议事纪录》,此次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者,包括议长、副议长,为128人,而在七提案上领衔及连署者,则共达274人次。可见,上述提案确实反映了诸参政员的共同愿望。

对于这七个提案,尤其是对于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执政的国民党和在野的各个党派,都给予很高评价。蒋介石在闭幕词中认为“本届会议以此案为最重大之贡献”。重庆《新蜀报》9月19日社论中说:“几年来各党各派,及全国民众所热烈注意的问题,在此次大会,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今后政府付诸实施,必能使中国政治走上一新的阶段。这是令我们感到无限兴奋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也对这些提案和决议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次参政会结束后两天的9月20日,陈绍禹向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所做的《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报告中,指出本届参政会的成绩之一,就是“通过了许多巩固团结推动加强抗战力量的决议”,而“这些决议当中,第一个意义最重大的,当然是关于定期如今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权利及集中人才改革行政机构的这一决议”。9月26日,延安《新中华日报》在题为《拥护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的正确决议》的社论,亦指出参政会的这个决议案,“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

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闭幕后,轰轰烈烈的宪政宣传与宪法讨论,便迅速在各地展开。重庆、成都、桂林、云南、贵州、安徽、浙江、广东等地,相继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宪政研究团体,就连孤岛上海,民众对于宪政的要求也出现白热化,大家深信只有彻底实施宪政,抗战才会胜利。在陕甘宁边区,自1940年1月起陆续成立了新闻界、妇女界、青年界宪政促进会,在此基础上,2月20日又成立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即是在这次成立大会上所做的讲演。这段历史,已为人熟知,毋须赘言。

但是,许久以来有一个问题令我难解,那就是关于宪政问题的七个提案中,列为首位的是国民党老党员孔庚领衔的提案。该提案全文为:“谨按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原已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并经积极筹备。嗣以抗战军兴,致陷停顿,惟抗战军事攸赖长期努力,建国工作必须同时进展,爰建议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根据国民党规定,其参政员提出之提案,需先得到国民党党团指导委员会同意,而且在孔庚提案上连署的58人中,国民党参政员也占相有当比例。因此,孔庚提案不大可能是个人行为,按理应当是国民党的意志。然而,孔庚提案的基本精神,显然又与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一党专政相互矛盾,难道国民党果真受到全民抗战的鼓舞,准备发动宪政运动吗?这个困惑,想必也困扰过许多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者,因为迄今为止的有关著述,都没有突出孔庚提案,更不要说做过令人信服的诠释了。不久前,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从雷震档案中发现一则史料,这才终于解开了这一谜底。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的雷震档案,是雷震逝世后由其家属捐赠的,其中部分业已整理出版。未出版的部分,需要家属同意方能调阅,这部分中有一部未刊书稿,名《中华民国制宪史》。自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起,雷震就担任国民参政会特务秘书兼议事组主任,其后还出任过副秘书长,因此不仅对国民参政会事务了如指掌,也非常了解一届四次参政会发动宪政运动的内幕。根据这部书稿,我了解到这次参政会召开前,左舜生、张君劢便分别草拟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大约是为了壮大声势,二人邀约章伯钧参加了共同领衔。

左舜生、张君劢草拟的两个提案,雷震书稿未多做解释。不过,这两个提案并不难找。其中左舜生草拟的《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由两部分组成,一为说明宪政实施的五点理由,二为提出实施宪政的三项办法,其要旨是力促宪法制定、宪政实施前行政院暂时对国民参政会负责、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张君劢草拟的《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同样体现了左舜生案的精神。它指出:目前面临着国际法西斯势力步步紧逼、国内财政与人民生计日益困难、汪精卫加紧扩大傀儡组织等三大难关,必须设法“扶危救急之道”,而欲达此目有的办法只有两种,即:“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以求全国政治上之彻底开发”,和“立即成立举国一致之战时行政院,以求全国行政上之全盘改革”。

毫无疑问,左、张的两个提案,都紧紧围绕着“结束一党训政”这一中心。虽然这一主张早在战前已是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但在抗日战争时期,这却是在野党派首次公开郑重提出。

按照国民参政会议事规程,凡是提交大会讨论的提案,均需于会前先提交参政会秘书处。参政会秘书处看到这两个提案后,立刻意识到问题严重。雷震在书稿中写到:“由于‘结束党治立施宪政’和‘改革政治以应非常局面’两案,系青年党、国社党和农工党三党领袖联名领衔提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就非常重视此事,要采取对策来予以打消,至少要冲淡他们的提案精神。”他还坦言,“国民党是无意在此时放弃一党专政的,其藉口是抗战时期,政府要求中央权力,始能应付强敌”。

当时,重庆浮图关的国民大会堂尚在建筑中,这次参政会的会场设在远离市区的沙坪坝重庆大学。国民党中央党部从电话中知道左、张提案概要后,马上责令雷震亲自将两案连夜送到重庆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并说国民党党团指导委员会正在那里开会,急于看到提案文本。

雷震接到电话,已是晚上9时许。其时,上弦月已下山,正是黑月当头。沙坪坝至上清寺约30公里,而参政会只有一辆1924年产的四汽缸破旧福特牌汽车。这辆车的电瓶平时就电力不足,而且前灯还不亮,白天还能勉强开动,到了晚间就无法行驶了。但是,重庆方面连电催促,雷震也深知事关重大,无奈之下,只好找了一只手电筒充作汽车前灯,招呼司机周云,匆匆上路。

沙坪坝到上清寺只有一条路况极差的沿嘉陵江马路,不仅弯曲转折甚多,而且红岩嘴一带还有两个急坡。雷震坐在周云傍,一边打着手电筒,一边惴惴不安睁大眼紧盯前方。事隔多年,他对此情仍记忆犹新,说当时“我们两人都是屏声静息,希望不要出事。如果车子翻无疑了,左边是嘉陵江,右边是坡子,那一定翻在江中无疑,我们两人都安葬身鱼腹之中了”。汽车一边开,雷震心里一边嘀咕:“国民党要一党专政,在野党要结束训政,我们两条性命,可能被你们所结束。”

冒着危险,雷震终于在深夜赶到了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党部。到那里时,国民党党团指导委员们还埋怨车子开得太慢,让他们等着发急。雷震叹息到:“他们哪里知道这是性命交关的事啊!我也无法向他们细诉苦衷,战时物质缺乏,生命不值一文钱。”以雷震当时的地位,虽说不上是国民党高官,却也是担负重要职务的官员,象他这样的人都“不值一文钱”,别人不用说了。

国民党党团指导委员拿到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领衔的两个提案,也不敢怠慢,连夜商讨应付办法。研究来研究去,大概觉得提案要求难以完全拒绝,只能想办法加以限制,以便削弱其影响。于是,最后决定由年高参政员孔庚领衔提出了《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对于这个提案的中心,雷震说它的意思是表明“国民党早就有意结束党治,惟由于要应付日寇侵略,才把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之事,延搁了下来,并非国民党有意长久实行一党独裁的”。

办完这些事,已是次日凌晨1时多了。天亮参政会就要开会,雷震马上返回沙坪坝,上床就寝差不多是3点钟了。

雷震的这段记述,说明孔庚领衔提案虽然“建议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但并不证明国民党愿意实施宪法政治。国民党之所以提出此案,目的一是为了对应在野党派提出的“立即结束训政”要求,二是为了在参政会讨论宪政问题时取得主动权。

事实也是如此,9月15日国民参政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围绕宪政问题七提案的讨论,会议从晚上8时,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30分。邹韬奋说:会议的整整六个小时,“你起我立,火并似的舌战,没有一分一秒钟的停止”,“那热烈的情况,虽不敢说是绝后,恐怕总可算是空前的”。争论的中心之一,便是是否需要党治。国民党参政员坚决反对将“结束党治”几个字写入决议,在野党派则毫不相让,年至花甲的国家社会党干将徐傅霖大呼:“不取消一党专政,一切都是空谈!”由于双方互不相让,最后只能通过两条原则性的治本办法,即: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由议长指定参政员共若干人,组织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至于各党派“在法律上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等两条治标办法,则是提案审查委员于会外经过磋商后方达成的。显然,最终通过的《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是个调和的产物,其中治本办法里用含混不确的“请政府”如何如何,取代了在野党派主张的“立即结束党治”,这就把实施宪政的具体要求完全抽象化了。

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的这段周折和内幕,外人无人知晓,雷震当年也半闭口不谈,若不是他后来在台湾被国民党关押多年,怕也不会道出这番真情。《中华民国史》是雷震出狱后带着反省心情写下的,其中上述记录,可能会对今后了解和研究这次宪政运动,起到补充甚或部分改写的作用。

原载《百年潮》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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