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摘要:全球化正在改变中国传统的生产模式与劳资关系。随着生产过程的网络化,传统由政府、企业和工人三方参与的劳资关系格局开始被打破。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等新的行动者的出现,工会等传统的行动者也在改变自身的行动。在新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发动的工会化运动、跨国公司推动的车间民主化,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对劳工的充权等新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的劳资关系的网络化发展。这种新的劳资关系格局,既非以国家为中心,更不是以劳工为中心,而是一种多元行动者构成的网络化关系。通过对在福建泉州的美资沃尔玛超级市场成立基层工会组织、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在福建的代工企业进行工会代表的民主选举,以及在广东的一家代工企业成立员工委员会的三个个案的研究,文章旨在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工人在企业层面的组织行动和利益表达进行研究,探讨全球化时代下劳资关系网络化对中国工人的团结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关键词:劳工团结;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中国劳工

  收稿日期:2009-05-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社会政策的挑战与对策》(批准号:08JJD840203);中山大学“211工程”三期行政改革与政府治理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岳经纶(1967-),男,湖南邵阳人,博士,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广州510275);

  庄文嘉(1985-),男,广东潮州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研究生(广州510275)。

  一、问题提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渐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经济竞争,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提升国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为了保持廉价劳工这一吸引外资和增加出口的战略优势,各级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滋生出压抑劳工、取悦资本的施政风格。中国政府虽然强调通过劳动立法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保护工人利益,却允许地方政府在劳资冲突时公开支持投资者。由于国家角色变得模糊,劳资利益和权力关系严重失衡,形成了“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岳经纶,2007)。在这一格局下,中国劳工权益受到严重挑战,导致劳动关系紧张。与此同时,面对劳资关系的失衡和不断增加的劳资冲突。无论是中国工会,还是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甚至跨国公司都在探索如何扩大中国工人在企业层面的团结和参与。

  本文在文献综述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中国工会在福建泉州的美资沃尔玛超级市场成立基层工会组织、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在福建的代工企业进行工会代表的民主选举,以及在广东的一家代工企业成立员工委员会为个案,分析中国工人在企业层面的组织行动和利益表达,进而探讨全球化时代下劳资关系网络化对工人的团结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

  五、结论与讨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力量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生产过程出现了网络化格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品牌公司负责发包;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专门接单,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发展中国家直接提供土地、厂房和劳动力,进行一线生产。这种网络化格局不仅降低了跨国公司的生产风险和管理风险,而且转移了劳资冲突的风险,跨国公司不需要直接面对庞大的产业工人。更为关键的是,跨国公司可以不断地转移生产订单,寻求最低成本的生产商和供应商。

  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惟一的比较优势,却也是不可转移的因素。为了吸引外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竞相压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等,向外商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把牺牲劳工权益的倒退式竞争当作优势,陷入一场“向下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进而在出口加工区催生了许多血汗工厂。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使得大量工业资本加速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工的自主性受到削弱,劳动市场弹性化增加,原有对劳工保护的社会福利制度无法继续维持,传统的劳资关系受到挑战。中国沿海地区兴起的出口代工产业存在的血汗工厂现象与这一地区“外来资本—当地政府—跨国品牌—外来劳工”这一独特的产业生态密切相关(黄岩,2008:20-33)。

  但是,随着生产过程的网络化,传统上由政府、企业和工人三方构成的劳资关系也开始被打破。现在,新的行动者,如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也加入到劳动领域中来,并进一步塑造出了新的网络化的劳动关系。跨国公司扮演双重角色,它在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工牟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借助自己的订单来督促生产商改善劳工权益,开始扮演了劳工权益维护者的角色。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则借助自己的道德力量和国际网络不断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关系之中。我们可以在SD的工会代表民主选举和CD的员工委员会中清楚地看到了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对中国企业劳动关系和劳工团结的积极影响。

  SD的工会民主选举和CD的员工委员会的成立挑战了中国官方工会在基层的地位,提供了中国劳工团结的新途径。但是,过去被普遍认为“无用”的中国官方工会也在以新的策略对抗企业的反工会措施,推动外资企业的工会化。当然,囿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劳动建制,不论是官方工会,还是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促进中国工人的团结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中国劳工权利的维护和劳工的团结最终仍有待于劳动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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