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亮在求生之路

——“大跃进”时期流民的收容遣送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灾难。在1959年到1961年间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许多饥饿的农民携老扶幼,外出逃荒,再加上其他流民[1],形成了大规模的“盲流”[2]。直到1961年底这次“盲流”潮才渐渐平息下来。至今为止,学术界对“大跃进”期间人口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饿死的人数和原因等方面,笔者则试图通过分析“大跃进”时期对流民的收容遣送,研究当时对流民的控制如何影响到农村的死亡情况。

  1953年国家建立了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政务院于1953年4月17日颁布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要求“各县、区、乡政府、农会向准备或要求进城的农民耐心解释,劝止其进城”。该年11月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一方面确保对城市居民供应的口粮,一方面阻止非城市居民在城市购买粮食。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城乡差距的扩大,仍然有许多农民试图流入城市谋生。从1956年12月30日到1957年12月18日之间,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连续发布了9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3]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联合指示强调,粮食部门不得向没有城市户口的人销售粮食。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基本上被严格限制住了。1958年1月9日,毛泽东又以“主席令”颁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剥夺了占总人口85%的农民——随后不久便是所有中国人的迁徙自由权利。”[4]

  然而,在“大跃进”期间,随着饥馑的全国性蔓延,大批流民从家乡涌出,外出寻找生路。外流情况较严重的有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等省。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5月,上述每个省外流的农民都不下10万名。外流的去向总的是流往城市,尤以流往边疆各省、区的城市为多。据统计,1960年1至3月外流的农民流入内蒙(主要是包头、呼和浩特)的达269,000多人,经哈密流入新疆的约20多万人,流入兰州市约6万人,在黑龙江省仅哈尔滨市就安置了49,000多流民。[5]饥民的外流“1960年达到了最高峰,全国约有600万人次。”[6]

一、流民外出的原因和外流后的状况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当时的流民主要是大饥荒造成的大量饥民。据1959年4月中央有关部门的统计,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7]这些饥民向城市流动,主要是求生欲望所驱使,与社会上长期存在的所谓“惯流”(即习惯于流浪的人)不同。例如,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1961年1月在县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表示,农民外流“实际上有的是食堂停火没有饭吃;有的在家受气,挨打受骂,得不到解决,没有办法才走的。哪个愿意离开家呢?没有办法才外流的。”[8]但在“大跃进”时期,在官方文件里,饥民往往被视为“率遣屡返”的“惯流”。

  众多饥民从家乡走出,茫无目的地流向他乡。例如,1960年2月,据山东省郯城县红花、墨河、港上、重坊等四个公社的汇报,江苏新沂县的民众每天流入郯城县“3,000余人,多数扶老携幼,拖家带眷,全家外流。”流民反映,他们“在家生活困难,口粮紧,无法维持。有的说每天每人4两(老秤,16两为1斤)或9两粮食,也有的说,每人每天发1角钱,不发粮食”,他们“因生活未得到妥善安排而外出找东西吃”,以致“公路上成群结队,继续北去”。1959年至1961年间,仅甘肃省通渭县“因饥饿外流到陕西、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等省(区)及靖远、会宁、兰州、酒泉、武威、张掖、两当、徽县、武都、临洮等县市的人口达21,958人。”[9]

  从当时情况看,流民的状况非常悲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干扰社会秩序。外出逃荒者有的住亲戚或同乡家,有的则宿居小客店、破空屋、汽车站、候船室或桥洞里,或借宿在浴室、菜场、城罋、交通岗亭和公共厕所等处。他们起初拍卖所携带的家具、什物等以维持生活;钱用完后便三五成群到处流浪,“甚至强讨恶要,骗食骗喝,有的径直走近市民家说:‘有饭大家吃,你吃什么,我也吃什么。’”由于饮食不足,加之天冷而衣服单薄,饥民们又饿又冻,其中部分人染病。1959年3月,据安徽省芜湖市收容劝阻站统计,患有各种大小病者占流民的15%左右,因病死亡者19人,仅2月份就死亡13人。[10]许多成年人不得不丢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婴儿或儿童。例如,徐州市1960年3月1日至23日共收容弃婴、弃童286名(1月收容15名,2月收容271名);而徐州专区其他各县3月1日至20日共收容弃婴、弃童452名。[11]据原安徽凤阳县办公室主任张少柏说:1960年“丢弃小孩的很多,赵玉书(原县委书记)不叫下面拾,并说:越拾越多。有一次他说他看到一个地主丢小孩,以后认定,凡是丢弃小孩的就是坏人,哪个拾小孩哪个就是坏干部。”到1961年底,全县孤儿数达2,389人,仅收容247人。[12]同时,流民抢夺食物的现象越来越多,“由个别作案到一、二十人合伙作案,由街头巷尾隐蔽地方到大街小巷、车站、公路上、公共场所到处作案,由抢夺食物到抢夺偷窃衣物家具、鸡、猪、羊、驴子等家禽、家畜等财物”,“偷窃稻子,还有的挖人民公社正在生长的山芋、藕等农作物。”据资料显示,1960年3月中旬徐州市共发生抢夺食物1,603起,偷窃545起;4月1日至28日共发生抢夺食物917起,偷窃620起;到后来甚至“每天有100起左右。”[13]

  流民中“16岁到50岁的人占60-70%”[14],他们在外地也试图寻找机会正常谋生。如1959年2月,江苏海安、铜山、六合、兴化、泰县等地流入江西德安县的60多名农民在德安县人委“哭哭啼啼,下跪哀求”,要求德安县人委安排生产,说“死也不回家,回家也是死。”[15]一些地方也确实设法安置了部分流民。如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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