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的上海职业人口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p69~75

  「标题注释」本文的主旨为城市社会生活史,所以在社会劳动者人数的具体统计中,就省略了“城镇个体劳动者”、“农村集体和个体劳动者”的数据,只展示在职职工的统计情况。

  「作者简介」金大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200233.

  「内容提要」“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职工人数增长了127.14万人。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人口,每年以20万人以上的规模,从非在业状态转向在业状态。上海全民单位的职工主要来源于毕业生(高达72.28%)和复退军人,其他人员皆因“身份羁绊”难有机缘。这一期间,因上海从事第二产业人数及比重持续上升,终于使上海失去了金融、贸易等城市型经济功能,从一个综合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并造成城市布局混乱、交通拥挤、工业区与居民区杂处等一系列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矛盾和困难。

  「关键词」上海/“文化大革命”/职业人口/职工来源/职工队伍构成

  一、职工人数的增长及其特点

  劳动年龄人口指男16~59岁、女16~54岁的社会劳动者人数,此外还包括劳动者所从事的行业、职业构成等,基本反映了人们参加社会劳动和进入职业生活的状况,是重要的人口指标。为了说明问题,请看表1.

  

  资料来源:《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页;《上海统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由表1可见:1965~1976年间,上海市的社会劳动者人数是逐年增长的,前五年增长80.11万人,后五年多增长128.69万人,总共达208.8万人。再看职工人数,前五年增长35.37万人,后五年多增长91.77万人,总共达127.14万人。且从1970年开始,社会劳动者人数超过了总人口的50%,即总人口中有一半进入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行列(1976年时,该比例达到61.92%)。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人口,每年以20万人以上的规模,从非在业状态转向在业状态。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请看表2.

  

  表2显示:除了1969~1970年间上海职工人数是下降的以外,其余年份均以不同的增幅上升着。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关节点:

  第一,职工人数在前五年非常平缓的增长节奏中,突兀性地出现了1967~1968年高达24.41万人的增长,且23.77万人集中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只有0.64万人进入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这是因为上海的“老三届”中,1966届和1967届的毕业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启动的第一轮分配中,依据“四个面向”的方案,这批人进入了工矿企业。人口统计数据表明,这部分人应有20万左右。

  第二,1969~1970年出现的在业人口数下降的情况(总人数下降1.92万人,其中全民单位减少2.58万人,集体单位有正常的少量增长),这对作为大型城市和重要工业基地的上海来说是十分反常的现象。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1968年底掀起了上山下乡高潮,制定了上海1968届、1969届毕业生全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方针。由此,劳动力资源的流向被人为改变了,上海市的工矿企业断绝了进入的主要渠道,职工队伍也就违反常规地收缩了一圈。

  第三,从1971年起,上海市的职工人数出现了补偿性反弹。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的经济发展需要持续补充劳动力①;另一方面是因为上山下乡方针已难以继续推行,而改成了“农工平衡”、“一农一工”(即家中已有务农者,再有子女分配时则可进入工矿企业)之类的政策。因之,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继续延伸着(多为长子、长女等),但终究每年仍有10万左右的毕业生成为全民单位的在业人口。在本项统计中,1974~1975年、1975~1976年两个年度的职工增长,分别高达25.85万人和22.74万人(其中全民单位分别增加20.48万人和18.42万人)。除了不断有大批毕业生补充进来以外,此时的上山下乡政策也已变得宽松,从而使一批下乡知青通过招工、上学、参军、独退(指独生子女)、病退等方式回到了城市,自然也就扩充了职工队伍,增加了职业人口。

  二、职工的来源

  上海市“文革”期间的在业人口变化,既有突兀性的膨胀又有突然性的收缩,走出了一条怪异的曲线。那么,上海市在此期间职业人口的变化与毕业生出路的关系果真如此紧密吗?请看表3.

  

  由表3可见:1966~1976年间,上海市全民单位的职工来源确实主要是毕业生(高达72.28%)。所以,毕业生的数量和去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在业人口的变化和状况。按理说毕业生的数量要素是绝对性的,去向要素是随机性的。但“文革”运动掌控着毕业生的去向,自然也就消解了随机性的功能;反之,其数量的绝对性功能则随着毕业生去向或农村、或留城的不同定位而产生着不同的权重。与此同时,还可发现表中其他各项“职工来源”的比例均很低(均不超过10%),其中“集体转全民”只有0.62%,“城镇居民待业人员”也只有1.07%。这不是说该两项统计指标的总人数是低的,而是由于“文革”期间,这两类人群因“身份羁绊”——政策和社会舆论均认定待业者的身份不仅是“游移”的,更是“脱离社会主流”的;而集体人员先天性地打上了“所有制”的烙印,也只能处于边缘。所以,这两类人群便缺少了进入全民单位的机缘。另一常年固定的职工来源是复员转业军人,因这一群体在政治身份上的优势,而受到各全民单位的欢迎。

  下面我们来着重研究一下为什么表3中“临时工转正”一栏的比例竟高达9.52%?

  1965年11月,上海市人委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发布了《上海市临时工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指出凡属临时性、季节性的生产需要,应“少用固定工,多用临时工”。当年上海市全民单位中临时工为11.34万人,占全市职工的5.4%。“文革”初期,上海的部分临时工、外包工成立了“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并冲击市劳动局,要求转为固定工。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强调临时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在中央未作出新的决定前,仍按原办法执行”。1968年1月18日,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通知中,又重申了临时工等“一律不得转为固定工”的意见。至1970年底,上海全民单位中临时工已达15.29万人,占全市职工比例的6.3%。[1]

  1971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规定已在常年性工作岗位上使用的临时工,可以改为固定工。就此,1971年12月15日,上海市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临时工转正的几个具体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当年即有10.5万临时工转为全民单位的正式工。1972年又转正3.14万人,至1975年的3年间又转正了0.81万人[1].其实,临时工、外包工等也是存在“身份羁绊”的,但由于这一群体集体性地“在岗”,且有造反的背景,终于在“文革”中后期获得了身份转换,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职工来源”。

  表3中“农村劳动者”一栏的比例为5.25%。据查1969年以前上海的全民单位没有从农村招收过职工,此后则是原城市户籍的知青通过招工、农村户籍者通过企业征用土地等方式进入全民单位的。正是由于职工来源渠道有所拓宽,才使1970年后的职工人数增长明显的高于前5年。

  三、职工的分布

  上海市的职业人口具体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是如何分布的呢?按照国家统计部门的分类标准列表如下(见表4)。

  

  由表4可知:第一,从1965~1976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除了机关团体人员减少了近1万人外(这主要是这一时期通过“五。七”干校、干部下放“战高温”、“四个面向”等的结果),其他各大口的职工人数均有所增长,例如工业系统增加61.72万人,商业服务系统增加11.16万人,科教文卫系统增加7.19万人等。这些反映了“文革”期间上海市国民经济各部门仍处在扩大规模的状况中。选取工业和科教文卫系统作进一步的剖析,可发现“文革”期间,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的重工业部门增加了30.36万人(所占比例增长4.98%)、轻工业部门增加了10.39万人(增长了0.99%)、纺织工业增加1.78万人(增长了5.97%),而科教文卫系统中的高等学校教师数量基本保持在1.1万人的规模,中学教师的数量则因入学人口膨胀净增了2.07万人,而小学教师出现了负增长(减少了0.01万人)[2].看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职业人口有所增长的背后,其内部或因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因人口变动的需求,而使在业人口的分布出现了新的变化。

  第二,在上海市“文革”期间职业总人口增长的前提下,深入观察国民经济各部门职工人数占全市职工总数的比例,可发现比例有所提高的是基本建设、农林水气、运输邮电等3个部门,金融行业维持了原有的比例,其余如工业、商业服务、城市公用、科教文卫等部门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在此,“农林水气”的职工比提高5.1%(职工数净增24.6万人),其主要是因为市属18个农场(位于郊县15个,外地3个)先后吸纳了三十多万的市区毕业生。虽然这属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任务,但由于他们具有了“农场职工”的身份,因而仍划入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统计范畴之中。而“基本建设”、“运输邮电”的职工比上升,则是上海市在“文革”期间较注重“以工业为主导”的缘故。关系并直接有利于人们生活的商业服务、城市公用、科教文卫等职工比例均下降,则反映出当时上海的城市功能有所弱化。关于上海社会劳动者人数三次产业分布的统计更清晰地反映出这一状况(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在整个“文革”期间,上海市从事第一产业(农业)的人数比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1/3强的水准上(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产业的人数和比例才发生了大幅度的滑坠)。与此同时,从事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的人数和比例均持续上升,甚至达到1/2弱。然而,恰恰是这第一产业人数比的些微下降和第二产业人数比的持续上升,挤压着上海市的第三产业,致使第三产业的人数比从1/4减少到1/5.

  上海市是集金融、贸易和生产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历史上曾“第二产业强盛,第三产业发达”。迨至解放初的1952年,上海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构成比尚为5.9∶52.4∶41.7,与当时国际发达城市的差异不大。但由于上海市的经济建设坚持“以发展工业为主体”(实为传统工业),至1978年,上海市的第二产业的比重便从52.4%上升到77.4%;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从41.7%下降到18.6%。如此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调,终于使上海市失去了金融、贸易等城市型经济功能,从一个综合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并造成城市布局混乱、交通拥挤、工业区与居民区杂处等一系列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矛盾和困难[3].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上海经济的发展路向,已决定上海城市的定位发生了功能性失误,那么六七十年代的发展更使这种失误走向了尽头。1978年以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得到重新调整,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才使城市功能得以恢复。

  四、职工的分类和性别结构

  除了不同产业的职工构成比在此间有所变化外,在全民职工内部的“职工分类”和“性别结构”方面也有一些变化(详见表6)。

  

  由表6可知,从1965年到1976年,在上海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队伍中除技术人员的总人数、比例下降外,其余分类中“学徒”、“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总人数、比例均有所上升。作为职工分类的主体——“工人”,在总人数上有所增加,但比例却有些微的下降,也就是说在整个“文革”期间,上海市全民单位的职工队伍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且在管理和服务的岗位上(属非生产人员)亦有所增多。如果说这仍属正常的变化,那么技术人员的总人数、人数比均下降的事实,则是违背企业管理规律的,属非正常的变化。纵观《上海劳动志》记载的该项统计(从1957年至1990年),技术人员的总人数、比例均年年增扩,只有在“文革”期间,由于批判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导致了技术人员总人数及比例的下降,而这种下降的直接后果则是损害了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下面,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职工队伍的“性别结构”,具体的统计资料请参看表7:

  

  由表7可知,从1965年到1976年,上海市的女职工数量随着职工总数的增长而增长,女职工人数增长了63.9万、总人数达到了168.8万人,比例增长了3.8%,达到了42.3%。这说明在女性就业的问题上,由于高度强调“性别平等”、“同工同酬”,从而促进了女性就业。再做进一步的观察,可发现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女职工人数、比例呈现出大幅度直线上升的态势,人数增长了48.41万、比例增长了6.0%;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女职工数却增长缓慢,人数仅增长了15.49万、比例甚至出现了持续下滑的状态。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首先是“文革”时期,全民单位(含国营农场)大规模地从中学毕业生中吸纳职工;集体单位则因“所有制”方面的问题,至少在1968年大批“老三届”进入工矿企业时,没有被有关计划指令打开门户。以致“文革”前5年,上海市集体单位的女职工数只增长了0.46万人。直到上山下乡政策被废弃后,集体单位才开始按照“一工一农”的分配原则接收毕业生。但集体所有制单位的社会认同感一直不高,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性质低全民所有制一等,就是其规模(多为区属小企业及商业饮食服务单位)、福利等也是无法与全民单位相比拟的,这应是集体单位女职工数相对增长缓慢的社会心理因素。

  其次,在研究女职工人数比的变化时,还应看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在开创时期存在着“解放妇女”的时代需要,所以集体单位的女职工人数比曾高达85%(1957~1960年),“文革”运动开始时的1965年也达到了70%。这一时期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女职工比例在1965年以前就没有超过30%,直至1970年才到达30.4%。正是这种由历史形成的原初状态的差异,才构成了表7的数据分布和走向。也就进一步证明“文革”十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并未偏重于吸纳女职工,而是由于全民所有制单位女职工基础人数低,在吸纳大量职工后,才使女职工比例上升。而集体单位职工总人数少,女职工人数比却很高,接受分配的新职工后,无疑会使职工总数上升,女职工人数比下降。

  另外,具体察看“文革”期间女职工人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比例关系,可见“科教文卫”系统是始终排列在首位的,例如1965年时其在全民单位所占的比例就达43.3%,1976年时达到47.5%。“金融”系统的女职工人数比也很高,1976年的统计比例为33.6%。而在“基本建设”和“运输邮电”系统的女职工人数比一直较低[1](p.138),这主要是由于行业本身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在一些不适宜女职工从事的企业中,有关分配部门便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定的男女比例,基本上运用行政手段,解决青年就业中的男女平衡问题”[1](p.79),以达到合乎常规性分布的目的,在此就不赘述了。

  [收稿日期]2005—07—21

  注释:

  ①据《上海计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资料:1967年因造反“夺权”,上海的工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7%,上海“文革”期间其余年份的经济指标均有所增长。

  「参考文献」

  [1]《上海劳动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2]《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58—362页。

  [3]熊月之:《上海通史》第1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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