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英国民族主义经由了诺曼入侵后的孕育时期,清教运动的发展时期和帝国扩张的成型时期等三个阶段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第一个工业化民族的民族主义。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盎格鲁·萨克逊的部族传统与诺曼入侵者的较量,近代以来英国社会经济力量的变化,新兴阶级争取自身权益的努力,以及工商集团对外扩张获取经济利益的冲动,都对英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 盎格鲁·萨克逊传统 清教 民族国家 维多利亚主义

  冷战之后的世界,陷入了一种纷繁复杂的局面。尽管各国学者对这种局面的成因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各种形态的民族主义顽强地通过不同途径展现着自己的生命力是一个重要因素。近来,“民族主义的复兴”,“种族复活”“多元文化主义”等词语在发达国家的流行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1英国学者杰拉尔德·纽曼认为,如果将所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进行一个比较的话,那么,最强大和影响最为深远的肯定不是基督教,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伊斯兰主义,而是民族主义。2尽管我们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但加强对民族主义研究的意义是毋容置疑的。遗憾的是,在这一新出现的学术潮流中,我们对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关注不够,而对第一个工业化民族——英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就显得更为单薄了。

  英国史学界也认为,学者们如此地忽视英国民族主义是令人费解的,它的性质没有被讨论,它展现出来的力量,尽管被人们所觉察,却依然没有对其进行分析。它在文化上的很多创造并没有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虑,它与英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也没有受到关注,甚至近代英国人们努力将“叛国者”从土地上清除并建立民族政府的历史也没有受到相应的解读。如果从专业研究的角度审视18-19世纪英国的道德、社会与知识原则,也即通常所说的“维多利亚主义”,结果人们会发现,最好是以理解德国19世纪晚期文化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的方式来解读它。3换言之,英国存在民族主义,维多利亚主义本质上就是英国的民族主义。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这种民族主义的起源、性质和特点也开始关注,但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4。为使这样的工作进一步深入下去,我在对国外同行相关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按自己的理解将英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整理成一篇文稿,提供给国内同行以做抛砖引玉之用。

  一,英国民族主义的起源

  民族主义的起源多少与种族和血缘有着某种联系,英国的民族主义当然也不例外。英国人的种族来源是日尔曼人,从5世纪中期开始登陆英格兰。他们很快对好客的凯尔特人反客为主,并召唤大陆的日尔曼部落继续到这个岛屿上来。经过4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他们开始控制了这个岛屿主要的区域,将自己说的语言称之为“英语”,并称自己为“英国人”。实际上,他们几乎还是野蛮人,基督教在他们中间才开始传播,他们也不与本地的凯尔特人通婚,对其原有的土地或政治制度完全不予理会。在他们控制的土地上,他们没有吸收任何凯尔特或罗马的遗产。直到诺曼入侵前,就血缘上的种族而言,他们才几乎勉强可以称之为一个日尔曼部落的混合体。5

  不过,在近代以前,种族与宗教之间的联系超越了任何一种其他语义上的解释,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成为一个人们身份识别的重要标志。甚至历史也是按照神学来编纂的。6因此,这样一个日尔曼部落的混合群体,究竟叫什么似乎并不重要。

  按英国学者的看法,英国的民族性,即英国人自身意识到“英国”以及他们在文化上是与大陆完全不同的实体,实际上是在18世纪才开始正式产生的。7

  当然,真正的变化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开始,其源头可以上溯至诺曼入侵。在某种程度上,诺曼人对英国的形成至关重要,他们强制过去如同碎片似分散生活的部落成为一个整体,他们甚至认为盎格鲁·萨克逊的英国政府是“荒唐”的,只是在诺曼人的治理下,“英国”才开始成长起来。英国人不承认这种观点,很多学者认为在1066年前,盎格鲁·萨克逊英国就开始成为一个有着强烈意象共识的社会,一个民族国家。8哈斯勒则认为,这固然是事实,但这些前国王,很多其实是部落首领,即便是阿尔佛雷德大王,也并未统一英格兰。只是在亨利三世时期,才真正形成了一个英国的“共同体”。9 这一看法显然更为合理。

  诺曼的征服在政治上对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有利,但却未能将这个国家转变为一个与法国具有血缘关系的国家,相反,征服者始终无法在下层的民众中获得“本国”认同,“法国”(French)——“英国”(English)十分鲜明地将人们划分成两种不同类型。10换言之,诺曼入侵刺激了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英国意识”。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普通民众始终将法国人视为外国人,并把法语看作是外国人的标志。尽管这种对法语的看法已经标志着“英国意识”的产生,而推翻理查德二世的起义也被中世纪史学家称之为“民族起义”,11但一直等到14世纪末,亨利五世才正式在法律文件上使用英语。通讯交流的革命,尤其是印刷的革命则使英语有可能以文字的形式出版发行。1422年,伦敦的啤酒厂商决定用英语作为他们签署文件的“官方语言”。而莎士比亚的戏剧,使英语不仅成为一种流行的语言文字,而且最终成为了一种“文化”,极大地增强了民众的“英国意识”。12 换言之,正是与诺曼人长期的抗争,孕育了英国人的民族意识。

  在这种逐渐成型的民族意识基础上,英国历史上王权优于教权的传统对英国民族的形成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国王的特权不仅得到英国普通法的支持,而且迫使罗马教皇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一事实。131532年5月16日,英国教会正式宣告亨利八世为教会的最高首脑,并在1534年的《至尊法令》中宣布,不仅是亨利八世,包括以后他在这个王国的所有继承人,都有权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脑。国王“应该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领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合法的。”14

  这一宗教事件,当然与亨利八世的离婚有关,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英国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著名的托马斯·莫尔在这一事件中被处死,因为他站到了国王的对立面。而其反对国王成为英格兰教会首脑的原因,不在于他在试图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在于他认为地上的这些“王国们”是人工的产物,国王无权染指圣职。总的来看,他的观点还属于“前民族主义”时代,他没有意识到人们的观念已经转变,他们已经是“英国人”了,并愿意将这一点作为他们今后生活的核心内容。而莫尔显然还害怕那种破坏基督教世界统一的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愿放弃固有的观点。15这种观念的“落伍”使他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英格兰人的民族主义萌芽,在16世纪初已清晰可见,其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排外情绪。1517年,在伦敦发生了暴力反对外国工匠的骚乱,因为这些外国工匠已经占了伦敦人口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爱德华·霍尔的记录中还认为这些外国人的竞争使得本地人只能挣口饭吃。但同时,霍尔也指出,真正的原因可能还不是经济的,而是这些外国人表现出了对英国的歧视。16

  外国人是否真的表示出这种轻蔑很难考证,但英国人对这一类事情的过分敏感,并且不允许人们冒犯这种情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一些英语词汇的表达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些英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强调对“英国”的正确认识。约翰·鲍尔(John Bale),坚持在英格兰的土地上有一种“最新的极为优秀的智慧”,他甚至不能不这样想“对上帝的荣誉而言,除开神圣的圣经外,再没有比他在英格兰的劳作更好的工作了:他创造了美丽的王国,博学的人民,以及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日用品。”所以,他呼吁有学问的英国人“用一种正确的方式重写英格兰的编年史”。17

  在鲍尔的著作中,他的爱国主义与宗教热情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他将基督教的圣徒与那些“无论是为了生养他们的土地而死还是为了共同体不顾自己生命危险的人”相比,并认为他们同样值得人们永恒地纪念。在鲍尔看来,这些人都是英雄,值得高度赞扬,他们为着自己所属的集体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或是其他利益,殉难就不仅仅是宗教意义上的了,或者说,不同的宗教共同体开始逐渐被看成是一个“民族”。18 而乔叟等人的写作,更是明确表示要用英国的方式为英国人写作,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地对国王以及自己国家的热爱。

  在欧洲,英国人不是第一个宣称自己的社会共同体具有独特意义的,马基雅维里在第一个英国民族主义者诞生之前,就已经明确宣布他热爱佛罗伦萨超过了自己的灵魂,而英国人显然借用了大量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想。但英国完全在一条独特的道路上前进,因为这些思想在欧洲各地往往只是思想,主要在知识阶层中传播,只是在英国,它们才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并生根发芽。英国加速的社会流动,也使这些思想获得新的动力,并最终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影响了国家的发展。

  红白玫瑰战争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都铎王朝的出现意味着原来的封建秩序已经解体,而新的社会金字塔需要按照新的界线加以构建。早已产生的议会作为这种变化的政治机构,在都铎王朝时期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国王需要用钱时尤为重要。国王必须从这个代表机构中知道,他们是否愿意,愿意支付多少金钱给他,并根据这种意愿来设计自己的需求。19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结构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新的社会阶层坚持不懈地强调“人民”有权利通过议会参与英国的政治决策。因此,英国作为一个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他们拥有这种政治参与的权利,作为英国民族特征的代表制选举出来的精英有权利也希望自己管理自己,实际上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地位等同于政治公民权。这样一种象征性的选举意味着社会金字塔和传统阶级结构的彻底变化。

  这种变化在文化上的体现就是,无论社会上层还是下层,高贵的出身,甚至一般认为的体面血统,都迅速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20与此同时,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教士的地位也遭到削弱,中等社会出身,受过教育并具有才能的人得到政府的信用,政治事务更多地由一个专业的律师团体处理。此外,社会舆论对高贵阶层的界定开始发生转变,由出身转化为对才能和美德的赞赏。而这样做需要一个思想的基础,那就是理性的、民族的意识。事实上,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呼唤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也呼唤这些新贵。他们要求王权承认他们新的社会地位,都铎王朝十分迟缓但还是最终满足了他们的这种要求。作为回报,英国社会对王权贡献了应有的忠诚。在1534年以后,英国王室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挑战王室的权威已经被英国舆论普遍理解为就是挑战上帝的意愿。21然而,支撑这种王室权威强化的基础却是高涨的民族主义意识。民族主义使每一个英国人都试图成为高贵的人,因为贵族血统不再成为人们社会上升的必要条件,教育却成为整个社会十分重要的事务,人们能否受到合适的教育成为上升的重要经历。按英国人的看法,新的贵族阶层是一个自然产生的阶层,是一个知识和美德的精英阶层,其社会地位是通过为社会提供的服务而不是对某人的讨好而获得的。

  从16世纪早期开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已经在英格兰出现。22服务于一个民族的说法在民众中流行,他们认为,英格兰并不仅仅是一个王室的财产,而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和社会共同体。这样的观念与文艺复兴的思想有类似之处,不过它并不是对外国思想的简单复制。英国新的精英阶层需要一种现实的观念为社会的理性化提供一个精神的框架,并给他们自身的地位提供合法性的基础,这样的需要终于在英国产生了民族主义的诉求。

  二,“上帝的第一个儿子”

  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理论探索都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种族与哲学方面的思考。即民族是其自身价值的最终目标并超越了其他一切的人类价值,还是实现其他价值的一种方式或工具?第二,从人类学与政治学的角度来界定民族,民族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共同体,其中的个人与共同体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三则是历史的观念,民族是一个扎根于长期共同分享的文化,在古老历史中演进的共同体,还是一个最近产生的社会或文化现象,是历史发展到现代阶段的产物,当历史跨越这一阶段后就会消失?23各种理论的分歧往往产生于何种因素应处于主导位置。

  应该说,在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理念在民族主义不同的阶段上起着不同的作用,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清教在英国民族主义孕育初期的历史进程中就具有这种特殊的作用,很难说清教与英国的民族主义究竟有什么联系,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观念在当时可以明确地代表民族主义的意识。民族主义与民族等观念,在一个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里是一种全新的观念,人们在争取现代民族权益的同时,必须使这样的观念能够被其他的国家和民众所接受。因此,民族的要求只能披上宗教的外衣。这也使得民族主义的诉求更为合理,更为正义和正当。尽管不能完全说清教催生了民族主义,但它无疑是英国民族主义的助产婆。事实上,早在1558年,大主教阿尔曼就宣称上帝是有民族属性的,“上帝是一个英国人”!24英国人则是首先被上帝选中来执行他使命的特殊民族,他就是上帝的第一个儿子(“god’s firstborn”)。

  由于英国宗教与王室的关系,王室在这样一种时刻的特殊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处在清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王室,对民族主义意识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伊丽莎白女王成为清教与民族事业之间的联系与象征,清教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她个人身上结合为一体。当时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溢美之词甚至会使学者都觉得脸红,因为用今天的标准看,这样的说法太过分了。但在16世纪的英国,对女王的赞颂实际上是英国人日益增长的自尊心的表现。伊丽莎白是上帝承认英国好运、英国人是他的选民的象征,正是上帝通过派给英国人这样的一位女王,来给世界显示上帝的荣耀。“上帝保佑女王”的祝福在民众中广泛流传,在她即位12年时,所有英格兰的“好人”都在庆贺女王的登基。25如同她的父亲一样,伊丽莎白也许并非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也和她父亲一样,她发现自己的利益就是促进和鼓励这种民族主义的发展。所以在半个多世纪里,她很好地甚至是极为出色地服务于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处女女王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也成为英格兰独一无二和伟大的象征。她的存在激发了人们爱国主义热情,并推动着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虽然女王的伟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英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英国议会有意识地采取了与王室合作的态度),但也正是在这一国内的和谐时期,英国旧的与新的社会精英,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开始具有了一个新的视野,即民族主义的视野,去评判社会的价值和目标。这种新的民族共识对于未来英国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能理解清教对英国民族主义所起的助产婆作用。此外,伊丽莎白女王以官方的姿态认可了英国的民族主义,反过来也为英国民族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空间。

  有学者认为当时出现的那种认同与其说是民族的,不如说是宗教的或是清教的。这样的看法显然错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本质,把民族主义与种族认同完全混为一谈。因为当时英国的民族主义代表的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要求的个人是自由与平等的个人,这种民族意识与种族认同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文艺复兴提倡的理性个人主义使清教成为一个初生民族完美的同盟。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尤其是血腥玛丽的统治,宗教和民族的情感开始融为一体,因此,英国民族应该是一个清教的民族,而且无论是否涉及清教,英国都是一个民族了,她是一个民族,是因为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创造了一个与其他社会不同的集体性的社会结构,代表着商业阶级的利益并产生了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特性和认同。所以到16世纪末,这个实际上的世俗民族开始直接宣称应该效忠于自己的共同体,而宗教的因素开始逐步地淡化。其中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人们公开承认即便有宗教方面的分歧,但大家在捍卫共同的利益方面完全是一致的。理查德·克朗普顿(Richard Crompton )在1599年写道,“尽管我们由于宗教而分为不同的派别,但我相信,我们完全会充满信心并在以保护女王、捍卫国家和反对敌人的工作中联合在一起”。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也认为,不管是什么宗教,所有的英国人都会加入他反对西班牙的战争。26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与民族有关的事务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英国的各种教派之间,如安立甘国教与不信国教者,以及浸礼派,福音派、循道宗等等尽管有若干分歧,甚至相互发生激烈的冲突,但只要与天主教有关,则性质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这种区别甚至到了用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的程度。一直到1829年为止,英国都禁止天主教徒拥有投票权,并成为政府官员和两院议员的权利。不仅如此,他们还被惩罚性地征税,被剥夺部分的受教育和获取财产的权利,甚至包括宗教祈祷的自由。27也就是说,即便不是在事实上,但从法律的角度看,他们是作为“非英国人”和潜在的叛国者来对待的。而原来的清教及后来的不信国教者,尽管在宗教理念上与主流的英国国教有分歧,但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他们可以拥有武器,可以建立自己的教堂进行祈祷。虽有一些限制,但不信国教者实际上可以渗透到任何一个英国的政治领域。之所以如此,在于英国法律具有强烈的清教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