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期间的核外交

  1956年1月,《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意在解释艾森豪尔政府如何结束朝鲜战争的文章。国务卿约翰•弗斯特•杜勒斯透露他曾向北京传达过一条“不可能错的警告”:如果加速谈判解决的努力没有进展的话,美国将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他认定,这是“一次相当有效的威慑”,核武器的威胁发生了作用。杜勒斯说这番话意在维护这样一种观点,即核武器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须的,是治国的工具:当核能力与必要时使用它的意图结合起来的时候,威慑甚至是强迫就产生了。  

  杜勒斯是针对竞选年开始时的党派攻击说这番话的,但他的话仍长时间地影响了1956年竞选结束后的政策及历史。它阐释了一种在通常情况下,特别是在朝鲜爆发的情况下,从政治和外交角度利用核武器的论点的依据。 然而,国务卿的声明是值得怀疑的。它把分析家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持续了六个月之久的共和党内部纷争问题上,而忽略了在此之前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民主党的职务分配问题。而且,杜勒斯的声明促使人们把争论的注意力从华盛顿原子外交的本质和特点,转向了它的影响方面。其结果是加强了一种关于发生了什么的本质上仍是基于党派观念的解释,却留下了更多未加考虑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美国究竟怎么会,以及在何时和为什么在应付一场有限场战争的情况下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试图使用核武器?

 
  本文试图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其重点在于说明,华盛顿从拥有和部署核武器中更希望获得的不是军事战术方面的优势,而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利益。以下就是关于这一课题的三个方面不同于以往的至关重要的解释。首先,它考察了整个战争,并证明原子弹外交不仅仅是最后几个月,而且是整个冲突过程中美国国策的一个要素。其次,它对这个问题的说明是建立在比以往更深入和更广泛的档案资料的基础之上的。对来自关键个人的文件,几个军事部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原子能委员会前此属于高度机密的的档案的利用,使得更详尽地分析华盛顿把使用核武器作为解决冲突的一种手段的这种意图成为可能。 最后,这一考察并不过分依靠文字的依据。通过对美国军事外交活动及其政治意图的分析,本文以下的叙述力图提供美国朝鲜战争政策以及它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思想变化历史的新见解。

态度与假设

  美国的政治家和军事专家们对于核武器在解决朝鲜战争冲突的任务提出了三种假设。他们相信,美国对苏联拥有明显的,但有限的核优势。他们推测,这种优势无论如何应该加以利用。他们还认为,在1984—1949年“柏林封锁”期间原子外交将遏制与缓和结合起来已经取得了成功,这证明它在今后的危机中也能起积极作用。由于这三点对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值得进一步探讨。

  1950年6月,华盛顿对莫斯科占有明显的但有限的核优势。美国人贮存了近三百个原子弹和能够把它们运载到苏联目标的260多架飞机。 而苏联仅仅在10个月以前才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装置,要打击美国还只能通过单向轰炸机或者用商船把原子弹偷运进美国的港口。 尽管在朝鲜战争中这两个大国都极力增加各自的核贮备和改善运载系统,但是在1950年—1953年间美国占有优势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变。  

  但是,美国的决策者认为,他们的核优势在两个方面是有限的:第一,尽管敌人的运载能力有缺陷,可是莫斯科进攻美国本土的能力正在不断增长的事实是严峻的。 第二,华盛顿意识到美国向敌人的目标投放原子弹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战争计划声称一旦全面战争爆发,即对苏联发动一次原子弹的突袭战,可是在朝鲜战争开始时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地方都没有部署核武器。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决策者们估计,在缺乏前进基地和海外燃料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至少要轰炸三个月,莫斯科才会屈服。 直到1953年为了运载核武器开始使用喷气式轰炸机,发展了海外基地,并开发了经过改造的航空母舰,对苏联进行更迅速、更成功的突袭的可能性才增加了。 这意味着,华盛顿在朝鲜附近还没有能够立即投入使用的核力量。

  尽管有这些限制,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们的重要顾问,也许大部分政客与大多数公众舆论都相信,核优势应该被利用。 两位总统对由于原子武器毁灭一切的巨大破坏力所造成的道义上的困境都很敏感,但作为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在各种可供使用的力量中,他们还将原子弹摆在首位。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两人都暗示过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 1950年7月初,五角大楼的官员和太平洋舰队的指挥者们都推测,如果朝鲜的形势变得不可收拾,国会和公众将会要求使用核武器。
  
  1953年1月政府的变更,使得华盛顿方面更为坚信核武器是治国的有用工具。新的国务卿约翰•佛斯特•杜勒斯在1948年就断言,如果形势需要,公众将会要求使用核武器。 他在1953年5月《生活》杂志题为《一种勇敢的政策》的文章中,就勾划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形象”战略,即依靠核武器和强有力的联盟作为威慑手段来对付今后共产主义的侵略。 如此一来,美国政治家们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所面临的,就象战争开始时一样,不是是否要用,而是如何以及何时用核武器来解决冲突的问题了。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家回顾了1948—1949年“柏林封锁”期间为了指导如何更好地发挥美国的核优势而被派遣到西欧去两个B—29S空军中队。这些飞机很象1945年投掷原子弹的那些飞机,其实只是形似而已。虽然新闻界把这次飞行描写成是一次训练任务,但它们的部署却被广泛地理解为是决心面对苏联压力的一种示威。 事实上,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外交顾问这时都在克制着,拒绝五角大楼对核武器进行监管,也避免协商那些可能使莫斯科陷入无法换回面子的困境的策略。 1948年夏天,美国政治家们怀疑部署B—29对解决“柏林封锁”危机的作用。 但是,当这个特别插曲的阴云还在头顶上的时候,他们开始相信原子弹有可能是“非战争力量”的工具。 基于威慑而非强迫的目的,他们的信用甚至很可能会超过他们不作公开威胁使用(原子弹)的实际效力。 因此,美国的政治家和士兵们都坚信,在朝鲜战争中如果使用得当,原子弹可能是极有价值的解决争端的工具。

从决心到遏制,1950年6月—1951年6月

  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使用核武器的构想已经在华盛顿成形了。尽管战场的形势迫使杜鲁门政府不止一次地考虑过在朝鲜及其周围使用原子弹的策略,但它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这种行动。受相同形势的驱使,杜鲁门政府也考虑核武器可能在在解决政治和外交的争端方面起什么作用,它肯定了原子弹在对付自己的敌人苏联和中国、自己的主要盟友英国以及国内反对党等方面的效力。通过分析朝鲜战争头一年四次危机出现时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们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竟然逐渐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称之为一种战略。前两次危机出现在战争开始时的1950年7月。随后的第三次是在11月底,当时中国大规模的介入,使美国面对着“一场全新的战争”。 第四次并且是这几次危机中最严重地冲击了华盛顿的危机,出现在1951年4月。

第一次使用:轰炸机去英国

  在战术上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出现在1950年6月25日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杜鲁门总统在战争开始时于布莱尔宫第一次会晤他的高级顾问的时候。总统询问空军参谋长惠特•S•范登堡美国飞机能否彻底解决朝鲜事附近的苏联军事基地。将军回答得很肯定,但提出需要使用原子弹。这个回答促使杜鲁门下令准备一个方案,一旦苏联参战就对其发动核攻击。

  但是,在随后的三周里,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都注意到,原子武器在外交上和政治上的作用要比在军事上更多。这种感觉随着美国与北朝鲜军队初次遭遇后的形势变化而逐渐形成。华盛顿干涉朝鲜是为了确保共同安全的原则和美国在“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  决策者们期望“通过显示压倒性的力量取得彻底的军事胜利”。 但是,无论是轰炸北朝鲜还是封锁其重要通道,都没有使敌人放慢对南方近乎毁灭性的进攻。在第一次交锋时,撤退的是美国军队而不是平壤的士兵。 受到这种情况的提醒,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华盛顿同意其部署双倍的兵力以便他至少能够保住朝鲜半岛的南端。  
 
  不过,他的上司并不准备在这一点上作出明确的选择。在1950年7月7日会见内阁之际,总统试图通过某种方式“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认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罗斯科•希仑科特提议寻求联合国批准使用原子弹进行制裁,即使这样做未必能保证莫斯科会抑制平壤和北京 。尽管对于苏联的意图持怀疑态度,杜鲁门还是拒绝进行如此公开的危胁。他对来自苏联的 直接危险轻描淡写,坚持认为苏联“70%只是虚张声势”。 这时,杜鲁门对于五角大楼要求征招10万人入伍和财政部担心大规模动员影响经济的问题,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他肯定了国防部可以超出目前的预算和进行征兵。  

  两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推迟就麦克阿瑟将军关于增兵的要求作出决定,并把欧玛•布莱德里主席关于给麦克阿瑟配备核武器的建议搁置起来。 这一决定反映了他们对麦克阿瑟判断的怀疑,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让朝鲜 打破欧洲第一的战略优先地位,并且对使用可能并不具有决定意义的核武器有点儿犹豫。 随后,他们决定,在就兵力及其部署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先派他们当中的两名成员到东京拜访麦克阿瑟将军并前往朝鲜战争进行考察。

  在此期间,杜鲁门政府决定,必须用核力量来显示他们要征服朝鲜的决心。1950年7月8日,战略空军司令柯蒂斯•李梅奉命反复突出强调在1948年柏林封锁中B—29轰炸机的作用。 这一命令的产生,是因为范登堡将军想要做点儿什么来改变一下美国在朝鲜的轰炸毫无效果这一令人沮丧的印象。 派遣飞机到大不列颠装运“俄罗斯目标材料”的行动,也实践了杜鲁门总统先前表示过的关于要加速准备进攻苏联计划的愿望。由于希望进一步改善其军队的装备,李梅提议用B—29装运除了可裂变的核武器以外的一切东西。 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如果通过派遣10架携带核弹的B—29S轰炸机跨越太平洋和向海外派出先行的空中加油飞机及增援飞机实现了这一部署,那时需要对苏联开始进行核战争的可能性就将引人注目地缩小。

  多半是因为担心核武器的问题将会招致外交上的困难,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一修改过的提议仅有保留地予以批准。英国最初的反应证实了这一点,皇家空军认为,提议中的部署会产生“广泛的后果”,可能会被莫斯科认为是“一次不友好的举动”,因此它不顾先前在政治 上所达成的一致,拒绝接受美国的要求。 然而,到了1950年7月9日傍晚,空军副参谋长劳里斯•诺斯泰德说服了曾带领英国联合使团到华盛顿来的空军元帅罗•泰德支持这一提议,诺斯达还获得“最高限度”的准许去寻求英国总参谋部的支持。  
 
  更为重要得多的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批准了这一显示决心的部署。他可能接受了苏联问题专家查理•鲍伦的观点,即除了经济和军事动员以外,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以防苏联干预朝鲜或在别的地方惹麻烦 ,而他尤为关注的是,要使英国确信美国解决朝鲜问题的决心。国务卿对于伦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不同意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很不满。 虽然他已经得到保证说,英国并不想通过让中国占据台湾来寻求使朝鲜恢复原状,但他仍担心伦敦会要求提出一项要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的和平解决方案。7月9日,星期六下午与英国大使奥利佛•福兰克斯爵士的会谈没有能驱散他的疑虑。 第二天,艾奇逊给伦敦发出一份照会,拒绝从朝鲜脱身,并要求盎格鲁美国人在苏联和中国不干涉的“假设”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在“这一最为重大”的问题上团结一致。 派遣B—29S轰炸机到英国仅仅是一种强调形势严重性,显示美国决心和与证实它的最重要的盟友予以合作的重要方式。
  在第二天早上,美国驻伦敦大使打电话给没有参加内阁会议的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向他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这让人想起1948年的那次事件,艾德礼怀疑华盛顿想要用B—29轰炸机来向莫斯科显示力量。他确信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当他问到这些轰炸机是否将装载核弹时,大使答复称,它们“可能”会装上一切,只是除了核弹以外。鉴于此,艾德礼把美国的提议交给内阁的同僚们,他们经过相当的讨论之后,通过了它,但附带了一个条件,即伦敦和华盛顿必需协调宣传口径以便使这种部署显然是完全合乎常规的。  
 
  这个附带条件没有给杜鲁门总统带来什么麻烦,他已经准备在7月11日正式宣批准建议中的行动。 总统有一切理由这么做。他在6月25日下令时,B—29轰炸机横穿大西洋的行动就意味着在加强战略准备。当天早上《纽约时报》已经以一种“正常的轮换”进行了报道 ,这种部署可能使莫斯科警觉到美国的核力量而不致激怒苏联。把这些具有核装备能力的B—29轰炸机派到英国去,也强调了进一步加强英美两国合作的必要性。但这种部署既不能冒扩大战争的危险,也不能使杜鲁门失去对核武器的控制,因此,原子弹的内核仍将留在美国。 最后,总统派轰炸机去英国,肯定考虑到了国内的政治关系。在这一努力中的合作很可能缓解了他的国务卿与国防部长之间的紧张局势,因而也使共和党人失去攻击政府战争处置的基础。

与共和党一起威慑中国人

  在杜鲁门派遣具有核象征的轰炸机飞越大西洋不到三个星期之后,他又派遣了10架类似型号的飞机横过太平洋到关岛。他的这项决定在形势动荡和危机发生那一刻就已经成型了。而他的顾问们考虑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战术问题时,却在是否应该使用,何时使用,以及如何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岐。一位五角大楼的官员争辨说,核武器的威慑作用远比把它们用到朝鲜半岛上去可能带来的不确定的结果更有价值。 一位制定作战计划的高级官员也建议陆军总参谋长J•劳顿•柯林斯询问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参谋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莫斯科或北京参战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核武器,而且核武器的使用必须确保在军事上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但是听到武装部队特殊武器项目,也是管理核贮备的负责人说,原子弹可以阻止北朝鲜武装将美国军队从朝鲜半岛赶走之后,新任政策计划部部长的保罗对国务卿艾奇逊暗示,在朝鲜,在战术上使用核武器的大门仍旧是敞开着的。  

  不过,到了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这种见解上的争论就显得多余了。华盛顿突然面临这样一种处境:它显示,可能不得不用原子弹来作为一种威慑力,以限制战争的规模和表达其在朝鲜战斗到底的决心。因为在朝鲜,敌人已将美军赶至周长只有90英里的釜山一带。在五天时间里,尽管麦克阿瑟将军坚持不能再后撤,但北朝鲜人仍将YANKEE和南朝鲜的保卫者驱赶到只有他们先前面积三分之二的地方上去了。 与此同时,它显示华盛顿关于通过向台湾海峡少派遣第七舰队以便于孤立朝鲜战场的努力可能也失败了。第七舰队的指挥官抱怨说,他不能同时既在朝鲜作战又停在那里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侵。 当中央情报局报告说中国已建立起进攻台湾的海陆空军时,杜鲁门总统拒绝了蒋介石关于先发制人进攻中国的请求。  然而,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同意向国家主义领导人提供军事上的援助。 除此之外,迪安•艾奇逊争取英国同情拒绝将台湾拱手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努力,如果得不到支持,也注定是失败的。 

  由于担心华盛顿划在朝鲜和台湾海峡中间的防御圈可能崩溃,一个派遣具有核象征的轰炸机横越太平洋的计划就形成了。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是这个计划背后的推动者。当他和柯林斯将军在东京与麦克阿瑟将军会面时,这位空军参谋长对于他的下级提出的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问题拒绝发表意见。但当范登堡询问麦克阿瑟,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参战,他将如何拦住他们时,这位老将军答复说,他认为把他们困在北朝鲜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办法就是使用原子弹”。如果范登堡愿意根据他的提议加强B—29的力量的话,就可以这样做。这位空 军将军立即同意这样做。 

  当范登堡回到华盛顿时,这项计划为适合日益危险的军事形势的需要做了修改。由于确信“事情已处于可怕的困境之中”,范登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利建议,空军战略司 令部的B—29轰炸机应该被派到北朝鲜去摧毁那里的城市。 开始,布雷德利对这一建议反应冷淡,当他星期五,即7月28日那天会见了这位参谋长之后,他才对这项建议热心起来。对台湾海峡的局势越来越关心的他的同事们,不顾杜鲁门总统先前的反对,要求批准中国 国民党人在那里采取“攻势防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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