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男,1976年生,安徽寿县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当代中国史方向博士研究生。

  [摘要]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关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苏南区也不例外。本文概述了苏南县级以上机关“三反”运动的开始、方式、步骤,并且初步探讨了对认为是犯错误干部的处理情况。

  [关键词]苏南:“三反”运动;国家机关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发动“三反”运动。目前,学界对此项研究的成果并不太多,并且多集中于宏观层面,如运动的简单回顾,而对微观层面关注较少。本文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对苏南县以上机关(即区、地和市三级机关)的“三反”运动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一、运动的开始、方式和步骤

  虽然在该《决定》中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上升到“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是关系于革命成败,关系于全党、全军、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大问题。”[1]但当苏南区党委收到中央关于“三反”运动的决定时,既没有把它作为一个运动来进行,也没有使之成为工作的中心,而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学习。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认为“贯彻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中心环节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2]也就是说开展“三反”运动只是为了实现增产节约,而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中央所指出的“三反”运动是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二是“由于这一斗争牵动的面较广,而且很多贪污事件特别是浪费事件,往往牵涉到负责干部;因此,在运动的初期,不少单位的负责人害怕‘家丑外扬’,害怕民主,害怕今后工作难做,害怕自己受冤屈、被伤害,害怕影响工作,企图避重就轻,文过饰非,马马虎虎,敷衍了事。”[3]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毛泽东关于“三反运动进行下来实际上是一个清党运动,是党内的革命”。[4]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12月30日,他在一段批语里说:“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斗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5]12月31日,薄一波和安子文受中央的委托在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上宣布决定:限期1月1日至10日中央各机关及所属的一切单位,务必发动群众,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向中央作出报告,如有违者,不论是谁,一律撤职查办。薄一波认为,这样才“引起了各单位的重视”。[6]像全国其它地区一样,此时苏南区才真正投入到“三反”运动中。

  关于“三反”运动的展开方式,苏南区党委也作出了规定,一是“‘层层带头’的办法,从区党委、行署及各部门负责同志起,首先进行检查放手发扬民主,鼓舞群众热情。”[7]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以及对贪污问题的认识不足,这项工作遇到了阻力。为了推动运动的开展,苏南区党委连续召开会议,打通思想,并且撤职和查办了一批有贪污、浪费的干部,使运动得以继续开展。二是“普遍深入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教育,揭露和驳斥障碍这一斗争的一切错误思想。”[8]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苏南区党委组织各级政府学习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人民日报”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和“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两篇社论及“解放日报”的社论“严惩贪污!为保卫国家财产,保卫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而斗争!”等几篇文章,使各级干部从思想上认识到三反运动的重要性。三是“各级人民政府应无例外地开展群众性的民主检查运动。发动群众检举和控告,坚决保障一切检举者不受报复。”[9]在发动群众检举时“要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如墙报、大报、广播、漫画等,来揭发、批判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及官僚主义。”[10]普遍的揭发检举无疑促进了运动的猛烈发展,但同时也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运动发起后,苏南区党委在给华东局并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了“三反”运动的具体步骤,首先是“区党委一级党、群、政、法部门。其中区党委各部、委、处、各群众团体、报社、书店、行署秘书处、人事处、文教处、法院、劳动局、检察署、公安局、财委、财经处、工商处、合作总社、银行、企业公司、中粮公司、盐业公司等单位,限于二月底以前基本完成三反;军区直属队、行署农林处、水利局、药管局、交通处、内河公司、汽车公司等单位,限于二月十日以前基本完成三反;苏南直属的二十个工厂及煤矿、石油、百货、花纱布、中药、土产等公司,限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基本完成三反;苏南直属的中等以上公立学校,限三月底以前基本完成三反。”其次是“地委、市委党、群、政、法部门,其做法与要求与区党委一级机关相同。其中镇江、苏州地委一级机关应在二月底以前基本完成三反;常州、松江地委一级机关应于三月十日以前基本完成三反。”最后是“县级机关的三反应在三月份完成,在四、五两月基本上完成全区区乡两级的三反工作。”[11]

  二、“打虎”

  “三反”运动虽然在苏南区普遍发动起来,运动亦取得了初步成果,暴露出一批中、小贪污分子。中国共产党苏南区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做了一个统计表:[12]

  

  由此表可以看出,虽然发现了一些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但数目不大。陈光在苏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指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几种表现:“(一)贪污腐化的现象非常严重,占本委处理案件33%;(二)领导上麻痹失职、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占本委处理案件总数的16%;(三)违反政策、侵犯人权、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时有发生。以上违法乱纪现象,对国家财产及人民利益的损失很大,根据本委处理96起案件的统计,物质上的损失,共值大米556﹒46万余斤,折合人民币66﹒755亿元(旧币:笔者注,以下同)。”[13]这种情况完全不适应运动的发展,很快“三反”运动在苏南就进入到重点打击大贪污分子的“打虎”阶段。

  “老虎”指贪污犯,当时,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苏南地区的“打虎”是在毛泽东提出的“大胆怀疑、追加预算”的方针下进行的,早在1952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就要求各地“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14]并在2月4日,毛泽东分别致电华北局、中南局及全国各地,要求增加打虎预算指标,并批评有些地方分配的“打虎”指标太少,是一种迁就的“右倾思想”。正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均“大胆怀疑”,一步步“追加预算”,苏南地区也不例外。苏南区党委在“二月四日苏南‘打虎’情况和计划”中,初步确定在苏南地区的各级机关、各单位、各部门中,应该打到三千只老虎,其中五百只大老虎,二千五百只中、小老虎。并且强调:这是一个最低的打虎目标,实际可以打到的老虎只会多,不会少。我们准备随时追加预算。并允许区党委各部门、行署党组、军区党委会及各地委、市委,除保证完成区党委分配的任务,并结合具体情况和可能,做出打老虎预算,限二月十日以前送来区党委转报华东局和中央。[15]

  既然预算出这么多的大、中、小老虎,为了完成“打虎”计划,只能采用非常规手段,“打虎”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其数目之多是相当令人吃惊的,其中在“苏南区党委党校学员和各地集中训练之土改工作队中,挑选一千七百名干部,经过短期的明确的政策和方法的训练,组成五个打虎大队,率领三百五十个左右三反工作队(即三五个人组成一个打虎小组)分配到五个市帮助三反工作队。”[16]而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打虎”的方式上除沿用上一阶段的坦白检举外,“逼供信”在全区多数运动单位普遍出现了。为了制止这种做法,苏南区党委发布的《关于继续开展县一级机关“三反”的指示》中说:“不仅‘逼供信’的错误办法应严格禁止,就是过去所用的‘打虎’名称以及所采用的‘强攻’、‘猛攻’、‘围攻’等办法,今后也应按照新情况有所改变。”[17]虽然这是为了纠正错误的办法,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出“打虎”所采用的方法。

  三、追赃定案和政治教育

  1952年3月14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颁布《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规定》体现了清查从严、处理从宽的策略,指出:未满百万元和未满千万元者,只要情节不严重,彻底承认错误,保证不再重犯,分别以不看作贪污分子和不以刑事处分处理;对贪污亿元以上的“老虎”,依坦白程度和是否有立功表现,确定不同程度的刑事处分。苏南区“三反”运动由此转入追脏定案阶段。但对大、中、小老虎的追脏定案并没有设想的那么容易完成。在苏南区党委的报告中就指出了这种情况,“目前各单位已追出赃款赃物的总数尚不及百分之十,由此不少顽抗狡诈的贪污分子得以翻供、抵赖。另一方面,已打出的老虎中有不少尚未打实打透。”但由于中央一再强调“必须认真清查老虎,加紧进行退脏和追回贪污款物,是三反斗争是否深入及打虎能否责其全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并且认为“清查追赃工作,不仅可以进一步教育群众,教育贪污分子,考验其坦白彻底的程度和认罪悔改的决心;且可以从中证实与发现新的线索。”[18]面对这种情况,苏南区党委决定开展一次追赃的战役,部署如下:“一、必须对所有骨干与群众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这是战役能否取胜的首要关键。二、追赃战斗必须更加强调‘攻心斗智’和依靠群众的力量。三、注意研究追赃战术,领导上亲自创造典型,吸取经验,指导全盘。”[19]这样,追赃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在1952年4月20日发布的《中共苏南区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处关于一、二、三月份工作情况报告》中指出:“苏南地区第一期地、市以上机关的三反运动已进入追赃定案阶段。地、市以上机关参加人数七八七九人,贪污人数三五六四人,占参加三反总人口的百分之四五﹒二。贪污一百万以下的二七二八人,占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六﹒五四。贪污一百万至一千万的三八六人,占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一0﹒八。打出老虎数四五0一只(内大虎四四七只,占贪污人数百分之十五﹒八,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七强)。以上老虎已定案七五二只,基本定案的七0九只,证实是假虎而定案者一0九八只,三者合计二五五九只,占老虎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八。”[20]

  随后“三反”运动进入到“查思想、交关系”阶段。苏南区党委也对这一阶段的工作做了规定:“一、通过总结三反提高觉悟,进行共产主义和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特别应着重批判实际存在的本位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二、民主检查不深刻、官僚主义严重的单位或个别负责干部应一一补课,在一定的会议上重新做检讨。三、所有干部无例外地交代一次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划清思想界限,表明今后决心与方向;共产党员普遍做一次三反的检查报告,由领导上审查作出鉴定。四、根据反对官僚主义的结果,订出各种切实可行的新制度,以杜绝今后贪污浪费的可能。五、整顿健全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机构。”[21]1952年5月25日,苏南区党委发出《关于“三反”“五反”结束阶段在干部中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的指示》,标志着“苏南区主要城市的‘三反’运动及地市委以上机关的‘三反’运动,已经基本结束。”[22]

  四、贪污分子数及处理方式

  “三反”运动的中心是反贪污,那么,到运动结束时,苏南区、地和市三级机关的贪污情况及处理方式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下是由苏南区组织部1952年6月10日统计的《苏南区及地、市一级机关各系统三反中干部情况统计表》,[23]应该能从中窥见一二:

  表①:贪污分子统计表及处理方式:苏南区一级

  

  从这两个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苏南区、地和市三级参加“三反”运动的总干部数是19412人,有7693人贪污,占总干部数的39﹒63%,数目相当惊人。第二:无论是在苏南区一级还是在地市一级中,政法系统、财经系统和企业系统的贪污比例最高,都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第三:这一数字是在1952年6月10日统计的,此时“三反”运动已经基本结束,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运动过程中的数字和比例都要大于此时统计的数字和比例。第四:虽然贪污分子很多,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还是相当谨慎和宽大的,真正受到严厉惩罚的贪污分子所占比例很小,绝大部分都免予处分。这也反映了“三反”运动与其说是一场反腐败斗争,倒不如把它看成为一场思想政治运动。

  五、逮捕法办及清洗干部数及思考

  反贪污虽然是“三反”运动的中心,但同时也进行了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那么,我们会很自然地问:在整个“三反”运动中对干部的处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资料,但没有得到一个详尽的说明,但有幸发现了苏南区、地和市三级机关中遭到逮捕法办及清洗的干部统计表,[24]应该可以使我们对运动有一个更深的理解。

  

  从这两个表格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苏南区一级“三反”前干部总数是8913人,而遭到法办和清洗的则是147人,约是1﹒64%,苏南地区地专(市)一级三反前干部总数是10499人,遭到法办和清洗的则是238人,约是2﹒23%.第二:从苏南区一级遭到法办和清洗的147名干部的政治面貌来看:共产党员26人,青年团员11人,群众110人,而苏南地区地专(市)一级遭到法办和清洗的238名干部的政治面貌是:共产党员42人,青年团员27人,群众169人。从中我们能看出在苏南区、地和市三级中遭到法办和清洗的干部大部分是群众,而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所占比例较少。第三:从这些遭到法办和清洗的干部来源看,在苏南区一级则是老区南下32人,地下、坚持1人,留用31人,新吸收83;而苏南地区地专(市)一级则是老区南下44人,地下、坚持4人,留用62人,新吸收128人。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在苏南区、地和市三级中遭到法办和清洗的绝大部分都是留用人员和新吸收人员,而老区南下和地下、坚持人员则很少。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苏南区、地和市三级机关的“三反”情况,从“三反”运动结束时的处理结果来看,把苏南区、地和市三级机关的“三反”运动仅仅看成为一场反腐败斗争似乎太简单了,这一运动的主要目标是留用人员和新吸收人员,因为在受到处理的干部中绝大部分都是这两种人。这场运动大大地加强了共产党在新政府中的控制和整合力。

  「注释」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2][13]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南行政区(1949-1952)》,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385、412-413页。

  [3][7]苏南区党委:《苏南区党委十一、十二月份工作综合报告》,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号3006,永久,案卷号47.

  [4]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印:《第一次报告》,1952年3月4日,存福建省档案馆。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6]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书,1997年版,第148页。

  [8][9][10]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充分贯彻增产节约,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号3006,长期,案卷号54.

  [11][15][16]苏南区党委:《关于苏南三反和打虎部署的指示(初稿)》,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号3006,永久,案卷号65.

  [12]中国共产党苏南区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本委关于直接查理、受理和下级纪委送批案件统计表》,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号3006,永久,案卷号97.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

  [17]苏南区党委:《关于继续开展县一级机关“三反”运动的指示(修正稿)》,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号3006,永久,案卷号65.

  [18][19][21]苏南区党委:《为更好贯彻三反希各地认真组织一个退赃与追赃的战役》,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号3006,永久,案卷号65.

  [20]中共苏南区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苏南区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处关于一、二、三月份工作情况报告》,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号3006,永久,案卷号99.

  [22]苏南区党委:《关于“三反”“五反”结束阶段在干部中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的指示》,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号3006,永久,案卷号65.

  [23][24]苏南区组织部:《苏南区及地市一级机关各系统三反中干部情况统计表》,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全宗号3006,长期,案卷号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