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五反”运动之经过

  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动了以反对干部贪污腐化为中心内容的“三反”运动。[1]由于这场运动很大程度上是旨在制止进城以后大批党政干部贪污腐化现象的继续发展,因此,在寻找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很快就把矛头指向了促使众多干部走上这条道路的私人工商业者阶层。1952年1月5日,毛泽东明确肯定了北京市委在这方面的经验。他批示称:在“三反”斗争中,“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藉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2]20天后,即1月26日,他更进一步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在工商界中争取多数,开展“五反”斗争的报告。要求各地“向着违法的资本主义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3]“五反”运动由此陆续开始在全国展开。

  事实上,反对不法资本家的斗争,早已各地展开了。和北京不同的是,在其他一些城市里,这个时候发动的是一场“四反”运动,即所谓“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税”。上海即是高揭“四反”运动的旗帜,于1月中旬通过全市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向大小工商界人士发出了开展“四反”运动,以响应政府“三反”运动的号召。在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的指导下,迅速以市工商联执监委为核心,成立了工商界“四反”运动委员会。上海的大小工商业者都被动员起来坦白和检举各种违法行贿及偷漏税行为。“四反”运动进行到2月初,才终于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转向了“五反”运动。从2月5日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做“五反”动员报告之日起,上海工商联通告各同业公会,自即日起,运动归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统一领导,“各分会的检举箱连同锁匙、所有关于检举坦白的资料”均转交“南京路外滩二十号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4]

  但是,上海作为当时中国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其生产与税收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影响极大。再加上上海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大本营,集中了中国当时最大数量的统战对象,“五反”运动的成败,对中共的统战效果也影响重大。依靠上海市委,包括华东局来指导这场以整个上海私营工商界为斗争对象的“五反”运动,毛泽东显然不能放心。为此,他不仅明确提出“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5]而且专门派遣中央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薄一波亲去上海负责指导和掌握这场运动。由此不难了解,上海的这场“五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中共中央与中国最具实力的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一场最直接的较量。

  对于这场“五反”运动,特别是对于发生在上海的这场运动的历史情况,目前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还很少,且其内容多半还只是着重于对过程的勾勒与说明,强调并肯定运动的经验和意义,那种能够引发读者进行一些深入思考的学术成果还鲜能见到。[6]考虑到就“五反”运动是中共建国以来对中国资产阶级(严格意义上实为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其结果不仅直接关系到随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中国工商业资本家自身的命运与前途,简单地着眼于叙述此一运动的一般过程和结果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作为当年整个“五反”运动中心所在的上海的“五反”运动,更是具体地表现着这场运动的诸多特点,极具典型性。当然,要想对在一篇两三万字的文章当中对上海“五反”运动进行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可能实属奢求,但依据前人很少利用到的部分重要档案文献资料,客观地描述出这一运动在上海推进的经过,并据以揭示出发生在较量双方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却绝对不应被人遗忘和忽视的历史情况,使读者从中受到一些触动,从而引发一些思考,应该不是不可能的。

  (一)

  资本家,因其生长的基础在于私有制的缘故,其对以消灭私有制为使命的共产党,自然不会从心底里欢迎。但是,中共进城之际,高举新民主主义旗帜,不仅保护私有财产,而且倡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给资本家以种种扶持和优遇,因此,除去逃走的资本家以外,留在大陆的多数资本家也逐渐适应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尽管建政不过一年多时间,中共就发动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由于城市里被杀者多半是恶霸、特务和历史上有血债者,因此虽惊心动魄,对资本家的冲击却并不很大。而紧接着发生的情况就让资本家们惊恐不安了。这是因为,镇反运动尚未结束,中共转而又发动了“三反”运动,并且毫不留情地首先就拿自己党内的高级干部开了刀,甚至于1952年2月10日公开处决了天津地委前后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

  “三反”运动对资本家所以会造成巨大震动,是因为它所着力打击的所谓贪污分子,大都与资本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刘青山、张子善被杀,重要罪名之一,就是勾结私商,收受贿赂,投机倒把,贪赃枉法。[7]在旧中国的商海里摸爬滚打过来,特别是经历过战后政权腐败,金融危机,物价飞涨的局面,早已熟悉了偷机倒把和行贿官员这一套的众多厂主、店主,又有几个没有干过类似的勾当呢?因此,当中共中央把矛头开始转向“资产阶级”之后,各地“奸商”行贿、逃税,勾结腐蚀干部的不法行为接连不断地在报纸上曝光,多数资本家在道德上先已自惭形秽起来。一时间,人人开始写坦白书和检举信,这既是响应政府的号召,也是受负罪感的驱使,想要撇清自己与违法行为关系的一种表现。

  上海的“四反”运动首先就促成了这样一种坦白运动。但是,上海的运动最初还是由市工商联组织的“四反”运动委员会负责主持,因此,尽管报纸上经常报道外地“奸商”因抗拒运动而被逮捕的消息,上海的“三反”运动也搞得热火朝天,但上海资本家直接感受到的思想压力一时还不是那样严重。据上海市工商局1月下旬报告称,除了个别行业的资方人士表现情绪紧张和思想压力大以外,多数行业的会员对运动还不大当一回事。如“酒菜业、糖果业、旧杂货业及猪商业以年底为由,运动搞不开。部分公会开会时有歪曲运动之意义的,有大谈生意经的,有取笑打趣的,漠视运动的严重政治意义。眼镜业开会时有会员传播美国之音,情况最坏。”[8]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按照“四反”运动委员会要求交来的坦白书,多数也只是停留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如这时上海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收到的坦白书,几乎都是些“拿工会七五支光灯泡一只”;“受过许会计师年糕一盒……工友香烟一条,橘子一篓”;“贪污公会的邮票三次”;“挪用肥皂叁块”;“与同业吃饭吃咖啡有十次之多”;“私取公会报纸二十张左右,食盐四份,邮票1200元”之类。里面严重些的,也不过是曾“私放拆息款二十万元[9]”,或“利用职务上便利,将行款借给天一化工公司……共二千七百万元(已被法院追究)”。[10]这个时候即使有主动坦白出来的行贿问题,通常也都情节轻微。如华成帆布厂经理项美瀛坦白:曾向金华专署采买员行贿戏票一场、名笔和普通表各一支;“派人陪同(西北办事处)张某游公园摄影二次,看电影二次,看京戏一次,在发行所等便饭三四次”;“曾写介绍信给天津代理处正义铁号要天津招待新疆军区的王文彬一次”;曾送衡阳铁路局吴某鱼肝油一瓶;对私营商号购买帆布一直遵守暗贴陋规并有请客送礼情形等。昶昆染织厂经理夏联芳坦白:曾因做成生意而给了花纱布公司的采购员陈某一些好处费,但原因是陈某过去一直就是负责联系买卖双方的“跑街”的,拿惯了“佣金”。[11]真正贿买贿卖,严重腐蚀中共党政军干部的案件,几乎一件也没有。

  2月5日,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出面做“五反”动员报告,按照中共中央的口径,严厉指责资本家忘恩负义,对党和政府“猖狂进攻”。随后,《大公报》受命发表消息批评上海工商联对运动的领导软弱无力,上海市军管当局公布汉口路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借抗美援朝战争急需西药之机,用金钱和贵重物品贿赂、腐蚀国家机关于部,骗取国家贷款和志愿军巨额货款后,以质量低劣的药品抵充合格商品的罪行,以揭发上海不法资本家的罪恶,激起社会义愤。[12]如此一来,不仅“五反”运动转由上海市委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主持和领导,而且工商联及其大小资本家均威信扫地,各报如同对镇反和“三反”运动一样,开始铺天盖地地猛揭猛批资本家的“五毒”罪行。与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时同样的大会、小会,同样的检举、揭发,伴随着上海市大张旗鼓地逮捕“工厂经理11人,本市商店经理4人,外部商店老板2人,本市行商掮客2人,本市职工4人(内学生一人),外部职工11人。传讯9人,提讯14人”,[13]工人、店员迅速被发动起来,资本家包括小业主们顿时都成了过街老鼠。

  “五反”运动的发动,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过去政府一直注意控制在传统方式下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工人们再不必顾及什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了,许多工厂的工人都开始向资本家算几十年的剥削账。如上海大中华火柴厂劳方代表就拍着桌子命令资方代表:“我们工资比别厂低,被资方剥削了三十年,现在要翻身了。即使有困难,也要你们资方去想办法。”总经理兼上海火柴业同业工会主委的刘念义前去调解,即被数百名工人围攻批斗,差点儿弄出人命来。[14]一些商店密集的街道,店员们则建立起宣传站,每天对店主们呼来喝去。看见某店主站在店里抽烟,就拿着话筒喊:“**老板,那能介笃定得啦?香烟不许吃!快点出来坦白。”看见某店主离开商店,又会在话筒里喊:“**老板,鬼鬼祟祟,跑来跑去,啥事体?订攻守同盟是伐?”[15]

  劳资关系的巨变,使不少相信共产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一度努力生产的大资本家心生怨气。本来,由工商联领导工商界搞“四反”,工商联及其各同业公会负责人态度还比较积极,郭棣活[16]等且率先坦白隐匿敌产问题,并以此号召同业。影响到“五反”开始时,虽被报纸指名批评棉纺业,刘靖基[17]、郭棣活、吴中一[18]、王子建[19]等也还一度勉为其难地做会员的说服工作。[20]但是,随着“五反”运动越来越激烈,而政策交待不足,情况很快就有所变化了。集中了上海各大资本家的上海民建分会响应军管会号召,将会员分成了6个组,限期10天之内坦白交待违法事实。结果,816个会员到期只交来坦白书507份。其高层会员交得更少,全部80几个委员,只收到24份坦白书。不仅如此,有报告称:“大资本家荣毅仁[21]、吴蕴初[22]、刘靖基、郭棣活等,三催四请仍不参加小组,坦白书亦未送民建会。荣毅仁、经叔平[23]等并书面声明,绝对‘不能’经常出席(会议)”。其他如“朱鸿仪[24]、唐志尧[25]、强锡麟[26]、王性尧[27]、吴中一等也都有很多保留,一般都是到民建会敷衍一下,自己交代了一些问题后就不再来了。”有些即使来了,也一言不发;就是写了坦白书,用盛丕华[28]的话来说,也“心里总是不服贴”。[29]

  由于“三反”运动是以反贪污、反浪费为号召,在全国范围对各行各业与钱物沾边者逐一清查,人人必须交待多吃多占损公肥私的行为和与私商私企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公私之间的经济往来业务,乃至于正常的贸易和日常消费活动,都受到极大的影响。所有公家人都不愿与私企私商沾边,更不敢有任何超出一般生活的消费。资本家们过去汽车来汽车去,现在出入也都改步行或乘三轮车了。过去饭店、戏院子经常是车马盈门,如今几乎无人问津。不仅金银珠宝手饰行业鲜有顾客光顾,就连西服、家具之类也被视为奢侈品而遭人冷落了。影响所及,人们连春节送礼和吃喝庆祝等等,也都能免就免了。

  据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办公室2月下旬调查统计,自春节之后,整个生产和贸易都严重下滑。“市百货公司,营业额已由往常每日五十亿降为最近每日十亿左右。”市土产公司,“春节剩余物资即积压达三百多亿,季度计划仅完成二十四%”。市合作联合社“增产节约运动及‘三反’‘五反’运动后,国营公司收购量锐减,影响所有加工工厂和生产社的加工业务。如合作社内衣织造厂自一月份起到二月份止,加工汗衫一万打,是正常产量的二分之一。第一针织厂已积压成品四万打,占全部流动资金(廿五亿)。最近向华东合作总社借款四亿三千万元,仅可维持生产至二月二十三日。大统染织厂月产被单三万条,职工二百二十名,现积压成品一五OOO条,占全部流动资金,情况严重。现向合作部抵押借借款二亿元可维持生产至二月底。”市搬运公司因业务严重不足,卡车乘务员已减少50%,全市1万多辆场车,3万工人每人每天平均收入往往还不够缴纳车租,“仅虹口一区就有一千多场车工人生活发生困难,有二百多人家断炊”,靠“吃苞米粉、豆渣等度日”。资金较为雄厚的国营企业尚且如此,私营工商业更不必说。上海最大的私营百货公司永安公司,1月份的日营业额尚能保持在1.5亿元左右,自2月以来日营业额不足5000万,较1月减少了66.7%,而且自2月20日以后还有递减之势。橡胶业“正泰、大中华由于轮胎存货压积,各存二百亿左右,已从资金周转失灵发展到原料缺乏,无力补进,势将被逼停工。”内衣业“五反开始后就未曾接到一笔加工生意,目前全业机器停工率是九O%,有五O%付不出所得税,五O%付不出工资。”[30]

  一方面是劳资关系恶化,工人店员不仅纷纷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而且利用“五反”运动,组织起来逼迫厂主、店主吐出剥削所得;一方面是经济形势恶化,不仅产品滞销,资金积压,而且因“三反”造成党政军民各部门乃至于国营企业和银行对私商私企避之唯恐不及,资方借贷无门,订货困难。从40年代末以来始终就在艰难维持中的众多私人企业主,自然纷纷选择停工。由于这个时候多数上海私企对员工除了发放工资以外,一般还实行包伙制,停工即意味着工人不仅可能失业,就连吃饭也将没得吃。因此,自“五反”运动开始之后,劳资纠纷就迅速从提高工资、改善福利,转变为职工抗议资方停止生产,不发或欠发工资,停止或减少伙食的问题上去了。据工商组2月22日报称:“徐汇区目前半停工状态的有十几家,另手工棉织业停工的有二十多家”。一些工厂已不发工资,不开伙食。“北站区已有十五家工商业户关门,老板逃跑的有四家,职工伙食大成问题”。蓬莱区“目前中小工商业户停工停伙的很多,该区针织工业(手摇机),因百货公司停止加工,故在二百三十一户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停工。”榆林区136家丝织厂中,已有61家停工,69家停薪;江宁区44家丝织厂已有14家停工。[31]据称,这还仅仅是那些胆大的或实在支撑不下去的私企业主,多数资方因顾虑到军管会和市政府有明令不许停工、停业、停伙和停薪,[32]害怕吃官司,虽向工商局申请歇业,因工商局一概不予受理,只能勉力维持。如老闸区南京路燕京楼菜馆,“五反”前生意就不景气,这时每天营业额仅五六十万元,而每日最低也要170万元开支,老板只好一面向菜贩赊借小菜,一面天天跑到上海工商部门去申诉吵闹。[33]大中机器厂开不出工资,又不能停工,以至工人群起向资方问罪,董事长胡厥文[34]被工人围困达十几个小时无法脱身。[35]锦芳食品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将老板扭送去公安局。冠生园食品厂的工人则因资方发不出工资,将资方围在楼上,逼迫董监会连续开会将近两天之久,找不出办法不许散会。其他各种“疲劳轰炸”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36]

  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政府发动“五反”运动的正当性,多数上海资本家都难以否认。因为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以及暴利行为(属盗窃国家资财),过去几乎是司空见惯。尤其是对于那些过去跟政府走得很近的上层资本家,大都在战后通过行贿等手法低价购进过日伪产业。至于因许多亲朋好友随国民党撤离大陆,留下无法带走的大量企业股份和因国民政府银行撤离而使大量贷款被私人化,就更是当然之事。吴蕴初之子,天厨味精厂协理吴志超这时就讲:资本家向各方行贿、偷税漏税,乃至于偷工减料,可以说“是百分之一百”;凡是自购原料各厂,违法套汇的更是各厂均有。如果把各种不合法的方式分门别类地加起来,仅化工业就“共运用三百多种方式进行不法行为”。吴中一、刘念礼等也公开表示:像王康年这种行为,其实在资本家中不知有多少,只是没有犯在志愿军问题上就是了。“如国药业以蚌壳粉冒充珍珠粉”,性质还不是一样?[37]因此,对照“五反”所反对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项违法行为,上海的资本家们只有对号入座的份。这对于长期以来相当看重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的那些中上层资本家,不能不造成极大的思想苦闷。

  正是因为思想混乱和苦闷,资本家之间各种聚会也就变得十分频繁。由于商场上的需要,上海的资本家早就形成了一种按行业或按身份地位,组织不同类别或层级的定期聚会的风气。中共建国以后,为了努力理解和跟上中共的政策主张,一些资本家还特别组织了某种“学习会”之类的聚会。其中最活跃的以围绕在工商联周围的上层资本家为主的“七一学习会”,更是响应中共思想改造的号召,旨在学习政策,交流思想。这些聚会这时对解除一些会员的思想疙瘩,减轻压力,避免会员自杀,都有所帮助。[38]不料,2月底,中共重庆当局突然宣布破获当地资本家的反动组织“星四聚餐会”。消息传来,上海资本家的这些“学习”、“聚餐”之类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阶级对抗的烙印,迅速成为政府的清理对象。由此一来,不少原本就颇感苦闷的资本家,这回就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了。

  这时更让一些资本家不胜其烦的,还有因“三反”运动揭发出来的党政军等各单位中的贪污受贿的问题。因为许多被控为贪污分子的机关干部,都扯出了自己与上海资本家的关系,因此许多机关陆续开始向上海工商资本家进行求证和追赃。上海水利局这时就“传讯”水泥业资本家刘念礼达18个小时,把刘骂得狗血喷头,坚持刘行贿了他们的干部。刘对此坚决否认。在实在拿不出确实把柄的情况下,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到底还是逼迫刘承认了自己在为水利局做工程时有过谋取暴利的行为。[39]

  “三反”追查如此,因“五反”揭发检举所引发的追查之风,也同样让诸多资本家焦头烂额。由于各种检举揭发数不胜数,像上海瑞昌五金号总经理叶傅民,这时就一边被税务局查偷漏税问题,一边又分别有铁路局和工商局来人来电话要“传讯”他。逼得他不仅分身无术,而且无力招架,只好采取但有检举一概承认的办法,最后服毒自杀一了百了。中国水泥厂总经理,时任第一、二届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史乃修,也因被人检举有行贿和偷漏税等问题,两度被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叫去交代问题,其弟也因此被“传讯”两天不归。史在高度焦虑,又无处倾诉的情况下,亦以自杀了结了生命。[40]

  据报,从1月18日到2月19日一个月里,上海工商界因“四反”和“五反”而自杀者,就有49人(未遂16人)。其中,“五反”运动发动起来后,即从2月12-15日不过4天时间,就自杀22人。整个2月份已自杀死亡了73人,而1月份仅自杀死亡了3人。[41]这时的自杀者基本上还都是小企业的业主。[42]从2月下旬开始,特别是随着各种“学习会”解散之后,一些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家也开始走上自杀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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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51年底开始到1952年7月前后逐渐结束的“三反”运动,是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主旨的,但这场运动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场实际上是以反对贪污受贿和腐化堕落为内容的政治运动。这也正是为什么,这场“三反”运动过去几个月,中共中央紧接着又发动了一场“三反”运动,重提“反对官僚主义”,只是又加上了“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内容,时称“新三反”。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1-22页。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3页。
  [4] 转见上海档案馆藏档,S172/4/176/2。
  [5]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1952年2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247-248页。
  [6] 这里主要应当提到的有两项研究成果,一是中共上海市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其中收有《上海“五反”运动》一文;二是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其中也有专述上海“三反”“五反”运动一章。另外还可以提到的有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与“三反”“五反”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前两项成果,对上海“五反”运动的经过情形均有所勾勒和介绍,
  [7] 《华北局关于逮捕大贪污犯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向中央的报告》,1951年11月29日,中共华北局编:《建设》第一二九期,1951年12月10日,第4页。
  [8] 《四反运动情况》(三),1952年1月26日,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2/13-17。
  [9] 此为旧币票面值,1953年人民币改新币后,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下同,不另注。
  [10] 上海档案馆藏档,S21/4/12/46-59。
  [11]上海档案馆藏档,S33/4/251/15,50-51。
  [12] 《解放日报》,1952年2月7日一版。
  [13] 上海档案馆藏档,B13/2/209/2-5
  [14]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8-9,34。
  [15]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3。
  [16]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副总经理,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上海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
  [17] 上海安达纺织厂和化纤厂总经理,时任上海市工商联常务委员和上海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
  [18] 时任上海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
  [19]时任上海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和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20]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372/54-56。
  [21]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
  [22] 时任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民建上海分会副主任委员和上海化学原料工业同业会主任委员。
  [23] 先后担上海华明烟厂经理,上海华成烟厂经理,并兼任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民建上海市委秘书长。
  [24] 上海中和造纸厂总经理,并任民建中央委员及上海市分会委员,上海市造纸工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25] 时任民建中央委员。
  [26] 时任上海工商联常务委员。
  [27] 时任上海工商联执行委员并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8]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及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
  [29]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7-28。
  [30]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7-21。
  [31]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2,23,32。
  [32] 《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保障“三反”和“五反”运动彻底胜利的四项规定》,1952年2月3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25-131页。
  [33]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7。
  [34] 时任上海工商联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机器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
  [35]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45。
  [36]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84-85。
  [37]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37-39。
  [38] 如刘念礼、丁荷泉等都讲过学习会帮助他们打消了自杀想法的情况。
  [39]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38。
  [40]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39。
  [41]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3,144。
  [42] 此一阶段仅一例例外,即老介福绸缎店的老板李继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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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千年比邻,恩怨纠。由于甲午海战以来至八年抗战的历史,中日之间结了无法化解的深仇大恨,以至于今天中国的网络军事小说中,中日再战的结果不是东京大屠杀,就是日本列岛陆沉。但是事实上的中日力量对比,并不足以支持这些意淫作品。本文是作者个人对中日关系进行的分析。今天的中国与日本之间是斗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一、千年渊源1、血统渊源一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同文尚可理解,同种之说则过言之。日本的原住民是伊阿努人(虾夷),属白种人,而大和民族的祖先应该是先秦陆陆续续从大陆移民日本列岛的。主要是两条……去看看

荒唐的“民主建设”观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已被广泛认可的观念:由于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甚至更糟糕的什么社会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文化基础过于落后,公民的民主意识十分贫弱,因此,要使充分体现民主原则的制度形态短时间内成为现实,不过是有害无益的狂想,这样的制度形态只能本着刻苦的忍耐精神去慢慢建设。   应当说,这套说辞还是相当符合历史真相的,但是不知怎么,我老觉着一本正经地和这种观念较真儿特滑稽,因为它的用意不仅是指认事实,而且要为现状进行辩护。可惜这种辩护比较拙劣,……去看看

财产权、繁荣与千年教训

Tom Bethell著 秋风 译    财产权可以至少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了,不过关于财产权的法律,只是到了罗马法的全盛时代才得到完整的表述,在此前的法律体系中则鲜有体现。  人类曾一直努力抛却财产权来“建立一个新社会”,知道最近我们才弄明白,私有产权将永远伴随着我们。它是人类最根本性的制度之一,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它是中央集权的永远的抵制者。没有财产权,就没有繁荣,没有和平,也没有自由。财产权获得正当性是随机的偶然的事情(And justice itself will be a haphazard and occasional thing)。18世纪的弗吉尼亚人Arthur L……去看看

谈中国国家福利的重构

提要:本文分析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福利改革指导思想和实践的误区及其结果,指出核心问题是,在福利多元化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在福利体制中把福利责任推向市场和个人,而国家在福利体制舞台上退位。本文通过回顾西方发达国家福利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并且借鉴近期东亚发达地区的反思和强化国家福利经验,明确一个被社会政策学科已经确立的思想:国家福利是对市场经济的补偿并成为国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应该在福利多元化中应该强化国家福利主导的作用,重构中国国家福利。  主题词:福利……去看看

美元贬值难以改变世界贸易不平衡问题

2002年以来,尽管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欧盟和日本,但在外汇市场上,美元兑欧元、日元等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持续下跌。到2002年底,美元兑欧元和日元分别跌破1和120大关,2003年1月初,美元兑欧元和日元分别跌至1.09和118,和2002年初相比,欧元兑美元汇率上升25%,日元兑美元上升7%,美元贸易加权平均贬值13%,“强势美元”已宣告阶段性结束并可能持续较长时间。  一、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美元持续贬值   从理论上说,经常项目不平衡条件下的国际收支平衡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只有经常项目平衡下的国际收支平衡才是长期的﹑可持续的。在金融全球……去看看

地方政府行为异化:现行财税体制的政治产物

财税关系的恶化往往是政府变法或民众革命的触媒或催化剂。在某种程度上,财政税收体制可视为“政治文明”和“执政能力”的关键指标。因为它比宪法条文、执政党党章、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承诺更真实、更准确地反映出国家与公民、中央与地方的真实关系。财政税收牵涉到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政府的组织分工与日常运作,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与价格,公民对政府的权利与义务等等。民众的生活质量以及“上层建筑”的巨大开销,都在财税关系中体现出来。  黄仁宇认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均出于财政压力下……去看看

中日关系困境解读

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摘要]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用以解释国家间关系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命题。中日间出现的安全困境是导致当前双方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发因素。建构主义理论提示,缓解或争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它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关键词] 大国崛起; 安全困境; 中日关系今年以来,由历史问题所引发的中日官方和民间之……去看看

为分节号翻案

在美国教书时,一次有个专修中国研究、经常阅读中国报刊的学生问我,"中国人怎么连阿拉伯数字的分节号都不知道用?…"言外之意似乎很难相信一个能放卫星的国家在数字表达上竟还如此落后。我听罢不禁摇头苦笑。我们落后的地方确实很多,但在分节号这个问题上带这顶帽子却冤得很,因为我们过去也曾先进过,只是后来一纸行政命令又把我们送回了落后的行列。自打我上小学起,就学会了使用分节号:三位以上的数字从右边起每够三位就在第三位数字的左面加一分节号,如1,657,828。这样,从右边起第一个分节号左面的数字就是千位,第二个分节号左面……去看看

练习呼喊三则

需要或者更需要我们练习的呼喊太多了,但是显然我们都还不善于、不敢于、甚至很不习惯于呼喊。呼喊是有很多讲究的,哈维尔他们的《七七宪章》是值得研究的,不必崇洋,例如我们年轻的江绪林朋友也是值得研究的,比起重庆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来,我们更显得还在幼稚园。但是,我们必须以理性、负责、守法的精神学会呼喊。——作者  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呼吁——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联合国大会    二十世纪,人类在国际关系方面最伟大的创造和最卓越的成就,就是建立了联合国,铸造了联合国精神。联合国精神,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去看看

从小书到大书 从大书到小书

人类世界真是难于捉摸。   外星人或是天上的众神看我们——看这个被五分之一氧和五分之四氮包裹着的大圆球上熙来攘往的胎生哺乳双足无毛动物,和我们看蚂蚁搬家或是蝗虫过境可能没什么两样。我们在蚂蚁和蝗虫里找不到待卫长和排头兵,他们在这数十亿芸芸众生里也一定分辨不出成吉思汗、恺撒、瓦特和爱因斯坦,更不知道当这个或那个出类拔萃的小人儿,在他们的机体把碳水化合物变成红血球可以携带的养分,又在大脑皮层的左侧颞叶或中央前回流窜一通之后,会出现怎样改动教科书和地图的推理、假说、雄图、伟业。马克思认为无产阶……去看看

公民投票的意义与可行之道

东吴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教授   公民投票的讨论,在国内早已司空见惯,公民投票的理论与功能,不少国人耳熟能详,可是由于涉及国家定位的争议,若干人士将公民投票与统独问题划上等号,致使公民投票的讨论无法理性进行。   纯粹从政治学理论与实务而言,公民投票系人民参政权之一种,公民除了定期选举行政首长与民意代表之外,对于攸关人民权益的重大政策进行表决,既可弥补间接民主的不足,亦可彰显直接民治的功能。公民投票一词,约有几种意含;第一,决定国家前途的公民投票,例如领土、主权归属、国号等前途的公民投票;第二,对制宪或修宪的创制复……去看看

什么是我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上午听了几位先生的发言,关于“对话、融通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开展”,有人提到了学科建制上的种种弊端,有人强调了交流中的“善良意志”,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哲学在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中的被迫“中断”,区分开了这种对话与融通中的几个层面上的不同问题,如知识层面、方法层面、信仰层面以及在有关文法、文体、表达方式等层面上所不得不下大力气有所推进的革新。  什么是我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至少,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这就是对现实的不满;这里的现实,当然指的是学科发展的现实以及对话、融通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