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铁托(下)

——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

徘徊:南斯拉夫在困境中的探索

这里所谓的南斯拉夫独立道路,包含两个概念:一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南斯拉夫游离于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之外,不仅从地理角度,而且从政治角度,都在东西方冲突之中占据了稳固的中间地位;一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南斯拉夫经过自身的试验,最终走出绝境,抛弃斯大林模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然而,就其结果而言,无论是不结盟运动,还是工人自治制度,在南斯拉夫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这是铁托一生之中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摸索,最痛苦的选择。

苏南分裂以后,南斯拉夫面临的处境极为艰难。为了彻底孤立南斯拉夫,斯大林首先决定切断南斯拉夫与所有东欧共产党的联系,为此,联共(布)一方面在1948年6月的情报局会议上组织对南共的批判,一方面准备揭露东欧各党中存在的亲南倾向和民族主义情绪,以此威慑各党领导人,消除南斯拉夫的影响。在情报局会议筹备过程中,联共(布)对外政策部就已经起草了东欧各党要从南共“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情报分析报告。收集的材料涉及波、捷、匈、保、罗各党,甚至已经对波兰工人党和哥穆尔卡本人准备好了“组织结论”。[36]一旦发现东欧共产党内出现铁托主义的苗头,这些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就会立即抛出来。后来苏联在东欧挑起的大清洗运动,给这些材料找到了用场。

情报局还采取了许多没有公布的组织手段,以加强苏联对东欧各党的控制,割断他们与南斯拉夫的联系。如将情报局总部和刊物编辑部从贝尔格莱德迁往布加勒斯特,[37]废除南斯拉夫人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的两个巴尔干地区组织:巴尔干国家工会公约理事会和巴尔干青年理事会,理由是它们妨碍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内部统一。[38]特别是通过了从组织上防止出现南共式“异端”、加强情报局各党统一行动的决议。决议不仅提出必须制定一个共产党情报局的章程,而且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确定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常设机构书记处。决议规定,书记处由情报局各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它的基本任务是保障各党之间的联系和监督情报局刊物的编辑部的工作。[39]

随着苏南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也开始恶化。1948年7月6日,南斯拉夫驻苏联临时代办费依奇会见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代理司长基尔萨诺夫,通知他南斯拉夫政府决定召所有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国。基尔萨诺夫则转达了苏联外交部的指示:苏联的战争残疾人组织决定不参加南斯拉夫人民阵线战争残疾人协会即将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战争残疾人代表大会。[40]7月10日和15日,南斯拉夫两次照会苏联外交部,请求“苏联提供可能,让所有的在苏联学习和在各个机关工作的南斯拉夫公民返回南斯拉夫”。经请示斯大林,莫洛托夫给予了坚决的批示:“不予答复”。[41]

南斯拉夫提出这样的要求和苏联拒绝给予答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莫斯科开始在南斯拉夫党内和国内组织所谓“健康力量”。苏联最早看中的是南共领导层里的亲苏派人物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当联共(布)中央“获悉南斯拉夫政府已宣布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为叛徒和卖国贼”[42]后,担心他们遭到不测,于1948年6月9日致函南共,信中声明:如果“南共中央政治局决心从肉体上消灭他们”,“那么联共(布)中央将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刑事杀人犯”。苏联还要求“在联共(布)中央代表的参加下对所谓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向联共(布)中央提供错误情报一案进行调查”。[43]据说,莫斯科已经内定茹约维奇为南共总书记,赫布朗为政府总理,苏联情报机关甚至曾考虑过组织力量把他们从南斯拉夫营救出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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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拉罗夫关于苏南保代表会谈的记录,1948年2月10日,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98-99页。

[2]据卡德尔的回忆,在谈到联邦形式时,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竟同意南共的主张,即只能是七个成员平等的联邦,而不是两个国家的联邦(《卡德尔回忆录》,第127页),但在其他材料中没有这样的记述。

[3] 《同斯大林的谈话》,第114-115页;《铁托传》,第107-108页;《苏南冲突经历》,第144-145页。

[4]卡德尔、卡巴里奇、吉拉斯给铁托的电报,1948年2月12日。铁托档案馆,全宗KMJ,I-3-b/651,第45-46页。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111页。

[5]关于1945年4月11日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的议定书,1948年2月11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6,卷宗908,第151页。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109页。参见《卡德尔回忆录》,第133-134页。

[6]莫洛托夫关于1948年2月11日24时会见卡德尔的日记。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6,卷宗908,第149-150页。

[7]莫洛托夫关于1948年2月13日18时会见卡德尔的日记。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10,案宗79,卷宗1106,第1-2页。参见《卡德尔回忆录》,第134页。

[8]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谈话记录,1948年3月10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10,案宗76,卷宗1106,第57-61页。铁托至莫洛托夫的信,1948年3月18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4-5期,第124-125页。并参见《苏南冲突经历》,第144-145页。

[9]莫洛托夫关于1948年2月11日24时会见卡德尔的日记。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6,卷宗908,第149-150页;莫洛托夫关于1948年2月13日18时会见卡德尔的日记。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10,案宗79,卷宗1106,第1-2页。

[10]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2,案宗128,卷宗8,第107页;卷宗18,第7-8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0页。

[11]铁托给吉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1948年2月13日,铁托档案馆,全宗KMJ,I-3-b/651,第53-54页。转引自《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第113页。

[12]见南斯拉夫档案文献及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472,第78-79、84-86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0页。

[13] 《铁托传》,第122-125、137-140页;《卡德尔回忆录》,第273页。现在的档案材料证实了南共领导人当时的猜测,茹约维奇确是拉夫连季耶夫的情报员,他以前不止一次地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特别是南共领导人在小范围内表露出来的对苏联的不满情绪透露给苏联大使。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44,目录30,案宗118,卷宗15,第112-113页;卷宗16,第75-76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0页。

[14]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谈话记录,1948年3月10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10,案宗76,卷宗1106,第57-61页。

[15]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202,目录5,案宗110,卷宗1,第17页。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4-5期,第130页。

[16]莫洛托夫给铁托电报,1948年3月13日;铁托给莫洛托夫的信,1948年3月18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4-5期,第124-125页。

[17]莫洛托夫给铁托或卡德尔的电报,1948年3月18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4-5期,第125页。

[18]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南斯拉夫意识形态问题给苏斯洛夫的报告,1948年3月18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3,第9-24页。

[19]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铁托的信,1948年3月27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4-5期,第127-129页。

[20] 《铁托传》,第127-130、132-140页。赫布朗因党内矛盾于1946年6月已被贬职。

[21]铁托、卡德尔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的信;南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的通报,1948年4月13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6-7期,第158-164、164-165页。

[22]联共(布)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1948年5月4日、22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第141-151、154-155页。

[23]苏斯洛夫与拉科西会谈纪要,1948年2月19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5,第59-62页。

[24]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100,第6页;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5,第69-79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2期,第164页;“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第102页。

[25]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5,第64-65页;卷宗1161,第2-5页;卷宗1162,第61、45-46页。转引自“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第103-104页。

[26]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5-167页。

[27]苏斯洛夫给铁托的信,1948年5月18日;铁托给苏斯洛夫的信,1948年5月20日,铁托档案馆,全宗KMJ,I-3-b/651,第1、2页。转引自《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第152-153页。

[28]联共(布)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1948年5月22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第154-155页。

[29] “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66-167页。

[30]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3,第52-68页;全宗575,目录1,卷宗411,第1-146页;全宗77,目录3,卷宗105,第49-50页;全宗494,目录277,卷宗21,第329a-329、330-337页;全宗77,目录3,卷宗104,第1-26页。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2期,第168页。

[31] 《苏南冲突经历》,第176-177页;《铁托传》,第105-152页。

[32]声明全文见《苏南关系》,第375-377页。

[33]茹拉夫廖夫(日丹诺夫)、马克西莫夫(马林科夫)、索罗金(苏斯洛夫)致菲利波夫(斯大林),1948年6月21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研究保管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106,第21页。见《共产党情报局文件资料汇编》,第488页。

[34] 《霍查政治传记》,第156-157页。

[35]转引自《苏南冲突经历》,第279页。

[36]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1,第20-22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2期,第170-171页。

[37]当苏联代表提出迁址问题时,罗、匈、波代表都争先恐后地建议让自己国家的首都成为新的总部。苏联方面选择了布加勒斯特。见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8年6月21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108,第23-24页。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资料汇编》,第493-494页。

[38]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8年6月20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106,第5-7页。1947年11月,南斯拉夫倡议并召开了巴尔干地区工会协商会议,并缔结了巴尔干国家工会公约。巴尔干青年理事会也是在此前不久由南共建议成立的。还在情报局会议之前,莫斯科就向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党提出停止这些组织活动的建议。见《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资料汇编》,第482-483页;第449、480页。

[39]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资料汇编》,第449-451页。

[40]基尔萨诺夫与费依奇谈话记录,1948年7月6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10,案宗78,卷宗1102,第1-2页。

[41]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6,目录10,案宗78,卷宗1102,第3-6、7、9页。

[42]当时南共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的指控没有做任何公开的报道。5月6日只公布了他们被解除职务的命令。5月7日他们秘密被捕。5月12日,南共中央通过的将他们开除出党的决议,同样是按照特别秘密的程序发给各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显然,莫斯科的消息又是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

[43]莫洛托夫致铁托或卡德尔的电报,1948年6月9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第156页。因拉夫连季耶夫5月15日回国述职,这个声明是由临时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向卡德尔当面宣布的。

[44] 《南苏关系》,第125页。
 
自然,南共中央拒绝了苏联的要求。[1]此后,情报局在6月28日的决议中公开号召南共党内的“健康分子”站出来,他们的任务是:“迫使现在的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并公开地、诚恳地加以纠正;迫使他们与民族主义决裂,回到国际主义上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2]

由于铁托和兰科维奇的严密控制,南斯拉夫的“健康力量”没有发展起来,莫斯科便开始着手组织南斯拉夫“流亡政府”。8月11日夜晚,在苏联的策动下,南斯拉夫高级将领约万诺维奇上将、佩特里切维奇少将和达普切维奇上校试图逃往罗马尼亚,但他们在越境时被打死或捕获。叛逃现象在驻外官员中更为普遍,很多外交官宣布站在苏联一边。8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南斯拉夫前驻罗马尼亚大使拉多万·戈卢博维奇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的一封信,在这封完全是根据情报局决议精神写的信中,戈卢博维奇宣布辞去他在布加勒斯特所担任的职务。不久,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的政府官员中也出现了分裂,大使馆代办布兰科夫连同他的九个同事叛逃,剩下的人员则被驱逐出境。[3]与此同时,南斯拉夫边界也处于紧张状态。据卡德尔在联合国发言中列举的事实,仅从1948年7月1日至1949年9月1日这段时间,在南斯拉夫东部边界就发生了219起武装冲突事件。[4]

最令铁托头痛的是莫斯科实行的经济封锁。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立即集中全力于经济恢复工作,到1947年,已经达到战前水平。随后,铁托便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在南斯拉夫推行了雄心勃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然而,按照南斯拉夫计划工作人员的说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倚赖于从苏联、东欧各国输入大量的生产资料,特别是采矿设备和工业设备。当时南斯拉夫的进口物资大约有50%来自于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方集团国家,而某些主要商品的依赖性还要大得多,如全部煤和焦炭,80%的生铁和肥料,60%的石油产品,以及实际上全部的特种机械、钢管、铁路车辆和机车,都需要从苏联及其卫星国进口。[5]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导演的经济封锁对南斯拉夫来说就意味着灾难。情报局会议以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撕毁合同、压缩贸易,对于已经签订合同,甚至已经付了款的极为需要的制造品、工业品和原料拒不交货。订约当年,莫斯科就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主要商品协定,并宣布把苏联同南斯拉夫的贸易削减八分之七。1949年1月苏联建立了欧洲经济互助委员会,其宗旨除了对抗马歇尔计划,就是对南斯拉夫实行禁运,并缩小这项基本上属于政治性质的政策可能对经互会各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答应的投资贷款只实现了6.3%,与苏联商定的67.5亿旧第纳尔的贷款只实现了0.6%。到1949年4月,南斯拉夫与苏联、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的全部贸易已处于停顿状态,与波兰的贸易量减少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在米高扬访问布拉格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也于6月11日宣布停止向南斯拉夫运送货物。如此,南斯拉夫被迫宣布延期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封锁给南斯拉夫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29亿美元。[6]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南斯拉夫的国防开支迅速增加。1946年和1947年的军费开支平均每年为3.1亿美元,1948年增加到4.38亿,1949年增加到5.28亿,以后几年平均为6.65亿美元。国防费用在国民收入中占的百分比,1949年为10.2%,1952年即增长到21.5%。居民生活水平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至1952年,南斯拉夫个人消费比1948年降低了14%,已经下降到战后的最低水平。[7]

看起来铁托的统治的确面临险恶,前途未卜。情报局的决议公布以后,西方媒体纷纷预测,在苏联的压力下,铁托政权无法支撑下去。6月29日这一天,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说:“很难设想,现在治理着南斯拉夫的那些人还能继续掌权”;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社论认为,“南斯拉夫政府很可能已经转入他人的手中”;路透社则援引了《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的说法:“华盛顿的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不会决裂,铁托元帅要么满足克里姆林宫的要求,要么被撤换。”按照情报局刊物主编尤金离开贝尔格莱德时的预言,铁托集团的统治“连三个星期都坚持不了”。[8]然而,铁托不仅坚持了下去,而且带领南共开辟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的独立道路。不过,他们并不是直接走上这条新路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摸索过程。

不仅苏联的影响和斯大林的威信在南斯拉夫党员和群众当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就是在铁托和南共多数领导人的头脑中,共产主义的传统理念和斯大林主义的思维框架也是根深蒂固的。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对于铁托来说十分尴尬的局面:情报局关于开除南共的决议发表后,南共却要在公开场合为斯大林唱赞歌。为庆祝南共五大召开,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有150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通过了给斯大林的致敬电,《战斗报》7月3日发表了这封电报:“我们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我们从第五区人民阵线盛会上向你并通过你向苏联全国致以热烈的问候。斯大林同志,我们深信,你将竭尽一切努力排除对我们全国,对我们党和我们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没有根据的指责。我们对你,对苏联全国,对你们为全人类所做的一切的爱戴是无限的,诚如我们相信你将竭尽一切使真相不久就大白一样。”电报的结束语是: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万岁!教导我们热爱苏联的铁托同志万岁!我们的伟大朋友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万岁![9]

在7月21日召开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铁托一方面对情报局的指控提出反驳,一方面强调了与苏联的团结,并表示希望与苏共消除分歧。铁托在发言中说:“我们认为,决议里最使人感到痛苦的,就是指控我们背离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指控我们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指控我们已经抛充了马列主义科学。”“我们的对外政策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苏联的对外政策过去和现在都符合我国的利益,符合和平的利益。”铁托最后表示:“我愿强调指出,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改善南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他赢得了会议代表的支持,大会在“铁托!斯大林!”的热情欢呼声中闭幕。[10]尽管铁托后来向他的同事解释说,这样做是出于策略的考虑,[11]但实际上更大的可能是铁托的革命理想和激情使他在苏南冲突之初并没有想到要与斯大林彻底决裂,因为他们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途径都是一致的。按照南共中央组织书记兰科维奇的说法,南共五大制订的党章,尽管已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后,但还是“照抄了苏联共产党的党章”。[12]

在南共被开除出情报局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方面仍然寻求与苏联东欧集团保持一致。南共五大闭幕的第二天,在贝尔格莱德拉尔切夫人民大学会议厅召开了一次讨论多瑙河航运管理条约的国际会议,参加的有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代表以及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在会上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西方国家代表强调“既得权利”,而东方国家代表则力主维护沿岸国家利益的原则。会上,南斯拉夫代表团坚持支持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立场,对于苏联的建议一概毫无保留地表示赞成,甚至对于会议的官方语言只用俄语和法语而不包括英语这样的建议也不例外。以至给南斯拉夫驻外官员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五大以后,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变得十分亲近了。”[13]此外,在《真理报》发表了情报局决议之后,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找到南斯拉夫使馆的文化参赞,试探南斯拉夫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可能性。兰科维奇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驻莫斯科的代办费伊奇,必须提醒使馆全体同志注意,对于任何人的任何挑衅都不要上当。[14]直到9月26日,铁托还公开表示在欧洲地区南斯拉夫是站在苏联一边的,他甚至很自信地认为,斯大林迟早是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寻求同南斯拉夫的妥协的。[15]尽管莫洛托夫在11月7日苏联国庆时再一次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举行反铁托的起义,但是《战斗报》在12月21日斯大林69岁生日那一天还发表了题为《伟大斯大林的六十九年》的长篇社论,并且用三栏版面刊登了斯大林的照片。而在1949年1月20日列宁逝世纪念日,《战斗报》则发表文章宣称,南共遵循“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与此同时,《斯大林选集》被纳入了出版计划。[16]

1949年初经互会成立时,尽管铁托估计到南斯拉夫将被排除在这一组织之外,但为了表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阵营,铁托还是提出了要求加入经互会的申请。[17]在南斯拉夫的请求遭到拒绝以后,铁托依旧努力在外交政策上与苏联集团保持同一条阵线,这特别反映在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立场上。在1949年3月北约成立时,南斯拉夫对其所进行的强烈抨击,同莫斯科的做法如出一辙,以至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坎农汇报说,南斯拉夫对待大西洋联盟的立场上是“完全克里姆林宫式的”。[18]

据1949年上半年在南斯拉夫进行采访的美籍南斯拉夫作家阿达米克描述,他与铁托、卡德尔、皮雅杰、兰科维奇、吉拉斯、基德里奇等高级领导人会见后留下的印象是,一直到6月底,他们仍然保留着一线希望,“幻想会有可能发生某种事情,促成同莫斯科的和解”。[19]

最令人不解的是,南共在经济领域开始加紧推行一种完全仿照苏联全盘集体化方式制定的农业政策。这被认为是南斯拉夫“战后政治生活中斯大林主义气味最浓的一项措施”。[20]

1949年1月底,南共中央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党在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促进农业生产方面的基本任务的决议,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掀起了大规模的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宣传工作和群众运动。虽然南斯拉夫在1946年就通过了合作社基本法,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但当时没有采取强迫措施,特别是对富农也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政策。正是在这一点上,莫斯科指责南共“没有在农村中进行阶级斗争”。[21]现在情况不同了。在对个体农民进行猛烈宣传的同时,还使用了许多行政手段迫使他们加入合作社。凡是抗拒的人,不论贫富,处处受到阻难和恫吓。国家征购剩余农产品的定额和税率都定得高到无法缴纳的程度,目的就是要迫使所有抗拒集体化的农民破产。在法律规定的四种农业合作社的形式中,国家政策特别导向个体农民加入第四种合作社——最接近苏联集体农庄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这种高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了迅猛发展:1948年底还只有1318个,到1950年底已增加到6964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数目也从60156户增加到323849户,合作社的土地从323984公顷增加到1782614公顷。[22]只是由于苏联集体农庄的名称在欧洲极易引起人们的反感,[23]所以南共在合作社名称这一点上还坚持了自己的特点,除此之外,南斯拉夫开展的新集体化运动在实质上与苏联模式并没有多大区别,正如1953年联合国的欧洲经济调查报告所作的结论:当时南斯拉夫的农业法律,“除了细节以外,同东欧各国制定的农业法律差不多”。[24]

然而,绝大多数农民都强烈反对这种苏联方式的农业集体化运动,高额的税收和征购也遇到农民的顽强抵制。因此,集体化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即使在其高潮的1950年,集体化土地的面积仍然只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5%左右(其中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集体化农民在农户总数中只占17%。在牧场、草原、果园、葡萄园地区,集体化的比例还要低得多。[25]到1951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下降,已经达到某些观察家认为的“一次全国规模的减产罢工”的地步。由于农民的消极抵抗,农业产量出现了灾难性滑坡,而1950年夏季的旱灾更是雪上加霜,以至1951年的谷物生产只达到战前产量的41%。[26]面对事实,铁托后来承认:尽管知道集体农庄在苏联“经过二十多年,情况仍然不妙,而我们却还是走俄国人的路,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27]

在政治方面,南斯拉夫受到的压力也出乎南共的想象。尽管铁托做出了一些缓和关系的表示,但斯大林毫不领情,社会主义阵营对南共的围攻愈演愈烈。这场运动首先是在东欧各国批判以前信奉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道路”,继而开始处理倾向南共观点或同情铁托的各国领导人,最后发展成一场以揪出铁托分子为名的令人胆战心寒的大清洗运动。

1948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还可以自豪地告诉他的英国客人说,他们正走在一条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但是不久之后,莫斯科就清楚地声明说,除了苏联的道路外,没有其他什么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日丹诺夫的秘书尤金对此解释说:“人民民主”已经不再是一个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漫长的过渡阶段,而是一种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目的上,都同正在苏联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丝毫差别的制度。[28]似乎是为了证明像铁托那样偏离莫斯科路线的人没有好下场,在1948年8-9月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曾经反对建立情报局,并对处理南共问题持怀疑和保留态度的总书记哥穆尔卡被撤职,其罪名是“不懂得联共(布)的领导作用”,“不信任苏共和苏联”,否定“苏联的建设道路”;在苏南争论中,对南共采取“调和和妥协的态度”,对情报局处理南共的决议持“否定态度”。[29]1949年1月,哥穆尔卡被开除出党。

然而,这还只是莫斯科准备清理“铁托分子”的信号,真正的清洗是从1949年夏季开始的,首当其冲的便是昔日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阿尔巴尼亚。1949年5月阿共亲南派领导人佐泽被捕,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秘密审讯,便以“铁托主义者”的罪名被处决。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公布了对三个月前已开除党籍的外交部长拉伊克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起诉,经审判后,包括拉伊克在内的四个人被送上了绞架。起诉人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了这场审讯的动机和政治目的:“匈牙利人民法庭宣判拉斯洛·拉伊克这一帮阴谋分子有罪,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也宣判了南斯拉夫的叛徒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和吉拉斯这个犯罪集团。这次审讯的国际意义就在于此。”[30]如果说哥穆尔卡、佐泽、拉伊克多少还有些同情铁托或抵制莫斯科的话,那么保加利亚共产党前任总书记、政府副总理科斯托夫则是一向对南共政策表示不满的人,但他也没有逃过厄运。11月30日,科斯托夫被送上了被告席,随后亦遭枪决。其关键性的罪状竟是1934-1935年科斯托夫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曾建议让铁托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31]在所有这些审讯中,都把最荒诞不经的阴谋诡计归罪于铁托、兰科维奇以及其他南共领导人,按照审讯的结果,这些人在战前、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时期,一直就是卖国贼、叛徒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代理人。这样,就为第三次情报局会议对南共进行更加骇人听闻的指控做好了舆论准备。

1949年11月19日,情报局在匈牙利召开的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凶手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决议认为,从情报局1948年召开的上一次会议到今天,“铁托匪帮”终于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过渡”。“南斯拉夫政府完全处于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控制之下,并变成了他们侵略政策的工具,这导致了南斯拉夫共和国丧失了独立和自主。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政府完全与帝国主义集团联合起来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阵营,反对全世界的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决议指出,拉伊克-布兰科夫审判的结果充分证明,“南斯拉夫的叛徒们,按照帝国主义分子的意图,其任务是在人民民主国家建立由反动派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教权主义分子以及法西斯主义分子组成的政治匪帮,以便依靠他们,在这些国家里进行反革命的政变,使他们脱离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最后服从于帝国主义的统治。铁托集团已经将贝尔格莱德变成了美国人进行特务活动和反共宣传的中心。”情报局决议最后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和工人党员“同铁托集团——被雇佣的特务和杀人犯进行斗争”,帮助南斯拉夫“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32]

最后,在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南斯拉夫人也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1948年8月18日,莫斯科在照会中抗议南斯拉夫逮捕并虐待苏联公民,进而威胁说,苏联政府“将不会容忍这样的情况,……并将被迫采取其他更为有效的措施”。[33]于是,南斯拉夫边境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在北面,根据南斯拉夫掌握的情报,至少有七个苏联摩托化师部署在匈-罗边界。还有材料说,一支干涉部队曾经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境内集结过,其中还包括6000名西欧国家反铁托的志愿军,甚至在保加利亚的布拉戈耶夫格勒市还建立了一支空降部队。[34]在南面,阿尔巴尼亚在科索沃问题上又埋下了新的钉子。1949年9月24日,根据霍查的旨意,阿劳动党的书记雅科瓦在发罗那的群众集会上公然号召生活在南斯拉夫境内的几十万阿尔巴尼亚族人分离出来,加入“主体国”,他说:“科索沃人的道路是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及国际主义共产党人一道,起来反对铁托集团,唾弃铁托,争取自由。那时科索沃的问题就会得到公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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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共中央致联共(布)中央的声明,1948年6月17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第156-157页。

[2]共产党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结论,1948年6月23日。见《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资料汇编》,第455-461页。

[3] 《苏南冲突经历》,第222-223页;《南苏关系》,第125页;坎农(贝尔格莱德)致国务卿,1948年11月5日,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 860H.00 (W)/1l-548。转引自马斯特尼前引书,第53页。

[4] 《苏南冲突经历》,第374页。

[5]乔治·霍夫曼、弗雷德·华纳·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文版,上卷,第177-178页;下卷,第178页。

[6]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30页;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344页;《卡德尔回忆录》,第234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177-178页;下卷,第178页。

[7] 《卡德尔回忆录》,第235-236页。

[8] 《苏南冲突经历》,第193-196页。

[9] 《苏南冲突经历》,第211-213页。

[10] 《南苏关系》,第396-397、124-125页。

[11] 1952年6月德迪耶尔问铁托,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在五大结束时欢呼苏联和斯大林。铁托回答说,出于斯大林在群众中的威信,必须十分谨慎。我们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让苏联以其行动使得群众自己喊出“打倒斯大林”。见《苏南冲突经历》,第212页。

[12]兰科维奇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载1952年11月9日《政治报》。转引自《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29页。

[13]坎农(贝尔格莱德)致国务卿,1948年7月3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48年,第4卷,华盛顿特区1974年版,第634-637页;《苏南冲突经历》,第216-217页。

[14] 《苏南冲突经历》,第289页。

[15]雷姆斯(贝尔格莱德)致国务卿,1948年9月27日,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 86OH.00/9-2748。转引自马斯特尼前引书,第53页。

[16] 《苏南冲突经历》,第298-299页。

[17]详见《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29-30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174-175页。

[18]贝尔格莱德致国务院,1949年3月31日,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860H.00/3-3149。转引自亨利·布兰兹:“对冷战的重新定义:1948-1960年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政策”(Redefin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Yugoslavia, 1948-60),载《外交史》1987年第11卷第1期,第47页。

[19]路易斯·阿达米克:《鹰与根》(The Eagle and the Roots),纽约1952年版,第76、130、250页。转引自《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29-30页;另参见《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174-175页。

[20] 《苏南冲突经历》,第299页。

[21]联共(布)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1948年5月4日。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10期,第141-151页。

[22]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111-112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1-145页;《苏南冲突经历》,第430页。

[23]在情报局会议筹备时,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和波兰工人党政治局委员贝尔曼就指出,他们国家的农民害怕集体农庄,建议以“合作化”取代“集体化”的术语,但遭到日丹诺夫的否定。(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575,目录1,卷宗48,第102-103页。转引自“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年的行动”,《近现代史》1996年第2期,第171页。)波兰工人党甚至决定不搞集体农庄,而提出了自己的合作社计划,同样也受到了苏联的严厉批判。(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1,第15-18页。转引自“战后东欧的苏联因素”,第105页。)

[24]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4-145页。

[25]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111-112页。

[26]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178页。

[27] 《苏南冲突经历》,第433页。

[28]马斯特尼前引书,第54页。

[29]刘邦义:“试析1948年波兰的转折——苏联模式在波兰的实施及其破产”,载阚思静、刘邦义主编:《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5页。

[30]费德南·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二卷:斯大林主义的顶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234-235页。

[31]克劳丁前引书,第238页。

[32]见《共产党情报局文件汇编》,第701-704页。

[33] 《南苏关系》,第218页。

[34] 《铁托的独立道路》,第93页;《南苏关系》,第218页;马斯特尼前引书,第72页。
 
根据自决原则,科索沃的未来是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1]对此,南斯拉夫已经做好了进行游击战的准备,铁托号召南斯拉夫军人起来抵抗任何入侵,哪怕是苏联红军的部队。[2]不过,由于担心西方国家介入对南斯拉夫的武装进攻,使苏联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与西方形成直接对抗,莫斯科始终没有下达开始军事行动的命令。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依然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

铁托在苏南分裂以后做出的接近苏联并与斯大林和好的表示,无非是要向各国共产党证明南共仍然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无非是要稳固南共在南斯拉夫的领导地位。然而,严酷的事实终于使铁托和南共领导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斯大林主义并不等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模式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而恰恰是因为坚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使得铁托在国内难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在国外难以求得回旋余地摆脱孤立状态。铁托被迫去寻找一条适合南斯拉夫国情的独立的发展道路。

改革:走上独立发展的铁托道路

南斯拉夫的独立发展道路首先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突破的。在斯大林确定了与帝国主义阵营实行对抗的冷战政策以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直接与西方发生关系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行径,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正是出于这种无形的压力,铁托在苏南分裂之初,对待与西方接触的问题特别谨慎。[3]但是,国内经济萧条,国外政治孤立,迫使南斯拉夫开始考虑与西方的关系问题。

苏南在外交上的公开对抗是从1949年5-6月巴黎外长会议讨论对奥地利缔结和约开始的。战后,南斯拉夫要求奥地利赔款并割让卡林西亚和施蒂利亚部分领土,这些要求过去一直是得到苏联支持的,甚至到1949年2月,莫斯科在与美英法的争执中还站在贝尔格莱德一边。但在巴黎会议期间,苏联完全撤销了这种支持,6月20日发表的会议公报排除了南斯拉夫对领土的最低要求。此后,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便通过声明和照会不断地进行公开指责和攻击。9月28日,苏联宣布废除苏南友好条约。随即,南斯拉夫指控莫斯科在南煽动叛乱,而苏联则宣布南斯拉夫驻苏大使姆拉佐维克是间谍,双方先后召回了本国的外交人员。9月30日至10月4日,匈、波、保、罗、捷纷纷步莫斯科后尘,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友好条约。[4]至此,南斯拉夫与苏联东欧集团的外交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如卡德尔所说,当他在1949年9月第四届联大发言抨击莫斯科时,南斯拉夫“已经制订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主张”。卡德尔在发言中批评“把世界划分为集团和势力范围”,主张各国之间应和平共处、积极合作,主张各国人民的独立以及政治和经济的自由,主张各国人民有权自己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反对一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等等。“实际上,这已经是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原则了。”[5]根据这一原则,贝尔格莱德开始寻求与西方的和解。

针对1949年4月4日希腊外交部长察尔达里斯关于希南可能和好的说法,铁托7月11日在波拉的讲话宣布将逐渐关闭与希腊的边界,暗示着南斯拉夫不再支持希腊境内的反政府斗争。8月17日,南斯拉夫驻雅典代办拜访了希腊外交部——这是自1946年以来贝尔格莱德主动采取的第一次外交行动。南斯拉夫与意大利在1949年初已经小有接触,开通了边境贸易渠道,调整了在亚得利亚海的捕鱼范围。7月30日铁托接见意大利大使,进一步推进了和解进程。8月4日双方签署了为期一年的贸易条约,8月6日的双边协定则解决了意大利的战争赔款和归还财产问题。尽管在的里亚斯特问题上,南意之间的分歧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此时两国外交关系上的冰冻总算化解了。[6]

铁托摆脱双重压力的主要出路是缓解与美国的关系,打破莫斯科经济封锁的关键因素也在于取得美国的经济援助。因此,美国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以及要求贝尔格莱德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决定南斯拉夫是否能够顶住苏联的压力生存下来,并在两大集团对抗中保持超然立场的重要环节。

鉴于南斯拉夫一贯的激进宣传和革命行动,美国政界对铁托的敌视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美国对苏南冲突发展结果的最初反应体现在6月8日坎农大使给国务院的一份电报中。该电在分析苏南冲突的种种现象后得出结论说,在南斯拉夫的新形势下,美国制定的对南政策应尽量与我们的现行政策保持一致,“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动”。[7]有些人甚至认为整个苏联与南斯拉夫的争执也许只是个骗局,艾森豪威尔在1949年2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次会议上就提醒说,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圈套,以促使美国为东欧的复苏提供资金”。[8]

然而,多数意见则认为在对抗莫斯科的斗争中应该利用苏联与其卫星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马歇尔早在1948年7月10日给伦敦的信中就表示了国务院对苏南冲突事件的考虑:“我们不应该打击铁托想密切与西方关系的任何举动,应该等待他的接近”。1949年2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文件“苏联与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阐述了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即确保铁托的处境“不因为我方的任何举动而更为困难”。[9]两个月后,凯南关于“要不惜一切代价加深克里姆林宫与其国外代理人之间的猜疑”的说法,更明确地表明了美国利用支持铁托主义来削弱苏联对东欧控制的政策。[10]到1949年8月,多数美国官员已经认识到,如果要削弱并最终消灭苏联势力对西方的威胁,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培植异端,鼓励建立一些非共产党政权,即使他们在本质上说是共产主义的”。[11]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49年初杜鲁门政府为扩大对南斯拉夫的出口,改变了办理出口许可证的程序。[12]铁托对此做出了反应,他在4月9日人民阵线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南斯拉夫没有理由拒绝与西方做生意,但这不表明南共改变了革命立场。他在抨击了情报局企图推翻南斯拉夫政权的阴谋后重申,南斯拉夫必须准备单独对付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决不会加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7月11日铁托明确承认南斯拉夫正在谋求从西方得到贷款。8月29日,贝尔格莱德正式宣布已经吁请美国为南斯拉夫购买工业设备提供贷款。1949年8月,美国政府决定允许南斯拉夫在美国购买价值300万美元的一套精密轧钢设备,9月8日,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给予贝尔格莱德一笔2000万美元的贷款,其中1200万美元用于购买采矿设备。12月27日卡德尔向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承认在这2000万美元贷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900万美元贷款后,世界银行也已原则上同意贷给南斯拉夫2500万美元。卡德尔还报告说,南斯拉夫已经同24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与46个国家有商务关系,并且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关系正在改善。但他又指出,这种改善并没有影响南斯拉夫的国内外政策。[13]1950年3月1日,进出口银行宣布再向南斯拉夫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而铁托5月31日在普罗库普列的演说中,一方面公开表示欢迎这些贷款,一方面继续强调借款并不损害南斯拉夫的主权,南斯拉夫并没有把自己出卖给美国。[14]

1950年夏季,南斯拉夫遭受严重旱灾,边界地区又受到敌对武装力量的威胁,迫使贝尔格莱德向美国提出了更大规模援助的要求。杜鲁门在决定动用1600万美元共同防御基金作为救济南斯拉夫旱灾之用后,又于10月底向国会提出了3800万美元粮食援助的议案。然而,铁托过去采取坚定的反对美国的立场,现在又强调外交上的独立政策,使得不少美国政客,特别是军界人士对是否应该援助南斯拉夫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南斯拉夫军事潜力的任何增强都会损害到美国利益。[15]于是,国会拖延了一个月才举行了讨论这一议案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面对众议员们的质询和抱怨,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帕金斯解释说,“南斯拉夫在保持其独立的同时,已经成为维护欧洲和平的力量。它的人民决心保卫他们的独立,这有助于其他国家人民的独立和安全。”至于南斯拉夫的军事潜力,帕金斯坚信,那“是对冒险政策和侵略的威慑力量,无论是在巴尔干或是在欧洲其他地区”,他还强调,尽管南斯拉夫仍然是“共产党国家,是专制政权”,但他们“正在反对苏联帝国主义,这是该国维护自身独立的权力,是他们的武装力量和人民反对外来压力和侵略、保卫独立的愿望和能力”。杜鲁门在11月29日致国会的信件中也劝告议员们:“南斯拉夫持续不断的独立行动,对于美国的安全十分重要。一个正在反抗苏联帝国主义野蛮的威胁并把苏联势力排除在一个欧洲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之外的国家,我们是可以协助维持它的独立的。这显然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正在此时,朝鲜战争局势由于中国出兵而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促使美国国会下决心解决援助南斯拉夫这一棘手问题。数十万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的顺利推进,打破了麦克阿瑟关于美国兵可以回家过圣诞节的诺言和自信。面对这种局面,在国会里,甚至最顽固的反对共产主义者也愿意相信在欧洲利用铁托或许有助于减轻美国在亚洲的压力。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所说,铁托与莫斯科的决裂给美国在中欧带来了一些有利的机会,只要可以把南斯拉夫从敌方阵营中争取过来而保持中立,这就是一个进步。于是,国会参众两院分别投票通过了白宫的议案。[16]显然,南斯拉夫采取的中立立场已经为西方所接受。

通过与苏联分裂后一年多的国际交往,南斯拉夫对于自己能够同西方打交道而不致损及独立这一点的信心大为提高,进而希望利用西方的军事援助加强对抗莫斯科的实力地位。在美国方面来说,从1950年的经济援助到随后一年的军事援助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仍然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迟至1951年初,南斯拉夫还拒绝寻求美国的武器装备。1950年10月外交部长卡德尔告诉艾奇逊,这样的要求只会给苏联正在妄图使其侵略合法化提供借口。次年春季,南斯拉夫人对于莫斯科发出的含有战争威胁的叫嚷变得越来越紧张,开始倾向于利用西方的军事援助来保护自己了。1951年5月,第一批军火从英国运抵南斯拉夫。6月18日,访问华盛顿的南斯拉夫总参谋长告诉艾奇逊,苏联一心想破坏南斯拉夫的独立,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们会不会,而是何时会采取行动”。此后10天,南斯拉夫便正式向美国提出了军事援助的要求。[17]

1951年11月美国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军事援助协定和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把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推到了高潮。对于贝尔格莱德来说,“这项协定的政治意义在于顶住东方的军事压力和冲破东方的封锁”。而杜鲁门则满怀信心地向国会指出,南斯拉夫的武装力量现在已经构成“在东南欧地区防止侵略的重要屏障”,“为了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对铁托的军事援助是必要的。到1952年底,南斯拉夫从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获得的军事援助已达2.4亿美元。[18]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当然免不了要指责南斯拉夫已经投入帝国主义怀抱,而更多的西方观察家则从相反的角度评价贝尔格莱德对外政策的转轨,特别是在巴尔干条约签订的过程中,有人甚至预言南斯拉夫“正在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席位前进”。[19]这实在是一种误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确实非常乐观地看待南斯拉夫与希腊和土耳其关系的改善,并因此而产生了缔结一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巴尔干条约的想法,而且指望铁托能够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所往来。当然,不可否认南斯拉夫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有利用北约组织的愿望。1950年2月铁托还把北约看成是一种“挑衅力量”,到1951年秋天美国军事代表团到达贝尔格莱德的时候,铁托却已将北约的建立称之为“苏联政策的必然结果”了。只要与南斯拉夫的原则不相违背,铁托保证愿意“在一切具有国际性质的问题上”与北约组织成员国合作。后来,南斯拉夫对西德参加北约组织的愿望也表示了欢迎的态度。[20]

作为共产党人而又被排除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明知不能与帝国主义联手但又需要得到西方的援助,铁托当时的处境的确十分尴尬,其言论和行为也往往自相矛盾。不过,总体说来,南斯拉夫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和“积极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当南斯拉夫受到西方将其拉入北约的直接或间接的压力越来越大时,确有少数人倾向加入北约组织。[21]但铁托仍然表示,南斯拉夫不希望缔结任何条约,甚至也不希望同希腊和土耳其缔结一项地区性条约。尽管出于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威胁的担忧恐惧和对西方援助的依赖,1953年2月28日南斯拉夫与希腊和土耳其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并不是那种合乎西方口味的巴尔干条约。事实上,其中一项条款还是专门用来排除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何联系的。[22]以后的事实表明,随着南斯拉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加强,巴尔干条约的正式签署,与其说是北约组织已经“延伸到了克里姆林宫墙下”,[23]毋宁说南斯拉夫在北约和华约之间建立了一块同时与东西方进行周旋的基地。

如果说南斯拉夫国内政策的转变是美国加强对贝尔格莱德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之一,[24]那么对于铁托来说,改革经济和政治体制则是南斯拉夫迈出的通向独立发展道路的最重要的一步。南共对国内政策的改变是从1950年6月开始的。

面对广大农民的不满情绪和急剧恶化的农村状况,铁托在1950年3月的竞选演说中,保证今后对农产品的强制征购将比较公平地进行,过去执行这一政策不当的地方干部将受到惩处。1950年6月9日,南斯拉夫公布了一项新的农业合作社基本法,代替了1946年的合作社法,更否定了1949年初制定的激进政策。合作社新法又重新强调了自愿原则,认为这是组织一切合作社所必需的,并且坚持综合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内部实行完全自治的原则。此外,为了进一步把南斯拉夫生产合作社与苏联式集体农庄区别开来,在合作社形式上,新法律强调要发展综合合作社——四种合作社中较低级的形式,其功能主要在流通和加工领域——使之成为整个合作化主要形式。社员对他们带进合作社的土地保留所有权,他们如果愿意,可以在从合作社收益中取得自己的劳动报酬以外还收受一笔固定的土地租金作为赔偿。在新法律规定建立的所有四种类型的合作社中,社员都可以保有最高达一公顷的土地留归自用。纵观1950年合作社法,其目的是在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传统感情与农业社会化的发展要求之间探索一条中间道路。[25]

然而,这项农业改革政策在实际运行中遇到重重阻力。在南斯拉夫党和政府多数干部当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们的头脑深处,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仍然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再加上1950年夏天出现的毁灭性旱灾,逼迫政府不得不继续从个体农民身上收取过多的农产品。农业改革因此而步履蹒跚。虽然合作化运动的步伐总体上是放慢了,但苏联集体农庄式的合作社却还有所发展,到1950年底比上年还增加了338个。而地方党组织对合作社的管理,仍然像以前一样独断专行。[26]

按照1949年初的规定,个体农民加入合作社三年以后,可以重新决定是否继续留在合作社内。于是,1951年便出现了大量农民提出退社的问题。当南共政治局为此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时,占上风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传统派,他们主张对申请退社的农民进行压制。然而,面对普遍出现的农业危机——农民怠工、生产下降、牲畜减少,南共领导人被迫对整个合作化政策进行一次彻底检查。这次检查的重点是再次强调从生产合作社转到综合合作社上,以此作为未来农业政策的基础。1951年11月24日,南共中央给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未来方针”的指示,强调综合合作社应该作为“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的杠杆”;应该取消国家强制征购剩余农产品制度和废除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配给制度;建议利用税收来打击“农村中的残余富农”;将在每一个生产合作社中建立起新的自治制度和会计制度;对生产合作社进行改组,并解散经营不善的合作社,等等。与这种农业政策的新措施相辅而行的是取消了肉类、牛奶、奶制品、土豆、饲料和油脂的强制收购(但仍然坚持国家征购大量谷物)。[27]

此后,党内以巴卡里奇为首的改革派推出了合作社内部管理的会计方法和逐步增加自治成份的改革方案。到1952年春季,政府采纳了这些改革办法,随即取消了谷物的收购,个体农民获得了购买农业机器的有限度的贷款;按照土地的好坏、农作物和土地面积征收的纳税制度也建立起来了。不过,这些措施仍然不说明农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铁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说表明了南共对农业政策的基本观念和倾向:“没有农村中社会主义成分的胜利,在我们国家里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28]

1952年南斯拉夫再次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农民也继续对合作化采取抵抗立场,其结果导致当年谷物产量已不及战前平均产量的37%。对美国粮食进口的依赖性[29],以及国际局势的严重性[30],迫使南斯拉夫领导人更加彻底地重新估计农业政策——看来需要根本放弃农业合作化的方针了。1953年3月20日,南斯拉夫政府公布了关于“财产关系和农民生产合作社的改组”的新法令。这一法令标志着南斯拉夫农业政策的根本性改变,其中心内容如卡德尔所说:“不能否认,农业合作化运动,首先是农民生产合作社这一类型的合作化,正遭遇到非常严重的内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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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霍查政治传记》,第184-185页。

[2] 《南苏关系》,第128-129、221页。

[3]尽管在苏南分裂之初,南斯拉夫便与美国就悬而未决的经济争端达成了协议:南斯拉夫答应偿还涉及国有化的美国财产、租借法案款项和其他债款,美国则交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南斯拉夫王室政权委托美国保管的价值4700万美元的黄金。当年12月,南斯拉夫又同英国签订了一项价值3000万英镑的贸易协定。然而,签约的两方面都不认为这些协定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182页;查理斯·斯蒂芬前引文,第397页。)

[4]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年》,第346-353页。关于解决对奥领土问题的争论,详见第375-382页。

[5] 《卡德尔回忆录》,第155-156页。

[6]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年》,第358-361页。关于的里亚斯特问题的争论详见第361-367页。

[7]坎农致国务卿,1948年6月8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年,第4卷,华盛顿特区1974年版,第1070-1072页。

[8]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18日。杜鲁门图书馆,杜鲁门文件,总统秘书卷,第220盒。转引自布兰兹前引文,第43页。

[9]国务院致伦敦,1948年7月10日。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860H.00/7-1048;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8/1号文件:“苏联与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1949年2月15日。杜鲁门图书馆,杜鲁门文件,总统秘书卷,第205盒。转引自布兰兹前引文,第42-43页。

[10]罗伯特·乔伊斯关于政策计划人员会议的备忘录,1949年4月1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年,第5卷,第12页。转引自马斯特尼前引书,第72页。

[11] “美国对苏联在东欧卫星国的政策”,P.P.S.59,1949年8月25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年,第5卷,第21-26页,特别是第25页。转引自马斯特尼前引书,第72页。

[12]布兰兹前引文,第43页。

[13]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年》,第368-369页。

[14]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年》,第369-370页。

[15]布兰兹前引文,第44页。

[16]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年》,第370-371页;布兰兹前引文,第44-45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上卷,第182-183页。

[17]会谈备忘录,1950年10月19日,会谈备忘录1951年6月18日,杜鲁门图书馆,艾奇逊文件,第65、66盒。转引自布兰兹前引文,第46-47页;马斯特尼前引书,第117页。应该说,南斯拉夫确实对苏联可能的入侵感到担忧。1951年11月9日,南斯拉夫正式向联合国控诉苏联的敌对活动。南斯拉夫代表指出:“三年多以来,苏联政府一直在直接地或通过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进行煽动、组织反对南斯拉夫的活动,并对它施加挑衅性的压力。这些敌对行动表现在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见《南苏关系》,第439-443页。

[18] 《卡德尔回忆录》,第240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318页。

[19]布兰兹前引文,第47页。

[20]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319-320页。

[21] 《卡德尔回忆录》,第158页。

[22]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319-320页。

[23]出席布莱德签字仪式的一位英国外交官的用语。见《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324页。

[24]布兰兹前引文,第46页。

[25]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40、113页。关于四种类型合作社的区别,详见《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3-144页。

[26]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40-41、114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5页。

[27]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112-114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6-147页。

[28]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126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7页。

[29] 1953年从美国进口粮食54.8万吨,占南斯拉夫粮食进口总量的72%。《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6页。

[30]仅1952年,就发生了2390起边界武装冲突事件。《苏南冲突经历》,第405页。
 
这种困难主要表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发生动 摇……因此在加入或退出合作社方面认真地坚持自愿原则是十分必要的。”这项法令允许解散或者改组生产合作社。除了那些在政府公地上组织合作社的人以外,所有农民现在都可以自由退出合作社,取回他们的土地、房屋、存粮、牲畜以及他们原来参加合作社时交出的一切其他财产。执行这一法令的结果是,到1953年底农民生产合作社仅剩下1152个了。而综合合作社的数目则增加到7114个,社员人数已占全国农民的85%。[1]
尽管在农业改革方面还有许多矛盾需要克服(如农产品收购、贫富差别等),还有许多新问题需要解决(如雇工、土地买卖等),但是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已经确定下来,即以农民个体经营为生产主体,再通过综合合作社的形式在流通领域把农民组织起来。而根据1953年3月法令改组后的综合合作社所遵循的新方针,与当时在工业部门实行的工人管理的办法更加接近了。这种农业社会化的原则与当时正在研究的对工业企业实行工人管理的制度,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同步的。

   南斯拉夫对于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从1950年6月宣布《关于工人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合的根本法》(即工人委员会法),到1953年1月以宪法形式将工人管理制度和工人自治制度确定下来,其中经历了不断“试试改改”的过程,也出现过极其混乱和矛盾的局面。这是由于人们认识水平和管理能力上的差距,以及现有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影响造成的。改革措施变幻无常,经济法令泛滥成灾,仅1952年夏天政府承认有效的经济法规、命令、条例、指示就有3500种之多,而各级政府官员在执行中又大多任意加以解释,甚至自行其是。[2]不过,这种在改造旧制度中必然发生的无序状态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而且总体说来,改革还是沿着不断实现经济分权化的方向发展的。

所谓经济分权化,实质就是对所有制进行改造,其表现形式则是工人参加管理和工人自治。铁托在通过工人委员会法时宣告:“从今以后,(南斯拉夫)对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就要逐步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的最低形式,而不是像苏联领导者认为的那样是其最高形式。”[3]工人委员会法是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具有革命意义的第一项措施,归根结底,也是此后在南斯拉夫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思想体系和政治结构的基石。该法第一条就规定把一切经济组织的经营和管理移交给各个企业的工人:“工厂、矿场、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和其他国家经济企业,作为全民的财产,由工人集体代表整个社会,在国家经济计划范围内加以管理。各个人集体通过本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各该企业。”各个企业的工人委员会由该企业的全体工人和职员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的原则以秘密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工人委员会作为权力机构,决定企业的大政方针,选举和罢免企业的管理人员,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和质询,并定期审核账目和生产计划。作为企业的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在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中选举产生,其中直接参加生产的人员必须达到四分之三。为了避免企业管理阶层的官僚化,规定管理委员会委员只有三分之一可以连任,而且任期不得连续两次以上。企业经理是管理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但不得担任主席。由于各企业内部的党组织不肯轻易放弃其管理特权,直到1951年中,才采取了把全部企业转交给工人管理的实际行动。甚至在当时,工人委员会法所规定的新制度的实施仍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常需要规定各种规章条例来充实和改进这一制度。由中央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到由工人管理制度体现的间接控制的过渡大致上在1954年春天才顺利完成。到1954年底,参加经济和行政组织基层自治机构的已达60多万人,在工人管理的企业中,每七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直接参加本企业的管理机构。[4]

工人自治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当然也带来不少问题。如按照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导致的通货膨胀,由于管理人员缺乏训练和经营能力给企业造成的巨大浪费,调整企业结构和追求经济效益带来的失业现象,以及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经济犯罪案件的猛增,如此等等。然而,与经济变革俱生的弊病无法抹杀改革的成就:生产组织得更加合理,劳动生产率和工人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工人委员会通过撤换不称职的管理人员而铲除了企业管理的无效率现象。与工人委员会法相配套,1951年12月又通过了国民经济管理法、预算法,以及关于社会捐款和税收的基本法,1952年底取消了五年计划制,1953年初解散了权力最大的经济机构——联邦计划委员会,而代之以只起指导和检查作用的联邦经济计划研究所。所有这些标志改革正在不断深化的状况不仅为当时绝大部分西方观察家所承认,而且为1953年以后工业生产的高速度增长奠定了基础。[5]

总之,不断扩大各种形式的工人管理是铁托进行经济改革的核心支柱,也是南斯拉夫摆脱苏联集中化、官僚化经济模式桎梏,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第一步。用一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话来说,工人委员会法宣布以后,“已经在1948年割断了同苏联的政治联系的南斯拉夫,……现在也割断了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联系,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道路。”[6]卡德尔1954年秋天在奥斯陆发表的演说,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做出了深刻的说明。他认为,南斯拉夫的经济民主自治体制是以两个根本前提为基础的:第一个是,任何中央政府,不论它如何英明,都无法控制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个是,个人能否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力和主动性,与其说取决于指示和控制,不如说取决于在自由中进行劳动和创造的工人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物质的利益。如果无视这两个根本前提,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官僚专制。[7]这段精辟的论述,一方面肯定了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目的和根本出路在于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种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是进行政治和行政改革——铲除官僚专制体制。因为从根本上讲,为赋予工人管理和工人自治制度以最大限度的实际内容,就必须对政治和行政机构进行广泛的分权化改革。

南共主要理论家之一皮雅杰曾说过,分权化是“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8]这无疑涉及到了政治体制问题。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是从处于政权领导地位的南共自身开始的。1950年10月,南共中央号召取消作为南斯拉夫唯一政党——共产党党员的特权,宣布党员和非党员的法律地位是完全一样的,不允许任何人依靠党员身份而享受特殊待遇。为此,取消了发给党员的特别配给品和住房特权。尽管这一行动在国内外受到普遍赞许,但还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随着经济改革分权化的发展,高度集中的党的组织形式,及其庞大而专横的官僚机构显得越来越不相称。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党的干部不理解新路线,不愿意放弃已经习惯了的权势。[9]显然,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前进,迫切需要对党的机体本身进行清理和整顿。1952年6月南共中央全会做出指示,根据在全党实行分权化的原则,限制党在地方政府和经济事务中的直接作用,禁止党的干部干预企业的工人管理。中央命令各级党的领导人立即放弃他们在政府机构中担任的领导职务,彻底改变那种象征着苏联“官僚等级制度”的状况。为了扩大“党内民主和消灭官僚主义”,6月指示赋予党的地方组织以更大的自决权,在遵守党的总路线的前提下,地方党组织可以自行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11月召开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不仅将党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党的新理论。根据新的理论,党的领导作用不是体现在把自己的决定和意志强加于各级政府机构,而主要表现在“政治和思想教育”方面。按照卡德尔的说法,党要使自己的政策起到领导作用,就必须“依靠做好工作,认识社会规律,而不能依靠一纸法令,规定自己就是政治领导力量”。[10]

对政府行政体制的真正改革始于1952年4月1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委员会的一般法。人民委员会法彻底改组了整个地方自治系统,使它在情理上更加适合于经济分权化的改革。根据这一法律,在联邦和共和国的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特别市、区、市、乡的人民委员会都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他们可以制定自己的社会计划和预算,筹集自己的财政收入。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特别市、区和市设立了作为人民委员会下院的生产者院。生产者院的代表是从基层生产部门选举出来的,体现了铁托主张的工人管理国家的原则。它与上院,即人民院在制定地方法规,以及处理一切地方经济事务方面,具有同等的职责。1952年的法律还规定设立选民会议,以保证公民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地方事务,并使他们更易于直接监督和控制人民委员会。1953年1月13日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改革法,全面修改——在很大程度可以说是废除了1946年的宪法,而肯定了1950年以来各项改革的原则,这包括直接民主的原则,以议会治理实现权力统一的原则,把经济工作摆在政治工作之前的原则,等等。[11]

至此,南斯拉夫的国内外政策调整已经初步完成,虽然其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含有不少超越现实的理想化成分,但无论如何,到1953年初,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政治体制都已经彻底背离莫斯科路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一结果无疑激起了斯大林更大的仇恨和恼怒。尽管深藏克里姆林宫之中的斯大林此时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没有忘记给贝尔格莱德的叛教者以致命的一击。据说,斯大林去世前接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执行暗杀铁托计划的克格勃特工——“马科斯”。[12]

结语:斯大林暗杀铁托的未遂计划

正当铁托在南斯拉夫踌躇满志进行他的社会经济变革时,斯大林已经步入古稀之年了。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曾经提到,斯大林这位苏联军队的大元帅经常在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时提前退场,把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撂在那里。[13]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晚年经常神志不清,甚至丧失记忆力,这使他感到气馁和恼火。[14]斯大林的医生米亚斯尼科夫教授则认为,斯大林是患了一种脑病,这种病使他丧失了准确判断事物的能力。按照医生的解释,疾病缠身的斯大林根本无法准确地判断事情的对错和利弊,从而也就不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了。[15]然而,斯大林并没有忘记铁托——他一生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强硬的一个政敌。他需要在有生之年除掉这一心腹之患。在苏联国内,斯大林于苏共19大以后把老一辈领导人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排挤出了他的核心圈子,是为了让自己的年轻继承人按照预定方针路线顺利接掌政权扫清道路。出于同样的考虑,在东方集团内部,斯大林为了身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和发展,一方面积极组织以铲除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为中心的第二轮大清洗,[16]另一方面,还必须清除那些资深望重的国外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已经在莫斯科的病床上去世,[17]剩下的只有铁托了。

1951年7月21日莫洛托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集会上发表的演说,已经预示了斯大林最后解决南斯拉夫和铁托问题的决心及可能采取的手段。莫洛托夫说:“南斯拉夫的命运已落入了间谍和奸细的手中,通过种种欺骗手法,这些人背叛了人民,并把人民出卖给英美帝国主义者。现在大家都看到,铁托、卡德尔和兰科维奇一伙在南斯拉夫重新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人民手中剥夺了革命的胜利成果,并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这伙受人雇佣窃取了政权的罪犯,意识到南斯拉夫人民憎恨他们,用血腥恐怖和法西斯的统治方法,保住自己的政权。这种情况是不可能长久继续下去的。南斯拉夫人民将会找到获得自由和清除铁托法西斯政权的方法。”[18]然而,政治围攻未能奏效,经济封锁也被打破,武装干涉的条件又不成熟,斯大林只好把除去铁托这项任务交给了克格勃。

关于斯大林暗杀铁托的计划,过去只是传闻,俄国档案解密以后,人们终于发现了可以提供证明的历史文献。几年前,俄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利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档案文献撰写了一篇文章。该文主要利用的是一份国家安全部呈送给斯大林个人的请示报告。[19]文章没有表明报告呈报的日期,但根据报告内容判断,这份被列为绝密等级的文件是1953年2月,即斯大林去世前一个月之内起草并递交的。

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苏联国家安全部请求批准由非正式特工马科斯着手准备一次对铁托的恐怖行动”。所谓“非正式”特工,一般的理解是,无论事情成功与否,都不需要苏联政府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编制外”特工人员。这位化名“马科斯”的苏联公民,真实姓名叫约瑟夫·罗姆阿利多维奇·格里古力耶维奇。尽管他是1950年才入党的苏共新党员,但却是一名早年曾经参与刺杀托洛茨基行动的苏联老特工。文章介绍说,格里古力耶维奇后来成了苏联科学院的一位历史学家。[20]这样一个人物,竟把对斯大林政治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对手——托洛茨基和铁托的暗杀行动联系了起来,实在令人感兴趣,细细回味,恐怕也不是偶然的。

根据国家安全部的这份报告,马科斯是持哥斯达黎加护照被派往意大利的。在那里,马科斯取得了人们的信任,并得以进入在意大利的南美外交人员以及知名的哥斯达黎加政客和商人的圈子。正是利用了这些关系,按照神通广大的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安排,马科斯被任命为哥斯达黎加驻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特命全权大使。在他任职期间,1952年下半年,马科斯已经两次前往南斯拉夫。他在那里完全被南斯拉夫领导人接受了,因为他已经与铁托周围最亲密的战友打得火热,他甚至被允许对铁托进行私人拜访。

马科斯的上司认为,他目前所处的地位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铁托采取有效手段的机会”。于是,1953年2月初,苏联安全部门有关负责人把马科斯召到维也纳,与他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在讨论应该如何采取行动时,马科斯被问及以他在南斯拉夫的地位,他认为怎样做效果最佳。马科斯提供了几种对铁托个人采取行动的有效手段,他们还讨论了如何采取行动的所有细节和可能出现的情况。随后,作为讨论的结果,国家安全部归纳了对铁托采取一次恐怖行动的几种选择方案,呈报斯大林批准。这几种方案是:

 一、命令马科斯安排一次与铁托的私人会面,会见期间,通过藏在马科斯衣服中的一种无声装置,释放出大剂量的可以引起肺部感染的细菌。安全部认为,这样做能够保证将铁托和所有在场的人致死。安全部还报告说,“至于这种细菌的效能,将不告知马科斯本人,但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他可以得到一种先进的抗感染血清”。

二、在铁托安排的近期对伦敦进行的访问期间,派马科斯到那里去,利用他的官方身份以及与南斯拉夫驻英国大使弗拉基米尔·维列彼特良好的私人关系,弄到一张南斯拉夫大使馆以铁托名义举行的招待会的请柬。然后,在招待会上用无声手枪完成暗杀行动,与此同时释放催泪瓦斯,在人群中引起混乱,以便马科斯消灭一切痕迹并逃离现场。

三、利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一次邀请外交使团出席的正式招待会。这次恐怖行动可以采取与第二项计划相同的方法,并由马科斯来执行,他作为一名受南斯拉夫政府信任的外交官,肯定将被邀请出席这样的招待会。

此外,安全部负责人还指示马科斯设计另一次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将有一名哥斯达黎加代表送给铁托一个装满珠宝的盒子,当珠宝盒打开时,会释放出一种即时生效的有毒气体。

参加秘密会晤的安全部人员要求马科斯再次对这次行动进行全面考虑,提出一种他能够实施的最有效的行动方式。最后他们规定了今后进行联系的方法,并表示将给马科斯发出进一步行动的指令。

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国家安全部最后表示,马科斯是执行这次对铁托的恐怖行动的适当人选,因为“马科斯的个人品质和间谍经验使他适合于完成这样的任务”,并请求得到斯大林的批准。

然而,安全部的报告呈上不足一个月,斯大林便去世了,这一行动随即终止。没有证据显示斯大林确实批准了这一报告和授权执行这次行动,但沃尔科格诺夫的文章认为,斯大林很可能是赞成这个计划的,因为初步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为此,格里古力耶维奇不得不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诀别信”,以备一旦暗杀行动失败而避免把苏联政府卷入其中。

就苏联国家安全部的精心策划和苦心安排而言,这次暗杀行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斯大林首肯了。如果不是由于一个意外的原因——斯大林突然去世,苏联历史上很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件令世界震惊、世人迷惑的暗杀事件,而南斯拉夫的历史大概也需要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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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47-148页;《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116-118页。

[2]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68-69页。

[3]铁托:“在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工厂”,载《南斯拉夫新闻》,1950年贝尔格莱德版,第41页。转引自《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68页。

[4]参见《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68-75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04-113页。

[5]参见《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75-82页;《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113-126、180-182页。

[6]格什科维奇:“新的联邦国民议会的任务”,载《南斯拉夫评论》1953年12月第2号。转引自《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42页。

[7]卡德尔:“社会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载《战斗报》1955年1月1日。转引自《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64页。

[8]转引自弗雷德·华纳·尼尔:《铁托主义的实践》,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文版,第14页。

[9]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28页。

[10] 《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第29-31页。

[11] 《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第139-148页。

[12]马斯特尼前引书,第167页。

[13]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全宗5,目录30,卷宗4,转引自马斯特尼前引书,第140页。

[14]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442-443页。

[15]马斯特尼前引书,第140页。

[16]关于1952年11月审讯斯兰斯基的情况,详见《苏南冲突经历》,第319-320页;马斯特尼前引书,第130-132页。1952年底再次开展的大清洗,由于斯大林的去世而中止。据说在战后第一轮清洗中,即1948-1952年间,东欧各国共产党人数减少了250万,其中12.5-25万遭到监禁,被处决的人数不得而知(克劳丁前引书,244—245页)。如果第二次清洗真的开展起来,东欧各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不过,这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了。

[17]季米特洛夫1949年1月秘密前往苏联接受治疗,7月便因医治无效死于莫斯科。关于季米特洛夫的死因,有不少人提出怀疑,认为斯大林从中做了手脚。参见马斯特尼前引书,第68-69页。

[18] 《南苏关系》,第437页。

[19]沃尔科格诺夫教授的文章最初发表在1993年6月11日《消息报》上,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1998年3月出版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上刊登了英文本,并将其送上了国际互联网。本文以下的论述均出自这个英文本。

[20]笔者1997年赴莫斯科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在与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涅仁斯基先生交谈时,我偶然提到了关于暗杀铁托的问题。涅仁斯基回答说:确有此事,而且当年执行暗杀铁托计划的国家安全部特工,后来就被分配到这个研究所工作。涅仁斯基还亲耳听他谈起过这件事。可惜,当我迫不及待地要求为我引见这位前特工时,却遗憾地得知,他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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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

提起当代东南亚的排华事件,人们会首先想到不久前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和愤怒谴责的印尼“五月暴乱”。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东南亚各国的排华事件便一直此伏彼起,柬埔寨华人在波尔布特集团统治下的遭遇更是一起鲜为人知的排华事件。    1975年前的柬埔寨华人   柬埔寨古称扶南、真腊或吴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早在中国南宋时期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商在此居留,称“唐人”或“新唐人”。   根据法国殖民当局1921年的人口调查,在1890年时,柬华侨人口有13万。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后期和二战后初期,出现过中国……去看看

2003年中国媒介事件述评:电视关键词

作为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传播媒介,电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它更多时候是以大众文化的使者身份带给我们娱乐的精神,那么,在二OO三年里,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电视之所以为电视的实证:那就是,它成了中国现代的烽火台,用革新性的原真现实丰盈着我们的认知世界。不过遗憾的是,它也是一个名利场,它的光亮也不会掩盖它的黑暗。但是,我们并不因为中国电视发展中有这样那样的欢喜、忧伤、悲愤或是困难而滞步不前,因为“为什么我的眼中长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电视爱得深沉”。  一、直播战争  三月的美伊战争这是……去看看

从“分管”到“辅佐”:中国副职问题研究

原载《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3期p52-60  内容提要:在中国,“分管型副职模式”普遍存在于政府机关、群众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分管型副职模式”必然与“副职过多”、机构庞大、效率低下等问题相联系。中国现存的所谓“副职问题”,其关键不在于职数“多”,而在于功能和结构失调,在于分管型副职这种制度安排。因此,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外的经验,分阶段、分步骤逐步推动由分管型副职模式向辅佐型副职模式转变,完全可以通过体制调整,从源头上达到削减副职数的目的。  关键词:副职;分管型副职模式;辅佐型副职模式;编制;……去看看

“沉着应对”与“自废武功”

——就如何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同时殷弘先生商榷 从去年末到今年四月,时殷弘先生在《太平洋学报》(“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的对策”,2000年第四期,页39-44)、《舰船知识》网络版(“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的可有和应有对策”,2001年1月31日,“热点论坛”)和《环球时报》(“沉着应对NMD”,2001年4月4日第7版)接连发表了三篇篇幅长短不一、内容大同小异的文章,就如何因应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提出对策建议。他认为中国“面前有着另一种可以选择、并且大概是唯一应当选择的对策,那就是大致维持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基本现……去看看

关于南京十年(1928—1937)国民政府的若干问题

本文针对南京十年(1928一1937)国民党的党治国家体制,“安内攘外”政策及专家参政问题,集中探讨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及与“安内攘外”政策的关系,兼及阐析专家参政的范围与性质。作者认为,由蒋介石歪曲性地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建立的国民党党治国家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安内攘外”的失败不仅在于其政策的错误,也在于国民党政治结构不能推动其政策的贯彻与实行,征用少数专家参政只是国民党对党治国家粗糙的外部形式所作的少许修饰,它没有改变国民党独占政治体系的局面。本文指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南京十年的统治是失败的……去看看

蓝领就业,一个不容忽略的话题

在2002年9月12日召开的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当前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就业形势仍十分严峻",要"把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始终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务必抓紧抓实抓好"。本次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和此前关于就业问题的对策相比,最重要的政策变化之一在于,政策重心从保障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来源转向了扩大就业。  当前,探索扩大就业、缓解我国就业矛盾的途径,一个不应忽略的话题是:要高度重视蓝领就业的问题。  一、蓝领岗位对就业的贡献并未减少  一般说,所谓"蓝领就业",主要指第二产业及其延伸服……去看看

制度差异与政治反对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与斯坦因.罗坎在系统考察现代欧洲各国政党对立史时,曾极富洞察地将政治社会称作"分裂结构"(李普塞特,1995,第4章)。事实的确如此,政治永远都是冲突着的过程。没有冲突,也就不会产生以国家为中心现象的政治社会。在雇布斯、洛克那里,如果没有冲突的压力,自然状态就不会过渡到有必要建立国家以保护个人财产的政治状态;在马克思那里,基于私有财产的冲突直接导致了阶级斗争,甚至国家也只不过是一种赤裸裸的冲突结构。人类政治产生于冲突,但却不可能象乌托邦幻想那样消灭冲突,而只能驾御、整合冲突,建立秩序。正是……去看看

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经济的依存性分析

原载《经济学家》2004年第1期  「内容提要」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认为,随着一国对外依存度的提高,该国经济增长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将日益加大。然而,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同时,却一直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和美国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中保持强劲增长。本文试图从中美贸易和投资两个方面,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美国经济波动的相关性。  「关键词」中国经济/美国经济/依存性/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庄宗明,厦门大学经济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2000年初以来,一方面是世界经济一直徘徊于衰退和缓慢增长的不景气……去看看

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的中美比较

原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4期  内容提要:国家科技计划是一国中央政府有目标、有步骤、有组织、有措施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科技研发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一国知识成果的主要来源。本文对美国政府资助RD 计划和我国国家科技计划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及其运行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了我国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对改进我国国家科技计划的知识产权管理提出了建议。  作者简介:顾金亮(1968-),男,江苏盐城人,东南大学出版社编辑,东南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东南大学出版社,江苏南京210096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浪……去看看

立法的道德代价

原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4期p150~156  「作者简介」赵宝成(1957-),男,北京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北京100088  「内容提要」人类的一般正义和人的良善情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立法有时不得不付出一定的道德代价或流失一定的社会资本,但这种道德代价的付出或社会资本的流失并不是越多越好。一部良法,应当是人类一般正义和社会基本道德的守护者。如果一部立法破坏了正义原则或者触及了社会道德底线,是不智的和极为危险的,它最终可能成为对不义和违法犯罪的纵容。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机……去看看

淮海战役始末

一、淮海战役前蒋军的幻想1948年春,我向蒋介石贡献反人民作战计划的要旨是: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团,吸引解放军攻击某一据点久攻不下,待其攻击顿挫时,出动机动兵团与之决战;如果蒋军已整补完成而对方尚未发动攻势时,即争取主动,发起攻势,寻求解放军的一部而击灭之,以挽回蒋军连年惨败之颓势。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即决定采用这一作战方针。以徐州方面来说,决定仅守郑州、徐州、济南三大战略要点,加强工事,独立固守,徐州附近的其他城市均可以随时放弃,以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解放军决战。又将原郑州指挥所取消,改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指……去看看

就阿富汗战争给予全世界各国与各民族的启示进行评论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已经达到了最高潮,十一月十三日,反塔利班政权的"北方联盟"攻占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十四日,"北方联盟"又占领了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的大本营坎大哈,这标志着塔利班政权全国性的统治已经崩溃。战争的硝烟虽然还根本没有散尽,各大国却早就忙着给塔利班政权准备最后的葬礼了。当然,葬礼上少不了安魂曲,少不了进行道德说教与政治保证,宣称人类将进入互相友爱与永久和平的幸福时代。当然,这一切保证与说教与历史上的这一类痴心妄想一样,肯定又将成为一个泡影了。在阿富汗战争中,各大国使尽了浑身解数,其……去看看

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

主题一:真正的亮点在哪里   吴敬琏:由于许多矛盾纠结在一起,手边又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因此,未来的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最近的、将来的经济发展更认为未可乐观。但这是不是说,改革的前景就一定悲观呢?我并不这样看,事情常常是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有变化,出现转机。如果没有“文革”当年的山穷水尽,经济濒于崩溃,也不会有今天的改革。   现在国家投资上升得很快,但民间投资却没有怎么起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光靠财政是背不动的。更何况像1998年那样大规模的财政注入,是可一而不可再的。那……去看看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

原载《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5期p23-32  摘要 文章利用人口动力系统的人口发展方程,通过对不同方案1972~2000年间人口变动的模拟比较,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28年间中国累计少出生人口在2.64亿~3.20亿之间,总人口累计少增加2.31亿~2.99亿。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57.88%,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61.21%.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总的劳动负担得到减轻,使20世纪末21世纪初迎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最佳的机会、人力资源和条件,为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可选择的良好人口环……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