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设定

  自西方以暴力打开中国大门始,中国学者便整体地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或处理西方文明及中国传统的双向问题,其间当包括中西于观念及理论层面上的交互关系问题〔1〕,而这些问题则最为集中地反映在中国论者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研究之中。当我们本着严肃的态度检讨和反思百年来中国论者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时,我们便发见了一个基本且持续的取向〔2〕:中国论者固着地依凭一己的认识(sensibility)〔3〕向西方寻求经验和理论的支援〔4〕,用以批判中国的传统、界定和评估中国的现状、构设和规划中国发展的目标及其实现的道路。

  当我们进一步对中国论者在这种取向下的研究成果做批判性分析时,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即尽管中国论者所引用的西方理论不同、其理论渊源亦有所驳难,但在适用于中国的发展研究时却发生了同样的问题〔5〕:例如把西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把西方迈入现代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做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障碍而进行整体性批判及否定;忽略对西方因其发展的自生自发性而不构成问题但对示范压力下的中国的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西方的理论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视其为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社会事实做非彼即此的判断,等等〔6〕。

  如果我们不将分析仅仅停留在对中国论者采取的取向以及中国论者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的层面,亦不将分析泛流于中国论者"只能"或者"应当"采取这种取向的不予深刻探究的"决定论"或空洞且皮相的论断层面〔7〕,而力图进入此一表象背后的深层思维模式做一番更为刨根问底的追问,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此一问题转换成"为什么"的问式〔8〕,即(1)为什么中国论者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时采取上述取向?(2)为什么中国论者在上述取向下运用西方理论及概念研究中国发展问题时会发生上述问题?而这正是本文所试图回答的问题。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发展研究中为什么固着且持续地寻求西方经验和理论的支援的问题,大体上有两种解释:一是侧重于西方外力强设于中国而导致的结果,套用EShils的话说,"当下(指六十年代初)西方之外的整个思想界……,都专注于西方的成就,迷眩倾倒于西方思想的成果。甚至那些具有伟大的原创性知识分子的日本、苏联以及中国亦都关注着西方,此不仅是因为国家或军事战略的缘故,他们还被西方的光芒所震摄,故缺乏对自己的思想的自信和自尊。"〔9〕JRLevension则更是明确断言,"传统中国社会的崩溃乃是西方力量冲击的结果,而西方的这种侵略,干扰并毁灭了中国人对中国思想自足性的信心"〔10〕,遂使其诉诸西方的思想救济。另一种解释则侧重于中国学者因西方冲击而做出的以富强、救亡图存或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依归的诉求西方经验和思想的回应。〔11〕尽管上述两种解释的侧重面不同,但基本上是在"示范-接受"范式下的言述,即由于现代的西方对传统的中国构成了经验和知识层面的示范,所以中国学者不论是因为缺乏思想上的自信还是为了中国的发展都只能接受西方的经验和理论。然而,当我们采取较比谨慎的态度将上述似乎确当的解释置于整个非西方社会中予以考察时,便发现其解释力的失当,因为一些与中国同样处于西方示范下的非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在考虑和研究其国家的发展时并未采取与中国学者同样的取向〔12〕,换言之,西方对中国的示范,就中国学者采取上述取向言,只构成必要的条件而非充分的条件。

  关于中国论者为什么在上述取向下运用西方理论及概念研究中国发展论题时会发生上述诸种问题,据我所知并无现成的答案,然而一些相关的观点可能对我们有某种启发意义。林毓生曾就五四中国论者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以及盲目接受西方思想的问题,给出过源出于中国传统中一元论或唯智论思想模式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解释,而且还做出过对源出于中国传统中"机械式、一元式"地接受西方观念的思想模式的批判〔13〕。本杰明·史华兹在讨论严复的"富强"观时指出,"他对于富强的关注、他对于西方文明中'浮士德性格'的反应……构成了当时所有独立思想流派的基础,并与它们都发生了联,不管这些流派自登台之日起即标榜为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或者甚至是新传统主义的"。〔14〕张灏则比史华兹更明确地指出了"救亡图存"的过滤功用;在列强进逼之下,"一时救亡图存的意识弥漫朝野。在此意识的笼罩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地接受西方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西方思想的来源是很驳难的;有的来自民族主义、有的来自自由主义、有的来自浪漫主义以及其他的思潮,可是这些思潮都是经过群体意识的过滤而被接受进来的。就因为这一层过滤,很多西方思想已非原来形态"。〔15〕显而易见,林毓生的解释或批判不仅因其宣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未受到西方思想源流的直接影响"〔16〕而显有偏颇,而且因其解释范围的明确限定而无力解释本文上述的其他问题。史华兹与张灏的解释显然更趋近我们的问题,但是他们发现的作为各种思想基础的"富强"观或对其他思想具有过滤功用的"救亡图存"意识,从逻辑上讲,充其量只涵涉了中国论者向西方寻求经验及理论支援的可能性,以及在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时所引进的理论可能会被误读或曲解,然而依旧无力回答我们所提出的那些并不是因为误读或曲解而存在的问题。

  然而,此处毋宁强调的是,他们的观点对于我们在回答上述问题时具有两个方面的启发意义:(1)中国论者在研究中采取那种取向并发生那些问题,可能是某种对中国论者具有支配力的思想框架使然,尽管这种框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观念或意识;(2)中国论者在研究中发生的那些问题,可以依据不同观点或方法对之进行逐个分析和解释,但却无助于分析和批判其背后的整体思想框架。

  据此,本文的理论预设是:中国论者采取寻求西方经验和理论支援的取向乃是以中国论者在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时接受某种被认为足以证明此类示范为当然的思想框架为充分条件,亦即受着某种思想框架(或称思想模式)的支配,而且中国论者研究中的上述问题(当然不是指研究中的全部问题)与受这种思想框架的支配以及这种思想框架本身具有的谬误间存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我们姑且称其为"现代化框架"(framework of modernization)。此处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化框架"带有明显的"思维定式"成份或"前见"性功效,因此与西方知识分子提出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本身不同,尽管二者间存有内在的逻辑勾连。此外,这种框架与那些几乎无从验证的公理性命题〔17〕不同,因为它本身及其所含预设是可以进行验证、分析和批判的。但是,要对本文所提出的理论预设进行全面验证和分析,恐必须对百年来中国论者有关中国发展的种种研究予以清厘和分析,这显然不是本文的能力所及。因此,笔者拟采用个案分析的方式来验证上述预设,即把上述预设置于中国大陆于本世纪90年代初展开的关注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研究"场景"之中,进行验证和分析。这种分析至少具有两个意义:(1)如果我们的预设得以证明,至少可以说明"现代化框架"对我们关于发展研究的支配,就某个面相言,在当下的90年代继续具有功效,从而使我们得以自觉地修正和批判这一框架;(2)如果我们的预设未能得到证明,那么我们通过指出"现代化框架"所具有的误导性问题并对其做出简要的分析和批判,亦至少有助于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以及其他发展理论研究者在进一步拓深其研究时对此一框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保有足够的警省。

  "现代化框架"的批判

  在将本文提出的预设置于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背景中做个案分析以前,依据论证逻辑的需要,我们须首先对本文所谓的"现代化框架"做出界定。

  一如上文所述,"现代化框架"与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现代化理论不同,但西方学者关于现代化的种种思考却构成了此一框架的思想渊源。西方现代化思潮中的历史观(孔德、斯宾塞)、典型观(Tonnies、涂尔干、韦伯等)以及结构--功能观(帕森斯、列维等)都是"现代化框架"的理论资源。尽管上述种种现代化的观点存有歧异而且在方法上亦不尽相同,但是一般而言,整个西方现代化理论架构是以下述两个假设为基础的:

  假设一,当下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根据西方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而被界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这便是人所熟知的"传统-现化"两分观。套用Theda Skocpol的话说,"此一方法乃是细心建构'传统'对'现代'的非历史的理想类型,然后将其应用到国家研究的案例上。"〔18〕

  假设二,人类历史注定沿着单一轨线发展,此一轨线由前后相续、性质严格区别的阶段构成;依据上述"传统-现代"两分观,这种发展就表现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如JLaPalombara所言,"'现代'与'现代性'这两个术语意谓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模式的政治发展,并暗示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且其进展具有许多明显的阶段,后来的进化阶段则比先前的阶段更复杂亦更美好"。〔19〕

  这种以"传统与现代"两分观及"传统必然向现代"的进化观为思想支援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原本是西方学者对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前后阶段的思考,但当它被用以解释非西方的发展问题并为非西方学者接受时,这种思想和理论就摆脱了其发生学意义上的限制,而成为一种较为普适的关于各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思想框架",亦即我所称谓的"现代化框架"。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以西方化的世界发展观为依托的"现代化框架",在历史上并不是整体性地、一次性地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下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轨迹明示,中国学人对此一框架的接受是伴随着他们在"发现西方"(史华兹语)的背景下经"中国中心"观、"东方精神--西方物质"观、"西化"观的演化而逐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达致普遍化的,后又经中国学人向西方舶取各种现代化理论而得到强化。〔20〕当然,我们毋需设想上述"现代化框架"在每一个知识分子头脑中都具有清晰的表现,或被明确且系统地认识,但是较为一般的情形是,它往往是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深层中被视为当然而不被深究,并确实地在其思考和研究中反映出来。

  毋庸置疑,这种由西方学者依其视角而产生的所谓现代化思考,一俟在认知层面上为中国学人作为思想框架接受下来,就势必依其自身的逻辑开始发生作用,或者,一如福科所谓权力依赖知识的建构又产生它的那种知识,现代化框架既依凭中国学人发现西方的知识建构而得以确立,同时又使中国学人在其支配下生产出各种变异性知识。这两个相关方面于现实层面的逻辑展开便是:第一,"现代化框架"的被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性"暴力"意义;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学人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应当的;第二,它使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此一思想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现代化框架"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这些研究成果带上此一框架的烙印。

  此处的关键问题不只是我们须认识到"现代化框架"对我们的研究的影响,而且还在于须对"现代化框架"本身进行分析和批判;如此,它对于我们的研究的功用具体为何,方能凸显出来。不无遗憾的是,中国学人大都匆忙地进入中国的发展研究,未能冷静地将这种对研究具有支配力的"现代化框架"置于研究对象的地位而进行分析和批判。关于"现代化框架"的分析和批判,我们可以籍用西方学者自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对现代化理论及其预设的批判以及艾恺所谓的世界范围反现代化思潮中的种种观点〔21〕,将其概括为至少下述几点:第一,"现代化框架"将世界各国做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两分处理,意谓着不是现代的就必然是传统的;这种武断的非彼即此的处理,紧要处在于如何对现代给出界定,但是这一界定所依据的恰恰是西方发展经验及其成就中抽象出来的因素;据此,"传统-现代"两分观具有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蕴涵。第二,传统与现代的两分乃是经抽象而获致的纯粹形式,它使人们依据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这种纯粹两极形式去构想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逻辑合理性替代历史的真实性。进而,由于这种两分观忽视了经验上的事实,甚或无视实证研究的重要发现以及人类学和历史学上的知识,所以根本否定了现代中隐含有传统、而传统中又往往存在着现代这一极为复杂的现象。第三,"现代化框架"预设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单线性历史进化图式,其背后的根本要害在于将西方发展经验的偶然转换成一种普世的历史必然;它不仅意谓着于目的层面世界须依西方已然获致的成就水平向西方趋同,而且西方实现此一成就水平的方式亦具普遍有效性〔22〕;这意谓着对条件不同、文化相异的国家发展出具有个殊品格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的否定〔23〕。第四,透过"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发展的前后序列排比以及认定现代化的实现以抛弃和否定传统为条件,"现代化框架"进而在设定传统是整体且同质的基础上,视传统为整体的落后,并且对趋向于现代的发展构成了障碍;这就意谓着传统社会必定要寻求现代,但同时必须整体地抛弃和否定传统;这无疑忽视了传统中所隐含的向现代转型的深厚的正面性资源。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如上文所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24〕始于本世纪90年代初叶;此一研究经《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推动而逐渐呈现为一种关于中国发展的理论思潮〔25〕。关于此一思潮的理论定位,须切入中国论者采用西方市民社会概念及理论的基本背景中方能予以明确。

  (1)中国知识界在进入90年代后开始严肃的理论反思,其间包括对有关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思考的"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等做认真的剖析和批判,这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当代中国学人开始以理性的思考和稳重的选择替代浪漫激进的思考和急功近利的选择。此一层面反思的关键意义在于中国论者欲求摆脱以"国家本位观"为支援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式路径的束缚而转向对社会力量的关注、欲求放弃一步到位达致民主政治的幻想而转入严肃地探究民主政治赖以建立的社会结构性基础的渐进道路;

  (2)1992年初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建立市场经济的新阶段,这就使资源流动、社会分化、国家职能转换、社会整合、社会空间确立等问题的提出及研究具有了现实可能的意义。这一经验层面发展的关键意义在于"国家与社会间疆界的确立"或"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建构"等新问题的提出,表证了以国家本位为基础的总体性理路的危机,从另一面相言,中国发展的现实进程需求某种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和解释的理论的出现;

  (3)自80年代始,西方及东欧为回应其各自面临的问题而掀起了一股市民社会讨论"热潮","这股思潮之于西方及东欧国家,乃是对一个世纪前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是对百年来国家与市民社会间极度张力的检讨和调适,因此基于现实层面的目标在西方国家表现为重新调整国家与时下依旧存有的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努力,在东欧国家呈现为重建原本有过而现下丧失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努力"(邓,1993a,页60)。此一现象的意义在于,市民社会理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有效解释力以及西方市民社会道路被认为在东欧的成功,都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此一理论及其相应道路的普遍性效力,而这恰恰构成了对当下中国论者的示范。

  正是在上述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及经验的示范下,在中国改革进程的现实诉求下,更为紧要的是,在中国学人思路转向的内在驱动下,中国论者引入了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及理论并着手以此解释和研究中国的问题。据此一粗略的背景性概述,我们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定位为对中国欲实现现代化〔26〕的发展道路的探究。这种讨论和研究无疑具有诸多正面意义〔27〕,但此处需强调指出的却是其间所存在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有可能构成拓深此一研究的障碍。

  首先,中国市民社会论者认为,西方发展的经验乃是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建构市民社会、进而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一认识的向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投射,强烈地暗含了对西方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预设,这在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便具体地表现为:

  (1)中国市民社会论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实现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屡屡受挫,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失误,展开而言就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未能寻求到建构出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构的合理道路,所以他们批判新权威论者对个人"卡里斯玛"的诉求在理路上与民主政治制度建构相悖、亦批判那种倒果为因地将民主政治作为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的激进民主论(邓景,1992,页59;萧,1993,页183;夏,1993,页176;),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显然是有道理的。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市民社会论者自己选择的道路却是一条地道的西方版道路,而这一道路的选择依据显然不是来自本土经验和知识,而是源出于对西方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方式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的认定〔28〕。这种前提性的认定,反映在研究中就表现为对西方制度、结构或安排移植于中国的可能性几无置疑。

  (2)尽管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一般都认识到市民社会只是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邓景,1992,页67;施,1994;鲁,1994),但是深植于其头脑中的西方市民社会的成功经验使他们在研究中仅是象征性地论及此一问题,换言之,这实际上将对于中国而言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问题消弥于在中国能够建构出西方式市民社会的乐观之中〔29〕,进而在研究中忽略对一些非西方国家(包括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为什么建构了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雏型,却未能走上政治现代化的复杂现象进行分析。

  (3)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不仅视市民社会的建构为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手段,而且视建构市民社会本身为目标,借用Timothy GAsh论及东欧情形时的说法,"对于他们来讲,重建'市民社会'本身既是目的,又是实现政治变革的手段"。〔30〕此处紧要的是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如何界定此一目标,然而我们发现,此一目标的界定基本上是根据西方论者对西方市民社会的定义做出的,〔31〕所以在研究中往往是在中国的现实经验与西方的概念之间做简单的比附,其突出表现是根据西方的定义在中国发展的复杂经验中选择与之相符的那些方面进行意义放大的研究,从而忽略了某些对于中国发展具有实质意义的方面;此外,论者们还往往各依一己所遵奉的某一大师的定义彼此间进行与中国发展经验不涉的争议。

  (4)与第三点紧密相关的是,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一般都接受市民社会建构的市场经济基础,而且这种市场经济是以严格界定的私有产权为其特征(邓景,1992,页61-63;孙,1992,页75;夏,1993,页178-179;蒋,1993)。然而,经过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正在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以产权界定不明确的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模式",显然与那种界定明确的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典型西方私有经济模式不同,而且就是与那种正在彻底地向西方过渡的亦以明确界定的私人产权为依凭的"东欧模式"不尽相同。此一不争的事实表明,姑且不论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能否一如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那般培育出市民社会,即使能够培育出市民社会,那么以中国模式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亦一定与西方式市民社会不同。然而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由于将中国欲图建立的以及正在发育过程中的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做了牵强的比附,并且以剥离了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具体差异的经验而获致的空洞的"市场经济"概念,做为分析研究的工具,甚至设定为中国市民社会的基础,从而在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中不仅忽略了对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中国经济脉络做具体的分析,也忽略了对以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市民社会品格或功用做具体的分析。

  (5)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过程中,批判商榷的文字有相当一部分(夏,1993;萧,1993;朱,1994;施,1994;鲁,1994;)。但是深而究之,无论是"近期难圆的梦"抑或是"几重障碍",一般都是在承认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为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有效道路的前提上展开的,而且批判矛头多局限在现实操作的当下可行性方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批判及商榷所依据的标准大多亦是西方论者的市民社会观或者是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经验,这就意谓着市民社会在中国建构的困难实际上是西方式市民社会在中国建构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和可以克服的,只要这些障碍的被克服,中国便可建构出西方式的市民社会,进而实现政治现代化。

  其次,如果我们对上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趋向做一更深层的剖析,我们便会发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承认西方现代化对中国传统的两分界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间最为凸显的方面是,大多研究都否定中国以亲情血缘为基础的文化网络之于整合中国市民社会的正面意义,〔33〕忽视中国自身发展的经验对于形成中国市民社会品格的可能性。此外,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主要关怀的是政治民主化的实现问题,然而却没有关于民主政治本身方面的相关性研究,他们基本上视西方民主政治为一当然最高目标,然而正是这一为中国论者视为毋需分析研究的民主政治目标,其中的诸多方面正日益受到西方论者自身的质疑和批判。〔34〕

  通过上述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简要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论者关于中国发展问题的市民社会研究,受到了"现代化框架"的支配,而且在此一思想框架的支配影响下,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发生了上述问题。

  结语

  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乃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拓深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35〕,更需要对支配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具体研究范式的思想框架及其预设做出分析和批判。本文通过提出"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受到了'现代化框架'的支配并因此发生了相关的谬误"的理论预设而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所做的再研究,便是此一方面的努力。当然,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还有待通过对其他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的分析给出验证,甚至对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受着某种思想框架支配的论断本身提出质疑亦属进一步验证的应有之义。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第三部分通过分析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以验证笔者提出的理论假设的过程,实际上亦是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取向的某种批判,而笔者作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者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无疑亦属被批判之列。我所坚持的信念之一便是:中国社会科学要发展,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于当下或许更需要的是一种以知识上的自觉为基础的波普尔所谓的"爱因斯坦式"的批判精神〔36〕以及IBerlin在论及政治和社会学说存有巨大潜在危险时所主张的学者自己纠错和批判的责任。〔37〕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中国发展研究论者采取寻求西方经验和理论的取向以及在此一研究取向下发生的种种问题的分析,并不意谓着对这种取向本身的批判,更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对支配并影响这种取向的"现代化框架"的批判,因为正是此一框架本身的谬误使我们在向西方寻求支援的取向及研究方面发生了种种失误和扭曲。毋庸置疑,这里还在根本上涉及到中国论者在以中国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应否采取西方的概念及理论的大问题,不过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本文不论;但在此处至少可以指出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凭持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随意论断都是不足取的,惟有透过谨慎的知识学分析和中性的方法论研究,我们方能期望在此一题域中获致知识上的自觉和认识上的拓深。

【注释】
  〔1〕中国与外域在历史上亦曾发生过种种文化思想上的交流和互动,然而此时的关系与前此各种关系不同的特征,在于此一关系乃是在中西整体性互动背景中展开的。
  〔2〕百年来,中国论者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取向,实际上是极为复杂的,其间有与本文所述取向相反的取向,亦有诸多例外性取向,但笔者以为,它们并不构成基本取向;此外,本文所述的基本取向,严格限制在有关中国发展研究领域中诉求西方经验与理论支援并否定或无视中国传统的正面因素的范围,而且在时间上不包括1949年至1976年,因为此一时间基本上脱离了中西整体性互动背景。
  〔3〕此一概念系C吉尔兹在其Local Knowledge一书中提出的,严格地讲,翻译成"认识"是不妥的,因为在吉尔兹那里,它不仅指characterization of what happened,而且还指imagination of what may happen。
  〔4〕杨国枢、文崇一指出,中国学者"在以中国社会与中国人为对象从事研究工作时,往往偏重西方学者所探讨的问题,沿用西方学者所建立的理论,套用西方学者所设计的方法。"见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序言,台湾,1982年。此外,对我们颇具启发意义的观点,参见林毓生语,"五四人物对西方文化接受的态度也是一元论式的。当时的学者,往往接触到什么,就以为那是西洋文化的代表。譬如胡适一再强调杜威的思想是西方文化主流,是世界文化未来的取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受这种思想模式的影响。"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页232-233。
  〔5〕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陈独秀与胡适,前者基本上信奉的是法兰西大革命的思想启蒙传统,而后者援用的基本上是杜威-格林一脉的英美思想传统,尽管二者信奉不同,但却在讨论中国发展问题时产生了同样的问题。关于这类问题的细节,作者将另文详论。
  〔6〕这类问题很多,我们至少可以指出:本世纪80年代民主政治先行抑或经济发展先行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谓着将西方发展结果的现代民主政治视做中国发展的前提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基设便是中国传统对发展构成了障碍;西方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后发型国家完全不同,前者是逐个解决的,后者往往是共时解决的,然而中国论者则常常忽略中国发展中各种问题共时发生共时解决的个殊性;关于西方的各种理论,尤其是民主理论,在中国论者处往往是作为"真理"被接受的,除了意识形态性的批判以外,迄今几无被认真分析批判过,进而演化成口号或另一种意识形态。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论者在运用西方理论及概念时所发生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还需另文专述;此外,由于中国论者研究课题的局限或者讨论问题的层面局限,这些问题未简得会同时出现于某一个别研究成果之中,或者几项研究中发生的问题亦未必同样。
  〔7〕罗荣渠指出,"近年来研究东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学者大都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外部刺激与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近代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国家本身做出反响的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对于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东方国家来说,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而这一回应的具体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进技艺,因此,对现代化认识的最早的理论概括一般都是西方化,虽然实际的现代化过程绝非按西方国家的模样亦步亦趋。"见《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2。就是毛泽东也这样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他们都对中国"为什么"要西方化、"为什么"只有学外国的问题未做回答。
  〔8〕我们毋须简单地将"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视为截然的两极,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除了具有某种因果的关系外,还多少具有"循环论证"或辩证的性质。〖ZK〗〗
  〔9〕EShils, The Intellectual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Indian Situation, Mouton, 1961, p.13.
  〔10〕JRLevensi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Vol.1, p.145.
  〔11〕这类论述颇丰,较具代表性的参见费正清在"冲击-回应"范式下所做的论述:Teng and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Harvard Uni. Press, 1954; Fairbank, Reischouer and 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1965.
  〔12〕此处最具典型意义的范例乃是拉美国家知识分子在研究拉美国家发展问题时提出的依附理论。
  〔13〕参阅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4〕B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230-231。 
  〔15〕张灏等编:《晚清思想发展讨论--几个基本论点的提出与检讨》,"晚清思想",页133,台北,时报出版公司,民国69年。
  〔16〕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48。
  〔17〕如"天赋人权"、"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恶",等等。
  〔18〕TSkocpol:《论Wallerstein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与历史的批判》,载于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页403。 
  〔19〕JLaPalombara,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3839。尽管他主要指的是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但笔者以为亦可适用于现代化的其他方面。 
  〔20〕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演化方面的著述颇丰,本文不逐一列举;英语世界汉学中较权威的版本是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可参见其上卷,第6、7、8、9诸章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1〕现代化研究取向自本世纪六十年代始遭到了来自各方的严厉批判,此方面的著述极多,汉语世界的文献主要可参见:艾恺:《世界范围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英语文献主要可参见:JRGusfiel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Misplaced Polar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2, 1967, pp. 352-362; R. Bendix: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considered,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9, 1967, pp. 292-346; DCTipps: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i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5, 1973, pp. 199-226; A. Smity: The Concept of Social Change, London, 1973; C. 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Uni. Press, 1975, Chapter 9; I.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22〕参阅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浙江人民出版社,页5-7;另参阅布莱克:《比较现代化》,序言页2-3。
  〔23〕其实,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已然表明,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可以是多样的;而且经验研究亦表明,即使是西方诸国的现代化道路亦不是划一的。 
  〔24〕此处所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严格限制在大陆作者所做的研究范围,而不涉海外学者及海外留学生所做的研究。 
  〔25〕《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及其他书刊所发的有关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文字,见本文所附参阅文献。
  〔26〕主要是关于政治现代化道路的思考。 
  〔27〕这方面的意义至少包括:以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替代自上而下的唯一观,认真看待社会具有的整合及自组织功能,强调营建社会基础进而渐进地实现民主政治,等等。 
  〔28〕对于这一问题的批判,最具启发意义的参见Philip C C 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