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几点理论思考

——建立在经验案例之上的观察

  原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p110-123

  [内容提要]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伴随着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的诞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政治表达和利益保卫活动,重新浮上了台面。具体来看,无论是以小型熟人共同体为组织基础的集体性抗争活动,还是以更大型的地理区域为组织空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时有发生。本文把这类社会事件统称为群体性集体行动,并把各级政府及其代理人和由此类集体行动参与者所组成的怨恨群体之间进行的持续互动过程的本质,看作影响社会控制后果的一个重要变量。通过引入发生在不同时期的三组经验案例,作者提供了一个分类框架,用于说明当代中国社会中群体性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导形象的演变。

  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的学术立场。当某些新闻媒体使用诸如"群体性突发事件"、"动乱"和"暴乱"之类的术语来指称正在发生着的集体性抗争活动时,社会学家更愿意使用"集体行动"、"集体抗议"之类的术语,而投入到这一类集体性抗争活动中的参与者,也不仅仅是某些新闻媒体口中所称的"暴民"、"不法之徒"或"动乱分子",而是有着自己的信仰、文化价值观和理性策略战术选择的"有目的"的社会行动者。由于各类集体性抗争活动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和各级政府机构打交道的环节——无论政府是以仲裁者和调解者的面目出现,还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本身就是抗议的目标物——因此,政府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中"对抗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 )「1」"场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行动主体。从法理地位上来说,各级政府拥有处理突发事件和社会动荡情势的无可辩驳的合法性,但社会正义不会仅仅由于字面上的合法性,而被直接再生产出来。合法性和"政治正确"的立场,只有与正确的知识和技术相结合,才能在和谐社会前提下,实施恰当和有效的危机控制。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指出,社会学知识,更为确切地说,社会学中的社会运动/集体行动/集体行为这一研究领域,能够为当代中国的社会稳定、和谐社会建设和危机管控,贡献自己的理性洞见。

  本文的叙述结构如下:首先,作者引入一个社会变迁理论,对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社会中所发生的"伟大转型"(The Great Transition )进行简要的回顾,并以图示的形式,给出了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结构性风险。这些结构性风险,实际上指明了当代中国社会中潜在的有可能引发群体性集体行动的种种源泉。其次,通过对发生在三个特定时段(分别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2000-2002年、2005年及其前后)的代表性集体行动事件的罗列和简要分析,作者试图给出关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群体性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导形象的一个分类学框架,以及这一分类学框架所隐含的理论含义和经验价值。最后,作者根据前面两个部分得到的观察结论,以理论启示和政策思路的形式,给出了中国各级政府在实施社会控制和危机处理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社会变迁理论和当代中国社会中结构性风险的定位

  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研究者们所持有的一个长期共识,就是对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浪潮的理论解释,必须和一个社会变迁的理论联系起来(Eyerman and Jamison,1991:3)。首先,从"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定义来看,社会变迁是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所追求的目标,因为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是"对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的有组织的集体表述。……(它)企图去推动或抵制发生在人们所属的群体、社会或世界秩序中的社会变迁"(Zurcher and Snow ,1981);又或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个体、群体和组织所组成的集合体,通过采取大众抗议活动,而旨在推进或抵制社会变迁的有组织的和持续的努力"(Neidhardt and Rucht,1991)。其次,正是社会变迁本身,为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肇端,提供了种种结构性条件。McAdam和Morris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的解释,都提到了诸如此类的结构性条件:如美国南方棉花市场的衰退、黑人向北部城市的迁移和集中、黑人投票权的扩张,以及民主党在竞选中获胜等等(McAdam ,1982),以及本土组织的发育程度(Morris,1984)。在许多场合下,主流社会运动理论家们往往用政治机遇结构「2」这一概念来表述由社会变迁所带来的行动动员的机会。

  国内社会学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也多有著述,最为著名的就是孙立平教授的"后总体性社会论"和"断裂论"."后总体性社会论"认为,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首先是从"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变,表现为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垄断性配置,逐渐被市场经济时代市场对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所取代的过程,从而导致了"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诞生,为第三部门和公民行动的发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孙立平等,1999)。"断裂论"则认为,中国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与八十年代相比,社会结构转型逐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其本质就是"断裂"……"断裂"现象出现在城市和农村、就业者和失业者、中产阶层和底层弱势群体之间(孙立平,2003)。

  从普通社会学的框架入手,用于描述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的专业术语,包括了如下的一整个系列。「3」从经济上来看,至少有:

  (1)工业化和制造业体系的理性化,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国内市场的形成;

  (2)产权结构的复杂化和多元化,要素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渐成形;

  (3)购买力的提高和消费主义的兴起,尤其是私人住房的商业化所导致的生活方式的私人化(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化消费相对立)。

  从社会和人口进程来看,至少有:

  (1)对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导致一个新的精英阶级——专业阶级——的形成;

  (2)独生子女一代的成长和进入社会,导致职业场所内文化冲撞和代际冲突的加剧;

  (3)城乡间和城市间人口迁移和流动的速度加快,导致城市化步伐的加速;

  (4)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犯罪率上升,社会问题多元化。

  从政治上来看,至少有:

  (1)在国家和公民关系上,政治忠诚被法律制度的调控和萌芽中的公民意识所取代;

  (2)个人意愿的表达,在网络时代成为一种个人风格;

  (3)地方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行动主体,导致各级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持续受到各种事实性证据的考验。

  从文化和道德领域来看,至少有:

  (1)金钱观的变迁,导致人们对物质利益的保卫意识加强,传统道德价值边缘化;

  (2)全球化时代价值观的多元化和机会主义式的僭用。

 

  图一给出了作者所辨识出来的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结构性风险和挑战。这些结构性的风险和挑战,分别在"自然-社会"和"国际-国内"这两个轴所组成的四个象限内找到自己的位置:其中环境危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管理体制、腐败和地方治理危机、贫富两极分化和福利不足等等,已经成为诱发当代中国社会中群体性集体行动的最主要因素。

  二、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群体性集体行动:经验案例的展示和类型学框架的建构

  本节的主要内容,在于展示中国当代社会中群体性集体行动的经验案例。作者选取的三个时间段,分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2000-2002年、2005年及其前后。这三个时间段的选取,具有特殊的含义,因为它代表了三个独特的历史阶段。对于第一个时期来说,恰好是释放改革开放初期所带来的结构性压力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群体性集体行动,成了传统精英(包括大学生、知识分子和离退休"老革命")表达地位挫折感的主要方式之一。第二个时期,虽然选择的是2000-2002年,但实际上应该覆盖整个九十年代中后期,在这个时期,前一阶段经济改革造成的贫富分化明显加剧,加上所有制体系的进一步重构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市场化,造成了新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加速生成——下岗工人和抗税农民成为这一时期群体性抗争的主导力量。第三个时期,是2005年及其前后所代表的"最近的现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怨恨生产的主导诱因,随着社会福利供给形势的好转,已经逐渐由弱势群体的"道义经济学"心智/意识形态(a mentalityor an ideology of moral economy ),转变为威胁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环境风险、不利的经济契约关系(正如业主维权运动和反拆迁/反征地运动所揭示的那样)和针对权势者的泛化的社会怨恨。

  (一)1980年代中后期的典型群体性集体行动

 

  表一给出了发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三个群体性集体行动(或抗议运动)的具体情形。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个时期的集体行动事件,主要由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一传统精英群体所发动。

  从集体行动所试图达成的社会变迁偏好来说,主要出自于对未来应该怎么样的一种价值思考:在安徽合肥发生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其目的是在争取"更为民主和更加公开的"代表性民主的程序;在江苏南京发生的以非洲留学生的特权地位(无论是制度层面的优厚物质待遇,还是日常生活层面中情感实践的出位)为初始抗议对象,以争取人权和政治改革为后续抗议目标的学生集体行为中,则是对新的制度安排和政治秩序的强烈要求;最后,对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来说,运动的目标则直接指向了政治领域中最深刻的制度变革——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和政治价值观的全面更替。因此,这一时期的群体性集体行动的最突出特点,是在它的未来取向和政治性。

  (二)2000-2002年间的典型群体性集体行动




  a 网上查寻的步骤如下:2003年春季的某一天,作者首先登陆www.msn.com网站,在搜索引擎中键入主词"China Protest"进行搜索;结果共搜寻到27万1242个相关条目。由于排序靠后的条目其主题相关性越来越差(因为采用的是布尔逻辑组合检索),以及全程检索所需时间和精力方面的考虑,因此本次搜索只对排序在前500条的条目进行了内容检索。在内容检索过程中,又依次采用了以下的过滤机制:(1)与中国社会的集体行动和大众抗议活动无关的条目首先被过滤了;(2)发生在中国乡村地区的集体行动事件也被筛选掉了;(3)发生在2000年以前的都市集体行动和大众抗议活动也被筛选掉了。此外,由于技术原因无法链接和显示的条目,以及少量使用非英语语种的条目也没有被采用。

  表二给出了作者2003年春季通过一次网上查询而随机获得的典型都市集体行动的具体案例。在这个表格中,上一个阶段的主流参与者——作为传统精英的大学生——只出现了2次(9.5%),而下岗工人作为这一阶段的主流参与者,则出现了15次,占全部21次集体行动事件的71.4%.剩余4次集体行动事件的参与者,2次提到了三峡水库移民群体,1次提到了艾滋病感染者群体,另一次则是火灾事故受难者的家属。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工业结构调整和产权结构重构,在中国都市地区生产出了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弱势群体——下岗工人。他们的怨恨,主要有三个来源:一个是相对低廉的工龄买断价格、延迟的支付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无价值感和社会无力感(sense of powerlessness );一个是针对工厂当局实施和执行补偿政策过程中出现的贪腐和社会不公现象的社会正义感;另一个则来源于这些利益受损者对工厂之所以会由于经济业绩不佳而进入结构调整的社会归因——工厂当局(或其直接上级)的经营和决策失误。在三个主要怨恨来源中,其中有两个是直接针对工厂当局(及其直接上级)的,因此,这个时期的群体性集体行动的主要特征,就是它的现实取向和经济生存的道义性。

  (三)2005年及其前后的典型群体性集体行动

 

  表三给出了最近一次通过互联网搜寻得到的群体性集体行动的相关案例。表格所列的第一个案例,是2004年11月发生在四川某县的抗议水电站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过低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其中曾经发生过置留省委书记的情节,并最终导致三名参与者的死亡。而最后一个案例,即2007年5月发生在福建某市的反对PX项目的市民动员行动,则以该市政府的有效应对——包括公共信息的大规模供给和妥协策略的采纳(如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项目暂停并重新进行环境评价)——而得以平和解决,未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成为所有案例中唯一一个非暴力的抗议活动。

  从各个案例情形来看,以下共同点相当突出:(1)除了3项由工厂员工和1项由基建工程兵主导参与的集体行动之外,其余16项集体行动都是以社区和地域共同体为最基本的动员空间而展开的;(2)引发这一时期群体性集体行动的最主要的怨恨类别,大多是围绕着空间——居住环境和土地房屋产权——的争夺和定义而展开的:来自地域共同体的民众为了更安全的居住环境和更公平的产权交易关系而集体性地动员起来,投入到高风险的抗争活动之中;(3)最后,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对此类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应急处理,往往牵涉到合法暴力——警察和武警——的动用,而合法暴力的动用,往往又造成流血冲突和生命的损失。因此,这一时段群体性集体行动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空间取向和暴力性。

  (四)一个分类框架:集体行动参与者主导形象的演变

  以上我们用三个表格分别罗列了三个代表性时期内发生的典型群体性集体行动,并总结了它们的主要特征。接下来,作者提出了一个分类框架,以期对这三个时期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导形象及其相关维度特征,做进一步的阐明。在作者看来,第一个时期内的主流参与者——作为传统精英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实质上接近于"社会类别群体"(social categories)或身份共同体(statuscommunities ),第二个时期的主流参与者——下岗工人和抗税农民——则更接近于"首属社会弱势群体"(primary minority groups),而第三个时期内的主流参与者——保卫居住环境和土地房屋产权的地方性居民——则构成了建立在地域认同感和共享利益基础上的行动共同体,简称为地域共同体(spatial communities)。

  社会类别是社会学中的一个特定术语,用于指称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结构性人口亚群(population segments),如性别群体、年龄群体和种族/族群群体。而身份共同体,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指的是由身份资格附属的权利、义务和社会角色期待集合而成的一种真实的或想象的共同体(Anderson ,1991)。与身份共同体相比,社会类别群体的特点,在于其抽象性。换句话说,当我们说某个社会人群是身份共同体时,它所嵌入的社会场景,更多地是一个面对面互动的首属社区,或由此构成的一个真实的或虚拟的社群网络体系;而当我们说某个社会人群是一个社会类别时,它所嵌入的社会场景,则更多地是一个有着自己物理边界的宏大地理单位,如地区、民族-国家或文化区域(如北美、东亚)。

  首属社会弱势群体,指的是那些由于居住邻近、共同从事某项活动、拥有某种社会特征(如残疾),或归属于某个职业组织而相互熟识、有着强烈认同感的小型群体。由于它们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上所处的特殊位置,往往遭遇到不利的社会-经济或社会-文化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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