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年代中苏教育交流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冷战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面临着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从1949年到1991年,中国和苏联的教育交流不仅受到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两国国内政治和两国关系国家关系好坏的影响,从而使中国与苏联的教育交流,经历了非同寻常的起伏与动荡。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在冷战这个特定的年代,苏联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形成和确立,同时也影响了中苏教育交流的规模和走向。在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回顾当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教育交流,是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一、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新中国对苏联政策的制定,要放在世界格局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在美国和苏联进行冷战的年代里,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选择一个正确的外交路线,从而保卫经过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得到世界的承认,争取他国的经济援助,从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面对美国对新生的共和国所采取的在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实行禁运和军事上包围的“遏制并孤立”的作法①,中国则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②,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1949年1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了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奠定了两国关系间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相互合作和文化方面相互交流的基础。在经济上,苏联给予中国极大的援助。以20世纪50年代为例,在中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时,苏联帮助援建了“156项工程”③;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总额是66亿多旧卢布,其中用于经济建设的约3.28亿旧卢布。此外,在军事上,苏联援助中国62.8亿旧卢布(其中有的用于抗美援朝)④。

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苏联霸权主义愈演愈烈,中苏矛盾日益突出,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的全部专家,撕毁了签订的合同,并挑起边境冲突。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继续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同时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把亚非国家作为第一地带国家,把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国家作为第二地带,依靠第一地带国家,争取第二地带国家,来反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此阶段的美苏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古巴导弹危机最终以苏联把运往古巴的全部导弹运回、伊尔轰炸机和美国答应不入侵古巴而告终。

进入20世纪70年代初,美中关系出现缓和。一是因为美国要摆脱在越南的困境,二是因为美国要利用中苏矛盾,寻找新的盟友,对付日趋强大的苏联。此时,中国领导人也想利用美苏矛盾,牵制苏联。毛泽东主席的“乒乓外交”战略,最终导致《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邓小平访美,与美方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带来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和世界格局的新形势。在中苏关系方面,70年代初期,“中苏分歧是在苏联同西方的关系稳步向缓和方向发展这样一种全球环境下发展的”⑤。1979年底,中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同年9月27日、9月28日和10月3日,中苏代表团部分成员在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别墅举行了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第1次、第2次和第3次预备性会议。在第2次和第3次预备会议上,中方代表王幼平团长在提出“讨论和解决中苏两国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障碍的问题”等中方议程建议中,专门提议“讨论和解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的问题”⑥。此时期的中苏两国官方虽然开始对话,但两国关系仍处于紧张阶段。总之,从1978年到1981年这个时期,中苏关系可以说是“处于最低点”⑦。

到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改观。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呼吁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是中苏关系恶化以来,苏联中央最高领导人发出的最友好的讲话”⑧。从80年代初开始,中苏两国间虽然没有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但两国关系间经贸和教育文化往来已经恢复。中苏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主要标志是中国外交进行了全面的调整,致力于建立均衡的对外关系。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积极寻求与中国关系的改善。经过多次两国政府多部门间的会谈,终于在1989年5月当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⑨。

二、中国与苏联的教育交流实践

新中国建立以后,要着手建立自己的一整套教育体系。而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借鉴苏联的教育经验是新中国推翻旧教育体制和建立新中国教育体系的首选。

冷战背景下的中苏教育交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1960年,即从1949年10月3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周恩来外长同日复电同意,到1960年年底苏联撤走在中国的全部专家;第二个阶段从1961年到1966年,即从苏联专家撤出后到全部中国留苏学生归国;第三个阶段从1977年到1990年,即从中国国内教育和与其他国家的教育交流开始走向正轨、从1989年5月中苏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到苏联解体前。


1949年到1961年。在这个阶段,在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下,新中国对旧的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造,收回了所有外国教会开办的学校。建国初期,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作为榜样来学习,教育界也不例外。1949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长钱俊瑞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全国教育工作者要借助苏联的教育经验,指出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⑩。这便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总方针。自此,全面学习苏联和在教育领域实行苏联教育模式和教育结构的活动便开始了。

1.全国的高等院校展开了学习苏联的教育改革活动,从建国初期开始的全国高校跨校间的院系调整到1953年基本完成。通过这次改革,把高等院校分为综合性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此外,对大学系和专业设置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调整,有一些专业的学制也从4年延长到5年。

2.在教学内容上全面学习苏联。1953年5月刘少奇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3周年大会上讲话,强调“全面学习苏联”。7月高教部发出《1954-1955学年工作计划指导要点》,要求继续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制度、教学方法、组织领导教学的经验等。随后颁布了《高等学校课程考试与考查规程》、《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和工作日试行办法》(草案)等。比如,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在教学上全面向苏联学习,按照苏联模式制订教学大纲、教学日历和教案。在教材方面,一方面采用苏联教材,另一方面在学习苏联教学理论基础上自编教材。有些学校甚至在判分的方法上,也照搬苏联的作法。1953年9月根据高教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俄文教学工作会议关于制订3年制和4年制教学计划的决定,北京外国语学校组织苏联专家着手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案、教学日历、编写教材等。在高教部主持下,依靠苏联专家,制订向全国外语院系推荐使用的俄语各门课程教学大纲。另外当时中国的英语教学也受到苏联教材的影响。甚至在其他语种的教学中,也采用苏联的教材。比如,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英文教材就是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的《高级英语》。

3.中国教育系统把苏联的教科书翻译成中文,有些关于教育方面的书籍和教学大纲也被翻译成中文。1952年3月根据高等教育部关于“大力翻译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并参照制订、编写我国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精神,1954年高等教育部委托26所高校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采用了620门苏联课程作为教材。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学》、从1950到1956年共印了29万多册。此外还把翻译出版的叶希波夫、冈察洛夫合编的《教育学》作为中国中等师范教育学教科书的蓝本。从1951到195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苏联教育书籍有303种,共发行1262万多册11。以东北农学院的教材为例,曾“将所有140多门课程的苏联教学大纲翻译过来,
不仅供本校各专业使用,而且分发给全国各个农学院”12。另外,新中国建立初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些小学用的教材全部是从苏联引进的维吾尔文教材。这些教材一直用到20世纪60年代初13。

4.中国和苏联互派科学界和学术界代表团进行访问,从苏联方面来讲,著名哲学博士尤金、生物学博士努日金、史学博士吉谢烈夫、经济学硕士马卡洛娃和包德烈夫、苏联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车斯诺柯夫、莫斯科大学法学系副主任阿斯凯洛夫等曾应邀访问中国14。中国学术界的郭沫若等人也访问过苏联。

5.中方还邀请苏联专家15到中国,在不同的领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指导,在教育领域帮助提高中国大专院校的教育水平。1950年4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教授和讲师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草案。根据这一决议草案,有42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被选派中国工作16。比如1950年9月苏联专家鲍米诺娃、马蒙诺夫、毕丽金斯卡娅等人先后到北京俄专任教。总之,从1950年到1957年,共有750名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教书或进行指导,其中一些人是来培训中国教员的,另一些人是专门从事顾问性质的工作的。曾经有5位专家在1950到1952年间任教育部顾问17。

6.中方派大学和学院的教师到苏联去学习和进修。1955年中国首次派教师到苏联学习,他们在苏联受训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或两年。到1956年1月,大约100名教员被选送到苏联,在不同的领域学习专业知识。1953年时,中国有63所大学和学院与苏联的大学和学院建立了直接的联系18。据苏联有关部门材料,“在1949-1960年间,苏联专家帮助培训了19000名中国讲师(17000名在中国,约1700名在苏联),占‘中国大学教学人员的大约1/4’”19。

7.派大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和进修。1951年中国向苏联派了第一批留学生375人,其中包括136名研究生20。在1951至1960年这段时间内,中国每年向苏联派留学生最少时是在苏联撤回专家那年,仅74人赴苏联,仅次于1950年全国派出的总数。但仍然占当年出国总人数的59%。派到苏联留学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956年,有2085人赴苏联留学进修,占当年派出人数的86%。从下面的表格中可以通晓那10年间出国和归国的人数。

1950年至1960年中国高等教育部向海外派出留学和回国的留学生人数

为了保证留学质量,从1952年初开始,北京俄文专修学校还成立了留苏预备部。国家派往苏联学习和进修的人员,必须先在该校集中学习1年俄语。在留苏预备部学习的留苏预备生的大多是大学本科生、大学毕业生、工农速成中学的部分学生和机关干部。其中大部分是从大学在校的品学兼优肄业生和高中生中选拔的。是年2月3日,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局根据高等教育部由机关干部中选拔留苏预备研究生的通知,向院属各研究机构发出在本院干部中选择留苏研究生的相应通知。第一年,在留苏预备部的学员就有600多人。中央领导人对流苏人员非常关心,周恩来总理和刘少奇副主席都曾接见过留苏预备部学员,并发表讲话,嘱托留学人员在国外虚心学习,学成后回国参加建设。毛泽东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也曾向留学生发表讲话,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番话对在苏联的留学人员是极大的鼓舞。

8.有关部门创办的刊物着重介绍苏联的教育经验。仅从1950到1957年,《人民教育》杂志就先后在所出版的77期刊物上刊登有关苏联教育的文章170篇,共计804页22。

60年代初期中苏之间的论战公开化,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和257个科技合同,并通知中方将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中国的1390名专家和2000多名家属,同时终止派遣900多名专家。当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40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250个工厂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中国的经济建设因为苏联专家的撤出,受到极大的损失23。

1961年到1966年。从1961年到1966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从而使两国教育交流受到严重影响。只有中国人在苏联留学和进修,苏联专家已经全部从中国撤出。根据有关统计数据,中国从1961年到1965年中国派出的留学生和归国的留学生人数如下:

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绝大部分的中国留苏学生已经停止留学,回国闹革命。只有那些没有完成学业的留学生和极少数特殊专业的留学生可以继续学习。然而,他们却受到了苏方的歧视和人参伤害。比如,1965年3月中国留苏学生在参加各国学生反对美观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时,遭到苏联军警的镇压。总之,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两国教育交流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1966年到1977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阶段。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所以中国与苏联的教育交流全部停止。1966年10月27日被苏联政府无理勒令休学并限期离开苏联的中国留苏学生41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此外,1967年1月25日中国留欧学生在回国途中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陵墓献花时,遭到镇压。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2年,中国才开始恢复外派留学生,但也主要是去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和日本学习语言,没有向苏联派遣学生或学者。

1978年到1990年。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同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教育体制改革阶段。经过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中国摆正了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位置。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肯定了建国后17年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旗,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和取得的成绩。是年,恢复了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次年,恢复教师职称评定,教育逐步走上正轨。

1977年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制度之后,一些法规相继出台,如198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得以颁布,使教育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另外,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25,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

1978年是中国留学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年,全面恢复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但是中苏两国间没有恢复教育交流。1979年9月27日,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预备会议在莫斯科郊区举行。1982到1985年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有所增加。

中国与苏联的教育交流是在1987年出现转机的。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8年4月在北京举行了中苏教育合作小组第一次例会,“商定了《中苏1988-1990年教育合作计划》。《计划》包括的内容有:互派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人员;互派学者短期讲学;互派语言教师长期任教;代表团互访;举办教育学术讨论等》”。是年,国家教委所属的高等院校聘请的外国专家中有20人来自苏联。中国还派出负责高校科研、高校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考察方面的考察团,教育科研工作者和留学生工作代表团出访苏联。苏联也派了普通教育代表团,职业技术教育考察团和留学生工作代表团来华访问。

1988年《中苏1988-1990年教育合作计划》开始实施。是年,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率领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了中苏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教育合作小组会议。与此同时,我国聘请42名苏联教员和27名专家在华任教、讲学26。

在1989年5月中苏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后,时任苏联国家教委副主任的舒克•舒诺夫于7月访华。在访华期间,中苏教育合作工作小组举行了第三次例会。是年,全国派出的高级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共2444人,占派出总人数的81.8%;研究生411人,占13.8%;本科生132人,占4.4%。其中派到西方和日本的留学人员占79.3%,派到苏联东欧国家的留学人员占14.5%,派到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人员占6.2%27。

1990年中苏两国关系教委副主任分别互访,在苏联签署了中苏1991-1995年教育合作计划;在中国讨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教育交流与合作和两国关系高等学校科研合作等事宜。
从1977年到1990年,中国出国留学包括3方面的人员:由国家同意计划派出的人员;校际交流、接受国外友好团体和个人资助的派出人员以及自费留学人员。由于没有具体分国别的数据,所以无法计算出留学苏联的具体人数。但根据《中国教育年鉴1990年》的统计,1989年全国派出的高级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共2444人,占派出总人数的81.8%;研究生411人,占13.8%;本科生132人,占4.4%。其中派到西方和日本的留学人员占79.3%,派到苏联东欧国家的留学人员占14.5%28。总之,这个时期比文化大革命前派到苏联的留学人员比例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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