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5期p69-78

  「摘要」文章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职业结构进行初步的描述,并且对形成这种结构的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指出权力垄断、地缘集聚与市场竞争是形成这种结构的主要原因。在这种结构下,市场给予了人们获得地位的机遇,然而权力垄断、地缘集聚则成为获得地位的障碍,个人素质则是克服障碍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社会地位;社会流动;外来人口

  「作者」李若建/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索罗金(P.Sorokin)之后,社会学一直注重社会地位的获得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不过在研究中始终面临着一个难题,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及其家庭在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与整体社会变迁是无法分开的,因此无法通过量化来断定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的作用。尽管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均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对前者比较容易得出一些量化的研究成果,后者则基本上无法量化分析,虽然有一些社会流动研究试图把个人变量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均称为社会结构变化的因素,但这并不等同于社会变迁的影响。

  本文并无法解决社会流动研究中面临的上述难题,不过期待通过对一个社会变迁剧烈的地区的职业结构分析,对相关的研究能够有所帮助。本文的着眼点分别是从社会制度设计与社会变迁对社会制度的冲击、从传统文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及社会变迁对其冲击这两个角度出发分析社会流动。

  一、研究对象与几个概念

  (一)研究对象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量加工制造工厂集聚了大量的来自农村的工人,为世界生产出数量庞大的消费品。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是最典型的地区之一,2000年人口普查时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中山市共有工人1175万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0%.珠江三角洲的工人绝大多数是外来人口,他们构成外来人口的主体。同时,在外来工多的地区,往往也是其他职业和无业的外来人口集中的地区,他们高度聚集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区,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

  虽然珠江三角洲外来人口聚集地区的社会结构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例,但因其人口众多,影响范围大,如果不能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就很难对中国的社会结构有真正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是中国社会流动最剧烈的地区,无论是本地人口还是外来人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短期内,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提供了一个研究社会流动的绝好窗口。通过分析这些地区的社会流动,特别是其宏观社会变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可以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社会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本文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剖析外来人口聚集区的社会结构。宝安区位于深圳特区外围的西部,原来是深圳市宝安县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前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地区,目前是深圳市人口规模最大的一个区。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进行人口普查时,现宝安区的行政范围内,人口只有12.99万人,就业人口当中73.50%是农民(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1984).18年后,2000年宝安区人口普查时,有符合普查登记条件的人口273.51万人,其中251.74万人是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92.04%.实际上在人口普查时,宝安区还有不符合普查登记条件的外来人口41.86万人(人口普查时居住在宝安,但是离开户籍所在地不足半年),因此当时实际居住在宝安区的人口达到315.37万人,其中外来人口293.6万人,占实际居住人口的93.1%.由此可见,宝安区是一个人口规模高速膨胀、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区。

  宝安区的土地面积只有733平方公里,如果以2000年人口普查时实际居住的人口计算,人口密度高达4302人/平方公里,如果以人口普查的登记人口计算,人口密度也达到3731人/平方公里。本文主要根据宝安区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抽样资料(抽样比9.24%),对该区社会结构进行初步的描述,并且对形成这种结构的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由于在人口普查资料中,对不符合普查登记条件的人口没有进行详细调查,因此本文只是对符合普查登记条件的273.51万人的研究。

  (二)身份与群体划分

  1.身份

  宝安区的社会,是一个建立在身份、地缘基础上的社会,因此为了方便论述,同时也根据宝安的现实情况,本文首先界定几个有关身份的概念:(1)本地人:指的是有当地户籍的人口,同时也包含个别因计划生育政策、户籍政策等原因,户籍未落实的人口。本地人又分成原居民与非原居民两类,前者指的是本地人口当中在宝安区出生的人口,后者指的是户籍迁入宝安的人口。(2)外来人:根据人口普查的定义,指的是居住在宝安,户籍不在宝安,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外来人口又可以根据其来源划分为若干不同类别,主要可分为广东省内与省外两大类。(3)农业与非农业人口:指的是按户籍上界定的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与其实际职业无关。在宝安真正从事传统农业的人口非常少,一些从事农业的人,绝大多数是在种植、养殖企业中工作的职工,更多是接近于工人,而非农民。(4)职业与行业:职业根据个人从事工作的性质划分,行业根据个人工作单位的性质划分。

  2.群体划分



  以原居民、本地与外来、来自本省还是外省、农业还是非农业户籍这4个维度,本文将宝安区的人口划分为7个群体(见表1).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全面展开对上述7个人群的分析,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7个有明显差异的人群。

  二、建立在身份与地缘基础上的社会结构

  (一)身份社会

  户籍制度是最能体现中国民众身份的一个制度,不过这一制度的作用还需要其他一系列制度来强化,其中土地制度与政府公共财政制度是重要的两个相关制度。正是一系列社会制度的作用和社会变革对制度的冲击,构造了宝安区的特殊社会结构。表2~4是7个不同社会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从这些特征上看,这些群体虽然并不等同于社会阶层,但是却呈现出阶层的一些基本特征。特别是本地人口、外来农业人口这两大类别的阶层性特别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大体上视为两个社会阶层。

  从表2可知,本地人无论是在人口总量还是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上占的比重均很低,是宝安区的少数群体。同时本地人的劳动参与率低,外来人口劳动参与率高;在外来人口之中,来自本省的外来人口劳动参与率低,来自外省的劳动参与率高;本地人的农业人口劳动参与率低,非农业人口劳动参与率高,而外来人口情况正好相反。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因素比较多,不过在宝安区劳动参与率低的群体,往往是因为其生活有比较好的保障。以本地农业人口群体为例,这一群体拥有土地资源,在土地上盖工厂厂房和用于出租的住宅,租金为他们提供丰厚的收入,用当地人俗语说,就是"不种田,改种楼",存在着一部分"食利"者,因此这一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偏低。



  表3是在业人口中不同群体的受教育水平,虽然受教育水平不等同于人的素质,但是可以起到一个参照系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本地农业人口与外来人口中的农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体相当(本地人口为9.18年、本省外来人口为9.18年、外省外来人口为8.90年),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高一些。同样非本地农业人口与外来人口中的非农业人口,其平均受教育年数也大体相当(本地原居民为10.93年、本地迁入者为11.78年、本省的外来人口为11.49年、外省的外来人口为10.95年).以农业和非农业户籍作尺度,本地人并没有在受教育水平方面比外来人口占优势。

  尽管本地与外来人口在受教育水平上没有明显差别,但在职业构成上却存在很大差异。若笔者把负责人、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作为白领阶层的话,本地农业人口中白领占的比重达到46.1%,不仅高于外来人中的农业人口,而且也远远高于外来人中的非农业人口(这几个群体中最高的是来自本省的外来非农业人口,这一比重为30.47%).从表4中还可以发现,同样是外来人,来自本省的比来自外省的占据优势。比如来自本省的外来农业人口进入白领职业的比重有7.22%,来自外省农业人口的这一比重只有5.44%.这种情况说明,本地人与外来人口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竞争,本地人拥有除了教育之外的其他社会资源不帮助他们取得更好的职业。



  如果进一步探讨不同身份人口在部分职业中的结构(见表5),可以看到与政治权力有关的职业(基层负责人)当中,绝大部分是本地人。一些经济关键职位(如会计),本地人(31.58%)与本省的外来人口(24.08%),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同样属于办事员职业大类中的行政业务人员其地位高于一般行政事物人员,因此本地人(62.49%)与本省的外来人口(16.49%)也占尽优势。工人职业是一个外来人口占绝对多数的职业。不过在工人职业中,属于垄断行业的供电工人中,本地人占36.45%,成为一个例外。在一些地位相对高的工人职业,如驾驶员,本地人、本省人的比重也比他们在其他类别工人当中占的比重明显高许多。

  通过粗略的描述,足以证明在宝安区存在着以户籍和身份(农业与非农业)划分的社会群体。不过与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同的是,宝安区的本地农业人口并非弱势群体。

  (二)地缘聚集

  宝安区绝大部分人口是外来的,且主要集中来自几个地区,大体上以地缘为一个标志,可以划分为若干人群。首先从省份看,人数最多的还是来自广东本省(深圳市之外)其他地区。

  按数量排列,其他省份依次是:湖南、四川、广西、湖北、江西与河南。来自省内其他地区和上述6个省份的外来人口,占全宝安区外来人口的86.88%(见表6).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省份的外来人口也并非均匀来自省内各地,而是明显集中于若干个地级市。表7列举了在宝安区人数最多的几个省份内,在宝安人数最多的5个地级市(地区),从中可以发现,除了湖北省之外,其他省份的外来人口大部分来自少数几个地级市(地区).用表7中各地级市(区)外来人口占该省外来人口的比重乘以表6中该省外来人口的比重,可以得出这一地级市(区)外来人口占全宝安区外来人口的比重,按比重大小排列的前6位分别是广东省茂名市(4.86%)、湖南省邵阳市(4.39%)、四川省南充市(3.22%)、广东省梅州市(3.11%)、四川省达州市(2.82%)、广东省河源市(2.66).上述6个地级市的外来人口占全宝安区外来人口的21.06%.

  是否这些地方是当地外出人口最多的,未必如此。以湖南省为例,2000年湖南省的外出人口最多的5个地级市中,衡阳占10.68%、岳阳占9.94%、长沙占9.03%、常德占8.85%、邵阳占8.36%①,「根据《湖南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第17页)数据计算。」显然邵阳并非外出人口数量最多的,不过其外出人口较多集中到了宝安区。而湖南省外出人口最多的衡阳市,其外出人口更多的是集中在广东省广州市与东莞市(欧广源,2006).宝安人口这种高度地缘集中的情况,实际上反映出中国社会泛化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指的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由近至远的关系网络。在超出血缘之外,中国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地缘存在着明显联系。以乡亲为纽带的关系,虽然没有血缘那么可靠,但是总比陌生人可信,因此外出谋生过程中,同乡聚集在一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老乡带老乡的人口流动方式,也让同一地区的外来人口聚集在一起。这种情况可能是导致宝安社会出现明显的地缘特征的最主要原因。





  三、权力垄断与市场竞争

  以本地与外地户籍、农业与非农业户籍为维度划分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异,最直接的因素是权力垄断和市场竞争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权力垄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政治权力的垄断,二是生产资料的垄断,最主要是土地资源的垄断。

  (一)两个极端

  从本地与外来人员的构成上,权力部门的本地人垄断与市场竞争行业是泾渭分明的两类行业。前者基本上由本地人控制,后者则是外来人可以发挥其潜能的天地。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没有当地户籍是很难进入当地的权力机构,因此宝安区的权力部门中的关键职位基本上由本地户籍人口垄断(个别上级派来的负责人,其户籍没有迁入宝安,在统计上呈现为外来人口,其实他们与绝大多数外来人口是不同的,数量极少),其他人员当中本地人占的比重也比较高。

  表8是宝安区权力行业的就业情况,本地人权力垄断的情况非常明显。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中,外来人口仅仅占全部就业者的36.63%,并且外来人口占的比重基本上随着职位的重要性的下降而上升,负责人、会计和行政业务人员中本地人占绝对优势;相反,工人、服务人员和保安这些职业中外来人口占多数。值的指出的是,相对于其他行业,由于党政机关、群众团体是权力部门,这些部门中的工人、服务人员和保安职业中本地人虽然没有外地人多,但其比重算比较高的。同样宝安区的居委会与村委会,虽然没有什么行政级别,但是其经济实力之大是国内罕见的,因此这一部门也是本地人主导的,外来人口只能在低层职位上有所作为。



  在市场竞争中,个人能力的优劣可以影响其职位,而权力所起的作用会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外来人容易脱颖而出,与本地人形成竞争生存的格局。表9反映的是市场主导行业的人员结构。

  制造业是宝安区最主要的产业,在这一产业中,本地人虽然有一席之地,但基本上是外来人的天下。无论是最基层的生产工人还是企业的骨干工程技术人员,本地人都是凤毛麟角,只在负责人与会计这两个职业中,本地人占的比重略高一点。类似的情况在建筑业和零售餐饮业同样存在。



  (二)中间地带

  目前中国存在不少垄断行业,如电力、煤气、水的生产供应行业是政府垄断,邮电通信和金融业基本上也是垄断经营。因为是政府垄断,权力作用突出,因此收入也高于其他行业。在现行体制下,医疗卫生与教育部门被称为事业单位,这些单位中有一部分是依靠财政拨款,也有一部分是依靠市场。垄断行业与事业单位,是介于权力与市场两端中间的部门,如果分析其就业者中的本地与外来人的构成,可以发现,情况也大体上介于两端之间。



  从表8~11的数据中,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因为权力部门是现行体制的制造者和执行者,所以本地人依靠户籍制度,保持其在权力部门的利益。相反,市场竞争给外来人口带来的是机会。市场化程度越高,外来人口在其中的机会越大。

  四、空间上的差序格局

  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地缘存在着明显联系,在地缘上存在着由近至远的关系网络。这种现象笔者称之为空间上的差序格局。

  (一)省际与省内的差序格局

  在宝安区的外来人口中,24.71%的人来自广东本省。从职业结构上看,来自本省的外来人口在职业构成上明显比来自外省的外来人口占据优势地位。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非农业户籍的外来人口中,来自本省的就业者中有30.47%属于白领职业,而来自外省的这一比重只有27.35%.在农业户籍的外来人口中,来自本省的就业者中有7.22%属于白领职业,而来自外省的这一比重只有5.44%.如果仅比较工人,本省与外省的差距更加突出。在农业户籍的外来人口中,来自外省的就业者中有83.26%是工人,而来自本省的这一比重只有56.93%.从这些比较可知,本省的外来人口在获取一些地位相对高的职业时,比外省外来人口有优势。

  如果进一步分析来自本省的外来人口的职业构成,可以发现在本省也同样存在着空间上的差序格局。宝安区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来自其周边的同属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来人口中,从事白领的比重特别高。在空间上与宝安区有较大距离的西翼地区和山区,其农业户籍的外来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工人,比重介于省内其他地区与外省之间。东翼地区的外来人口有自己的特点,就是经商比重特别高,这主要是该地区通常被称为潮汕地区,是中国的主要侨区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的经商地区之一,出自该地的经商者遍布全球。因此东翼可以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

  虽然上述现象并非是一种制度上的刻意安排,但反映出存在着一种地缘序列,即:珠江三角洲周围→珠江三角洲范围→省内边远地区→外省。在这个序列中,前者比后者有获得高地位职业的优越性。是一种建立在空间上的差序格局。



  在宝安区一些职业有明显的地缘聚集倾向。在一些组织比较松散的行业中,地缘聚集特别突出。表13是工程建筑施工和装修行业的情况,这是非正式的组织色彩比较浓厚的两个行业,不少建筑施工单位均是层层转包,装修队伍也大体上如此。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包工头往往以自己的亲友、同乡为主体形成一支队伍。因此这两类职业的从业人员体现出强烈的地缘性,最突出的是装修工人中,10%来自广东省茂名市。

  表14是几个服务性职业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职位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的人当中,特别是美容、美发职业,湖南邵阳一地就占了7%.服务业的这种情况与其行业特点有关,因为这些企业的规模小,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也不高,同时也期望雇员有更多的可靠性,因此倾向于从雇主或者领班的同乡中招收雇员,或者让原有的比较优秀的雇员推荐其乡亲。其中的美容美发业,平均规模又比商业和餐饮业要小,因此以地缘为纽带的集聚就更加突出。

  在工人当中,一些相对劳动条件差的工种,也存在着地缘集聚现象。制鞋工人是比较辛苦,并且与一些化学物质接触也比较多,从表15中可以看出,这些工人中将近10%来自贵州省毕节地区。相比之下,工作条件相对好一点的电子电器产品制造工人的地缘集聚现象没有制鞋业那么明显。职业地缘性是传统文化中,对陌生者不信任的衍化,并非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但在客观上制约了其他地方求职者的工作机会。这种地缘集聚现象,也给农民工以同乡群体上形成非正式组织提供了条件。





  综上所述,在外来人口集聚地区,存在着以户籍和身份(农业与非农业)划分的社会群体。本地人依靠户籍制度,保持其在权力部门和垄断行业的利益。市场竞争则给外来人口带来克服制度障碍的机会。由于传统文化中对陌生者的不信任,导致存在着空间上的差序格局,一些职业有明显的地缘聚集倾向。这种现象在给一些外来人口提供机会的同时,也给其他外来人口制造新的障碍。

  在宝安区这样一个社会变迁迅速、人口流动机会较多的地区,同样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的因素,这种不平等主要产生于制度安排下的身份体制。身份体制主要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宝安这种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拥有当地户籍已经不仅仅是多一些诸如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福利这点利益,而且还是可以掌握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一些特权。虽然说城市土地资源是国有,但城市的土地资源是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因此土地的收益很难为外来人口获得。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因此掌握在本地农民手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土地价格昂贵,本地人因此获得可观的利益,在与外地人口在经济方面的竞争中,处在相对优势地位。

  外来人口在宝安这类地区,得到了经济收入,但客观存在的不平等让他们感到严重的相对剥夺。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社会治安不好,外来人口成为犯罪的主体,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本地人成为特大刑事案件的主要被害者(徐建华,2005).在沿海一些外来人口集聚地区,外来人口已经成为人口的主体。在这种背景下,本地人仅仅是凭借身份安排而占据权力与经济上的优势,长此以往,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通过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知道,市场化越高,对外来人口越有利。也许中国只有到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时,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在就业结构上的差异才会明显改变。

  参考文献:

  1.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1984):《广东省宝安县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

  2.欧广源主编(2006):《广东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

  3.徐建华(2005):《珠江三角洲刑事犯罪人、被害人的人口特征分析》,《南方人口》,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