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

——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20世纪历史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可以说,1945—1947这几年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所谓历史转折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就是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是各主要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而这种组合和定位也就确定了未来世界历史的格局,确定了各主要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是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因此,对当时斯大林对外政策及其战略目标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主要方面认识和理解战后世界冷战格局形成的原因以及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战略和发展战略的基础。

导言: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进行过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或者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者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前,上述两种观点的代表——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修正学派,都很少能接触到苏联的档案材料,其结论主要是依据对苏联领导人公开言论及其行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推断。90年代以来,随着俄国档案逐步对外开放,研究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无所作为的;斯大林的远东政策与欧洲政策一样,都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系的”。[1]也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尔塔和波茨坦原则,苏联的安全目标就可以与西方协调起来。面对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斯大林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中国的联盟才真正导致了对抗。[2]还有人认为,战后初年,苏联对外战略的基础是建立在新的世界大战可能重新爆发的估计上的,总体上是一种积极防御战略,冷战开始后才迅速转变为阵营对抗战略。[3]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不能全面或准确地反映出1945—1947年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没有勾勒出这一时期斯大林对外政策变化的轨迹,从而难以正确地理解苏联对外政策的的实质,也无法说明冷战的起源这一引起广泛争论的热点问题。

在我们看来,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有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首先是和平共处。斯大林在战后说过,“苏联政府认为,尽管经济制度和思想体制不同,但是这些制度的共处,以及美苏分歧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了普遍和平的利益也是必要的”。[4]正如许多学者看到的,斯大林对于战争后期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是满意的,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从近东经蒙古、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到日本北方四岛,苏联通过战争和雅尔塔体系获得的政治权益,实现了俄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建立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缓冲带这一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与西方盟国建立合作和协调关系的结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和平共处,惟有如此,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对于世界革命这一苏联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来讲,和平共处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暂时的、短期的目标。斯大林自信,社会主义的苏联最终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这是苏联和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方式只能是暴力革命。斯大林在战前就说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5]战后,斯大林更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人民革命形势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6]危机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是斯大林总危机理论的核心。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便应纳入于世界革命的目标体系,至于外部世界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并不重要。所以,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要服从于世界革命,它只是世界革命总目标当中的局部和暂时目标。

然而,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这一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来讲,世界革命又成为一种手段,或者是对外战略中一种局部的和临时的目标。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最高地位,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方针。这一方针的理论基础就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斯大林在战前就认为,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时候,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并建立起“东方阵线”,强词夺理地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通过一纸命令解散了“共产国际”。既然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应当服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应该起来革命,什么时候起来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是否给以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看这种革命行动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逻辑。

总之,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实际过程中,斯大林有时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有时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大国合作出发,逐步趋向有限扩张,最后导致集团对抗。当然,这并不是说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可以截然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但总体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是逐步从温和走向强硬的,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交替使用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使用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外交手段,其根本目标是维护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

大国合作: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斯大林坚持这一外交方针的基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抗衡。第二,斯大林认为战后一段时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苏联确立外交合作方针的前提。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新的战争有两层含义,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战争。斯大林认为,爆发前一种战争的可能性要大于后一种战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战争的目的是要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而与苏联的战争则涉及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存亡问题。但是,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7]所以,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联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有基础的。第三,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

 

总的说来,只有采取合作的方针才能维持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而维持雅尔塔体系存在就能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在这方面,斯大林原则上是遵守与西方划定的势力范围界限的,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

在西方的史学研究中,谈到杜鲁门主义的产生时,往往把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事件相提并论。其实,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来看,这两者在实质上有很大区别。如果说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积极姿态,那么对于希腊问题则明显采取了保守和消极的方针。从地理位置上讲,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突出于地中海之上,当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过对于苏联的安全利益而言,希腊的重要性却远逊于与苏联接壤或近邻的东欧各国。因此,尽管战争末期希腊共产党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而希腊的内战曾震动了整个巴尔干半岛,但是1944年10月斯大林与邱吉尔达成划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还是把希腊让给了英国。[8]对于斯大林来说,正是希腊之“失”,才有东欧之“得”。这个交易充分说明,在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的序列中,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是摆在第一位的,至于革命,如果无助于保证苏联的根本利益,是不会纳入苏联对外政策考虑之中的。结果,正值1945年2月12日要求希腊解放军予以遣散的瓦尔基扎协定签订时,斯大林在雅尔塔三大国首脑的聚会上表示,他“对英国在希腊的政策是完全信任的,无意进行干预”。[9]尽管后来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已经处于紧张状态,但斯大林始终不愿明显地破坏经过协议确定的势力范围界限。1947年12月,当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临时民主政府成立后,莫斯科对此仍持消极态度。斯大林在1948年2月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对希腊民主军能否在军事上取得成功表示怀疑,并赞成放弃武装斗争和停止对希腊民主军的援助。他还指示,希腊的邻国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应当最后承认以马科斯将军为首的希腊临时政府,而让距希腊远些的国家先予以承认,以免处于被动局面。[10]虽然从美国的角度看,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事件都是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但在希腊问题上,美国表现出来的是对于共产主义活动的本能恐惧,而苏联的对策则反映出斯大林维护雅尔塔体系的主旨。

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战略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了保证,而斯大林对美国的回报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11]虽然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也是苏联不支持中国革命的原因之一,但是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斯大林要通过制止中国的革命来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政治权益,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近年来,中国方面已经有大量文献资料和回忆录证实了这一分析。诸如在二战结束之初苏联不支持中共争取对日受降权,反对中共进行武装斗争,敦促毛泽东与国民党谈判建立联合政府,不允许中共进入东北的大城市和在苏占区公开活动,甚至扬言要用武力迫使中共军队撤出沈阳等等。[12]目前披露出来的能够证实这些问题的俄国档案材料还不多见,但根据我们看到的仅有的一些文献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1945年9月初,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和山东第三分局满洲委员会分别致函苏共有关领导人,抱怨苏军在东北军纪不严,行为不轨;要求苏军不要解除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的武装,并要求为他们提供武器,以及印刷机、纸张等。这些要求显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能够看到的一份材料证实,苏联驻军正式拒绝向中共提供印刷机和纸张,还禁止中共在苏占区活动,并提醒说这个问题将由中央政府即蒋介石政府来决定。[13]为了实现自己对雅尔塔协定的承诺,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之后显然更倾向于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而尽量避免对中共提供帮助。1945年11月,为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共同开发东北的经济,苏联答应对于将国民党军队运往沈阳和长春机场的空中运输线给予援助。在苏联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长春进行经济合作谈判的同时,蒋介石还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私人高级会谈。[14]1945年12月初,莫洛托夫命令苏联驻旅顺海军基地的指挥官梅列茨科夫执行他的指示:不要让中国军队——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军队,进入苏联基地。莫洛托夫特别强调,“我们必须绝对反对共产党人像在他们自己的根据地所做的那样在海军基地内重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切企图”。[15]斯大林一厢情愿地认为,苏联采取的这种合作的姿态就能够保证莫斯科在远东的既得利益。正如莫洛托夫后来评论的,斯大林遵守对其权利的严格限制,同时也反对美国试图从罗斯福的许诺倒退。他认为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出现,是作为在解除日本武装后30年内保证其安全的政策的需要。[16]斯大林在战后初年执行与西方合作而反对或不支持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外交方针,这一点绝不是仅仅体现在希腊和中国的问题上。已经熟稔大国外交游戏的斯大林不愿让民族解放运动束缚苏联外交的手脚,妨碍与西方大国的合作关系。苏联政府无视许多弱小国家要求独立的强烈呼声,却对殖民地托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为这种传统的管理方式给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争取社会进步的具体可能性”。[17]在1945年的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就曾提议对意大利的殖民地实行托管。在同年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苏联又在与美国议定以三八线为界将朝鲜半岛划为两部分的基础上,表示赞同对朝鲜进行托管。此后,苏联还表示欢迎以承认法国殖民利益为前提的《越法初步协定》。至于非洲各国,苏联则认为当时不具备独立的条件,而只能逐步建立起自治政府。显然,所有这些策略都是基于苏联与西方大国合作的外交方针而提出的。甚至对于美国企图单独占领和管制日本的作法,斯大林虽然表面上表示反对,但实际上没有做任何努力来打破这一局面。有材料说,从1946年到1949年,苏共与日共没有任何公开的联系,所有党的工作都是通过野坂参三与苏联情报部门秘密进行的,这表明苏联承认美国对日本的独占以及在那里进行的西方式民主改革。[18]出于敦促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的同样动机,斯大林不仅对以朴宪永为首的南朝鲜共产党表现出漠不关心,甚至在1945年9月20日对占领北朝鲜的政策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准在北朝鲜领土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其他苏维埃权力机关;在所有抗日民主党派和组织的广泛联合的基础上,帮助北朝鲜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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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罗伯特·康奎斯特:《斯大林——国家的破坏者》,伦敦1991年,第271页;R.C.拉克:《1938—1945年斯大林对西方的企图:冷战的起源》,斯坦福1995年,第166页;奥德·韦斯塔德:《冷战与革命:苏美对抗和中国内战的起源》,纽约1993年,第118页。

[2]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斯大林在远东的目标:从雅尔塔到1950年的中苏条约”,提交香港“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月)的论文。

[3] 郑羽:“阵营对抗:冷战开始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2期,第66页。

[4] 《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3页。

[5]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15—223页。

[6]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41—442页;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4—45页。

[7]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623—624页。

[8] 过去有人对斯大林与邱吉尔的这个协定持怀疑态度,但苏联档案中的新证据说明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协议。见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283,第3—16页。转引自纳林斯基:“1944至1947年斯大林与多列士”,载《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9页。

[9]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65页。

[10] 吉比阿斯基:“从档案文献看1947—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59—160页。

[11] 关于这个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2] 关于斯大林劝阻中国革命的最新材料可参见迈克尔·盛:“斯大林、毛泽东与1945—46年的满洲斗争: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提交香港“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月)的论文。

[13]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46,第12—23页,转引自布莱恩·默里:“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治:多头档案的神秘性”,《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工作报告》第12期(1995年6月),第3—4页。

[14]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目录32,卷宗013,第10—11页;卷宗014,第73、74、79页。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的记录见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7,目录10,卷宗142。转引自默里前引文,第4页。

[15]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7,卷宗524,第16—17页。转引自默里前引文,第5页。

[16] 冈察洛夫、刘易斯、薛礼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斯坦福1993年,第3页。

[17] 卡·塞维茨、西·伍德贝:《苏联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伦敦1985年,第24页。

[18] 和田春树:“斯大林与日本共产党:1945—1953年(根据新的俄国档案文献)”,提交香港“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月)的论文。

[19] 《苏联与北朝鲜的关系(1945—1980年):文献与资料》,莫斯科1981年,第13页。
纵观斯大林在战后初年的所有外交举措,对于苏联奉行的是与西方大国合作的对外政策方针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这种合作中已经隐含着分裂的因素。除了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以外,还有以下的原因。首先,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苏联与西方大国本来就是敌对的。战争期间结成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争结束、共同的敌人消失后,这种同盟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其次,虽然罗斯福与斯大林同样主张战后实行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但罗斯福看到了凡尔赛体系的弊病,他的本意是通过几个大国掌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性组织,在协调大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安排国际事务,以求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至于美国的利益,罗斯福相信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门户开放政策就可以得到保证。但其他西方大国首脑(譬如邱吉尔)却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实力和新的思维,罗斯福可以对斯大林容忍和忽略的事情,他的继任者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却一定要针锋相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罗斯福的去世已经预示了大国合作的暗淡前景。再次,与罗斯福合作政策的内涵不同,斯大林主张的大国合作,本质上是因循历史上由主要战胜国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传统作法,试图以雅尔塔体系取代凡尔赛体系而重建以美苏两国为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几十年来苏联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事务上受到压抑和歧视的“孤岛”心态以及大俄罗斯主义的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苏联从此可以参与主宰世界命运了。因此,尽管奉行大国合作的政策,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尚未顾及的地方,苏联还是不时地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扩张行迹。

有限扩张:在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中的进攻态势

从理论上讲,如果苏联与西方恪守和平共处的原则,虽然双方不会再有战时那样的同盟关系,至少也可以维持一般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在如何安排战后世界新秩序方面,苏联与西方大国的立场观点大相径庭,所以双方都把对方视作竞争的对手,在行动中都竭力遏制和损伤对方,力图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按照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改造世界。于是,分歧和冲突的升级也就在所难免了。

苏联与本西方大国的争端首先出现在东欧问题上。从地理位置上看,东欧紧靠着苏联的欧洲领土,也即苏联的中心地区,并且在历史上经常成为外敌入侵俄国的通道和入口。所以,东欧便成为斯大林建立战后苏联安全带和势力范围的必争之地。斯大林对东欧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通过苏联红军越境在东欧作战的有利时机,支持和帮助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建立起苏联模式的政权组织,一举而完成苏联对外政策中保证国家安全和实现世界革命两大战略目标。惟其如此,苏联在东欧问题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寸步不让。早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就明确表示了在东欧的权力问题上不容挑战的决心。当美国提出解散波兰卢布林临时政府,而在国务委员会的基础上另建临时政府时,斯大林断然予以拒绝。当美国在1945年9月要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改组或辞职时,苏联同样表示坚决反对。与此同时,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就是要使苏占区成为保证苏联西部安全的前沿,在巩固苏占区的基础上,增强苏联在全德国的地位,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1946年3月,斯大林在评论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时,甚至不屑于理会邱吉尔把东欧国家说成是苏联势力范围的观点,而只强调在东欧建立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这是和平的愿望”,并非“扩张倾向”。[1]研究者在这方面的论著已经很多,而且对于我们所要论述的问题,东欧并不是重点。尽管西方大国对斯大林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表示出不满和猜疑,但在雅尔塔体系中,东欧毕竟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即使对此作出反应,也显得底气不足。而真正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引起冲突并导致双方政策转变的问题,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

在历史上,近东地区是沙皇俄国与欧洲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从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冻港,就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二战后,土耳其和伊朗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苏联一旦在这两个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权益,不仅能够确保苏联南部的安全,而且还能为苏联提供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发展的基地。然而,在雅尔塔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的举动也就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响。

在土耳其问题上,斯大林试图以实力为基础,通过恫吓和讹诈手段,实现苏联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和政治权益。根据1936年《蒙特勒公约》的规定,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以不受限制地通过海峡,而非黑海沿岸国家军舰通过海峡时,在吨位、等级和停留时间上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显然,这种一般通航权不能满足苏联控制海峡的要求。早在1940年11月,苏联在与德国的会谈中就提出了要在海峡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2]到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又表示,修改公约时“应该考虑到俄国人的利益”,不能让土耳其人扼住苏联的咽喉。[3]斯大林这一要求的确切含义很快就由莫洛托夫明白地昭示出来了。莫洛托夫于3月19日便向土耳其大使递交了一份声明,宣布废止1925年缔结的《苏土友好中立条约》,理由是该条约已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须做重大修改。[4]

苏联在土耳其的举动迅速引起了美国的重视和反应。4月19日,刚刚继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便接见了土耳其驻美国大使。接着在4月23日的白宫会议上,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对总统说,波兰的事情不是孤立的,它是苏联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希腊采取单方面行动的一部分。当时,美国在东欧问题上已经处于被动地位,福莱斯特尔把土耳其问题与东欧问题联系起来,其意图正如他本人告诫总统的那样:“如果俄国人不改变他们的僵硬态度,美国对他们早摊牌比晚摊牌要好”。4月25日,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也告诉总统说,因为东欧已经丢给了苏联,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将迫使美国支持土耳其。[5]

苏联没有估计到美国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仍然一味蛮横行事。同年6月7日,苏联向土耳其提出了三项关于缔结苏土新条约的极为无理的要求:将土耳其东部卡尔斯-阿尔达汗地区划归苏联;同意苏联在海峡拥有基地;苏土两国在多边协定达成以前先行修改《蒙特勒公约》。莫洛托夫在提出上述要求的同时,曾闪烁其词地暗示,如果土耳其与英国决裂或改变其外交政策,这些要求就是不必要的了。[6]苏联对土耳其要求的实质无非是要把土耳其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联甚至以武力相威胁。斯大林把在伊朗的200辆坦克的三分之一部署在伊土边界,并在其邻国保加利亚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以迫使土耳其就范。苏联的报刊和电台也同时掀起了针对土耳其的宣传活动。[7]随后,苏联又于1946年7月7日和8月8日两次照会土耳其政府要求修改《蒙特勒公约》,并由苏土共管黑海海峡。

苏联对土耳其的要求已经超出了雅尔塔体制的范围,甚至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因此遭到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经过仔细研究后,于8月15日向杜鲁门提交一项备忘录。该备忘录认为,苏联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控制土耳其,一旦苏联的要求得逞,美国就难以阻止苏联控制整个中近东地区。由于美国在该地区有着资源和交通利益,不让苏联通过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实现其对海峡和土耳其的计划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备忘录还强调,唯一能够阻止俄国的方法就是要明确表示,如果需要的话,美国准备以武力来对付侵略。几天后,美国便照会苏联,表示不同意苏联的要求。照会指出,海峡制度不仅与海峡沿岸国家,也与其他国家有关;土耳其应是继续成为防卫海峡的主要责任者。美国还警告苏联,对海峡的进攻必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问题。[8]以后,苏联虽然还不断向土耳其提出类似的要求,但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强硬态度面前悄然退却了。

伊朗所在的波斯湾地区,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历史上一直是大国的主要争夺对象。战争期间,为了消除德国在伊朗的破坏活动,确保盟国援助苏联的物资经伊朗顺利地运往苏联,1941年8月苏联和英国分别出兵占领了伊朗北部和南部。1942年1月,苏、英、伊三国签订的盟约规定,战争结束后6个月之内,苏军和英军从伊朗领土上撤出。同年底,美军进入伊朗,接管和承担了原英军负责的铁路和港口业务。1945年5月德国投降,伊朗向苏、美、英三国提出撤军的要求,但苏联却以各种借口拖延撤军,从而引发了“伊朗危机”。

伊朗与苏联有着2500公里的边界,伊朗北部地区在历史上属于沙俄的势力范围。苏军进入伊朗后不久,1941年10月伊朗成立了以前共产党人为骨干的人民党(其政治局委员和积极分子在30年代曾受训于苏联党校)。战争结束后,伊朗成为苏联实现其对外政策中“安全”与“革命”双重目标在近东的主要对象。具体来说,就是由联共(布)中央指导伊朗人民党和阿塞拜疆民主党实施革命;由苏联外交部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试图获得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1944年8月8日美英两国达成了双方在石油政策方面共同行动的专门协定,这刺激了苏联要在伊朗石油问题上取得与美英对等权力的欲望。

8月16日,贝利亚向斯大林提交的一份有关石油开采权问题的报告指出,英美在争夺伊朗石油资源中存在着矛盾,但同时要警惕他们试图对“第三国”采取共同行动。贝利亚希望苏联参加英美的石油谈判,“以便在国际石油领域捍卫苏联的利益”,并建议“同伊朗进行强硬的谈判以获得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9]随后,苏联副外长卡夫塔拉泽于9—10月率团与伊朗进行了有关石油租让权的谈判。10月11日伊朗政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宣布将所有关于石油租让权的谈判推迟到战争结束以后。12月2日,伊朗议会通过法令,禁止政府与外国进行石油租让权的谈判。这一决定同样适用于英美,因此也遭到英美的反对。但苏联却认定伊朗的决定是英美反苏政策的结果。1945年2月,苏联情报人员报告说,伊朗议会是英国的驯服工具,对苏联扩大经济利益的建议“进行强烈抵制”,苏联在伊朗的经济利益受到“英国的威胁”。该报告建议,作为一种对抗手段,可利用即将举行的伊朗议会选举,使亲苏分子夺取伊朗北部地区的所有54个席位。[10]这表明苏联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手段干涉伊朗内部事务。

1945年5月,卡夫塔拉泽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提出了反对从伊朗撤军的理由。他认为,“苏军撤出伊朗无疑将导致该国反动势力的加强和民主组织不可避免的崩溃,……反动的亲英分子将竭尽全力并使用一切手段,以消除我们在伊朗的影响和我们在伊朗的工作成果。所以,可以认为,拖延我们军队撤出伊朗的时间并尽可能地保证我们撤军后的利益是正确的。(主要方法是取得石油租让权,必要时建立由我们占支配地位的股份公司。)”[11]于是,在同年7—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针对英国分三阶段撤军的建议,提出撤军期限应从对日作战结束后算起。[12]然而,对日战争结束之快出乎斯大林的意料。由于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1946年3月2日便成为约定的撤军日期了。

随着撤军日期的临近,苏联加强了对伊朗的干涉和控制。在苏联的指导和支持下,刚成立不久的阿塞拜疆民主党要求在伊朗境内实行民族自治。1945年12月,民主党领导人比雪华里在大不里士组建了民族政府。与此同时,苏联还大力支持伊朗库尔德斯坦人的民族自治运动。伊朗政府认为阿塞拜疆的民族自治运动是破坏伊朗统一的叛乱,于是向大不士里紧急增派政府军,但为苏军所阻。苏联的理由是,伊朗政府增派军队将加剧北部地区的混乱并“可能导致流血”,这将迫使苏联政府向伊朗增派军队以维护秩序和保障苏联边界的安全。[13]尽管伊朗政府一再提出抗议,美英政府也多次表示反对,但苏联坚持不能如期从伊朗撤军。直到伊朗把这一问题诉诸联合国,苏联军队才于1946年5月9日全部撤出伊朗。此后,伊朗的自治运动遭到镇压,苏伊石油合营公司也没有建立起来,斯大林对伊政策的目标化为泡影。

土耳其问题和伊朗危机对于战后苏联与西方的国家关系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这两次近东事件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斯大林在近东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同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产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14]显然,苏联在近东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行为对西方产生的后果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第二,苏联的外交举措加强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与认同。战后美国地位的上升与英法势力的衰落使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有扩大化的趋势(美英之间在土耳其和伊朗就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而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外交行为使西方国家共同感受到威胁,这即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国家的联合。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第三,苏联的外交举措加速了西方国家对苏政策的调整。这两次近东事件终于导致苏联与西方本来就不牢固的合作关系开始破裂,加深了双方的猜疑、敌视和对立。如果说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没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共鸣的话,那么凯南“遏制理论”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则表明苏联在近东的行为已经使西方大国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并由此引起了他们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因此,可以认为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为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形成集团对抗的局面敞开了大门。

集团对抗:马歇尔计划及苏联的反应

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遭受的挫折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国际事务中不能总是单枪匹马地采取行动,而有必要在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抗衡中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年5月底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设想。在铁托访问莫斯科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事项。1947年春天,斯大林在同波兰党领导人哥穆尔卡谈话时,又建议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15]这说明,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这时已经出现了在对外政策中以集团对抗为指导方针的理论雏形。

同时,美国及西方大国外交政策趋向强硬的态势也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1946年9月对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的长篇报告,充分说明了苏联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斯大林调整对美政策的基础。[16]诺维科夫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特点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报告认为,美国鼓吹的“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的政策,是目前通往大国合作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障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战后不再奉行加强三大国(或四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坏这些国家的团结。其目的是要把别国的意志强加给苏联。”如果说凯南的八千字电文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那么诺维科夫的报告同样对于苏联采取对美强硬反击政策起了重要的论证和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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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99页。

[2] 桑塔格·贝迪编:《1939—1941年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关系》(德国外交部档案处文件),华盛顿1976年重印本,第259页。

[3]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3—204页。

[4] 库宁霍姆:《冷战在近东的起源》,普林斯顿1980年,第255页。

[5] 库宁霍姆前引书,第257页。

[6] 库宁霍姆前引书,第258页。卡尔斯-阿尔达汗地区在历史上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地,俄国曾于1806年、1828年、1855年和1877年四次入侵该地区,并最终将这一地区据为己有。1921年的苏土条约规定将该地归还土耳其。

[7] 库宁霍姆前引书,第356页。

[8] 库宁霍姆前引书,第361—362页。

[9]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6,案宗37,卷宗461,第16—18页。转引自叶戈罗娃:“从解密的档案看1945—1946年的伊朗危机”,载《近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27—28页。

[10]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817,第129、132об页。转引自叶戈罗娃前引文,第28—29页。

[11]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7,案宗33,卷宗466,第11页。转引自叶戈罗娃前引文,第31页。

[12] 库宁霍姆前引书,第272页。

[13]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7,案宗33,卷宗467,第15页;卷宗466,第12页。转引自叶戈罗娃前引文,第35页。

[14] 关于苏联撤军的理由,斯大林在给比雪华里的信中说得很明白,尽管其中不少冠冕堂皇之辞,但本质上是希望以此换得美国也从世界各地撤军,从而保持苏美均势与合作的基础。参见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7,案宗34,卷宗544,第8—9页。转引自叶戈罗娃前引文,第40—42页。

[15] 吉比阿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载《近现代史》1993年第4期,第134—138页。

[16] 诺维科夫的报告是按照莫洛托夫的旨意和指示写的。诺维科夫承认,“这篇报告只能有条件地被看作是我写的”,而莫洛托夫应是报告不署名的共同作者。见尼·诺维科夫:《一个外交官的回忆(1937—1947年)》,莫斯科1989年,第353页。该报告全文见《外交史》第15卷第4期,1991年秋季号。莫洛托夫在报告上划了许多着重号,并作了大量批注。《外交史》杂志称其为电文,但诺维科夫本人回忆录说这是一篇报告。

然而,真正促使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尽管此前不久美国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但在斯大林看来,杜鲁门的演讲不过是在口头上公开宣布了美国将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1]而马歇尔计划则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

俄国档案材料表明,马歇尔演讲中那种模棱两可的措词使苏联领导人难以确认美国援助的目的。虽然诺维科夫和瓦尔加都分析到美国的意图可能是“阻止欧洲国家废除军备,增强反苏势力,为巩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地位而创造条件”,但包括莫洛托夫在内,没有人反对参加马歇尔计划。他们最初希望美国的援助会使深受战争创伤的苏联得到经济利益,并通过参与这个计划的制定阻止美国控制欧洲以及建立反苏集团计划的实现。此外,因为德国资源在任何欧洲复兴计划都起着巨大作用,所以对美国计划的的讨论,可以被当作是一次重提德国赔偿问题的良机。[2]苏联不仅同意出席定于6月26日召开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而且还鼓励它的东欧盟国参加马歇尔计划。莫洛托夫于6月22日电告苏联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馆,命令他们通知驻在国政府:苏联政府认为,他们“有必要在准备参与制定这样一个经济计划方面表现出主动,并宣布他们愿意参加会谈”。[3]当莫洛托夫抵达巴黎时,苏联代表团的人数达100人以上,如果他仅仅是为了拖延进程或在仪式上宣布拒绝参加,那么根本不需要来这么多人。代表团的规模本身就说明苏联有意参与这场重要的谈判。但是,苏联与英法的意见根本无法协调。主要分歧有两点:(1)马歇尔所设想的是一个单一的、联合的欧洲计划,而苏联认为计划必须建立在各国只是松散合作,而援助则建立在各国分别提出要求的基础上。苏联担心一个联合计划会促使东欧经济与西欧的结合,并将继续使东欧各国处于原料供应国的从属地位。(2)在德国问题上,莫洛托夫希望得到保证,无论德国如何加入援助计划也不能损害支付合理的赔偿或者导致德国工业实力的增长。英法拒绝同意苏联提出的条件。当英法明确表示不能同意苏联的提议之后,莫洛托夫激烈地斥责西方国家,继而退出会议,扬长而去。实质上,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的那些条件,正是苏联领导人在会谈前的分析中已经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条件。莫洛托夫在7月3日的最后演说中指责这个计划“将会导致英国、法国以及追随他们的国家把自己与其他欧洲国家分离开来,这会把欧洲分裂成两大阵营,并在他们的关系中制造新的障碍”。[4]斯大林明显地看到,一旦苏联接受了英法方案就意味着允许西方势力渗入东欧经济,自从1945年以来通过一系列的双边协定确定下来的有利于苏联的东欧贸易方式就会按照一项全欧洲计划改变方向。同时,这种与西欧的重新结合还会加强东欧国家中一直希望摆脱苏联控制的反抗势力,进而把东欧重新融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特别是德国的复兴更是对苏联安全的直接威胁。所以,马歇尔计划的根本目的就是利用美国的经济力量来破坏苏联战后在东欧建立起来的安全带,而把这一安全带上的缓冲国变成向苏联扩张和进攻的前线。说到底,马歇尔计划替代了以前西方大国的无组织行动,企图使欧洲国家在经济、政治上依附于美国资本并建立一个反苏集团。这表明美国的对苏政策已经呈现出企图颠覆苏联国家安全的进攻态势。对于如此涉及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苏联立即采取了强硬的集团对抗措施。

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是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变。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与苏联组成强大的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首先需要统一和规范东欧各党和各国的行动。当苏联决定对马歇尔进行抵制后,立即于7月8日和9日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建议”他们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不得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对热衷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斯大林则把这两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召到莫斯科,严厉训斥并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5]同年7月底,当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宣布将研究和协商两国间的友好互助条约时,斯大林又严词斥责这一行动是“匆忙”的和“错误”的,并强调它“没有同苏联政府协商”。[6]

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六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即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莫洛托夫计划巩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基础。

苏联对外战略改变在组织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不过,与共产国际不同的是,共产党情报局完全局限在欧洲地理范围之内,因此它的组成显然是对马歇尔计划构成的明显威胁的反应,而不是在新阶段发动世界革命的前奏。斯大林的目的还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加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党的控制。所以,尽管苏联在邀请各党参加会议的通知上只说是交流情况和创办一个刊物,但会议筹办人日丹诺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却明确提出,苏联将在会议上提出“以情报局形式建立与会各党的协调中心的想法”。[7]会议形成的政策性结果有两条,即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表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8]

正是马歇尔计划的结果使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以前的利益冲突呈现出以冷战为特征的战争态势。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以及苏联对此的反应大大加速了双方集团形成的进程,欧洲终于出现了两个相互隔绝和平行的经济市场和根本对立的政治集团,并为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至于说到冷战的起源,应该把它理解为一个互动的双向过程,是双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本利益以及为这一利益服务的对外战略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是双方相互遏制和相互对抗的产物。不过,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而言,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则是苏联外交战略乃至总体发展战略的转折点。此后,随着美苏在欧洲对抗的加剧,苏联核武器试验的成功,中国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进展,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变得更具进攻性和挑战性,并奠定了其后40年苏联冷战战略的基础。

发表于《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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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联新闻界对杜鲁门宣言的反应是比较温和的。《新时代》批评这个演讲以及对“法西斯主义”的希腊和土耳其政权的援助,指责美国谋求世界霸权,但同时又指出,在美国,“具有长远目光和谨慎的人”是不会赞同这个新政策的。苏联驻纽约领事雅科夫·洛马金也向莫斯科汇报说,杜鲁门主义“在公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浪潮”,“70—80%的美国人反对为了杜鲁门所说的理由而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因为这些人担心杜鲁门计划“会导致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战争”。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29,目录31,案宗192,卷宗12,第19页。转引自帕里什:“走向冲突:1947年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工作报告》第9期,1994年3月。

[2]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3,卷宗270,第12页。转引自纳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载《近现代史》1993年第2期,第12—13页。并参见帕里什前引文。

[3]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9,案宗18,卷宗214,第19页。转引自《国际生活》1992年第5期,第125页。

[4]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9,案宗18,卷宗215,第96页。转引自帕里什前引文。

[5] 详见纳林斯基和帕里什前引文。

[6] 吉比阿斯基前引文,第142页。

[7]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90,第11页。转引自吉比阿斯基前引文,第139页。

[8]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丹诺夫报告的初稿中本来没有“两个阵营”的提法,这一概念是在请示了斯大林之后加进去的。这显然说明苏联领导人是在马歇尔计划提出后,下定了与过去的合作政策绝裂的决心。参见吉比阿斯基和帕里什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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