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16日夜11时15分,曾经叱咤一时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因心脏病发作,在柬埔寨北部柬泰边境地区去世,终年73岁。其遗体于18日按柬传统习俗在当地火化。有关波尔布特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正在欢度传统新年的柬埔寨人有的表示怀疑,毕竟波氏之死的消息已传出过多次,但结果证明都是假的;有的为波氏未能因其红色恐怖行为接受审判便先行死去而遗憾不已,他们认为波氏应该活着给人民一个交待。柬政府方面则由于此消息尚未得到彻底证实,迟迟没有做出正式表态,只是由政府发言人,新闻国务秘书乔卡纳里出面表示:不管波尔布特是死是活,都应该将其移交政府处置。当年在中国影响下与柬共合作抗美,并且支持过波氏政权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则对记者坦言:波氏的去世是使人民感到宽慰的事情。他说,波尔布特之死结束了柬现代史上最恐怖的一章。翌年初,西哈努克又宣布:如果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领袖,他愿意放弃自己在宪法上,以及皇家身份所享有的豁免权,出庭受审。

  至于波尔布特的死因,也有人提出了“被谋杀”之说,称此谋杀的目的在于确保波氏不落入金边政府之手,以避免其被送上国际法庭,引出诸多麻烦。一位亚洲外交官谈道:杀了波尔布特,什么都解决了。如果他接受了国际法庭的公开审判,他与金边、中国,甚至泰国现领导人的关系就会彻底曝光,这样将令事情复杂化……

  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舆论如何繁复,波尔布特之死,确实标志着在柬埔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红色高棉最终走向消亡。那么,在过去一个历史时期中,中国与这位柬共领袖和曾一度在其政权中担任国家元首的西哈努克亲王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本世纪60-70年代,中国始终与西哈努克亲王和由他所代表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以及其后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民主柬埔寨政府,保持了特别紧密的关系。在柬共与西哈努克亲王联合抗美,中国不以牺牲印支三国利益作交易缓和对美关系,中苏对抗及“文革”后期中越关系出现裂痕、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显露地区霸权主义倾向的大背景下,中柬关系的稳固发展,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显得十分突出。

  周恩来对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说:我们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想到共同的敌人,是会把误会放在次要地位的。

  西哈努克亲王于1941年继任柬埔寨王国国王。1955年3月他放弃王位,让位给自己的父亲,同时宣布“永远不重新登基”。同年9月,他在柬埔寨大选后出任首相。西哈努克多年来一直奉行和平、中立政策,敢于抗衡美国的摆布,不与美国签订军事条约,不加入“东南亚集体防务体系”,并于1963年下令拒绝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1965—1969年一度中断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重视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中国政府对西哈努克亲王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的爱国行动,一直十分赞赏。中柬两国于1958年7月正式建交,周恩来特别指示中国首任驻柬大使王幼平“一定要交好西哈努克这个朋友”。是年8月,西哈努克亲王率代表团访华,周恩来陪同他到东北、天津、河北等地参观访问,其间还带他参观了保密性很强的项目——中国第一座实验性核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中国政府对柬的援建项目也于此期启动。

  1960年4月,西哈努克的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病逝。原定于5月上旬访柬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面临着一种选择:按期访问,接待规格会因柬正居国丧而受到影响;延期至国王火葬之后,则将得到隆重的礼遇。对此,周恩来经考虑后决定:如期前往金边,亲自吊唁苏拉马里特国王;并请柬方接待从简,表示中柬友谊深远,不在乎接待规格的高低;还专门指示有关部门,安排给代表团成员每人制做两套丧服。5月5日上午,周恩来一身缟素出现在金边机场。市区欢迎的人群将西哈努克和周恩来乘坐的汽车挤得寸步难行,他们于是下车步行,接受人们赠送的花环。当晚,柬摄政委员会主席在克玛林宫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中国代表团。次日,西哈努克亲王又邀请周恩来以主人身份主持柬皇家电台开幕式,以示柬中两国领导人的兄弟情谊。

  柬国王逝世后,西哈努克拒绝继任王位,柬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因此联合选举他为国家元首。是年12月,西哈努克亲王以元首身份偕夫人莫尼克公主访问北京,中柬双方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周恩来与陈毅陪同西哈努克和夫人乘专列赴南京、杭州观光,泛舟西湖,欢宴楼外楼……。西哈努克出于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情感,还在60年代初将他的三个儿子送到中国来学习。中柬关系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小国平等友好相处的一个范例。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驻柬人员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干涉柬埔寨内政,西哈努克为此宣布解散柬中友协,封闭五家华侨报纸,并宣布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人员。面对遭到破坏的中柬关系,1967年9月,周恩来及时对中国驻柬人员提出批评,同时接见柬驻华大使张岗,劝说和挽留柬驻华使馆人员,使西哈努克撤消了此项决定。同年10月,周恩来请来华访问后准备赴柬埔寨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捎去几点口信,表示中国对柬埔寨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中国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随后又就柬方对中国一些政策和工作的误会,向张岗进行解释,指出:我们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想到共同的敌人,是会把误会放在次要地位的。并请张岗转告西哈努克亲王,把意见保留起来,不作公开争论,不让敌人利用。中柬关系由此较早得到恢复。

  周恩来在与西哈努克亲王会谈时重申:“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我们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

  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开辟的通过柬埔寨到达南越的运输线,日夜抢运军援物资。越南抵抗部队并深入柬境内十余公里,从那里出发,频繁袭击南越军队和美军。美国对西哈努克亲王坚持和平、中立政策,反对美军入侵越南的态度深为不满,不断指使南越当局对柬埔寨实施战争威胁,向西哈努克施加压力,最终于1970年3月18日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策动柬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建立了以朗诺为首的政权。

    中国政府一直十分关注柬埔寨政局的变化,1970年3月14日午夜金边政变发生之前,周恩来在紧急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乃·瓦朗丹时就曾提醒说:中国政府对最近金边出现的一些情况感到不安。听说西哈努克亲王准备16日离莫斯科,17日到北京,我们更要采取措施注意亲王的安全。并表示:我们支持亲王坚持和平、中立、独立的政策。3月18日朗诺集团的政变,将西哈努克亲王推到了抗美斗争的最前沿,中国政府率先公开表明了支持亲王斗争到底的立场。3月19日上午,西哈努克和夫人一行17人由莫斯科飞抵北京时,中国仍以国家元首的规格予以欢迎,周恩来、李先念等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还与西哈努克亲王同乘一辆汽车,一路陪送至钓鱼台国宾馆,并专门对他们下榻的5号楼,从陈设、布置到起居、安全等等,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人民日报》于当日发表了西哈努克亲王作为国家元首抵达北京的消息,并报道了到机场迎接亲王的各国使节的名单。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举行会议,专门商讨柬埔寨问题。毛泽东批准了会议关于协助西哈努克在京进行各项活动的决定。

  3月22日,周恩来在与西哈努克会谈时重申:“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我们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中国的立场和态度给西哈努克以极大的鼓舞,他表示:有中国的支持,我一定坚持斗争,决不后退。次日,西哈努克即在北京向中外新闻界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此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着手协助西哈努克筹备召开柬、越、老印支三国四方会议。4月24—25日,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印度支那当前局势及印支三国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联合声明》。周恩来专程赶赴广州,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出席会议的各代表团,并先后同“三国四方”领导人会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完全支持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说:“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

   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中苏关系的持续紧张,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1970年初,中国已着手与美国进行缓和关系的接触。但是,在柬埔寨局势变化之初,中国政府即以自己的立场明确表明,中国不以原则作交易换取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景。4月30日,美国政府以柬埔寨有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的“庇护所”为借口,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和南越雇佣军入侵柬埔寨。次日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即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西哈努克和夫人。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预定的放焰火计划为此而推迟。当西哈努克感谢中国政府在他最困难之际给他以支持时,毛泽东说,应该感谢的是你们。表示:柬埔寨需要什么,只要中国有就给。中国所给的东西,同西哈努克亲王领导柬人民斗争给予中国的东西,是无法相比的。西哈努克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同一个小国国家元首的谈话使人们多等了整整一个小时,而这个小国恰好在几小时之前成了一场最残暴的侵略的受害者。试问,还有比这种入侵方式与我在北京受到的礼遇,更能说明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吗?此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和扩大印支战争的行动,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亲王要求世界各国人民声援柬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呼吁。5月5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成立由柬民族统一阵线领导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中国政府第一个承认这个新政府是代表柬埔寨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宣布正式断绝同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一切外交关系,并从金边撤出中国的外交机构及其人员和专家。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推迟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会谈;建议毛泽东发表声明支持国际反美斗争、印支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请毛泽东和林彪出席北京群众大会,请西哈努克讲话。声明稿经毛泽东审定后,周恩来还将其法译本送西哈努克征求意见。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强调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败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次日上午9时,毛泽东、林彪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林彪说:全力支持你们的斗争,打倒美帝国主义。毛主席站得最高,不仅考虑中国,而且还考虑世界。毛主席将来会看到打垮美帝国主义,打垮苏联修正主义。会见结束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与西哈努克亲王等人前往天安门城楼参加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的《五·二○声明》,西哈努克发表了讲话。会上,西哈努克情绪高昂,先后用华语喊了十几次“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说:“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在城楼上休息时,毛泽东又和西哈努克进行了友好交谈。当西哈努克谈到柬埔寨有中国作可靠后方,一定会胜利时,毛泽东表示:没有中国,你们也行。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你与美国的敌人站在一起,旗帜鲜明了。毛泽东还说:我们东方国家,亚洲国家,一百多年来是受气的,现在逐步联合起来,要翻身。此后一周内,中国全国各地相继举行了拥护毛泽东声明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参加人数达4亿几千万人次。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再次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

  1971年7月9-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周恩来不但亲赴河内和平壤,与越、朝两国领导人谈中国方面同基辛格举行会谈之事;而且还在7月15日晚从平壤一返抵北京,就与叶剑英前往西哈努克住处,向他通报基辛格访华的情况,以示对亲王的特殊礼遇和尊重。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以后,对于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国依然坚持了自己的一贯立场:我们只有支持印支三国进行抵抗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主权的权利。

  中国的这种态度与苏联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时,苏联为避免当时正在莫斯科的西哈努克亲王提出在苏成立流亡政府的要求,迟至亲王登上去中国的飞机前两三小时,才向他通报政变的消息。其后,苏联仍与朗诺政权维持外交关系,不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仅表示予以支持,但同时又继续向朗诺集团提供政变前答应给柬的军事援助。直至1975年3月18日,柬人民斗争即将取得胜利时,苏联才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柬的唯一合法政府。

  毛泽东指着英·萨利和乔森潘对西哈努克说:“你们两位亲王呢,也不要打到他们。”西哈努克说:“战争结束以后,即使我愿意打倒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军队和政府都不在我手里,我什么都没有了。”

    在柬埔寨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反抗朗诺政权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柬埔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是骨干队伍。1970年3月朗诺发动政变,西哈努克亲王抵达北京后,当时正在河内的柬共领袖波尔布特曾随范文同总理来华。虽然他在北京始终没有露面,但却从范文同与周恩来就柬埔寨问题及印支局势举行的会谈情况中,了解到了柬民族统一阵线成立及如何开展抵抗运动等一系列问题的协商过程。由于中国和越南坚决支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民族统一阵线领导的抵抗斗争,柬共中央作出决定,停止攻击西哈努克亲王,与之联合起来,打击朗诺政权。柬共领导人乔森潘等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毫无保留地支持西哈努克亲王3月23日在北京发表的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至此,柬埔寨左派力量集合到了西哈努克亲王举起的抵抗旗帜下;乔森潘等柬共领导人也成为柬第一届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成员。

  1970年6月美国宣布撤出入侵柬埔寨的军队,实施“战争高棉化”的方针后,以柬共领导的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为骨干的柬埔寨爱国力量开始集中打击朗诺集团,在短短几年内,即使朗诺政权陷入了政治上孤立、军事上难以自保的境地。1974年4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乔森潘、英·萨利和西哈努克亲王时,双方已谈到了柬埔寨解放后的政权建设问题。

  这次会见是在既轻松又不无沉重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问乔森潘和英·萨利:“你们对两位亲王,还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团结他们?”在座的人闻言都笑了起来。乔森潘连忙回答:“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西哈努克则隐含深意地点出:“主席阁下是指将来。”参加会见者于是又都笑了。当英·萨利解释说“在中国和越南援助下进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不排斥任何阶层。我们有一切理由把大家团结起来,而没有理由排斥一个阶层”时,毛泽东指出:“要排斥朗诺集团,要团结两位亲王。我赞成你们的方针。”同时指着英·萨利和乔森潘对西哈努克说:“你们两位亲王呢,也不要打倒他们。”并要乔森潘与英·萨利直说自己是代表共产党的,不要吞吞吐吐的;而西哈努克和宾努则是代表另一个党。“两个党联合起来就是为了打倒朗诺反革命党”。西哈努克表示:“战争结束以后,解放以后,我们之间也不会吵架。宾努亲王和我一直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柬埔寨共产党人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接着,他又多少有些无奈地说:“国内的政权已经转交给人民了。我已经把政府、行政、军队和警察都交出来了”。“战争结束以后,即使我愿意打倒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军队和政府都不在我手里。我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将来独立的、拒绝任何外国统治的柬埔寨由共产党来掌权是完全正常的。”毛泽东听后赞许道:“这样好嘛。”西哈努克只得一面表示“谢谢主席”,“柬埔寨共产党人对我也很好”;一面不失时机地强调指出,柬共说“不需要改变政体,改称柬埔寨共和国”。他们“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同意保持两千年的王国正统形式”。随即他又表白道:“实际上柬埔寨已经进入革命时代。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并保证“以后不会发生内部动乱,我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对此,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吵架总是要吵的,不过不要分裂。小吵架,大团结。”

  会见中,英·萨利深有体会地谈道:“过去我们只是看主席的书,现在正通过亲身经验体会。”毛泽东指点说:你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到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十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要正规军;要减租减息;要给农民分土地;可以没收买办资本,但不要忙于没收民族资本;不仅要让富农与你们站在一起,还要团结一部分中小地主……。他还特别向西哈努克建议:“我还是劝你读一点马克思和列宁”。说,“我总是希望你进步”。并嘱咐道:你们两位亲王“不要学中国出林彪这类人。朗诺就是林彪。朗诺亲美,林彪亲苏。”在西哈努克表明自己“是亲柬埔寨的”后,毛泽东高兴地说:对了。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人多啊!帝国主义怕呢!

  此后,柬埔寨抵抗力量对朗诺政权的攻势日趋强大,到9月末,领导抵抗运动的柬埔寨共产党已能够充满自信地,在距金边仅20英里的地方举行庆祝柬共成立23周年大会了。庆典结束不久,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波尔布特即发出了总攻的动员令。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爱国力量收复金边。新政权的电台宣称:柬埔寨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毛泽东发去贺电,宣布: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共同前进。

  波尔布特说他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与实践”。

  当柬共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以哪种模式为样板建设新政权的问题摆到了柬共领导人的面前。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进行访问,并一直逗留到次年的2月。这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波尔布特说,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等一些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理论和经验。可以说,对于波尔布特而言,毛泽东的理论、中国的斗争经验实际在那时即已成为他心中的治国依据。

  1975年4月19日柬埔寨全国解放后,在新政权领导层的会议上,波尔布特提出:我考虑了很久。我想了两句口号,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方向,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看是不是可以用“建设国家,保卫国家”来概括我们今后的任务。波氏绘成的这一建国蓝图就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彻底摧毁旧的政府机构,由柬埔寨的“无产阶级”执掌各级政权的大印。在经济体制变革方面,废除货币和市场,推行配给制、按需求分配;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集体化,开办公共食堂,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改造方面,鼓励普及教育;挑战作为国教的佛教传统,视宗教为精神鸦片,动员僧侣下田参加劳动;暂时终止邮政通信联系,以防反革命的串联活动;废除主仆关系;提倡纯洁朴素,禁止佩戴首饰、穿华丽服装。在保卫新生政权方面,集中力量镇压反革命,坚决将“那些挡住革命道路的人统统踩到脚下”;甄别全社会人员的阶级属性,明确阶级阵线,分清敌我友;同时高度警惕外国帝国主义和敌视柬埔寨革命的反动势力的进攻,8万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加强备战,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此后,仅仅几个月内,波氏的蓝图便已席卷全国各地。一场中国人民曾经经历过的革命运动,在柬埔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了。

  毛泽东对波尔布特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等人。毛泽东同波尔布特热烈握手,波尔布特则激动地表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毛泽东谈道:你们的作战、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并指着邓小平说,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路线斗争问题,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并告诫说: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毛泽东的指点,波尔布特深表认同,他说: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当波尔布特谈到我们注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时,毛泽东提醒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鸠摩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说:他们说得比我好。波尔布特高兴地接受,并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月23日和27日,周恩来也两次在医院会见波尔布特。8月26日,周恩来又在医院会见即将返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等人,他特意谈道: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其后,毛泽东也于8月27日晚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等人。他希望乔森潘能够转达他的意思,不要虐待莫尼克公主和亲王的两个儿子西哈莫尼与纳林卡朋,不要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希望西哈努克不要辞去柬民族统一阵线主席的职务。毛泽东说,红色高棉与西哈努克之间只有一点分歧,但是却有四点一致。因此,亲王不应当与红色高棉分道扬镳,而是应在高棉人民和国际社会中表现出对这个新生政权的坚决支持。对此,西哈努克礼貌性地微笑着没有作答。不过,当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西哈努克亲王都没有想到,西哈努克一家回国后即遭到软禁,被迫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周恩来病逝后,西哈努克不能获准前往北京与他的老朋友做最后道别;毛泽东逝世时,他更是连一封唁电也发不出去。波氏政权甚至还将他与自己的子孙分开,在他的14个孩子中,即有5个死于红色高棉执政时期。

  1976年1月5日,柬埔寨公布新宪法,将国家正式更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2日,柬埔寨国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声明宣布退休。6日,柬首相宾努亲王率原政府成员辞职。柬共向西哈努克表示的,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保持王国正统形式的承诺已是过眼烟云。4月14日,民柬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农谢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立了以乔森潘为主席的国家主席团和以波尔布特为总理的民柬新政府。柬埔寨历史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两天后,毛泽东即致电乔森潘和波尔布特等人,祝贺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节一周年,指出: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地看到,柬埔寨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相信,柬埔寨人民在柬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但是事实上,波尔布特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赞许与鼓励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波氏要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场被柬共领导人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波尔布特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定,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这些病菌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

    1977年,波尔布特政府于取消货币、市场,实行供给制等一系列违背国情的举措之外,又开始实施一项“四年计划”,其核心就是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并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口号。8月,波尔布特在柬共中央会议上指出: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我们就能通过集体化运动在四年之内实现大规模的粮食出口,从而进一步发展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为实现柬共领导人所描绘的“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越往后走,情况会越变越好”的美丽前景,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在全国全面推开,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都定得过高,难以完成。于是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即是人民口粮的减少,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悲剧在柬埔寨重演了。

  与此同时,波尔布特为防止柬埔寨如毛泽东所提醒的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着手在其革命队伍内部挖“病菌”,揪“叛徒”。他告诫全党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定,但它一定会冒出来被我们发现。我们寻找病菌的努力还没有获得成功。它们隐藏在党的肌体内部,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这些病菌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在波尔布特等柬共领导人看来,要保证民主柬埔寨始终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清除革命队伍中的敌人和异己分子是当务之急,毕竟革命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于是,一个纯洁党组织的运动应运而生,党内、军内一次次的大清洗,来势凶猛,颇似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揪“走资派”、揪“叛徒”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搞得人人自危。结果许多柬共元老、民柬政府高级官员以“叛国”、“反党”等种种罪名被捕入狱,十余万人遭处决。一些军队干部和党的干部逃往越南寻求政治避难,这其中即有后来另立炉灶与民柬政府相对抗的韩桑林。

  1977年10月27日,波尔布特在庆祝柬共成立17周年大会上宣布,柬埔寨共产党从此在国内和国际上正式公开。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了“人民内部矛盾”和“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问题,指出:敌我矛盾的存在,是由于“国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特务还潜伏在暗地里进行破坏革命的活动,还有一小撮反动组织继续反对和破坏我们柬埔寨的革命。这些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据此统计,全柬埔寨敌特的数量应还有14万人左右。

  此后,西方反对柬共的势力谴责波尔布特说,在民柬执政期间,被处死或因疾病、饥饿而死的人达200万之众。波尔布特的名字已成为恐怖和杀戮的代名词,而其领导下的民柬社会则被称作“杀戮之地”。至于柬埔寨国内,许多人已将红色高棉等同于波尔布特,甚至把他看作是实行“种族灭绝”的罪魁祸首。对此,柬共领导人的回答是,从1975到1977年,由于民柬政府的错误,导致大约3000人死亡,另有1.1万人的死亡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是越南人的特务。

   波尔布特推行极左路线的初衷是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违反客观实际,超越国情,强化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波尔布特四面树敌,政权的社会基础已经动摇,这即注定了它的短命。

  尾声

    1975年4月越南南方解放以后,越南在苏联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始调整对外战略,在印度支那地区推行扩张政策,力图全面控制老挝,同时向柬埔寨施加压力,出兵侵占柬的威岛,并不断派兵进犯柬境。翌年,越南在同柬埔寨举行边界谈判时,进一步向柬提出了领海和领土要求。1978年12月,波尔布特的老部下韩桑林背叛民柬,成立了“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中央委员会”,并发表声明,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波尔布特—英萨利叛徒和暴逆集团”。越南军队随即大举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撤离金边,诞生仅三年的民柬政权陷落。波尔布特后来回忆说,“1979年,我们遭受了灭顶之灾”。

  这一年,西哈努克亲王也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2月13日晚,他偕夫人莫尼克从美国纽约飞抵北京。邓颖超与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机场迎候。邓颖超安慰西哈努克说:我们之间不是才几年的朋友,而是二十几年的朋友了。请亲王相信,我们中国人说话算数,对朋友是讲信义的。西哈努克则激动地答道:我完全相信。我热爱中国,把中国当作我的第二祖国。当邓颖超允诺说“中国永远是亲王的朋友,亲王可以长久住在中国”时,西哈努克感激地表示“完全听从中国人民和邓颖超夫人的安排。”

  随着70年代的结束,柬埔寨进入到了一个以韩桑林、洪森等人为首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以宋双等人为首的“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和以乔森潘、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几种政权机构并存的,更加复杂的历史阶段。

  原文载《党史文汇》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