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粮食工作思想探析

  摘 要:毛泽东的粮食工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粮食工作上,重视粮食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推动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粮食方针,强调粮食节约问题。这不但指导了新中国的粮食工作实践,也对今天中国的粮食工作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借鉴意义。

  抓好粮食工作是我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头等大事。毛泽东一生关注粮食问题,对粮食工作做过很多重要指示并进行过诸多精辟论述,领导制定了新中国一系列的粮食政策与制度。毛泽东的粮食工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重视粮食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1.粮食是人心安定、社会稳定的物质保证

  我国人民长期以粮食为主食。解放前我国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落后,人民长期处于对粮食的饥饿和半饥饿状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粮食生产虽有较大发展,但由于人均耕地不足、自然灾害频发、生产技术落后等,人均粮食占有量仍然不高。所以我国人民极度渴望获得粮食保障。如果能够满足人民的粮食需求,那么很大程度上人心就能稳定,国家就能安定。对此毛泽东有深刻认识,指出:“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而一旦粮食没有保障,人心就可能慌乱,社会就可能动乱。毛泽东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并且毛泽东提出,如果国家有足够的粮食用,即使出现动乱的情况也可更好应对,“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动荡时期,毛泽东依然强调要抓好粮食问题,1967年5月毛泽东在李先念汇报工作时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正是由于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对粮食问题的重视,提醒党和政府抓好粮食工作,为我国粮食价格的稳定、粮食困难局面的扭转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2.粮食是市场稳定的重要保障

  作为中国人民的主食,粮食也成为了中国市场上最重要的一种商品,粮食价格成为生活资料价格的重要参数。粮食价格的浮动会影响整个市场物价的走势。所以稳定粮价是稳定市场物价的关键。毛泽东指出:“如果八百五十亿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在总结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认为正是因为苏联片面重视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使得粮食产量难以提高,从而导致市场物价不稳定。而我国则重视农业发展,保证了粮食供应,所以我国物价稳定。“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对粮食价格的稳定工作。

  3.粮食是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轻工业的原料主要来源于农业。食品工业、饲料工业等的重要原料则是粮食,其发展规模和速度取决于粮食生产的规模和速度。毛泽东认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也丝毫不能忽视。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毛泽东指出,没有粮食就没有重工业的发展。1957年毛泽东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吃饭问题”是工业发展的前提,“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

  二、推动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1.支持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由于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人民对粮食消费量的增加、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商品粮的需求上升等因素,1952年下半年我国出现了粮食短缺的现象,一些私商甚至与国营粮食部门抢购粮食。1953年我国粮食的产需矛盾和供求矛盾更加尖锐,粮食紧缺形势日趋严重。1953年10月中国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向中央提出了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并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的政策,简称统购统销。这一政策立即在会议上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与支持,他在会议上对此作了结论;“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详细办法以后讨论。”并提出:“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16日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接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定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根据《决议》和《命令》从12月初开始贯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1954年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水灾,灾区粮食产量大减,国家在非灾区多购了70多亿斤粮食。粮食供需矛盾变得严峻,很多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有怨言。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十分关注,首先要求调查清楚粮食征购和供销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面临1954年的粮食紧张形势,毛泽东指导政府及时调整政策,1955年国家减少粮食征购量,并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等。“三定”办法要求全国以乡为单位,确定全乡每户的常年计划产量和全乡粮食统购统销的数量,并向农民公布。这一办法稳定了农民的情绪,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5年粮食形势好转。

  为了调动地方的生产积极性,1958年中共中央批准将中央集中统一管理的粮食管理体制改为“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即中央规定粮食征购数量和销售数量相抵以后余额和缺额,归地方包干,地方负责完成规定的余额或者不突破规定的缺额,地方在完成中央规定的差额外,多余的粮食归地方管理和机动使用。但是从1959年开始,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左”倾错误的泛滥等原因,粮食产量下降,粮食紧张局势又趋严峻,“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的体制无法实施。毛泽东等领导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政策调整。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今年粮食计划应当少购一点,少销一点,多上调一点,少进口一点,多挖地方潜力”的指示。根据指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粮食工作的规定》,规定了1962年度粮食的征购、销售、上调和进口指标,改变了原来分级包干、差额调拨的管理方法,实行国家对粮食统一征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的办法。重新把粮食征购、销售、调拨的权力集中到中央,由中央对全国粮食进行统一调度从而保证了在粮食形势紧张的条件下国家和人民对粮食的基本需要。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集体根据当时我国国情和粮情所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一政策为稳定粮食价格和市场物价、保证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粮食供应、安定人心和稳定社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一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由于毛泽东错误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在粮食统购过程中一度出现粮食征购量过高和粮食价格征购偏低的现象。尤其是在“左”倾错误的泛滥下,粮食统购和统销过程中干部形式主义、粗暴作风严重等,这给农民带来了严重伤害。

  2.提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仅是解决当时粮食供求危机的一种措施。而且粮食统购统销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认为粮食应当掌握在政府手中,早在1951年12月就提出了由合作社来收购棉花和粮食的政策。毛泽东还把粮食统购统销与互助合作结合在一起上升到战略高度,将之作为改造农民的重要手段,并视其为我国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在对总路线进行概述时,毛泽东指出总路线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毛泽东把统购统销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推动手段,认为粮食市场必须由自由市场改造为国家控制,由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来经营粮食,这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所实施的一项决策,在当时对国民经济产生过积极作用,但这项政策并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毛泽东提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反映了毛泽东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仍然从统制经济思想出发来考虑粮食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要由国家掌握粮食生产和分配。这种思想受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有其局限性。

  三、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粮食方针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我国在粮食问题上要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毛泽东指出在粮食问题上要统筹兼顾全体人民的利益从实际出发来进行适当安排。

  1.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在制定和实施粮食分配政策时,毛泽东强调在粮食征购数量和粮食征购价格上必须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既要满足国家的需要,又要考虑到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要防止粮食征购量过重和粮食征购价格过低。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总结了苏联“把农民挖的太苦”从而损害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教训。“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低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所以毛泽东强调我国要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在粮食问题上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统购粮食时要按照正常价格。1957年毛泽东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再次指出,我国统购粮食时是按照正常价格,从而保障了农民的利益。“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

  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也突出表现在粮食领域,各地粮食亩产量大放卫星,国家对粮食高估产导致对农民粮食的高征购。加上自然灾害严重、某些地区购粮过程中干部作风粗暴、形式主义泛滥等,各地农民的口粮难以得到保证,甚至很多农村出现逃荒、饿死人等现象。毛泽东既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1960年开始他领导国家和政府调整政策,强调在粮食征购上要重视农民的利益,要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产品收购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规定》,规定指出:农产品收购,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应当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应当城乡兼顾、内外兼顾、丰收区和歉收区兼顾;应当注意给农民留下必要的自留量,增产多的要适当多留。其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粮食征购问题,多次提醒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要防止对农民粮食征购过重。1965年8月在李先念关于群众反映一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给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上,毛泽东批示:“‘还须下一番苦功夫’,你的意见很对。请你在这几年内抓紧检查督促,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不可以购过头粮。”

  2.处理好粮食生产与副业、经济作物生产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粮食生产是林业、牧业、副业、渔业与经济作物等生产的前提条件。所以毛泽东提出要“以粮为纲”,重视粮食生产的基础作用。同时毛泽东又强调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要重视副业与经济作物的生产,要在农村开展多种经营。1956年6月毛泽东向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提出:“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毛泽东指出要通过开展多种经营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意见上,毛泽东专门强调要鼓励蔬菜的发展,说:“蔬菜是一项重要的副食品。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一律种植蔬菜,改善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城市郊区和工矿区附近的农民应当有计划地种植蔬菜,充分地保证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

  1955年以来我国农村过于强调粮食生产,导致副业和经济作物发展不足。1956年11月毛泽东对这种忽视经济作物生产的现象进行了批评。“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来搞副业和经济作物,特别是二十项、三十项比价一定,什么棉粮比价,油粮比价,猪粮比价,烟粮比价,等等,这样一来,农民对副业、经济作物就大有味道,而粮食不行了。开头一偏偏到粮食,再一偏偏到副业、经济作物。谷贱伤农,你那个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毛泽东认为要合理调整粮食与副业、经济作物的价格,既不能偏废粮食,也不能偏废副业、经济作物,要统筹好两者的关系。

  3.处理好粮食丰歉不平衡的关系

  由于我国地域面积广阔,各地区之间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差别较大。所以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年度间常常存在着粮食生产的丰歉不平衡状况。并且建国后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一些灾区的粮食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毛泽东很关注如何处理好不同年度间和不同地区间的丰歉不平衡关系,提倡以丰补歉,合理安排。

  毛泽东提出要合理处理丰收年和灾荒年间的粮食积累问题。丰收年间要多积累,国家要适当多征购一部分粮食,从而为灾荒年做好应急准备。而灾荒年间则要少积累,要减少粮食征购量,注意减轻灾民负担。1957年毛泽东说:“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

  毛泽东指出要统筹处理好粮食丰收地区和受灾地区的粮食调剂问题。对丰收地区要提高粮食征购量以补受灾地区的粮食不足,对受灾地区则要及时提供粮食救济。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今年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

上一篇:美全方位打造对华情报搜集体系

下一篇:吴敬琏曾择机上书批判赵紫阳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侵华日军战犯手记

人与鬼——杀死后把人扔到井里关口藤治作者简历:1919年生于枥木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排行老二。初中毕业后,在专卖局作事务员。入伍后担任中队长,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在河北省犯下了罪行。所属部队:原63师团步兵第66旅团独立步兵第78大队第2中队中尉中队长。那是1944年8月的事。当时,地里的高粱已长到一人高了,小麦早已收割完毕。四周是柳树林的马家村,是任丘县里一个比较大的村子。拉来大炮,手端机枪,公然袭击这个村庄,用破钟般的嗓子拷问和平百姓的,就是我。十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蹲在村子中央的空场地。四周刀枪如林,他……去看看

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

现代世界,在某种全新的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互动体系,而我们对此却知之甚少。[1]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其是那些关注跨区域进程的学者(Hodgson 1974),和那些关注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世界体系的学者(Abu-Lughod 1989;Braudel 1981一1984;Curtin1984;Wallersteinl974;Wolf1982),很久以来就认识到世界进入大规模的互动状态已达数世纪之久。然而,就其秩序和强度而言,当今世界所卷入的互动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在过去,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交往(cultural transaction)通常是极为有限的,有时候是受到地理与生态条件的限制,有时候则是主动地……去看看

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土地非农化治理结构的选择

原载《管理世界》2009年第12期  摘要:如何确定市场和政府的职能范围,一直是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关注的重点。理论上能够清晰划分的边界,实践中总是很难把握。交易费用经济学从比较不同治理结构的交易费用出发,为实践中判断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将交易费用经济学从传统的私有领域拓展到中国目前备受关注的土地非农化这一公共领域,建立了土地非农化治理结构选择的理论框架。接着,本文将该框架应用到H 市,为H 市土地非农化的具体任务选择了适宜的治理方式,确定了市场或政府的边界。同时,从明确市场与政府作……去看看

我们为什么要为农民说话?

我们做农村问题研究的学者大都愿意为农民说话。这不单单是出于我们的某种道德立场,事实上道德立场往往是不牢靠的。我们更多的考虑应该是社会功利价值。一切社会问题的学理性分析最终要表达社会功利价值。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地位的改善具有重大的社会功利意义;为农民说话,就是为社会进步说话。   常常听人们把经济发展比喻为“做蛋糕”,把利益分配比喻为“切蛋糕”,并以为蛋糕做大了,切蛋糕就容易了。这是过于乐观主义的想法。在社会转型时期,如果“切蛋糕”的权力操在狭隘的垄断利益集团手里,蛋糕往往做不大;即使有时候……去看看

中国的城乡差距:原因反思与政策调整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  「作者简介」赵伟,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讲师,博士生(湖北武汉430072)  「内容提要」中国的城乡差距已经到达一个令人不安的水平。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生产力分布的特点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客观上决定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但不适当的制度和政策同样是重要原因,而且更值得我们去审视和检讨。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重点突破制约“三农”问题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民向非农领域的就业……去看看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1999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轰炸事件发生以后,在中国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轮强劲的反美浪潮。在北京、成都等地,都出现了大学生冲击美国驻华使领馆的事件。此时此刻,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民,又面临着一百年前的严峻选择:做义和团,还是做维新派?  在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三角地,反美大字报的张贴持续了近半个月。其中,有很大份量的一类是关于“抵制美货”的。有的大字报表示要“接收麦当劳,砸乱肯德鸡”;有的大字报甚至有板有眼地开出了需要抵制的美国产品的清单,从可口可乐到摩托罗拉应有尽有。感情全面地压倒了理性,他们在发泄愤……去看看

论“就业优先”的经济增长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建设"全面小康"的社会,而"全面小康"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实现劳动年龄人口的"充分就业"(当然,充分就业≠0失业率),以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业是民生之本。事实上,一个连"民生"都成问题的社会,绝对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全面小康"的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把发展作为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同时发展又必得是全面的。它应该包括作为"民生之本"的就业发展。然而,在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下,就业再就业问题却越来越困扰着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中国社会,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的……去看看

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调查研究报告

课题资助机构:世界银行   课题执行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问卷调查机构: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本报告执笔人:刘小玄,刘芍佳  2005年5月  民营化改制的背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调查研究报告”摘要  在世界银行支持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于2004年初筹划对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与重组进行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问卷调查工作于2004年8月初启动,2004年12月初结束。  问卷所定义的改制是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转让国有产权存量和吸收非国有投资者增量资本的行为;所定义的重组是指国有及……去看看

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提要:迄今,国内外社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际信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以及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的关联性,还有待阐释。本文通过实证考察中国的五个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以及人际信任对社会交往的影响,明确了这一问题。研究发现:1.在中国,不同规模地区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以及不同接触对象的信任度,并不是在每一个地区均呈现显著差异,而是在某些地区大致相同,而且具体的信任度介于一般信任和非常信任之间;2.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去看看

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冲突:来自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经验

原载《管理世界》2008年第10期  [摘要]中国医疗卫生改革政策的决策过程体现了一种过去难得出现的集体互动机制,这种广泛的社会互动机制不仅对医疗卫生改革政策的决策与制定过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为政策执行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在中国医疗卫生改革政策的价值争论过程中,意识形态是以各种形式或机制对政策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常常并不是孤立的发生作用,而是和利益集团官僚部门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公共舆论等各种因素交互在一起共同发生作用的。  [关键词]医疗卫生;政策决策;价值争论;政策共同……去看看

停滞和衰落:农村不可逆转的宿命?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苦苦地思索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农村能不能最终发展到像城市一样繁荣?我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疑问,是因为想到自从城市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之后,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就转移到了城市,而孕育了城市的农村却一天天地衰落了下去。即使在人类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也往往是由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来衡量的,发达国家的综合国力没有一个是由农业来决定的。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靠农业实现了现代化,在美国、法国和荷兰这一类高度发达的国家,现代化程度同样很高的农业,似乎也只是作为一种补……去看看

台湾民主的陷阱

一、颠倒的民主  从学理上说,国家认同是民主政治的前提而非对象。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公认为一种普世价值,但民主仍然属于国内政治范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民族国家都要先于民主政体。欧洲中世纪的教权为王权所取代,而有所谓近代民族国家,其后发展出民主政治。民主不是甚么神圣的灵丹妙药,而是世俗的交易机制,但是这个交易机制有一个最底限的平台,那就是最基本的国家认同,否则游戏无从玩起。  国际社会的现实,迄今无所谓民主。顺便说一句,如果世界各国包括美国都将税收和军队交由联合国管理,而联合国事务由全球一人一票……去看看

不是专家谈教育

香港纳税人对教育的慷慨资助,若不是举世无双也差不多了吧。我们花了多么多的钱搞教育,效果又怎样呢?这是个很尴尬的问题。从美回港任教职十七年,我个人经验上的感觉是,中国的学生读书考试很有两手,但从学问的角度看,则乏善可陈。   近几年来,香港推行教育不遗余力。政府激增教育经费,大力推行委员会管治。关心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言论此起彼伏,好不热闹。我觉得好些专家的言论深不可测,听不明,看不懂,但自己既然不是教育专家,也就算了。然而年来我见到杨老弟怀康屡次大发牢骚,和教育专家们很过不去,我没有细读他的文章,也想回应一下。这……去看看

在新国际政治观念中寻求台湾问题解决方案

编按:对海峡一侧的大陆中国人而言,台湾是我们最大的国殇,把祖宗留下的宝岛基业在这一代或是下一代手中丢掉,会让无数国人蒙受上愧于先祖、下羞于子孙的撕心裂肺般的苦楚。然而从西方的角度看来,产生于17世纪的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已然过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观念应为和平、人权和经济福利的更高级诉求所替代。今年台湾大选之前的二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和海外华人新闻机构联合举办「台湾公投和美中台互动」研讨会,席间多位学者专家介绍了自己对台湾问题和两岸三边关系的看法。以下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学者司马……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