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摘要:第一次入缅作战如果不犯战略和战场判断之错误,在日军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已经增援上来后,及时按杜聿明方案进行战场调整,中国远征军3个军同日军3个师团在密支那、八莫、昔卜、东枝、景栋之线形成对峙是合理的结局,消灭登陆之敌攻占仰光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全军溃败退往印度和云南境内、同日军在怒江对峙的结果也是可以避免的。缅甸战场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在军事上是个制空权问题。盟军北非战场获得的制空权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制空权换来的;中国远征军以其悲壮的失败换回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决定性胜利。从整个欧亚战局密切之关系而论,1942年的缅甸战场同北非战场、西西里登陆、库尔斯克会战存在着必然之联系,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军事贡献正是从这种关系中体现了出来。

  关键词: 中国远征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局

  引言

  中国的抗战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受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影响,双方都在自己严格的意识形态范围内进行历史叙事,这种情况下,中国抗战对于世界整个战局的实际贡献就无法客观地、深入地加以研究。二是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侧重于“非军事分析”,文人向来有轻视兵学的倾向,即使涉及军事也不太容易进入专业状态。儒学传统又一向强调人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负,不太重视军事层面的因素,“外行”研究军事乃成普遍现象,分析军事问题时候往往或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或不分主次、眉目不清作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而事实上却难以让人信服。

  这种情况也相当程度上反映在中国远征军研究和历史评价方面,除了上述存在的问题外,中国远征军的研究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国民党军队内部嫡系和非嫡系之间、嫡系内部之间、非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当他们事后总结胜败教训时候,往往不顾客观情形许可与否而互相指责,忽略了某些情况下失败具有客观的、不可抗拒性的因素所致;二是由于复杂的军队成分和派系冲突,因而于战史总结中,更凸现了人性的弱点——诿过于他人、归功于自己的倾向;三是从多数参战将领和中下级军官的回忆录来看,中国的战地指挥官几乎都属于陆军地面部队,因而他们感受和战斗总结比较注重和局限于自己地面战斗的经历,而对制空权对于地面战斗胜败之决定性关系、作用论述不多,只有极少数高级将领如白崇禧、郑洞国、廖耀湘等、和身处火线的中下级指挥官对制空权的决定性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本文力求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尊重战争史的一般规律以及军事科学的一般原理,摒弃一切非学术之心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等其他因素之干扰,对中国远征军作一纯军事层面的分析,并顺带与某些已成定论的主流观点作必要的商榷,本文在《中国远征军与阿拉曼会战》基础上,围绕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成败、以及对二战战局的实际影响,作进一步的展开和论证。

  一、 关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原因的主要观点及商榷

  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权威的看法,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是中英双方在战略上有矛盾、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极大地干扰了中国远征军的战略战役部署。第二是英军战斗力弱。第三是中美英三方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统一的和有权威的指挥中心。第四是“但整个战争的大背景已经在客观上注定它是一次失败的尝试”(1)第五是后勤、运输远远不能适应战争需要。此外,远征军虽然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但是武器装备仍然远远落后于日军,因而日本获得了缅甸战场的制空权,这也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原因之一。(2)

  笔者以为: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原因可以在不同的逻辑层面上牵涉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看作导致失败的逻辑链上之一环,因此我们不能把寻找原因的范围作无限的展开,只能在造成失败最直接的层面上寻找最直接的原因。因此上述占据主流的一些观点有必要逐一商榷。

  中英双方在战略上的矛盾以及殖民地政策始终贯穿于整个战争过程中,即使在第二次入缅作战时,中英也是按照各自的战略目标行动的,英军发动英帕尔战役在于重返缅甸,中国远征军进攻密支那是为了打通中印公路,获得海外战略物资,战略目的上各行其事,而且在战后远东问题处理上,丘吉尔同蒋介石的矛盾比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似乎更大,以至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出面调解。因此,中英战略上的矛盾及殖民地政策是一种“常量”,无论中国远征军先前失败还是后来获胜,它始终存在着,把它归入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显然不妥。

  英军战斗力薄弱是事实,但中国方面早在1941年夏起草《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时就估计到了这点,(3)那么在战场上应该把这种估计充分考虑和落实到具体协同及部署方面。此外,中国远征军某些部队的战斗力也很弱,何况日军最终是从中国军队防守的东线侧翼突破的,而不是英军负责的西线。所以,认为英军战斗力薄弱是导致中国远征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明显夸大了这一因素的作用。

  关于中美英三方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统一的和有权威的指挥中心的观点,似乎也很难自圆其说。即使在第二次入缅作战获胜的情形下,也没有一个统一而有绝对权威的“指挥中心”,蒋介石曾要求史迪威从密支那弛援滇西方面的作战,被史迪威断然拒绝,(4)而蒋介石越级干预的现象在第二次入缅作战获胜时同样存在。(5)相反,如果史迪威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享有绝对的权威,如果杜聿明不违抗他的命令,则中国当时最精锐的机械化第200师很可能在同古之战中全军覆没。(6)至于蒋、史二人的矛盾激化更是发生于第二次入缅大获全胜之际,而不是第一次入缅作战时。高级指挥官之间的矛盾并不一定影响战争的胜败,任何军队都存在这种现象,即使是入缅的日本军队,其高级指挥系统之间亦有严重之冲突,(7)因此,这一说法与中英战略有矛盾一样大而无当,似是而非。

  至于说整个世界大战的背景决定了第一次入缅作战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更是一种大而无当、含有宿命论的解释。因为1939年12月昆仑关大捷时的世界背景比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对我更不利,那时英、美尚未参战,我国在亚洲单独承受着日本军事上的压力。

  关于后勤运输的说法,笔者认为这类问题已经进入具体零碎层面,在这一层面上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之多,泛泛而论都是失败的原因,但都属比较次要方面的原因,而非导致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另外,后续部队入缅速度缓慢是缅奸破坏、日机轰炸等诸多因素所造成,而第5军前线运输效率还是非常之高的。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没有制空权的掩护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之一,(8)但却严重地低估了它的实际作用,因而制空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缅甸战场上双方的命运,却并不清楚。导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失败的决定性因素、或进一步说缅甸战场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应该是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作用的那种东西,那种唯一能够左右所有其他作战因素的因素,而制空权正是这种性质的因素。本文在探讨“战略指导和战场判断的失误”之后,对制空权决定缅甸战场胜负的规律,作详细之论证。

  二、战略指导和战场判断的失误

  根据参战将领的各种回忆录,大陆和台湾选编出版的历史文件,以及史家研究的观点来看,一般认为远征军失败的战场原因是:中路的主力会战因兵力不能及时集结而迟迟不能展开,同时忽视了东线侧翼防守,被日军从侧翼席卷后方,导致整个战局崩溃(9)。具体情况是,当东路日军攻克和邦后,一部西进占领东枝,主力继续北上,孤军奋进,以期前出我远征军主力后方。此刻英军送来错误情报,说西线皎勃东(乔克巴当)西南发现3000日军,防线有被撕裂的危险,在史迪威、罗卓英的严令下,原定用于补救东线危机的新编第38师和第96师以及200师主力之一部紧急西调,这一调动正好与战场形相反。皎勃东扑空后,疲于奔命的中国军队再掉头东进,已经来回折腾了500公里,且已耽搁了三天时间。第200师再全力东进,来争东枝,通过夜战一举拿下该城,正准备向和邦攻击前进,以便切断日军穿插纵队退路并准备一路尾击之,解除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断之危局。这时史迪威和罗卓英连续四次下令:攻下东枝后,除留下第200师继续进攻和邦、莱林一线外,第5军直属部队和正在向东集结准备跟进的新编第22师和第96师转向,进行根本不可能的“曼德勒会战”,按照杜聿明的看法,这一错误调动正好与战场形势的实际要求南辕北辙,从而铸成大错。如果史迪威、罗卓英在这紧急关头不出现两次调兵失误,中国远征军正常应对的结果是在激战中各部队交替掩护着向后方作有秩序的退却,而不是全面崩溃,也就是说失败的程度不会像后来那么惨烈。(10)

  史迪威方案的错误之一是中国最高统帅部过于轻敌,蒋介石对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般估计是三个师抵一个日军精锐师团。这一估计未必准确,在国内战场上,程潜第一战区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2万人,但最后该师团轻松地破围而去(11)。实际作战中,东线的第6军两个师根本档不住日军第56师团进攻,根据昆仑关战役经验和同古作战经历,只有像最精锐的机械化第200师那样的部队,才能三个师对付一个日本师团,(12)一般装备的部队,六、七个师也不一定抵得上日军一个师团的战斗力,更何况甘丽初第六军分散兵力、逐次投入使用都属于兵家之大忌。因此,如果情况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只有两个日军师团在缅甸登陆,那么歼灭登陆日军、收复仰光的计划还可以尝试一下,第5、第6、第66三个军共9个师,对付日军2个师团,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可以打成平手(大多数师战斗力远不如机械化第200师)。但出乎意料的是日军在缅甸投入了第33、55、18、56共四个精锐师团外加一个第5飞行师团(13),且不论战略战术日军高出一筹、关键的战场制空权也在对方手里,单凭地面部队实力,就是全部远征军的装备都达到机械化第200师的水平,还需增加3个师,如果是第6军、第66军的装备水准,则至少需增加7、8个师左右,方能与敌持平(不考虑制空权问题)(14),可见远征军的作战计划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

  事后来看,第一次入缅作战如果不犯战略和战场判断之错误,在日军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已经增援上来后,及时按杜聿明方案进行战场调整,中国远征军3个军同日军3个师团在密支那、八莫、昔卜、东枝、景栋之线形成对峙是合理的结局,消灭登陆之敌攻占仰光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全军溃败至国境内、同日军在怒江对峙的结果也是可以避免的。遗憾的是,当时的参战将领和史家后来的总结都没有意识这一点,他们的回忆和研究基本满足于战史的叙述,缺乏对兵力、兵器、情报等因素作客观的专业分析,一味地指责指挥方面的种种错误,而其评估的预设前提中,都认为中国远征军原本是完全可以战败拥有绝对制空权的日军4个精锐师团并收复仰光的。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有几个值得追究的疑问:一、为何在3月25日,即同古之战打响第6天,蒋介石就在考虑追击问题?(15)二、为何在侧翼东线已经出现危机时,最高统帅部和远征军最高指挥顽固地不放弃中路与日军决战的计划?直到后方基地腊戌被攻占才放弃曼德勒会战计划?三、为何在东线侧翼兵力配置如此稀薄?将陈勉吾的暂编第55师当作公路警备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配置于茂奇、包拉克、垒固、东枝、黑河等地?四、为何日军威胁腊戌断我退路时,最高统帅部没有紧急动用驻昆明附近实力较强的第71军、第52军、第2军驰援、而是把素无训练的新编第29师仓促调来防守腊戌?五、为何负责防守腊戌的第66军军长张轸始终不明敌情?六、在战略指导上,导致远征军惨败的根本错误是什么?

  宋希濂将军在《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一文中不经意间透露的情况有助于解释上述疑问:“当时重庆军委会军令部对于敌情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沿着滇缅公路东进的日军,只是敌人为了实行追击任务而临时编成的一个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二三千人,孤军深入,不能持久。”(16)而实际上,突破东线侧翼向我后方突进的是得到航空、坦克、重炮、汽车部队加强的第56师团,人数在15000~20000之间,该师团早在3月24日开始在仰光登陆,并于3月28日加入同古第55师团方面作战,因日军保密措施做得成功,(17)我最高统帅部直至5月28日才弄清楚。“二十八日,第八十八师的第二六四团在龙松公路上击毙了一个敌军大队长,在其图囊中获得敌第五十六师团的作战计划一份及地图一张,得知敌军第五十六师团全部都在腾龙地区,分为腾北、腾冲。龙陵、腊猛(松山)、芒市、新浓六个守备区,其师团部及直属部队驻在芒市,判断其兵力约为一万五千人至二万人左右。我当即将此项文件送到参谋团林蔚那里,林蔚立即电报军令部,随即蒋介石于三十一日下令停止攻击,将主力部队撤回,固守怒江……”(18)。至此,中国统帅部方知造成东线崩溃的是日军一个加强师团,不是两三千人的骚扰部队。

  很明显,中国统帅部与中国远征军指挥官因敌情不明,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实际上少算了日军整整一个加强师团的兵力。那么,怎么会作出东线日军只是两三千人的骚扰性部队的判断呢?因为远征军作战的敌情依据最初主要是皮尤河前哨战中缴获一被击毙的日军联络官文件,(19)得知将同中国军队对阵的是第55师团,第33师团与西路普罗美方面的英军接仗,18师团尚未跟进。第5军军长杜聿明以为在全局上,与中国三个军对抗的最多不过第55、第18两个日本师团,而当前局势下,第5军要对付的只是一个日本师团,于是他决定在同古放手大打(20)。但出乎意料的是,日军第56师团在我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于3月28日就迅速加入同古方向作战,日军第18师团于3月29日也加入同古方面战斗,(21)杜聿明第5军第200师和新编第22师实际上已稀里糊涂地同日军三个师团在交战,错把三个日本师团当一个师团来打,(22)所以戴安澜的第200师差点被围歼,接着新编第22师、第96师轮番上场仍然节节败退。直到斯瓦阻击战期间,一侦察员马玉山从日军第55师团司令部智取一份作战地图带回,杜聿明方知敌第18师团主力两个联队、山炮和重炮各一个大队加入了第55师团进攻行列,但我方仍不知第56师团已投入战场,于是自然地认为日军两个师团已经全部被吸引到中路第5军的正面,投入东线侧翼的兵力能有多少?因为通常日军一个师团主力由三个联队加其他辅助性部队编成。中国统帅部和远征军指挥部对敌情的判断和随后采取的行动就是基于上述情况。因此,蒋介石过早地考虑如何实施追击、史迪威和罗卓英在同古、平曼纳、曼德勒一再执著地追求与日军会战直至崩溃、判断日军快速纵队只是两三千人的骚扰性袭击、东线暂编第55师配置分散并担任公路线警备、派出毫无作战经验新编第29师而不动用昆明附近的三个生力军弛援腊戌等等,就可获得合理解释了。

  实际上,从3月20日到4月30日的作战期间,中国远征军中路主力只有四个半师的兵力(其中孙立人新编第38师稍后赶来归第5军指挥,刘伯龙新编第28师两个团后来赶到曼德勒),有些重装备还没有运到前线,却因情况不明摆了个围歼日军三个师团的阵势,实际兵力远远达不到作战目标的要求,一旦交手,岂能不乱套?难怪何应钦认为中国远征军“自始至终均呈被动之态势。”(23)概而言之,中国远征军在战略上和战场上失算于漏掉了一个加强的日军第56师团,恰恰是这个师团出其不意突破我军侧翼并席卷了整个后方,导致整个远征军的全面崩溃。

  如此惨败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也没找个替罪羊,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却在情理中,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充满不确实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24)第56师团对于中国统帅部和远征军就像是“隐藏在云雾里”一样,不能苛刻地要求一定要侦查到,因为日军方面在向曼德勒作小规模迂回、还是向腊戌作大规模迂回的选择时,同样不清楚中国远征军到底投入了多少兵力。大多情况下,战争“都像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克劳塞维茨语),那就得靠判断和经验甚至运气来弥补了。也就是说即使不明敌情,也不一定意味着失败不可避免,还可借助判断力和经验。

  在情况不明、甚至已经误判的情况下,史迪威和罗卓英企图不顾后方受到威胁,集中主力击败当面日军第55师团、第18师团,使深入我后方的窜犯之敌的行动失去意义,并自动落入陷阱,这个方案有其合理之处,且属于力争战场主动权的努力。

  同样是在情况不明的情形下,杜聿明显然战场感觉比较敏锐,觉得东线情况不妙,他的方案是及早放弃中路曼德勒会战,将主力和作战重心移往东线,坚决阻止日军插入我侧后。按这样一种作战思路,战局的自然发展是我放开中路,日军第55师团、第18师团从中路长驱直入,切断英军和中国远征军之间的联系,英军退往印度。中国远征军作战重心由中路移到东线,全军以和邦为轴心,成扇形向东北旋转后撤,安全退往中缅边境地区,固守密支那、八莫、昔卜、东枝、景栋之线,这是个万无一失,绝对保险的方案。但其代价是放弃了力争主动的进攻态势,不能达成出国作战的主要目标——占领仰光,确保滇缅公路国际交通线安全,且让日军占领大半个缅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