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开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且与苏联结成同盟,极大地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力量。从此一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的最终破裂,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自然成为美国对外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主要依据已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主要是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文件),对此问题作一些分析,以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决策的某些特点。

  由于这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一个研究题目,涉及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当政时期,出于叙述方便的考虑,本文下面从三个阶段来分析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粗线条的,不可能很精确。

从中苏同盟的形成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

  这是第一个阶段,前后持续仅有几个月的时间。然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因为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估价已经在这个时期形成,它是美国政府在很长时期内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或主要依据。

  中苏同盟始于何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作者以为,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中苏同盟始于1950年2月中苏缔结同盟条约。也就是说,本文把中苏同盟条约的缔结视为中苏同盟形成的标志。

  1950年2月,中苏缔结友好互助条约之后,中苏结成盟友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现实。从此,针对如何判断中苏同盟关系的性质,特别是中苏同盟关系是否与苏联同东欧“卫星国”关系的性质一样,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且形成了基本的估价。

  美国政府密切关注毛泽东访苏和中苏缔结同盟条约这个重大事件,并对此进行分析。1949年12月,毛泽东开始对苏联进行访问,这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驻苏联使馆、驻中国上海、天津和北平领事馆等等机构或政府谋士不断向国务院发送报告,对此事件进行分析。美国驻苏大使柯克(Kirk)1949年12月21日在给国务卿的一封电报中特别报告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火车站的讲演。柯克指出,毛泽东的讲话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来到莫斯科的,旨在把一个大国人民的祝愿转答给另外一个大国的人民。这给莫斯科的西方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留下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愿意象其东欧的同党一样使自己的国家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毛泽东没有象东欧卫星国领导人通常所做的那样向莫斯科表示顺从。1949年12月23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拉布(Clubb)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民族主义者,他在同斯大林的谈判中会努力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同时他也指出,毛泽东不太可能象铁托一样挑战莫斯科。1950年1月1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乔治•凯南分析毛泽东在莫斯科作长时间逗留的可能原因有三:第一,谈判进展得很慢。第二,谈判内容太多,话题太广。第三,毛泽东被扣在莫斯科,表明“列车不在轨道上面”,毛泽东在国内的地位受到损害。他认为,这三种可能性都存在。当年2月初,凯南在一次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在苏联逗留时间之长是异乎寻常的,过去莫斯科同其“仆从”的谈判从未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这表明,中苏之间的关系就象一次难以解除的“不幸福的婚姻”。也就是说,凯南从毛泽东在苏联逗留时间过长这个事实推论中苏关系存在着问题。在中苏正式缔结同盟条约之后,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立即对此作了分析。1950年4月25日,美国驻苏联使馆的一封电文着重分析了中苏同盟。它指出,由于中国辽阔的国土、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军事潜力,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是“继十月革命之后最大的事件”,克里姆林宫因此感到高兴。而1950年2月14日缔结的中苏同盟条约则使得新中国加入了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苏联因而把中国“梆到”反对日本及其盟友的军事条约中去,它可以使用中国的机场和港口,如果必要的话,苏联红军可以在中国的沿海或内陆的战略要地驻扎,从而满足苏联的安全需要。同时,这个电文也指出,中国的地位同东欧国家很不一样,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倾向可能得到发展。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中苏关系也持类似的态度。他在1949年10月和1950年3月的内部会议上都强调,民族主义力量是强大的,莫斯科和中国的最基本的目标是相对立的,中苏冲突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基本估价是:中苏结盟增强了苏联的力量,使得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中国同东欧“卫星国”很不一样,其强烈的民族主义,使得它对莫斯科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虽然中苏结盟,但是中国不是莫斯科的“卫星国”,只是其“小伙伴”或“小盟友”。实际上,美国政府人士在谈到中苏同盟时,很少使用“卫星国”(satellite)的提法,更多地使用诸如“小盟友”(juniorally)或者“小伙伴”(juniorpartner)的提法。美国政府至少在内部文件中不把中苏同盟视为是“铁板一块”或“坚如磐石”的。这实际上是当时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基本判断。

  美国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往往是美国人把中国与南斯拉夫的类比的结果。许多美国政府的报告指出,中国同南斯拉夫一样,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权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中国内部迟早会出现“铁托主义”的倾向,与苏联闹独立。但是在西方阵营中,也有不同的看法。如1949年4月英国驻美国使馆一份文件指出,中共十分正统、自信、成熟,其组织完善,“没有铁托主义的迹象”。

  中苏结成同盟,极大地增强了苏联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力量,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并且曾经努力避免发生的事件,因为它显然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悖。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似乎对中苏同盟采取了冷静观望的态度,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士提出了不少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的主张或建议,企图赢得中国的好感,以促成中共内部所谓的“铁托主义”倾向的发展,从而分裂中苏关系。

  首先,美国政府内部还在考虑承认中国的可能性。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以及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缔结同盟条约,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承认新中国的念头。比如,1950年1月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PS)还在讨论是否承认中国。当天PPS第一次会议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讨论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与弊。另外,1950年2月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康瑙吉(McConaughy)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也认为美国应当“承认中国”。又如,1950年6月9日,迪安•腊斯克提出,中国的形势尚不明朗,美国在目前不应当明确表明支持新中国或台湾政权,但是要继续同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关于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他认为这应由联合国大会简单多数表决通过。虽然这并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继续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但是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灵活和观望的态度却是显而易见。也就说,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中不少人仍然把新中国看作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希望把中国拉出苏联集团。

  其次,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表示无疑介入中国的内战,暗示美国不会阻止中国解放台湾。1949年11月,艾奇逊对顾维钧明确表示:“台湾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是无法防守的。一般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中,考虑大西洋的安全优于考虑太平洋的安全。”1950年1月5日,即毛泽东访苏期间,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不介入中国内战,对台湾没有任何企图,今后继续向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但不提供军援或军事建议。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美国不会干涉。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他提出了美国在亚洲的“环形防御带”,而台湾没有包括在其中。

  最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其它离间中苏关系的措施。其中包括上述艾奇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艾奇逊故意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此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西方新闻媒介曾传出中苏存在矛盾以及毛泽东被“软禁”的消息,艾奇逊的讲话显然有挑拨中苏关系的目的。事实上,艾奇逊1950年1月25日给美国驻法国大使的绝密电报中指示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利用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散布有关毛泽东访苏及其表现出来的中苏矛盾的消息,离间两国间的关系。苏联政府对艾奇逊的讲话十分关注,建议苏、蒙、中同时发表一项官方声明,回击艾奇逊的挑衅。毛泽东很快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严厉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旨在消除苏联对新中国的不信任。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对毛泽东未发表“官方正式声明”而感到不快。虽然中苏同盟条约最后顺利得到签署,美国挑拨两国关系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

  从朝鲜战争爆发到五十年代中期

  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是东西方冷战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这场战争对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认识和反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从朝鲜战争爆发到五十年代中期,虽然中苏之间的潜在矛盾依然存在,但是从整体上说,这个时期的中苏同盟得到加强,两国之间在朝鲜战争、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密切合作。这不能不影响到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总的来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认为,从长远来看,中苏之间会有矛盾,但是在可见的未来,中苏紧密关系会继续小去,不会有严重分歧。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使得美国对中苏同盟前景的认识更为悲观,对中国内部产生“铁托主义”倾向的信心显然不如从前。1950年11月15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亚洲的中国和蒙古很可能将继续同苏联结盟,如果苏联同西方强国之间爆发战争,共产党中国“不可能不向苏联提供设施和资源”,因为1950年缔结的中苏条约要求缔约一方在受到日本或日本盟友进攻的情况下,对方应提供援助。1951年4月25日,美国驻苏联使馆的一封长电文指出,在今后一年内,中苏之间不会发生严重的分歧(importantrift),相反,一系列事态的出现,特别是中国加入朝鲜战争,与联合国为敌,会增强双方的关系。1951年6月8日,美国国务院情报官员马歇尔(C.B.Marshall)在致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保罗•尼采的备忘录中指出,“目前莫斯科对中国的控制大大增强”。1951年9月24日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对中苏关系的前途作如下分析:“虽然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矛盾今后可能发展,而且从长远的角度上看,存在着双方产生重点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在未来两年内发生严重分裂似乎不大可能。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共同的对西方的敌视态度以及担心日本的重新崛起,可能会促使它们至少在短期内保持紧密的关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一段话最能代表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关系认识的某些变化。艾奇逊1952年初对丘吉尔说,在朝鲜战争之前,中苏分裂似乎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使这个希望看来十分遥远,目前不可能实现。我不认为在我们现在可能关心的任何一段时间里,有可能在这两个共产党集团之间造成分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美国政府仍然坚持中国不是苏联“卫星国”的立场。例如1953年6月16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对中苏同盟的性质作如下分析:“共产党中国已经承认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它看上去更象一个盟友,而不是卫星国”。文件还指出,“中苏关系可能因为如下问题而紧张起来:苏联经济援助水平、苏联对共产党中国在军事上的许诺、中苏边界分歧以及确定毛在亚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等等。然而,我们相信,苏联新领导会谨慎地处理同毛的关系,除非苏联政权的稳定性受到严重的削弱,北平和莫斯科之间的分裂在本报告估计的期限内不可能发生”。

  换句话说,朝鲜战争以后到五十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对于中苏同盟能够存在多久则有不同的认识,总的来看,认为中苏同盟在可见的将来不太可能破裂的意见占了上风。1953年8月11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对中苏关系的估计同前面提到的1953年6月16日的报告基本类似。这份报告说:“共产党中国同苏联的关系表现为,前者是后者的盟友而非卫星国。这种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及至少是暂时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它不受莫斯科领导人变更的影响。然而我们相信,毛泽东会不断利用这个机会,追求共产党中国自身的利益,这可能损害苏联在该地区的权威。中国对苏联的经济和军事依赖将继续限制中国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但是朝鲜战争的停止将减轻中国对苏联的此种依赖。”

  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特别是其情报部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苏关系的现状,分析中苏同盟的性质。由于美国在中国没有驻外机构,它只能通过第三方或其他间接手段了解中苏关系。美国通过离境的英国人了解中国的情况,包括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态度。1952年初,一位在中国居住约30年的英国医生离境赴新加坡。美国驻新加坡领事于当年3月21日向国务院汇报这位英国人对中国状况的描述。在谈到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态度时,这位先生说:“俄国人似乎在中国人中已经失宠。其中一个原因是共产党人向民众灌输敌视外国人的思想,而俄国人正属于外国人之列。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觉得俄国没有在朝鲜战争中象联合国支持南朝鲜那样支持中国,从而让中国遭受损失。一些公开的迹象表明,俄国在华北的影响正在减弱,中国人在许多场合表示出对俄国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不满情绪。最近在天津举办的一个工业展览会上,由于中国威胁要抵制这个展览会,所以一个斯大林巨幅画像被撤掉,只剩下毛泽东的画像。过去在学校里,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并排,现在只挂毛泽东的画像。在天津已经见不到中国政府机构中的苏联顾问了。”1953年1月19日,美国驻巴基斯坦拉合尔领事给国务院发回一封电报,报告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对中苏关系的认识。巴基斯坦大使在同这位美国外交官的谈话中指出,他“觉得中国会摆脱俄国人的控制,但是她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依靠。”他还认为,“中国人并不喜欢朝鲜战争,但是俄国希望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原因很简单,即:如果中国人死的越多,那么中国成为一流强国并威胁俄国的机会就越少。同样地,美国人死得越多,那么对美国来说越好。因此,为什么俄国要急于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呢?”美国政府官员也努力通过张国焘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包括中苏关系。1950年11月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罗伯特•诺思采访了张国焘。11月15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詹姆斯•威尔金森给国务院报告这次采访,并附采访记录。张国焘主要谈毛泽东几次被排挤以及张同他的分歧,也谈了中苏关系。关于中苏关系,张国焘作了如下的分析:“张相信,毛想同莫斯科和斯大林友好,但是毛要成为唯一同莫斯科打交道的人。目前,毛同莫斯科的分歧微不足道,但它随着时间的流失必将扩大。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莫斯科控制不了毛。……过去俄国人同中共多次发生矛盾,主要原因是莫斯科总是把某个政策的失败归结于某个或某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三次被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八次受到(党内)警告。莫斯科从不亲自出面,而是支持中共内部的某个反对派。莫斯科总是倾向于把中国人看成是半生不熟的共产主义者。”1951年1月31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华尔特•P•麦康瑙吉向国务院报告《纽约时报》记者亨利•利伯曼对张国焘的采访。这次采访的主要内容是中苏关系,包括中苏两党关系史。张国焘在采访中强调,“中共不总是苏联的工具,它有独立性。否则的话,它就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这么一种力量”。1953年夏至1954年初,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官员又多次采访张国焘,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情况,包括他们对苏联和中苏同盟的态度。张国焘认为周恩来属“亲苏派”,受斯大林的“赏识”,而刘少奇则属于中共里的“右翼”,比较实际,反对同苏联的关系过于密切。

  虽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性质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由于认为中苏分裂只能寄希望于长远的未来,美国政府不再热衷于拉中国以离间中苏关系,更多地采取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以压力促进中苏之间的矛盾。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完全放弃了承认新中国的念头,全力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包括以武力威胁阻止中国解放台湾。虽然在朝鲜战争期间也曾经有人提出以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来利用中苏矛盾,但是美国政府断然加以拒绝。1950年8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可以促进中苏矛盾的发展。贝文指出:“我不是说我们可以让中苏关系疏远,我也不主张我们应当努力这么做。因为假如中苏之间出现裂缝的话,它必须是在中国内部培育起来的。然而,我们应当想一想,倘若南斯拉夫无望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以及它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的话,铁托会同莫斯科闹分裂吗?如果中国继续被排挤在联合国之外、西方继续对她采取敌视的态度,即使到了中国想同莫斯科脑独立的时候,中国也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保持与莫斯科的联盟。”在美国政府中也有人持这种主张,乔治•凯南就是其代表。1950年7、8月间,凯南向国务卿艾奇逊提议,美国把朝鲜问题与日本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联系起来,同苏联就结束朝鲜战争进行谈判。按照他的计划,美国可以考虑以日本的中立化和非军事化、台湾中立化、美国不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促使法国从印度支那体面撤退为条件,换取苏联同意结束朝鲜战争和由联合国决定朝鲜的未来,等等。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但是这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