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2期

  内容提要:关于合作经济组织是否有效率,一直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判断。争论的焦点集中于自由退出、限制退出及其监督机制等方面。本文认为:(1)不能识别劳动努力进而不能进行有效监督的团队生产必然走向劳动力的"柠檬市场";(2)依靠外部监督难以解决团队合作中的偷懒问题,合作组织内部的监督不力往往成为常态;(3)人民公社的低效率具有必然性,报复性偷懒与退出威胁均不能形成可自我执行的协议。其中因"自留地"因素而形成的"隐性退出"具有重要的解释价值。

  关键词:合作组织;偷懒;监督

  一、问题的提出:一个简单的理论回顾

  在现代经济学文献中,有关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效率的研究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主题之一。

  早期的文献主要研究一个合作组织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激励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多为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随后Alchian 和Demsets (1972)发展了关于经济组织变迁的理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博弈论特别是重复博弈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广泛运用,合作经济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Telser,1980;Kreps等,1982;Macleod ,1988;Guttman ,1991;张军,1999)。

  大量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 )完全可以实现与私人生产一样的资源配置效率(Ward,1958;Sen ,1966;Meade ,1972;Bonin ,1977;Chinn ,1979;Putterman ,1980)。

  这些文献指出,从理论上讲,只要满足某些条件,合作组织中成员的生产积极性可以高于私人生产中的雇员。但是,更多研究表明,由于团队组织内部的劳动与报酬之间微弱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搭便车"性质,或者说,由于监督的不完备性与考核成本的高昂所导致的激励不足,使得团队生产往往难以产生出较高的生产效率(Alchian and Demsets ,1972;Holmstrom ,1982;Binswangerand Rosenzweig,1986;Hayami and Ruttan ,1985)。

  对于激励不足的原因则存在激烈的争论。最有代表性的争论来自于林毅夫(1990,1993)和Dong and Dow(1993)。

  林毅夫(1990)最初是想解释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爆发的原因,并由此对合作组织失败的原因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他提出,在合作化的自愿阶段(1952~1957年),由于存在参加者的退出权(exit right),合作组织中农民的自我监督可以形成自我执行的契约(self-enforcing agreement),这弥补了合作组织内生的监督不足的缺陷。而在1958年之后,国家剥夺了农民的自由退出权,从而导致合作组织中成员之间的博弈由无限重复的博弈变成了一次性博弈,相应地自我执行的契约也不复存在。监督既然不可能,而组织中成员又无法退出,因此,合作组织走向了低努力均衡,这就是危机的最主要的原因。林毅夫的解释所暗含的命题是:保留社员的自由退出权,是保证公社制度成功的"必要条件".

  林毅夫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Journal of ComparativeEconomics"于1992~1993年组织了6篇论文围绕林毅夫的假说进行了一次专题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合作理论的发展。

  然而,林毅夫的这一条件与麦克洛伊德(Macleod ,1988)的理论观点明显不一致。因此,Dong and Dow(1993)对其提出了挑战。他们以麦克洛伊德的合作理论为基础,主张合作社必须给每个社员制造一些退出上的成本来减少个别社员偷懒之后便逃出的机会。在他们看来,与林毅夫的条件正好相反,公社制度的成功恰恰要求取消社员退社的权利。对于没有退出威胁的合作组织,如何解决偷懒问题呢?Dong and Dow认为,"以牙还牙"比退社更有效。也就是说,在限制退出的条件下,相互偷懒就可能成为一个可信的报复策略。

  本文将依次讨论下列问题:(1)一个缺乏监督的团队生产是如何走向劳动力的"柠檬市场"的;(2)监督条件下合作经济组织的偷懒问题;(3)合作组织如何形成可自我执行的协议;(4)在限制退出的约束下,公社体制为什么会走向低效率。

  六、结论与讨论

  第一,当一个成员为其团队工作,而工作的成果同时取决于劳动努力和不由主观意志决定的各种客观因素,且两种因素对组织集团来说又无法进行识别时,就会产生参与成员的败德行为。对于一个缺乏有效监督与劳动质量考核的合作组织,"逆向选择"必然会导致合作劳动的"柠檬市场".

  第二,在合作组织中,监督与偷懒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与监督者的监督成本、监督收益以及社员的预期收益和因偷懒而将受到的惩罚有关。事实上,就合作组织的管理而言,监督和查处偷懒行为是需要费用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民合作组织中,监督收益具有公共性质,监督成本具有私人性质。因此就监督的执行而论,监督给监督者带来的收益和损失是不对称的,以致合作组织内部的监督不力往往成为常态。

  第三,进入威胁与退出威胁这两类机制是促进合作的重要保障。前者可考虑施加退出成本,通过偷懒的进入威胁来保障合作;后者则是保留退出权,通过退出威胁来促进合作。

  第四,通过对人民公社合作组织的实证考察发现,报复性偷懒即进入威胁与退出威胁均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其中因自留地因素而形成的"隐性退出"具有重要的解释价值。因为不能显性退出,所以,人民公社在长时间内没有解体;因为存在隐性退出,所以社员并没有都"饿死".因此,对于一个合作组织,即使存在成员身份上的退出约束,但是,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监督或者说不能限制其隐性退出,那么,也依然会走向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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