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会、中美贸易与中国的对外开放

  在冷战中东西方对峙的形势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是国家政治的工具,一直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对外贸易既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也是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广交会则是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巨大变化,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特别是1972年中美关系初步改善、中美贸易拉开序幕之后,在广交会上,高度垄断的外贸体制悄然变化。即在一贯的政治挂帅和国家意志之外,市场意识开始萌发,成为中国最终抛弃旧体制、迎接新时代的微弱却清晰的前兆,也是中国的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产品由匮乏走向丰富,国力由弱小走向强盛的开端。这一历程折射出中国对自身及外部世界认识的变化,留下了冷战转型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痕迹。

一、统一对外,意识形态为先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平衡项目。进口的是国内经济生产环节中短缺的物品和弥补不足的商品,出口则是为了支付进口而进行创汇。

  1956年11月10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广州举办了首届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1957年4月25日,中国国营进出口企业在广州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自此,每年春秋两季的广交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窗口。广交会最初只是进行商品出口洽谈,从1959年秋季以后开始兼营进口交易。

  1958年,针对当对出现的少数对外贸易对外不一致的“混乱现象”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倾向”,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明文规定:“对外贸易必须严格统一对外,绝不容许有任何不统一现象发生。……只有统一对外,才能有计划完成国家进出口计划并为国家生产建设服务,才能有计划、有组织地同兄弟国家进行贸易协作,才能配合我国和平外交活动,特别是才能同国外资产阶级进行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斗争,在防止和抵制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经济腐蚀或侵袭上体现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1]

  这一文件明确了统一对外的指导方针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国别贸易政策。具体来说包括几个方面:(1)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间的贸易,全部由对外贸易部秉承中央意旨统一办理。除了经过中央批准可以进行边境小额贸易的地区以外,其余各地区、各部门都不得进行对外贸易,亦不得自行催请兄弟国家交货;(2)对兄弟国家的进出口货单,必须经国家计划部门综合平衡,并且经过中央批准,对外贸易部门才可以对外签订协议;(3)坚持进出口审批制度;(4)对资本主义国家非政府间的贸易,凡属垄断性强或大宗的进出口商品,均由对外贸易部所属公司统一对外成交;(5)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同类商品,对外成交价格必须统一;(6)任何地方任何机关未经中央批准,不得命令银行动用国家外汇,向外开证;(7)各口岸邀请外商来华谈判或派人出国进行贸易活动,必经事先报对外贸易部批准,由对外贸易部统一组织进行;(8)除对外贸易所属各公司和各口岸对外贸易机构外,任何地方机构不许做进出口买卖。这里所指的兄弟国家主要是指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和亚非拉友好国家,完全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出发的人为划线,不是经济活动的准则。从建国初期到六十年代,这种高度统一,严格控制的情况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在不断强化。

  1965年,国务院批转对外贸易部1965年全国外贸工作会议纪要,强调外贸部门“既是经济部门,又是外事部门,……在一切工作中做到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挂帅,中央政策挂帅,统一对外。”外贸部门要“坚决贯彻执行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和国别贸易政策,支持坚持马列主义的兄弟国家,支持亚非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开展对第二中间地带的工作,密切配合外交活动,加强反帝反修斗争。”[2]由此可见,外贸完全是政治和外交的配角。

  在政治主宰一切的时期,虽然随着生产发展,货源有所增多,要求扩大出口,但困难不少,那就是:“货源虽多,市场不好”,或“虽有市场,货不对路”。因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闭门造车,完全不了解世界市场的行情,又没有畅通的销售途径。一年两届的广交会成交额占了外贸公司全年出口任务的2/3,因此,广交会对各进出口总公司完成全年任务具有决定意义。当时的解决办法是:狠抓统一,反复教育,发扬互谅互让风格,统一运用资源,如用广东的畅销茶带动上海的滞销茶。提倡“三交底”:互交货单家底,互交客户安排和准备成交数量底,互交品质价格的底。“五统一”:统一运用资源,统一安排客户,统一调配干部力量;统一作战布置,统一看法。还强调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重申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生命线,是全盘工作的基础。[3]

  虽然在对外贸易中一直是政治优先,但这个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尚能基本维持国家对外汇的有限需求,直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才使最基本的对外贸易活动几乎无法正常进行。

二、政治挂帅,登峰造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行各业逐渐受到冲击。1967年的春季广交会受到了文革的直接影响。4月初,有汇报说广州的情况紧张,军管会难以控制,很可能使广交会无法在4月15日开幕。为了不使广交会中断,4月14日清晨,周恩来乘专机从北京飞到广州,安排1967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并与各山头的造反派见面,说服他们顾全大局,从而保证了广交会如期开幕。[4]

  广交会虽然如期举行了,但是这届广交会的政治气氛极其浓厚,强调“交易会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人人都要成为既是交易员又是毛泽东思想红色宣传员。……特别要大张旗鼓宣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段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国际意义,从而扩大国际反美反修统一战线。”要区别对待客户,“凡在政治上靠拢我们的客户,要支持、鼓励,对表现不好的客户要进行教育。”[5] 这样就把经济贸易活动的场所,变成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在进行商务洽谈前后,广交会要组织参加者就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交换意见、读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等,参观访问的目的也是要加深对文革的认识。

  1967年的秋季广交会开幕前夕,周恩来又再次直接干预。9月13日,广州两大造反派冲占军区大院,周恩来对他们的行为“大为震怒”,立即召见其在北京的代表,强调必须尽快恢复秩序,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并指示:“广州的交易会不能停开。”[6]广交会总算是顺利开幕了,但政治活动比以往更多,甚至在商业谈判中双方都总要手持毛主席语录。甚至“据说有些日本商人故意把语录本弄脏,看起来是经常读过的,好赢得中方的好感。”[7]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达到高潮的1968-1969年,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被当作是广交会的主要任务。而且强调广交会“是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前哨阵地,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因此参加交易会的人员必须是政治上可靠的。”[8] 在这种情况下,各交易团纷纷大搞政治活动,如土产交易团在开幕前、交易会中和闭幕后,举办了三期学习班。每天开展早请示、晚汇报和天天读。进行了大规模对外宣传活动,共召开中外来宾座谈会72次,走访56次,文娱演出4场,参观展馆22次。还对客户摸底调查,之后对客户分类排队,区别对待,确立重点宣传对象,进行重点宣传。[9] 广交会的经济活动几乎完全被政治狂热所掩埋。

  对外贸易部政治部专门编印了1969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工作方案,要求组织参加交易会人员学习,并制定具体的宣传文稿,它强调:“交易会是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参加交易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把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首要任务。”对外宣传的内容则包括:(1)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2)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3)宣传我国人民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4)揭露美帝、苏修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宣传形式上要“三突出”,即突出毛主席光辉形象、突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斗争路线,和“三显示”,即显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显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显示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的作用。具体做法包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演出样板戏,统一订制赠送外宾的毛主席像章等。[10]

  由于文革的干扰,1968年秋季广交会的成交额显著下降。因此,1969年的广交会提出要对“国内外阶级敌人造谣言说我们文革后没有东西了”而“贬低我文革的伟大意义”做出回应,即在1969年春季广交会上提出,改革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贸易的做法,虽然仍然强调统一对外,同一商品必须由一个交易团或总公司实行对外统一经营、统一报价、统一谈判、统一成交,统一对外签订合同,但对于价格的高低可以对根据不同商品、不同市场定价,并允许给予中间商大约5%的佣金。[11]这是广交会首次进行有限的改革。

  1969-1970年是冷战转折的关键年份,中苏关系跌至低谷,中美关系微妙复苏,但这些还未直接反映到经济领域。1970年的春季广交会在政治上仍然强调三突出,三显示。在对外政策上,1970年4月19日,周恩来在会见松村谦三等人时明确地提出了中日贸易四原则,即中国不与以下几种企业进行贸易:一是帮助台湾、南朝鲜的企业;二是向台湾、南朝鲜的企业大量投资的企业;三是为美国侵略越南、柬埔寨、老挝提供武器的企业;四是日本在美国的美日合资企业。[12]总之,政治和外交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但与此同时,恢复因为文革而破坏的经济秩序也是周恩来的努力方向。4月26日,周恩来审查第27届广交会展馆方案,并做了“外贸要促生产、促内贸,促生产、使用、科研相结合”的重要指示。[13]可以说,从这时起,中国的形势开始悄然变化。

三、抓住机遇,力求变革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中苏分裂之前,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占了整个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但是,到70年代初,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4,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外贸的角度看,已经没有了冷战初期的营垒分明。对此,1971年3月,对外贸易部召开了全国外贸对资出口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贸易的若干具体政策和做法》,强调“对外贸易是对外战线的重要方面,必须紧密配合外交活动和外交斗争,为我国的对外政策服务”,仍然是把对外贸易与国际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如对亚非拉地区的出口,关系到同民族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往来,促进他们独立的民族经济,增强反帝力量的团结,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因此要按照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必要时加以照顾的原则。对港澳地区的供应,是支援港澳同胞,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是换取自由外汇,支援国内建设和世界革命的需要,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的出口,有利于扩大我国的政治影响,团结那里的人民,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有利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利于换取重要物资,加强国防、三线建设,促进工农业生产。所以,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平等互利,紧密配合外交活动和外交斗争,有区别地同他们进行贸易,有计划地出口。[14]

  相对于1969年8月对外贸易部《关于对资本主义国家(地区)出口贸易做法的试行规定》,这个文件主要是明确了出口商品应按国际市场价格作价的原则,对于收汇问题,提出在注意安全收汇的前提下,可以灵活处理,对于出口商品的品种、规格、花色等也有一些修改。具体措施中还是强调“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但提出要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抓革命,促生产,继续搞好斗、批、改。这是继1969年春季广交会上提出改革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贸易的做法之后的又一次改革。这些都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分不开,他在文革的不利形势下件艰难地进行着有限的突破。1971年6月,周恩来在接见出版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专门谈到工艺品出口的问题。他说,风景图片不能算“四旧”;石头刻图章是废物利用;假古董明明白白的卖给外商可以收外汇,用来支援世界革命,有什么不好?[15]周恩来在这段时期千方百计地促进对外贸易,可谓用心良苦。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即将访华,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对各国的经贸人士更是一个极大的震动,纷纷向中国做出发展贸易的表示。如日本各大企业纷纷宣布接受中国的中日贸易四原则,其中包括了“过去一直比较消极的丰田公司。”日本经济界上层及大型企业也相继组团访华。[16]

  在中国方面,1971年8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外贸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由李先念副总理直接领导召开的,会前,周恩来和李先念都多次做重要指示,7月26日周恩来同李先念谈到外贸问题时说:“现在一年才进出口四十多亿美元,太不像话了,请先念、秋里同志抓一抓。” [17]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正式开启了中美之间的新关系。在这之后,许多国家加强利用香港,对中国进行观察和接触。美国也利用中美会谈后的形势在香港增设研究机构,收集研究中国的情况,并积极开展同中国驻港机构的联系,几十家美商来到香港探询对华贸易。当时在港美资企业超过五百家,也都在加强机构,增加人员,扩大建筑,90%希望同中国做生意。他们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参加广交会。对此,对外贸易部于1972年3月专门发了一份关于中美贸易的文件,将中央为中美贸易确定的原则下发给业务部门。总的原则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对美国的贸易。”要求步子不要一下子迈得太大,要根据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来定,出口可以广泛一些,进口则“应从严掌握。”还决定邀请30-40名美商参加这年的春交会。优先选择那些对中国态度友好,一贯主张开展中美贸易并为此作过努力,有买卖可做的进口商,适当考虑包括垄断集团的代表和能为中国引进先进技术的出口商。同时也提出,原则上可以同第三国的美资公司和美国子公司做贸易。不过,所有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暂时一律由总公司统一掌握,统一对外成交合同。[18]

  1972年的春交会的指导方针,是贯彻落实周恩来总理关于外贸要促生产、促内贸、促科研的重要指示,落实“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因此出现了难得的好势头,文革气氛淡了许多,把外贸工作一方面为革命多创汇,另一方面是通过外贸活动,促进与各国革命人民之间的友谊放在了突出位置。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比较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这一届广交会上客商人数空前,但货源不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矛盾。接待方面一些人态度简单、生硬、甚至粗鲁,使一些客商很失望。

  除了在邀请客户方面增加了邀请美国商人和美国在第三国的商人外,又有一项新的改革,即对亚非拉国家国营公司代表或官方人士参加广交会的费用,由过去全包改为原则上自理。如对方确有国难,从政治上,业务上考虑有必要者,其在中国国内的费用可由中方负担,个别需由中方负担单程或往返机票者,应报批准。[19]这也是在走向与国际惯例接轨。

四、中美贸易,缓缓起步

  1972年春季广交会上,第一次邀请了30多户美国客商参加广交会,人数虽然不多、且大多数是以调查、试探和建立关系的目的而来的,但直接出口成交400多万美元,比较大宗的商品是生丝、棉胚布、服装、地毯、烟花炮竹、香料油、冻对虾、锑、锡以及工艺品,初步开始了中美贸易。中美贸易的中断是冷战造成的,中美贸易的恢复实际上就是对冷战格局的极大冲击,并标志着冷战格局的巨大变化,甚至可以说,冷战从经济的意义上已经基本结束了。

  从这次中美直接贸易的情况看,中美贸易中断了二十多年,双方的隔阂较深,彼此的了解需要一个过程。美国的歧视性关税是当时中美贸易的主要障碍之一,但中国方面也有供货品种少,数量少的问题,对美国市场上所需商品的品质、规格、花色、包装、标识等很多问题也都缺乏了解。暴露出中国的业务人员业务水平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不仅对美国贸易缺乏知识,有的人对于一般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也很贫乏。中国商品的商标装潢存在着混乱现象,不适应市场的要求。换句话说,开展中美贸易,要求双方增进了解,也因此必须从各自的内部出发,采取措施,去适应新的形势。1972年5月31日,经外贸部报请国务院同意,在广州扩建交易会展馆。扩建面积近十万平方米,比原展馆大五倍多。这就是一个适应新形势的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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