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

摘 要:本文利用大量第一手资料,从新的角度对1949-1950年间美国承认新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再研究。作者认为,杜鲁门政府未能承认新中国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国会和舆论的压力,而在于那个时期由反共主义和中美关系神话构成的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正是这一意识形态使杜鲁门政府无论在信仰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无法接受新中国,对新中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愤怒和远远超出其它国家的敌意。与传统的看法不同,本文认为,艾奇逊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根本没有考虑承认新中国,因此并非过去学者所认为的灵活的现实主义者。“失去的机会”说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和错误的逻辑之上的。

关键词:意识形态  中美关系神话  反共主义  艾奇逊  承认政策

作 者:王立新,1966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10087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面临新的对华政策选择。在战后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美国的政策应该是尽可能地防止苏联――这一美国的主要敌人――力量的增长,为此应该阻止中共投向苏联的怀抱。尽管美国不喜欢中共的意识形态,但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并不必然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因为根据现实主义的逻辑,是苏联力量的增长,而非共产主义本身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只要中共独立于苏联,只要中国不与苏联的结盟,中国不仅不会威胁美国的安全,相反可能会牵制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因此从维持全球均势和维护美国安全的角度看,合理、恰当的对华政策应该是尽可能阻止中共与苏联结盟,即实施“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为此甚至应该考虑承认新中国。

关于1949年至朝鲜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也许是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同时又充满巨大分歧的领域。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以杜鲁门和艾奇逊为首的美国行政当局试图贯彻的正是阻止中苏结盟的楔子战略,特别是国务卿艾奇逊等人渴望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以防止中共完全倒向苏联,但国会内部的亲蒋势力、美国反对承认的公众舆论和中共蓄意激怒西方国家的行为使杜鲁门政府无法这样做。华裔学者邹谠、沃伦·科恩(Warren I. Cohen)和南希·塔克(Nancy Tucker)都持这样的看法。科恩和塔克甚至认为,为了在中国和苏联之间打进楔子和鼓励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艾奇逊准备停止对蒋的一切援助和听任台湾的“陷落”,华盛顿还计划与北京政府开展贸易、给予外交承认和支持北京获得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总之,艾奇逊的政策是现实主义的和灵活的。这一观点被称为塔克-科恩命题(Tucker-Cohen theme)。[1]但另外一些美国学者,如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沃尔多·海因里希斯(Waldo H. Heinrichs)等人认为科恩-塔克命题忽略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双重性,没有看到尽管艾奇逊愿意听任台湾的陷落,国防部却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认为台湾对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认为共产化的中国注定是苏联的卫星和苏联在亚洲扩张的工具。这两种政策取向共存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因此仅仅描述艾奇逊现实主义的一面是不够的。[2]多数中国学者除否认中共的政策构成美国拒绝承认的原因外,大体赞同美国学者的第一种观点,即认为艾奇逊等人的政策是比较灵活的,杜鲁门政府未能实现同新中国的和解是由于美国国会和舆论的阻挠;而另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实行的是全方位的敌视政策,即排除对话,不予外交承认,在敌视和孤立新中国问题上,艾奇逊等人与国会内的亲蒋势力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3]

无论阻碍美国承认的力量究竟什么,是国会、公众舆论还是艾奇逊本人,美国始终未能真正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推行其对华政策,杜鲁门政府继续支持国民党,并在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大国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继续拒绝考虑给予承认。从这一事实自然引申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国会、公众舆论会如此激烈地反对与新中国和解?如果确如部分中国学者所分析的那样,艾奇逊与国会的中国帮没有什么两样,那么为什么被誉为现实主义代表的艾奇逊等人也如此敌视新中国?如果我们把关注点从美国本身转移开来,把美国的政策与其他西方国家如英法的政策做一比较,就会进一步引申出一个或许更加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实质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中单单美国如此僵化和激烈的敌视新中国,执行一项其敌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政策?况且,承认并非意味着友好,而不过是意味着承认事实。美国对华政策的引人瞩目之处就在于,为什么美国连这一事实都不愿承认?究竟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一结果。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给予满意的回答,无论是美国国内政治纷争还是英国在香港的特殊利益都不能对美国政策的这一不同于英法的特点给予足够富有说服力的解释。为此必须从其他方面寻找美国政策独特性的来源。已有研究的局限性还在于,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仅停留在卷入政策过程的各种势力的政策主张层面,而对其政策主张背后的思想根源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和清晰的说明。

本文认为,阻碍美国执行一项现实主义对华政策和杜鲁门政府实施楔子战略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那个时期美国对华思想中强烈而独特的意识形态。[4]这种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冷战初期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反共主义,这种反共主义本质上与整个西方的反共主义没有什么不同,但在美国的强度要大的多,特别是反共主义由于国内与国际的原因在1949年后尤其强烈;其二是自19世纪初以来逐渐在美中关系中形成的建立在美国独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神话。以美国拯救,中国感恩为主要内容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神话帮助界定了美国的国家身份,在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中共的胜利使这一神话破产,使美国人产生强烈的幻灭、沮丧、愤怒等情绪和对背叛者进行惩罚的心理。艾奇逊等人就深受这种独特意识形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试图表明,弥漫在美国社会的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导致承认政策与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对中国的特殊情感相冲突因而缺乏起码的道德合法性,使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决策者艾奇逊面临道德与利益选择的两难,并执行了一项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矛盾,最终导致对新中国的承认未能实现。

从政府到民间:冷战初期狂热的反共主义

二战后美苏崛起为世界的超级强国,整个世界形成两极体系。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两极体系内在地孕育着大国冲突的种子,冷战后的世界本应上演的是传统的地缘争霸游戏。从地缘政治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牵制苏联力量的增长,维持全球均势,这一目标要求把遏制苏联与遏制共产主义分离开来,合理的遏制政策应该是以苏联为对象,而不是以共产主义为对象,美国应该与不受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国家合作以便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后来的尼克松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冷战初期,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提出的遏制战略也主要是以遏制苏联的扩张为目标。但是在1949-1950年间,美国的遏制战略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化:遏制对象从苏联的力量转变为遏制任何地方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扩张,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目标压倒了地缘政治目标,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南。

关于这种转变的原因,历史学家大体上提出两种解释:其一是认为这种倾向产生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党派倾轧,特别是共和党在1948年总统大选中的意外失败使其更加肆无忌惮利用意识形态语言,主要是反共主义辞令攻击民主党的对外政策。关于第一点,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其二是认为它源于杜鲁门政府通过夸大共产主义的“邪恶”和威胁来恐吓美国人的策略和公共关系运动,这一策略的目的是向国会和民众兜售其援助欧洲以遏制苏联的计划。杜鲁门政府的高官们,包括杜鲁门本人在公开的演讲中,不惜使用夸张性的言辞,大肆宣传共产主义的邪恶与威胁,以说服保守的国会以及仍沉迷于孤立主义思想的民众支持美国战后的国际主义政策。最典型的就是杜鲁门在出台杜鲁门主义的咨文中用极端的意识形态语言把世界划分为自由与集权的两极,声称美国的政策就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制武装起来的少数人和外来的压力企图强加给他们的奴役”。[5]杜鲁门在咨文中不是从维持欧洲均势的现实主义角度,而是从捍卫自由的角度来界定美国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利益,鼓励公众以一种极为简单化的观点和模式看待世界,实际上把所有的共产主义都描述为可怕和危险的,美国都应该加以反对,而没有对不同的共产党国家加以区分。正如当时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批评的那样,杜鲁门把具有具体和特定目标和界限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变成了没有界限的“十字军讨伐运动”(crusade)。[6]从杜鲁门演说中一个简单而合理的推理就是,既然共产主义如此之坏,为什么我们只反对欧洲的共产主义,而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听之任之呢?

如果说,杜鲁门主义所高唱的反共主义是出于公共关系考虑,主要是为了争取国会和民众的话,1950年4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NSC68)文件的出台则表明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战略家们的思想中,两极思想和遏制无所不在的共产主义开始主导美国对外战略,美国外交战略从冷战初期凯南的现实主义遏制转向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道德主义遏制。

在冷战初期,美国的对苏政策受到乔治·凯南思想的深刻影响。作为现实主义者,凯南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依赖于美国在世界各种力量之间建立平衡,即依赖于世界的均势。同时,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对美国具有同等重要性,美国对苏联扩张的遏制应该是有选择的。其它国家的国内制度不是美国外交政策应该关注的问题。美国应该坚持“传统的不干涉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不能认为我们天然地有义务采取措施影响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进程”。[7]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厌恶不意味着采取敌视的行动。当1949年底凯南离开政策设计室的时候,其思想对美国遏制战略的影响大大减弱了。1950年4月对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响的NSC68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美国遏制战略的重大转变:其一,NSC68宣称,美国的“根本目标是确保我们建立在个人尊严和价值基础上的自由社会的完整和活力”,因此美国的战略不再是有选择性的若干战略要点,而是遍及全球的。贯穿该文件的是两极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本纲要的成功最终全赖美国政府、美国人民和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意识到冷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的战争”。[8]其二,该文件基本没有涉及如何鼓励和利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分裂以削弱苏联的力量。在凯南原来设计的遏制战略中,是苏联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了美国的安全,美国应该同独立于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合作以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野心。

那么美国在外交中到底是有选择性的承担义务,通过建立均势和平衡苏联的权力来维持美国的安全还是反对任何地方出现的共产主义以捍卫自由世界?杜鲁门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前者,但根据NSC 68的措辞和逻辑,美国的目标应该是后者。文件起草委员会顾问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曾对此询问主要起草人保罗·尼采(Paul Nitze):美国的目标是否是“恢复所有的克里姆林宫受害者的自由”和“让整个世界民主化”。尼采回答说不是,美国仍然要区分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但是尼采又指出:“如果美国的目标仅仅是击退侵略,而不想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么战斗的意志将会减弱。”[9]

传统上,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作为了解国际事务的决策精英更倾向于从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理性地、审慎地估算国家利益和制定外交政策,与国会和公众相比,行政当局应该较少道德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如果连行政部门都如此的话,国会和公众的政策倾向可想而知。

学者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在冷战初期,国会远比行政当局更加强烈地从意识形态角度僵化地看待战后美苏之争,把共产主义视为铁板一块,认为所有共产党都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特别是那些亲蒋派的议员,不管其真实动机是什么,都以强烈的意识形态语言来反对新中国。美国社会也弥漫对共产主义的强烈恐惧,民众舆论普遍相信苏联具有统治整个世界的目标,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中共听从莫斯科的命令。1949年11月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有70%的受访者相信苏联扩大自己的实力是“为了成为整个世界的统治力量”,而只有18%的人相信苏联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卫自己免于在将来的战争中被攻击”。[10]1948年11月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表明,有51%的受访者认为“中共服从莫斯科的命令”,而回答不是的只有10%,并有45%的人认为“发生在中国的战争是对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而回答不是的只有22%。[11]1950年底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后,则有超过80%的被访者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出于苏联的命令。[12]

在1949年下半年到50年代初期正是美国社会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的时期,从政府到民间,从官员到民众,普遍存在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恐惧。大体说来,这一时期美国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包括如下内容:

其一,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与美国自由思想截然对立的一种信仰体系,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被视为本质上“集权”的、反民主的、反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被广泛认为是对美国人最珍视的价值――自由的真正威胁,是对美国立国基础的颠覆。

其二,相信美国与苏联的斗争一场两种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之间你死我活的竞赛,对共产主义的遏制关乎到自由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存亡。在战后初期,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斗争赢得巨大的威望,由于在亚洲和西欧一些国家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在二战中的壮大,也由于苏联工业化的成功增强了苏联模式对第三世界国家选择发展道路的吸引力,美国深切地感受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威胁。

其三,相信共产主义集团是铁板一块的,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们都服从来自莫斯科的指挥,组成一个团结的整体,鼓动世界革命,并企图最终统治整个世界。

其四,相信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同时还与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巨大的实力以及各种宣传、欺骗、操纵和颠覆手段结合在一起,本质上一种不加遏制会自然传播的扩张性的意识形态。美国人的这一信仰成为后来流行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思想基础,即一个国家导向了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它国家也会跟着陷落。因此美国对共产主义必须进行坚定而有效的遏制,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哪怕它很小,导向共产主义。

其五,反共主义在两党乃至整个美国社会具有高度“共识”,在美国陷入越南的泥沼之前,几乎没有人能挑战上述反共主义信仰。

美国的民族主义、关于中美关系的神话以及神话的破产

中国长期以来在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一种特殊的位置。与中国、法国等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国人缺乏共同的血缘和历史经验以及共同的文化心理,美国的国家认同主要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即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美国的这种独特的国家认同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国家凝聚力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敌对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以及美国意识形态对其他国家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以证明这种美国生活方式的普世性和巨大威力。前者表现在美国长期以来通过与专制、压迫、腐败的欧洲的对立来界定其国家身份,后者则表现出美国人相信自己肩负着用美国的文化改造世界的使命。

萨义德(Edward Said)曾言:东方在欧洲(西方)的自我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欧洲正是通过与东方的比较来界定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东方“帮助欧洲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萨义德就此提出欧洲认识东方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他称所谓的东方主义就是“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殊位置来理解东方的一种方式”。[13]这里的东方和欧洲分别置换成中国和美国,东方主义同样适用。中国主要是通过它提供的机会来帮助界定美国的。所谓的机会是指中国有着巨大的人口和悠久的文明,而自近代以来处于衰落之中,其可塑性似乎为美国提供了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中国人的信仰、道德、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机会。还有什么比一个具有古老文明和庞大人口的中国被美国所改造,并在美国的监护下实现现代化更能证明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的巨大威力的呢?自近代以来,中国在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扮演的就是证明美国文化具有普世优越性的角色。中国成为实现美国民族抱负、国家使命和树立美国国家威望的巨大试验场。试验的成功不仅将证明基督教和美国文化的普世性,而且在传播自己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成功也是一个国家大国地位和荣耀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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