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

  《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

  〔内容提要〕在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处于现实与理念的矛盾之中,反映在越南战争问题上,表现为:现实要求中美实现和解,而理念要求中国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中国的对越政策从坚决反对和谈,支持越南将战争进行到底,转变为同意和谈但不介入的谨慎态度,进而发展到劝告河内尽快签署巴黎和谈协定。与此同时,中国又不断加大对越南的援助,继续支持越南在和谈后取得统一祖国的最后胜利。在此期间,苏联亦加大了对越南的援助和影响,并依靠其实力地位使越南在中苏对抗中倒向苏联一方。

关键词: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中越外交

  70年代初,国际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随后,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自1968年开始解冻的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上海公报”的发表则意味着中美之间实现了和解。此后不到一年,越美之间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签订了“巴黎协定”,漫长的越南战争结束了。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河内方面事后对此有一个判断:中美实现和解是对越南的“出卖”和“背弃”;中国想阻止越南实现统一,迫使北越“承认南方的傀儡政权”,从而为美国牺牲了越南的利益。1977年9月10日李先念与范文同谈话备忘录;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页。有些研究似乎证实了这种说法。见库利克:《冷战背景下的苏中冲突》(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конфликтвконтекстеХолоднойВойны),“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432页。这种结论未免过于片面化和简单化。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画面。尽管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为了改变四面受敌的国际环境,特别是针对美苏两面夹击的被动局面,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一个从理念外交到务实外交的变化过程。然而,由于多年形成的意识形态,由于领导层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支援世界革命,特别是支援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外交思维和原则。在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毛泽东逐渐形成的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正是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的。现实要求中国与美国和解,理念却要求中国支持越南的反美斗争,这是一个基本背景。而在处理对越外交的具体问题时,中国又不得不同时在中美越和中苏越两个小三角游戏中周旋。关于越南战争期间中苏越的关系,李丹慧在《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一文中已有论述,本文着重分析中美越这个小三角关系。

随着中美不断接近,中国在越南问题上愈来愈深地陷入了矛盾的旋涡:既要从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出发调整外交战略,又不能放弃一贯高举的支援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旗帜;既要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又不能因此而给中美和解的进程设置障碍;既要通过实现美国在越南的撤军来保证南部边境的安全,又不能让苏联乘虚而入在同一方向构成新的威胁。简而言之,中国既要同美国发展关系,又要支持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本文拟分析在中美实现和解的过程中,中国处理越战问题时面临的矛盾和尴尬处境,中国对越外交方针的微妙变化及其结果。

(一)自美国扩大越南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坚决反对和谈,主张越南抗战到底。巴黎和谈开始以后,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最终要在战场上解决问题,正如毛泽东1970年5月所说,“谈判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ed.,Working paper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ashington,D.C.),No.22,pp.163-169.虽然中国的矛头主要是针对苏联的,但与美国的立场也是冲突的。在美国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考虑中,解决越战问题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尼克松政府必须体面地解决越南问题,以保持美国在亚洲安全中作为一种抗衡苏联力量的价值,从而在三角战略中吸引中国倒向美国。另一方面,华盛顿也期望通过中美和解为美国提供外交上的机会,以迫使苏联或直接由中国对越南施加压力,从而使美国能尽快脱离越战。然而,直到基辛格访华之前,北京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中美和解与越南战争之间的联系。在1971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国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周恩来提出:“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1页。随后,周恩来访问越南,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1971年3月6日周恩来在河内市人民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宗77,第19页。同月,越南副总理黎清毅访华,提出增加12个新的成套项目援助(约合人民币1.5亿元)的要求。中国外交部和外贸部认为,“根据中央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精神,对越方提出的12个项目,除个别项目尚需进一步研究外,原则上应尽量予以满足。"1971年4月14日外交部、外经部关于越南要我提供新的成套项目援助的请示,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援外办档案。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反映了此时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报告在回顾几年来中美关系解冻的历程后,提出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各种对策:(1)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2)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3)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4)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5)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6)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7)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8)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考虑到美国反对党的存在,报告认为,即使上述各项“完全谈不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报告最后专门提到了中美会谈是否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的问题,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报告认为,印支三国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各方再予大力支援,必能获得最后胜利。1971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解决与美国关系的各项考虑中,台湾问题占主导地位,即使涉及到越南问题,也认为中美缓和对越南是有利无害的。在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议程安排中,除了重申美中和解的战略基础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印支战争。基辛格把与周恩来会谈的更多时间花在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上,显然是试图让北京说服河内加速和平谈判的进程。为了把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与美国结束越战的愿望联系起来,基辛格告诉中国领导人,越战结束后,美国准备在短期内从台湾撤走2/3的军队。但周恩来声称对此全不知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既没有答应敦促越南改变其谈判立场,对基辛格提出的促使河内改变战俘政策的请求更是置之不理。以至后来基辛格向尼克松报告时认为:“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使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很大”,在总统访华之前或期间,“他们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会是强硬的”.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0页;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22页;罗伯特·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4页。

为了消除河内的疑虑,周恩来在送走基辛格的第二天就提出秘密访越,并于7月13日和14日连续与黎笋和范文同会谈,通报了中美会谈的情况。对于河内在《人民报》发表社论影射中美会谈一事,周恩来批告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还说:“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9-470页。此文后因张春桥反对未能发表。此后不久,周恩来又反复对外国新闻界发表讲话,阐明中国的立场。周恩来强调:要想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美国就必须从外国,首先是从印度支那三国撤走他们的一切武装力量,让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中美会谈的内容都是两国间的问题,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制度不同,政策也有原则分歧,要实际解决问题是困难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支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最后胜利;解决印支问题是属于印支三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预,而越南问题就必须由越南代表同美国直接谈;中国没有出卖任何原则,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作买卖。周恩来1971年8月5日与《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的谈话、10月28日与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的谈话、11月20日与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的谈话,福建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宗77,第48-49、52-54页。11月25日签署的“中越联合公报”充分表明了中国支持印支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不可动摇的既定方针”,中国人民将始终“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决心抗战到底,中国人民决心支持到底。为了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人民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支持越南关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基本立场,即美国实现全部撤军和放弃对阮文绍政权的一切支持。见1971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加强对越物质援助。9月27日,中越政府在河内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包括这项援助协议在内,仅1971年中国就与越南签订了7项无偿援助协议,折合人民币36.14亿元,占该年度中国援外协议总额度的48.67%.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百分数是笔者计算的。考虑到中国加入联合国后大大增加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此期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达66个,比前一阶段增加了一倍多。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这笔数字足以说明中国对援越问题的重视。仅就军事援助而言,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援越物资超过了以往20年的总和。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动员会上的讲话,国家计委档案。

(二)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在此前后,美国再次开展外交攻势,要求中国支持其对越施加军事压力的方针。北京在积极准备接待尼克松的同时,也需要继续保持与越南的友好关系,因而对美国加强军事压力的方针采取了既反对又不介入的谨慎态度。1971年12月,针对北越军队大量集结的情况,美国政府不顾舆论和国会的愤怒抨击,对北纬20度线以南的越南供给基地进行了两天的轰炸,同时给莫斯科和北京送去了强硬的照会,警告说,如果北越发动攻势,就会招致最严重的报复行动。其目的是希望河内的盟国为了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转达这一警告。中国对此没有立即做出答复。《白宫岁月》第3册,第401页。基辛格认为这是“被认为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国家所做出的一种不介入的重要表示”.当1972年1月初为尼克松打前站的黑格一行到达北京时,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对河内的道义上的支持,并敦促迅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削弱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关于尼克松访华,周恩来一方面表明中国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做出自己的努力,同时又指出,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将给总统访华带来不利因素。《白宫岁月》第4册,第3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06-507页。1月25日,尼克松发表了敦促越南恢复和谈的公开讲话,同时与莫斯科和北京联系,表明美国的让步已经到达极限,如果河内发动军事攻势,美国将做出强烈反应。周恩来通过私下渠道“回复了一封尖刻的信”,声称中国不了解和谈内情,并指责美国企图把中国纠缠到越南问题中。但复信又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从未要求美国就越南问题作任何许诺,而中国自己也没有作任何许诺。《白宫岁月》第4册,第5-6、65-68页。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谈要比莫斯科之行轻松得多,因为美苏最高层谈判都是在具体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毛泽东对尼克松则大讲哲学,涉及到实质问题也只是在原则上谈谈。关于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与尼克松的谈话,中国只发表了部分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5-596页)。最近美国方面公布了双方会谈的记录(William Burr ed.,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1998),pp.59-66).不过,在此期间,尼克松与周恩来和基辛格与乔冠华的会谈还是讲到了越南问题。在美国方面看来,中国仍然坚持不干预越美谈判的立场。中方反复强调由于历史上的旧债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的一致,中国对越南负有责任,因此将继续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越南。巴黎谈判是美国与越南之间的事,中国不打算发表意见。基辛格注意到,尽管中国敦促美国撤军,但没有认真坚持河内的主张,也没有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措施提出任何警告。《白宫岁月》第4册,第28-30、45-47页。1972年3月底,越南军队终于向南方发起了酝酿已久的全面进攻。在河内看来,“战场上赢得军事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这次进攻将决定战争的命运,因此集中了几乎全部正规军向南推进。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越南人民军历史》第2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282页;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对于这次意料中的进攻,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恢复对北越轰炸和布雷的报复行动,同时对莫斯科和北京施加外交压力,希望他们能迫使河内回到谈判桌前。面对美国以中断美苏最高级会谈相要挟的强硬态度,苏共中央政治局经过激烈争论,决定继续准备接待尼克松来访。最后,苏联不仅赞赏并答应向越方转达美国的“建设性”建议,还主动提出无条件恢复谈判的主张。《白宫岁月》第4册,第78-82、86-87、121-122、183-184页。《信赖》,第285-286页。有人认为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斯蒂芬·塞斯坦诺维奇:《1970-1990年美国的对苏政策:中国的因素》,载倪孝铨、罗斯编:《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33页),这种看法似乎缺乏说服力。中国则继续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战,同时不介入和谈问题的立场。4月3日,基辛格秘密致函中国,指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以促进和平解决越战对于尼克松政府的极端重要性,并提醒说,美国在印度支那受辱,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对此,中国除了以外交部名义公开批评美国对北越的空袭,还在4月12日通过秘密渠道复函美国,对越南表示声援,警告美国不要在越南问题上“越陷越深”。但基辛格注意到,北京的信没有提出威胁,而且还在结尾时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白宫岁月》第4册,第78-80、84-85、90页。同日,周恩来接见越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阮进,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严正立场,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9页;Working paper No.22,pp.181-182.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援越行动。5月9日和10日,针对尼克松公开宣布对越南实行港口布雷和海空袭击,中国连续召集外交部领导成员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方对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24页。5月13日和14日,周恩来与越南外长春水会谈,商议由于美机轰炸造成的交通运输受阻问题。除了拒绝苏联使用中国港口的新要求外,周恩来答应在铁路修复、开辟海上隐蔽航线、增加武器装备援助、抢运粮食和汽油以及扫除水雷等问题上,统统给予帮助。1972年5月13、14日周恩来与春水的谈话,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档案。18-25日,国家计委、军委工办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的援越任务动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6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交通和军工生产的负责人和224个企业的代表。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总后勤部装备部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越南方面要求提前和新增加的援助任务进行了认真研究,对要求提前的133项落实了98项,新增加的120项安排了92项,其余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安排落实。会议还决定,各单位缺乏的原材料由国家专项安排。为了不影响生产,有些紧急需要的材料,可由主管部门预先垫付,然后由国家归还;主管部门不能垫付的,由材料生产部门优先拨付,然后由国家统一结算。对于生产能力不足的产品,要采取技术革新、增加班次、提高生产效率等办法加以解决。个别重要的短线产品,经国家批准,采取措施,扩大生产能力,优先安排援越产品。1972年5月25日援越任务动员会议纪要,国家计委档案。余秋里在会议上指出,增加援越物资生产,大力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是一项紧急任务,“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援越任务是“光荣的、重大的、长期的”,“不能讨价还价”,必须认真研究,安排落实。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务动员会议上的讲话,国家计委档案。根据中国档案的记录,5月18日至8月22日,中越双方进行了频繁的会谈,商议并解决了援助越南的一系列具体问题。5月18日确定了增铺两条从凭祥至河内的野战输油管道、抢运越南从香港购买的200吨钢板等问题。5月20日会谈解决的问题有中国海军帮助扫雷、紧急增援300辆汽车、调拨抢修桥梁的器材、派遣导弹部队赴越由越南指挥等。6月8日,双方确定开辟海上隐蔽航线,中方除同意提供越方货单里要求的100条50吨位货船外,再增加提供50条船,中方负责解决航船运输所需的食品、淡水、燃料供应以及船只修理,并提供打捞沉船的设备。6月16日确定中国派出公路运输代表团即刻赴越,商办开辟公路运输问题。6月18日,周恩来答复黎德寿,同意将苏联、东欧各国1972年协议中尚未发出的140万吨援越物资暂存中国,以利于越南与之签订1973年援助协议。根据越方的意见,原拟派出抢修铁路和桥梁的两个中国铁道兵师不去了,但全部器材和物资调拨给越南。7月6日,中方通知,应越南邀请赴越抢修铁路的40人专家组已经成立,10日内可以出发。8月16日越南同意增加开辟公路运输。8月22日中国同意了越南提出的增供3000辆运输车的要求,并争取在年内交货。1972年5月18日、6月8日、6月16日、7月6日、8月16日、8月22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1972年5月20日周恩来会见李班、吴船的谈话记录,6月18日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档案。此期中国对越南最大的帮助是扫清海防港的水雷。海运是援越物资进入越南的主要渠道,而据美国的估计,海防港接受的援越物资是铁路运输的7倍。《白宫岁月》第4册,第164-165页。所以,当美国以7963枚水雷封锁越南北方沿海地区的所有港口和河口《越南人民军历史》第2集,第289页。,河内面临的困境是可以想见的。为此,越南紧急要求中国帮助扫雷。经商议,中国海军组织了由12艘扫雷艇、4艘保障艇和318人组成的扫雷队,自5月28日起陆续进入越南。扫雷队工作一年多,出海586艇次,航程2.78万余海里,相继疏通了越南北方的各条航道。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53-555页。正是由于中国的帮助,1972年进入越南的援助物资以及从北方运往南方的物资比1971年增加近一倍。《越南人民军历史》第2集,第292页。用越方谈判代表李班的话说,中国这次向越南提供的补充援助,“对一些主要物资可以说百分之百地满足了要求”,越南党和政府“都感到非常高兴”.1972年6月28日叶剑英、李先念与李班等人的谈话,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档案。

(三)当1972年在越南问题上的军事行动及和平谈判都进入到最激烈、最关键阶段的时候,尼克松5月对莫斯科的访问以及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签署使北京感到不安。美苏的接近无疑威胁到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外交战略,同时,中国也希望美军早日撤出越南,以加强美国在其他地区与苏对抗。北京对越南的外交方针,特别是对巴黎和谈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中国一方面抗议美国在越南北方的严重军事行动,一方面继续保持双方的接触,直到1973年3月同意双方互设联络处;一方面尽量满足越南的一切物质要求,另一方面劝告越南适时地结束战争。基辛格在美苏最高级会谈后于6月19-23日再度访问北京,虽然在越南问题上仍然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不过,基辛格也感觉到周恩来对实现停火的兴趣更大了。《白宫岁月》第4册,第322-323页;《信赖》,第296-297页。基辛格的感觉是不错的。尽管周恩来在与基辛格谈话时,没有改变对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但在与越南方面接触时态度则略有不同。在美苏会谈之前,周恩来向河内表示不过问巴黎和谈,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赞成搞掉阮文绍政府。1972年6月18日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档案。此后,中国则暗示越南应回到谈判桌前。7月6日周恩来会见春水和李班等人时指出:越南战争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美国有所松动,谈判解决,今后4个月是关键时刻。《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35页。几天后周恩来告诉黎德寿,“你们自1968年以来实行的打和谈的策略是对的。起初,你们刚开始谈判时,我们一些同志认为你们采取了错误的行动。”看来,“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周恩来还介绍中国内战时的谈判经验,指出应与其他方面的首脑谈,并建议河内直接与阮文绍及其代表谈,认为既然阮文绍还是右派的代表人物,那就还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取代他。1972年7月12日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Working paper No.22,pp.182-184.在越南放弃谈判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中国强调谈判的正确性,自然含有提醒越南恢复谈判的用意。鉴于越南提出的停战条件之一就是要求美国撤换阮文绍,那么周恩来建议河内直接与阮文绍谈判显然就是暗示北京不支持河内的这一政治主张。由于越南试图利用美国总统选举在即的有利时机压美做出更大让步,而华盛顿与西贡之间意见分歧一时又无法弥合,和谈继续拖延下来。面对如此局面,尼克松决定冒险一搏,把赌注压在对越南的最后一击上。12月18日,美国政府在向越南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开始对河内、海防和整个北越进行密集轰炸,动用了包括几百架В-52轰炸机在内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军力量。越南无法承受继续发生的重大打击,被迫同意美国的要求,只是为了面子,以黎德寿健康状况不佳为由,建议把重新会晤的日期从美国提出的1973年1月3日推迟到1月8日。同时,越南“请求苏联利用自己的全部威信和影响,向美国施加压力,使其停止战争升级的新行动,迫使美国立即回到今年12月18日以前所存在的状态,并进行严肃的谈判以解决所遗留的问题,尽快签署协定”。越南还请求苏联驻世界各国的大使开展相应的工作,使这些国家也起来支持越南。1972年12月27日谢尔巴科夫与黄文进会谈纪要,俄国档案,SD06768。由于辗转复印,笔者收集的部分俄国档案文件缺失馆藏及编号,这里只能标注笔者自存的档案编号(SD*****)。下同。中国也不能容忍越南问题再次出现反复了,因此劝告将赴巴黎谈判的越南代表促成和谈成功。12月29日毛泽东会见阮氏萍,谈到巴黎和谈时说,如果谈判成功,那么不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关系实现正常化。1972年12月19日毛泽东与阮氏萍的谈话,Working paper No.22,p.185.12月31日,周恩来会见长征时说,尼克松还是想走的,所以这次谈判要认真去谈,目的是要谈成。《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69页。不过应该指出,北京的本意并非要迫使越南做出让步,而只是希望尽快实现停火,避免越战问题成为联美抗苏大目标的障碍,因为此时中国已经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认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比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1972年10月1日社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国在劝说河内的同时,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在巴黎和谈恢复以后,10月25日,黄华带信给美国大使,明确责备西贡在制造麻烦,表示相信华盛顿的诚意,并劝告美国抓住目前“极为有利的时机以结束越南战争”。当美国因西贡反对而拖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中国再次“以最愤怒的语言”谴责西贡,要求美国“坚决制止”南越政权的行为,同时也提醒白宫,如果美国延长战争,拖延谈判,“那么人们又将如何看待美国自称愿意努力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声明呢?”在11月13日基辛格宴请乔冠华再次希望北京说服河内让步时,乔反而劝告美国做出让步,说大国是有能力采取宽大态度的:“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南越而丧失全世界”.《白宫岁月》第4册,第439-441、449、462-463页。此外,中国希望越战尽快结束,也并非为了保护西贡现政权。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战争结束并不影响越南政权的统一。1973年1月3日周恩来提醒黎德寿注意:“尼克松有许多国际国内问题要解决,看样子他还是想从越南和印度支那脱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后,形势会起变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71页。Working paper No.22,p.186.2月2日毛泽东的谈话更明确表示了中国的态度:“巴黎和平协定签订之后,我们至少需要6个月的时间来巩固越南南方的局势,加强你们的武装力量。"1973年2月2日毛泽东与黎德寿的谈话,Working paper No.22,p.186.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字,战争结束了。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继续实现联美抗苏的战略目标了。在2月17日与基辛格的谈话中,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同时强调“苏联的威胁确实存在并且正在增长”。毛泽东希望美国与中国合作抵制苏联,并认为美国应更加积极地防止莫斯科在世界各地的扩张,特别是在欧洲、中东和亚洲。William Burr ed.,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pp.86-101.然而,此时中越关系却渐渐陷入了危机。在1972年底刚刚签订1973年中国无偿援助越南的协议后仅仅半年,黎笋和范文同就到北京要求签订1974年援越协定,而且提出了一个总值80亿元的大计划。周恩来认为该计划不切实际,中国也力所不及,因此只答应了25亿元的援助总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51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98页。实际上,从1971-1973年,即中美关系和解的时期,恰恰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3年,援助协定金额达90亿元人民币,在美国恢复轰炸期间,中国在越专家组58个,共719人。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如果把1971-1975年的援助项目与1965-1970年逐一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美和解以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其中特别是棉布增加1.6倍,钢材增加1.25倍,煤炭增加17.1倍,动力油料增加17.85倍,汽车增加6.34倍。《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第58页。以上数字为笔者计算所得。但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支援世界革命,特别是越南战争中消耗很大,进入70年代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在经济方面也已经显示出来,中国确实无力填满越南在经济援助方面越来越大的胃口了。此期的大量援越物资是通过“清仓查库”运动挖掘的,笔者当年在工厂做工时就参加了这项工作。与此同时,苏联则加大了拉拢越南的筹码。1971年4月,苏共二十四大专门就越南问题做出特别决议,称印度支那有可能成为苏联“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根据这一决议,苏联对越援助“由短期过渡到有计划的、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谢尔巴科夫的政治报告,1971年5月21日,俄国档案,SD01829.苏越之间的外交配合也更加密切了。例如,越南谈判代表在1971年7月12日巴黎和谈中提出的把美国撤军与撤换阮文绍挂钩的新建议,就是事前与苏联协商并得到支持的。1971年7月1日谢尔巴科夫与阮基石会谈纪要,俄国档案,SD01826;1971年7月15日佐林与春水会谈纪要,俄国档案,SD01827.越南甚至将人民军总参谋部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也向苏联提交了。该报告包括许多绝密内容,如越南国防部和安全部执行暗杀西贡领导人的“巴·别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美国战俘的实际人数和关押情况等。1972年11月27日伊万舒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俄国档案,SD01835.越南当然看到苏联对越援助不断增加,并大大超过了中国,详见李丹慧前引文。此外,在1972年春季攻势中,越南使用的装备90%是苏联制造的,而坦克和新型无后座力炮则全部是苏联提供的。见《信赖》,第280页;《白宫岁月》第4册,第59页。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显然可以同时向两边索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在没有从北京方面得到满足后仅一个月,越南人便向莫斯科伸手,并得到了它所要求的援助:苏联决定将过去向越南提供的贷款改为无偿援助,并答应到1975年向越南提供10.7亿美元的援助。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实际上苏越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分歧,河内并不信任莫斯科。例如,越南对美苏接触,特别是对尼克松访苏表示极为愤怒,而苏联对越南人的“黩武情绪”也颇有不满。《信赖》,第282-283页;1971年5月21日谢尔巴科夫的政治报告,俄国档案,SD01829.但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河内的天平最终还是倒向莫斯科一边了。本文的研究表明,尽管中国没有采取可能导致破坏中美和解进程的更为激烈的措施消除美国对越南施加的军事压力,但也没有损害盟友的任何利益,而是坚持了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援助越南的一贯的外交原则。尼克松政府对此表示谅解,因为在试图利用河内的盟友敦促和平解决越战的策略中,美国更着眼于莫斯科,因此中美和解没有因越战问题受到影响,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以及本身所处的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中国领导人在调整外交战略时未能满足越南方面的全部要求,从而无法对涉及中国安全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做到统筹兼顾。

总之,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实现了其基本目标即与美国的和解,却未能继续保持与越南的“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甚至不得不在越南渐渐投入苏联怀抱时面对来自南方的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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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0期【论文提要】新时期中日关系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点。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中日互惠关系,意味着"经济依存与政治互信"应成为构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石。新时期中日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段"过渡期"(20世纪90年代),中段"碰撞期"(新世纪开始至今)和期望中的后段"构建期"(起始时间尚难最后确定)。中日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实现了平稳过渡,同时也确立了经济因素主导两国关系、政治上保持求同存异的新时期格局。进入新世纪,两国在发展战略、地区战略上的矛盾凸显,中日关系经历了前……去看看

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

杨小凯问:   我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谈到私有产权的时候,他们总会引用Berle和G.Means在《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一书中的观点,即大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得股东的私产权越来越不重要,所以大公司变成准公有制,私有财产制度已经式微。您对此有何评论?   张五常答:   这些作者对产权一知半解,对公司的经济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理论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我们要知道,权的拥有与权的使用是两回事──私有的资产即使作为公用,也仍然是私产。一个私产的拥有者跟其他人的资产组合而成的公司,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结果,为的是减低交易……去看看

你们不再提问了

这些天,法学院楼道里总是很热闹。毕业和即将毕业的同学兴高采烈,穿着毕业服,来往穿梭,合影留念。弄得我的心也是意乱神迷,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等坐到计算机旁写这些文字时,不禁暗自嘲笑:究竟是你毕业呢?还是人家毕业?   这种日子再持续下去,我可能就什么事也没法做了。   因此,有许多事情都是不能多,也不能长的。前几天,博士生、硕士生毕业,我讲了话;今天,又要讲话。我现在才知道,如果没有秘书,当领导也是不容易的——如果要讲他自己的话,而且要在一些类似的场合讲一些类似的话。本来我想把自己原来的那份稿子,再念一遍,反正讲话对象是不……去看看

全方位扩大开放对工业发展战略的挑战

原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战略虽然已经在不断开放中经历了很大的演变,并且继续在扩大开放中推进这种战略转变也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但是,加入WTO 所引起的大推进式的、全方位的扩大开放,毕竟大大地加快了这个进程,缩小了我们进行战略选择及相应时序安排的空间,因而从不同方面对我国的工业发展战略带来了新的挑战。工业发展战略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但从加入WTO 后所带来的影响或变化看,我们在这里要专门分析的,主要是工业的对外贸易战略、利用外资战略和产业结构战略面临的新挑战。  一……去看看

繁荣从何来(下)

六、通向"小康"社会之路:繁华的城市与萧条的农村中国城市居民的大多数都从九十年代前半期的经济繁荣中获得很大利益,对不少家庭来说,"小康"生活似乎已经实现。当城市居民走上了通向"小康"之路时,占中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居民景况如何呢?如果今天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主要是受市场机制左右,那么随着市场机制的作用力增强并在农村占主导地位,农村居民应该得益更多。但是,中国的现实正好与此相反,尽管城市里国有部门效率低、亏损严重,其员工的收入福利却象"芝麻开花节节高",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农村居民则未能获得应得的经济收益……去看看

寻求“第三条道路”

□许纪霖 刘擎 罗岗 薛毅     许:在世纪末的今天,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本世纪最后一场引人瞩目的思想论战,我们将其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论战。这一冲突潜伏已久,而其导火索是1997年年底《天涯》杂志上发表的汪晖长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这一年来,围绕着中国现代性以及现代化发展模式问题,许多分歧又重新浮上水面。终于明显地形成了两大思想阵营:一方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而另一方则被称为“新左派”。这里比较有意思的是,“自由主义”在九十年代末已经成为一个神圣词汇,很多人都愿意自称是“自由主义者”,……去看看

在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共的观察与应对(1927-1936)

从1927年国共分手到1936年中共政策转变的十年中,随著中共转入乡村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展开,传教士与中共在乡村频繁相遇,他们成为了此期与中共接触较多的外国人。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中共的挑战和压力,作为一种流行的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竞争力量,以及人们藉以反对基督教的思想资源;而作为一种组织力量的中共,不仅对基督教毫无好感,而且以实际行动破毁著基督教事工,对传教士的政策尤为严厉。这激起了传教士对中共的正视,并迫使他们去应对这种挑战,中共逐渐成为了传教士话语中的关键字。因而,在传教士的主流刊物The Chinese Reco……去看看

基层政府治理变迁的制度分析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内容: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于1998年12月举行了全国第一例乡长直选,本文据此提出一种新的制度变迁理论假设,即“双向回应”型制度变迁模型,并分析了它的发展基础。认为目前中国基层社会和基层政府的合作创新,标明中国的制度变迁正进入上下互动的“双向回应”阶段。直选乡长这一新的制度设计与实施,使当地公共事物的治理获得了比较有效的“选择性刺激”,推动了乡域自主治理的进程。当然,这一刚刚出现的新生制度还带有其特定的脆弱性。  关键词:基层政府利益需求公共事物治理制……去看看

家庭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

原载《江苏高教》2005年第4期  「作者简介」王伟宜,厦门大学高教所博士生,咸阳师范学院讲师;(福建厦门361005)  谢作栩,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05)  「内容提要」在对全国部分地区高校学生家庭文化背景调查的基础上,从代表家庭文化背景的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的角度出发,文章探讨了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存在的差异,发现目前公立高职院校可以为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子女提供较为平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关键词」文化背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  一、研究……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