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三年四月号

  一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文革」期间关於高等教育的指导性文件。它是1971年4月15日到7月31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结果,会议开了三个月另十七天。会议《纪要》由迟群起草,经过18次的反覆讨论,反覆修改,最后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了两次修改,经政治局讨论定稿。8月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1《纪要》的下发和贯彻促使「文革」期间极「左」教育体制进一步发展。《纪要》基本否定了「文革」前十七年教育工作,错误地提出「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黑线专政」;知识份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两个估计」中的两个「基本」把「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说得漆黑一团,是强加给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2

  文革结束以后「两个估计」理所当然遭到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正式撤销《纪要》的通知,指出:「两个估计」是「「四人帮」及其亲信一手把持下炮制出来的,是错误的。它在教育战线危害极大,流毒很深,应当继续批判」。3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4(以下简称〈论战〉)和署名「《人民日报》本报记者」的《「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两篇长文,揭露了张春桥、姚文元等操纵会议炮制「两个估计」的经过。5

  〈论战〉指出:「教育战线是我们党同「四人帮」长期争夺的一条重要战线。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形势如何估计,对知识份子状况估计,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广大群众认为:十七的教育路线与其他战线一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佔主导地位,教育战线的知识份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应当充分肯定。」而「四人帮」却把「两个估计」抬到了吓人的高度。

  他们叫嚷:谁反对「两个估计」,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实际情况是怎样呢?实际情况是:「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份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至他们的灭亡。现在是把他们的阴谋和事实的真相公之於众的时候了。

  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一)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二)多数知识份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有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於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份子状况的根本估计。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这种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估计,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估计」。

  在「四人帮」反党气焰极端嚣张的困难情况下,七月六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坚决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份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辨证地看问题」,「要作个案分析,不然大家就灰溜溜的」。周总理的指示,同样受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6

  〈论战〉一文的核心就是说:「两个估计」是「四人帮」背着毛泽东搞的,完全背离了毛泽东对教育战线和知识份子状况估计的指示,「四人帮」要对「两个估计」的出台负完全责任,而毛泽东却没有责任。我们认为在「两个凡是」还未遭到批判的历史条件下,〈论战〉一文的发表对促进思想解放,促进知识份子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起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伟大的历史贡献是勿庸置疑的。但是〈论战〉的写作方式及其背后的政治思维习惯还没有摆脱「大批判」的模式,〈论战〉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处理上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缺少科学性。〈论战〉虽然推翻了反动的「两个估计」,但同时也开脱了毛泽东对「两个估计」的出台所应负的责任,不利於对毛泽东晚年极「左」错误作深刻的历史反思。

  二

  「四人帮」对「两个估计」出台应负的责任是免不了的。但是「两个估计」主要还是反映了毛泽东在知识份子问题上一些错误思想。建国以后毛泽东对教育战线一直是不太满意的。

  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指出7: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份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於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中产阶级的,他们属於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等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革,现在这样还不行。他还说,课程多、压的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毛泽东也批评现行的考试方法,指出现在的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毛泽东甚至说8:

  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甚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同年6月4日和王海蓉谈话时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9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又发表了关於教育制度的讲话。他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年不见稻、梁、菽、麦、黎、稷,看不见工人怎么做工,看不见农民怎么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他提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於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他认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10

  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二月提纲》时说:「学术问题,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我们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手里掌握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垄断了。」11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在《十六条》中指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1966年5月7日,他在审阅总后勤部《关於进一步搞好部队农业、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给林彪的信中说12: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就是着名的「五?七」指示。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於人。」13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就教育革命问题说:「对资产阶级教授我们还得利用,不然我们没有呀,不过,他们也得听我们的话,有些人嘴里也讲听我们的话,但心里老是埋怨。」毛泽东又说:「过去也有些进步,在教育方面不能讲完全不对。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一条,就是教育从根本行来一个革命,在最近几年才开始。」14

  三

  从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个估计」和毛泽东的思想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哪个〈论战〉引用的被「四人帮」封锁的1971年指示又如何解释呢?

  首先,谁敢封锁毛泽东的指示?1971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五年,毛泽东的身体还没有甚么大问题,毛泽东的权利处於顶峰,对局势能完全控制。毛泽东对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非常关心的。为了便於毛泽东阅读,会议简报是用二号字印刷的,每期皆报送毛泽东。毛泽东1971年8月14日到南方数省巡视,准备解决林彪问题,在临行前一天,即1971年8月13日批准了《纪要》。甚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一年后,对会议上的一些细节也记得很清楚。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来华访问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周培源随同被接见。毛泽东对周培源说道:「你的讲话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指周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合大学组座谈会上的发言)。」15周培源补充说:「那个发言后来在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指名道姓地说:「上海复旦大学的谈家桢就不赞成你的文章。」16毛泽东有各个方面的信息渠道,所以想封锁毛泽东的讲话和指示既不到,而且谁也不敢。况且「四人帮」存在的基本政治资源就是毛泽东的信任,一旦离开毛泽东的支持,「四人帮」就只有垮台。《纪要》的起草人迟群和主要修改人张春桥、姚文元都善於而且极力揣摩了毛泽东的意图的高手,他们是决不敢封锁毛泽东的指示的,或许在小方面有出入,但在大方向上是不会有大变化的。因此「两个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迎合了毛泽东的意见。

  那么那个1971年的指示从何而来?到底是不是毛泽东的指示?

  据参加〈论战〉一文写作的《人民教育》总编辑吉伟青回忆17:

  在〈论战〉写作的后期,正当写作组和部领导感到稿子显得有点平淡,批判的力度还不够深刻的时候,偶然发现,毛主席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对教育工作问题曾同「四人帮」部分成员谈过一次话,针对「两个估计」发出了重要指示。可是「四人帮」严密封锁了这个指示,一直未向与会同志传达,只在「四人帮」分管科教工作的极少数骨干和亲信中作过传达。首先发现这条线索是《人民教育》编辑组长孙长江,他当时是审查「四人帮」在教育部的余党骨干份子薛玉山的专案组组长。他在查看薛的笔记本时,发现笔记本上记录不全的毛主席指示,立即向李琦同志作了汇报。教育部党组随即请示中央审查办,请求查看迟群、谢静宜(迟群、谢静宜当时是「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亲信,任科教组长、副组长)的笔记本。由孙长江同志负责审阅核对他们笔记本中关於毛主席1971年全教会期间对教育工作指示的纪录。整理后,经写作组研究建议,报教育部党组请示乔木同志同意,决定写进稿中,用毛主席对教育战线和知识份子的评价,有针对性地驳斥「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谬论。

  但是,写作组在中办和中央档案馆都没有查到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原文,所以在发表时称为「毛主席的指示精神」。18

  无法搞清毛泽东是在何时、何地和何种情况下发出这个「重要指示」。可见,作为〈论战〉核心证据的所谓的毛主席的指示虽然不能说没有,但在可靠性上是有问题的。连当时教育部「大批判组」的人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说「这就是毛主席的指示」,而只能说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何况当时对毛泽东的「重要指示」的记录和传达是极其严肃的大事,毛泽东对迟群等人的私下谈话恐怕不是甚么「重要指示」,甚至不是甚么「指示」。

  即使我们承认毛泽东的这个「指示精神」,也无法从中得出毛泽东反对「两个估计」的结论。「(一)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二)多数知识份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实际上《纪要》开头部分是肯定十七年教育的所谓「巨大成就」的,但这并不妨碍《纪要》马上接着就讲「资产阶级在教育战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多数知识份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实际上周恩来对毛泽东和「两个估计」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周恩来也不得不讲19:

  尽管有些人是解放后当教员的,但由於教育制度是旧的,方针、政策是旧的,虽然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是对的,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了我们学校」是一个意思,他们是搞修正主义的。不然,为甚么在教育上没有彻底改革呢?为甚么毛主席的号召没有执行呢?

  周恩来作为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他必须把毛泽东的意见贯彻下去,自己心里未必同意。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关於知识份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於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0但是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知识份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於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21完全推翻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对毛泽东在知识份子问题上一贯立场是非常清楚的,他不得不说「违心话」。如果真的有毛泽东的反对「两个估计」的指示,哪怕是「指示精神」,周恩来怎么可能不把它拿来打击「极左势力」呢?

  即使在当时情况下周恩来对「两个估计」还是有保留的,他说:「但不能说主席的红线没有射进学校。学校不能脱离社会(从整个国家来说,十七年来,毛主席的红线还是佔主导地位的)。主席的红线还是照耀着学校的,而且有些时候还是有力的。对教师队伍和十七年教育出来的学生要有个正确的评价。要说清楚教师、学生队伍大多数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接受党的领导的。不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文件拿下去就不能起动员作用。」22

  从以上的多方面情况看,「两个估计」是《纪要》的核心观点,反映了晚年毛泽东对知识份子问题的基本认知。这种错误思想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批评研究,是因为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乃至主流意识形态中长期存在的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名义上否定,实际上回避」的态度。这种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所谓「宜粗不宜细」的历史叙事模式,极大的阻碍了对当代中国历史反思的深度和精确性。

  註释1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档案(卷号:短期065)。

  2李刚:〈1972─1976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过渡性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5期,第127页。

  3〈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五卷(1976-1988)》(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页5343.4〈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第1版。

  5〈「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第2版。

  6〈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第1版。

  7教育部大批判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

  8;9《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页32;34.10本书编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三卷(1960-1966)》(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页3453.11转引自金一鸣:《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320-321.12毛泽东的这封信产生於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后由林彪转呈中央,於1966年5月15日转发到全党。1966年8月1日,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将它的基本精神传播到全国。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学者王年一认为:这封信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一起,是了解文化大革命动机的两把钥匙。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页945.14《中央首长指示的主要精神》,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档案(卷号:短期065)。

  15周培源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合大学组座谈会上的发言《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核心是反对「理向工靠」,否定理科教学的做法。此文后发表在1972年10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科学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重视」。这封信击中了江青等人在教育、科技领域中鼓吹极左思潮的要害,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份子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示。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教育、科技领域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文章涉及的直接内容是教育和科技,但其重要意义却在於一些重大的、敏感的问题上,对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提出了公开挑战。

  16奚学瑶:〈周培源与北大的不解情缘〉,《中华儿女》,2002年10期,页73.17;18吉伟青:〈「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亲历记〉,《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页74;75.19《中央首长指示的主要精神》,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档案(卷号:短期065)。

  20;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242-43;254.22江苏省档案馆馆藏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档案(卷号:短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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