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之间的民族主义碰撞

  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对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和起源,及其对共同生存的土地的共同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意识形态。近代以来,以国家的形式,通过实现领土和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确保本民族不受其他民族侵害,保持自身的特点和创造能力,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基本政治诉求与理想。而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行径与扩张行为,尤其对激发落后国家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强烈的作用。整个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觉醒,明显地成了世界进步潮流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国革命自其开始以来,所追求的直接目标就是摆脱屈辱的半殖地地位,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从未轻易否认过自己的民族主义使命。只不过,基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更习惯于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略做修饰,称之为“无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或“广义的民族主义”等等。而他们从来就相信:在落后的被压迫民族当中,民族主义“正发展着进步的、革命的旗帜的作用”。只有首先实现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才有谈到这些民族中阶级解放的可能。[1]仅仅是由于1948年斯大林给不驯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扣上“反动的民族主义”的帽子,将其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中共中央才被迫与“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划清界限。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人们头脑中的民族主义目标及其情感,并不会因为用词的改变而自动消失。争取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乃至基于共同的民族情感,坚持自己民族和国家权益的种种努力,说到底都是民族主义的反映与表现。

  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中国的学术界已经逐渐开始正视民族主义自近代以来的历史作用及其现实影响。但严格来说,在今天的各种讨论中,对现实的民族主义影响的讨论远远多于对历史的讨论。事实上,还在新中国建国前后,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围绕着如何理解各自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就存在着相当明显的民族主义碰撞。1949年6月30日,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在其中直言告诫那些寄希望于同英美搞好关系,取得援助的人士:现时的英美政府都是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是不会给我们以援助的。孙中山一生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毫无所获。“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2]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之后,他很快就前往苏联去寻找“友谊的援助”去了。1950年2月14日,经过长达将近两个月的访问和谈判,双方签订了一个标志着两国关系走向历史新阶段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多年之后,中国人吃惊地发现,在欢呼声中结束的这一寻求“友谊”的过程,其实并不顺利。不仅斯大林开始根本不同意签订新约,就是闯过这关以后,中方想让苏联放弃它过去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的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也还是不得不与之讨价还价。最终,苏联到底没有同意毛泽东收回外蒙主权的要求,到底没有痛痛快快地交还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甚至还通过秘密的或公开的方式-用毛泽东的话说-硬在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3]

  对于1950年的中苏条约谈判,当今学术界的评价应当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分歧。至少,中外学者大都注意到了谈判的艰难曲折和中苏结盟本身所带给新中国的巨大利益。[4]但是,仅仅满足于根据我们已经发现的历史文献,说明事实的经过和莫斯科斤斤计较自身利益的真相,或者仅仅满足于根据事实的结果,分析探讨其实际的历史价值和影响,显然还是不够的。因为,大凡中国学者都能理解,莫斯科的经历,对于刚刚兴高彩烈地公开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并斩钉截铁地宣布与帝国主义决裂,只向苏联一方去寻找“真正的友谊”[5]的毛泽东等人来说,在民族情感上难免会造成某种伤害。而这种伤害,势必会加剧双方原本就存在的隔阂与猜疑。从毛泽东50年代中期反复谈论他在这次访问中所受到伤害的情况,以及他所表现的不满程度,我们几乎不难想象此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发展的可能趋向。但问题是,历经惊涛骇浪,且早就熟悉莫斯科行为方式的毛泽东等人,何以如此容易受到伤害,而如此之大的感情伤害又是怎样造成的,这还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反帝心理的强烈蒸发

  所谓民族主义,本质上不过是对特定的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它所赖以产生的土地的一种情感认同。阶级出身和政治信仰的差别,并不足以左右人们这种自然情感的有无与强弱。这是因为,近代工业化的出现,统一市场的形成,导致了近代国家关系的确立,文化的认同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连系社会人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天然纽带。[6]而越是受侵略和欺凌的民族,其精菁分子越是容易感觉屈辱和受排斥,内心中的这种民族归属感往往越强。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运动中以救亡图存为基本诉求的激进分子的政治结晶,自不例外。它历来高倡反帝革命,相当程度上即是受其内在的这种民族主义要求所驱使。只不过,作为一个强调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马列主义的政党,它的意识形态要求它不能不更多地注意使民族问题服从于世界范围的总的阶级斗争的形势需要。而尤为重要的是,从推翻执政的国民党的现实需要出发,它更不得不处处与国民党政府立于相反地位。其民族主义的立场和现实政策之间时或会呈现出某种矛盾性,也难以避免。[7]

  但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区隔的表现物,它明显具有雪球效应、热胀冷缩和压力越大,反作用力越强等多重特性。换言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革命的民族主义必然会随着革命舆论宣传的不断升温而日益膨胀,并会因感受到外部的持续挤压而渐趋激进。而中共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当它开始接近全国政权,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它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代言人地位,不能继续扮演反对派和在野党之后,它自身的民族情感必然要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而变得较过去亢奋许多。尤其是在毛泽东这样一类极具个性的领导人身上,我们更容易看到这种情况变化发展的痕迹。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逐渐改变对美英等国的态度,以致走到在外交上拒绝发展关系的地步,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情况。

  毛泽东重新把英美视同“帝国主义”,并对其野心抱以警惕,最初始于欧洲战后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被登陆英军所缴械,紧接着又受到美国公开“扶蒋压共”政策,盟军于日本投降后公然发布不许中共军队参加授降和接收的禁令的刺激。[8]以后的事实进一步显示,美国是站在蒋介石国民党一边的。因此,视“美蒋”为一体,并将其列为自己的革命对象,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但是,即使毛泽东相信共产党已经完全具备了“打倒蒋介石”的力量,由于考虑到还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夺取政权,他这时对处理同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也还是保持着相当谨慎的心态。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其1948年制定的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其中很明确地规定:“我们目前对于这些外国侨民所办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机关,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地还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的政策。对于外国侨民及其国家代表机关,一般地应采取保护政策。”[9]当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中共中央于当天发给东北局的电报指示当中也还是很明确地要求妥予保护,并且取消了原来关于外国银行必须暂停营业,接受审查的规定,同意只要各银行报告其营业方针及状况后,即可取得营业的合法手续。[10]其基本的精神,明显地还是愿意与这些国家和平发展外交和经贸方面的关系。

  但是,随着毛泽东于11月11日兴奋地发出再有一年左右即可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指示[11]之后,其对美英等国的态度就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在处理沈阳美、英、法领事馆的问题上,中共中央的态度几乎很快地变得强硬了起来。其随后查封领事馆电台、软禁各国外交人员的作法,固然与苏联方面的要求有关[12],同时也反映出其内心对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开始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即既担心与英美将来不免一战,希望平和处理与英美的关系,又顾虑一旦与它们发生关系,很可能会便利它们从内部破坏新生的革命政权。由于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抱以无限的喜爱和期待,毛泽东自然会对来自帝国主义的威胁由衷地感到担心。在1949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上。他一面说不要太过肯定美国会出兵干涉中国革命,一面又说我们还是要准备以后他们和我们打;一面强调对美力量估计过高是不对的,恐美是错误的,一面又断定美国对华政策根本上都是反对共产党,或者帮国民党打我们,或者通过某些右派从我们内部破坏我们。就是它们将来准备承认我们,也是要在我们内部建立情报,与我们作斗争。因此,他反复考虑之后的结论是:“不忙与美英帝国主义建立关系,不论是我们承认他们,还是他们承认我们”。[13]

  不与美英建立外交关系,是否就是避免干涉的最好出路?特别是面对一个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外交上采取最彻底最激烈的政策,一举成就民族革命的全部理想,是否有利?在将近两周后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党内也还存在着希望稳健处理涉外问题,避免采取激进作法的倾向。指示明确主张对英美应依据现实可能,采取灵活态度,对许多问题,包括涉及到民族独立根本大计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问题,也不宜急于毕其功于一役。指示称:“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14]

  1月19日周恩来起草的这项外交工作指示,不仅曾经毛泽东过目,而且毛还做了补充和修改。这足以显示毛对指示的原则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赞同的。但理论上这一原则固然不错,实际上毛内心却并不看好这种可能性。3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当天的报告中就再度重申了不急于同美英建交的立场。不仅如此,毛还一反外交工作指示的精神,强硬地提出了要清除外国帝国主义在华一切影响,实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政策。他明确宣布说:“过去在延安时期,我们对他们采取了软的态度,什么都可来,现在就不能再采取这样的政策了。”他不仅再度主张不要急于让帝国主义承认新政权,而且改变了几个月前对外国在华资本的态度[15],提出必须逐步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全部干净地搞掉。说“经过一二年后,待中国的问题解决了,全部解放了,学会了管理城市,站稳了脚跟,把问题弄清了,有那么一天,我们将帝国主义的全部企业予以没收,采取一个办法,再说承认的话。”之所以一定要采取这种激烈的作法,按照毛泽东的解释是:因为“我们的革命,主要的带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什么唐山煤矿、协和医院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安在中国的钉子。目前所以暂时未动,只是策略上的需要,避免“打唐山之草,惊上海之蛇”而已。以后都必须扫除干净。因为,我们“要防止孙行者钻进牛魔王的肚子,孙行者即美帝是也。”[16]

  在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压之后,许多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中国人,几乎本能地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私人在中国投资、设厂、经商、传教、办学校以及从事慈善事业等行为,乃至把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都统统与帝国主义阴谋划上了等号。一向坚持彻底的反帝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抱有更深的疑惧,不惜暂时关闭大门,以便通过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影响的办法,一举实现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自不难理解。但是,对于即将走向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其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感,不仅要求实现民族独立,而且也渴望获得民族平等。能够取得美英等列强的正式外交承认与能够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实际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能够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意味着达成了前人所没有达成的民族独立的革命目标。而取得美英等列强的外交承认,则意味着彻底改写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实现了无数志士仁人追求了近百年的民族平等的愿望。因此,可以想象,毛泽东并非不想看到美英等国的外交承认。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相信:无论是为实现民族独立,还是为进行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都不能不坚持反帝的立场。既然如此,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当然不可能轻易接受自己的政权。与其在目前明明得不到美英承认却降格以求,或可以得到承认却不得不被迫束缚自己的手脚,在他看来,不如暂时不与帝国主义国家发展外交关系,以便于新政府可以不受约束清除国内一切外国势力与影响,首先达成民族独立的目标,等到自己巩固了、强大了,再来解决外交问题,迫使帝国主义平等地对待自己。[17]

  既高度警觉帝国主义的破坏阴谋,又希望看到一举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双重目标,这种复杂心态导致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对美英政策问题上多少有些踌躇。这时斯大林派驻毛身边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即清楚地感觉到中共领导人的这种矛盾心理。[18]在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暗送秋波[19]和莫斯科发出相应的劝告之后,毛坚决拒绝争取美国承认的态度也明显地有所改变。这里,斯大林4月来电显然给了毛某种鼓励。电报声称:鉴于美国正在设法分裂中国,“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应当拒绝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官方关系,如果这些国家正式放弃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话。”同样,只要不会限制国家主权和伤害民族工业,“你们不应当拒绝在一定条件下向外国借债和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甚至,斯大林还告诉毛泽东应学会使用外交手腕,比如:可以“将日本、法国乃至英国的财产收归国有,对美国财产则需取谨慎政策,以使美国人感到自己的利益会受到‘共产党’新政权的照顾,”产生错觉而愿意与中共发生关系,等等。[20]据此,毛泽东很快向美英等国发出了善意的外交讯息,宣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只要它“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21]随后,中共中央即指示其驻南京的代表黄华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接触。

  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既不愿承诺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又极力想要干预新政权的组成及其政策。[22]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存在民族平等。美国必欲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态度,再度给了他以强烈的刺激,并进一步验证了他前此对帝国主义绝不肯轻易承认新政权的种种判断。毛因此很快回到年初的立场上来,其态度甚至表现得更加激进。6月30日,毛公开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明白宣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将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他对美英已经丝毫不抱幻想,决心对抗到底。原来是说一二年之内不与美英谈承认的问题,现在变成究竟多长时间还要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帝国主义,就象对景阳冈上吃人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不要抱有任何幻想[23]。

  随着美国政府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把在中国失败的责任推给国民党,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发自内心的反感、仇视和轻蔑,犹如熔岩奔泄,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几乎是一口气接连写了五篇文章。其情绪之激烈,语言之尖刻,可谓酣畅淋漓,无以复加。这些文章除了痛快无比地发泄对美国的愤懑情绪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批评国内知识分子当中的“崇美”、“恐美”的“糊涂思想”,激扬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因此,他的这些文章中扬溢着一种充满强烈造反精神的民族自尊心。他公开声称:“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彻底完结了。[24]毛泽东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那些确信自己即将实现民族独立梦想的革命家发自内心的自豪感的一种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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