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阶层重构的语言学再现

——以汉语泛尊称的社会分层为例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三年七月号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有着国际标本意义的社会转型期。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社会不论是政治意识、经济形式,还是文化观念和风俗形态都发生着史无前例的重大变革。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以至新阶层和新的阶层格局的形成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中国和世界必须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作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者,我们直觉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发生着的显着而又微妙的变化,一定会在社会语言的使用中有所体现。若以社群方言为参照系,其变化应该是以社会变化而导致的阶层分化为起因,以具有群体特徵的阶层方言的形成及其使用为结果。也就是说转型期社会阶层的重新整合、变化即重构都将在社会语言使用的层面上得以再现。

  那么,如何来验证我们的这个假设呢?

  我们发现称呼语是一个很适合这一论题的分析样本。因为称呼不仅是社会人际关系在语言中最系统、最直接的投射,而且还能折射出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从中可以窥视一个社会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至於社会样本,我们则决定选择转型特徵最为明显、处於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上海。

  一、社会阶层与语言分析之间的关系

  1.我们选择泛尊称作为语言分析的指标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社会阶层与语言分析之间是相关的。

  因为在我们的语言生活中,人们的社会阶层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语言选择,从而形成了分属於特定阶层的「社会方言」中的「阶层变体」。而通过对阶层变体的研究又可以反过来印证、比对甚至构拟社会阶层的格局。

  我们选取泛尊称作为语言指标,把对泛尊称的态度(以下皆称作态度值)作为衡量手段。

  这是因为泛尊称是在最广泛的场合下社会成员普遍使用的带有一定敬意的称呼语,它最能集中体现人们在特定社会时期的整体价值倾向和当下社会心态的变化。我们从初步的调查报告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由於人们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和文化程度的不同,人们对各个泛尊称的态度值也就不尽相同。这些变化着的态度值异常敏感地显示出人们社会阶层上的差异。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一般性统计,我们感到有可能也有必要对以下两个观点进行验证,这就是:第一,对泛尊称的态度值是上海市各种层次的话语中体现社会差别的标记;第二,社会阶层的构成要素: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和收入都对人们的态度值产生影响,且其影响呈某种趋势。

  2.社会阶层的确定标准

  那么,有没有一个客观的可操作的社会阶层的分化方法呢?我们开始在西方经典理论中寻找答案。

  「社会阶层」这一概念首先是在西方政治学中出现并成熟的,而且也广泛地辐射到西方其他人文学科。它根植於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它在其他学科的应用也无不受其影响。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社会阶层」概念在西方社会语言学中的应用实例。

  二、用语言态度衡量社会分层的西方理论和方法

  1.关於社会阶层及其评估公式的西方经典论述

  (i )社会分层与社会阶层

  我们研究上海市泛尊称的社会分布状况,首先就面临着贯穿在这个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分层模式。这里,我们採用贝尔纳?巴柏(Barber)的定义:社会分层是社会分化和社会评价的结果(Barber 1957,1-3)2.使用这个术语不是指哪个特别类型的阶级或等级,而只是表明社会的正常生活方式已经在一定的集团和人群之间形成了系统的差别。而且分层的形式已被公认为是地位和声望悬殊的体现。而社会分层体现在个体与群体身上即为社会阶层。

  那么,在社会分层中有哪些重要的指数呢?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语言学教授冯?戴伊克(van Dijk)指出:「关於群体的社会再现可能包含的节点有:面貌、来源、社会经济目标、文化背景、性格等。这些范畴构造社会再现的命题内容。」3它们不仅体现共有的社会知识而且包含有评价信息,如对於其他群体成员的一般看法。

  (ii)社会阶层的评估公式

  有不少社会语言学家试图概括上述诸多指标与个人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考察那些不可测量的但直观上与概念相关的因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 )提出的公式:

  社会阶层分=职业×2+教育×4=收入×1+住房×14

  在这个公式中,拉波夫将收入划为10级,教育划为5级、住房划为5级、职业划为10级。

  他认为一个人所达到的教育水平比起收入来直感上与社会阶层的划分联系更大,教育与职业在决定社会阶层时比收入、居住地区、住房都重要。不同的社会语言学家在社会阶层构成的界定与要素的选择时有一些差异,但可以看出他们一致认为:社会阶层是社会分层的结果,而这些分层是由於职业、文化程度与收入等要素的差异而产生的,这就提示我们:可以把社会分层这一不易把握的现象通过可以调查的内容:职业、收入等来考察。功能主义的分层理论也採取相似的方法,如美国就曾把一百多种职业按社会声望的高低排出名次来。

  2.对於社会阶层评估公式的置疑

  虽然这些经典论断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思路,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它们是否有一定的适应范围?也就是说,这一基於政治制度的模式,是否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实践经验?

  比如,在我国,「秘书」的地位就很难说比「空姐」高5.再如,在上海,居住环境的差距与职业的差距之间不存在那么普适的直接的关系,存在着除经济之外的许多複杂的历史和体制因素;其次,拉波夫阶层公式中的各个系数也不一定适用於所有的语境;同时,将社会阶层中的诸要素主观地折算成一个终极分值可能会掩盖许多社会事实。比如,在上海,以拉波夫的公式计算:一个收入很低的大学老师与一个文化程度很低但收入很高的个体商贩在社会阶层的分值上可能就是一样的。上述两种人并非个别情况,都不是特例,而是常态。但很显然,其社会阶层尤其是语言态度明显地存在着差异。

  三、寻找适合国情的社会分层指标

  既然这些经典论述不一定适用於汉语的实际,那么,在研究汉语的语言现象时,我们如何来把握人们社会阶层的因素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以1034位上海成年人对各泛尊称态度值的调查结果作为分析材料来寻找各社会要素与人们语言态度之间的规律。我们以态度值和社会阶层为两大变量,我们相信,一个人在其中一个变量上的属性会导致他在另一变量上的某种属性。

  1.理论依据

  我们之所以要用语言态度来衡量社会分层基於我们以下的认识:

  社会分层像社会共有的知识一样,主要依靠话语在社会上再生。关於这一点,冯?戴伊克有明确的论述:「社会情景中的认知再现和认知过程有重要的话语平面。话语分析能成为有效的工具,揭示社会再现的深层内容、结构和策略」6.英国语言学家彼得?特鲁杰(PetteTrudgill)也指出:语言现象以社会阶层以及年龄等作为共变参数。而语言现象中的语言态度是我们通过调查可以得到的。

  尤其是对泛尊称的态度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泛尊称较能体现全社会的主观价值标准7.同时由於称呼是交际主体在语言交往中处理与其他角色的关系,进行人际定位的一种语言活动,在体现对他人认识的同时,也附含着社会评价的因素。

  2.态度值的测量

  我们是参照李凯尔特量表来测量人们对各泛尊称的态度值的。8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很方便地得到了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值。经过简单计算,我们也不难得到整个社会的整体态度值,这个整体态度值说明了全社会对各泛尊称的接受程度。这是对全体被调查者的平均状态而言的。依据初步的调查,我们不难推知这些态度值与人们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的紧密的关联。

  那么,这种关联究竟呈现甚么状态?即构成人们阶层的要素对其态度值是否产生影响?

  态度值的差异是否又会造成社会分层的形成?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选用范相关分析法来对数据进行分析9.可得到如下的结论。

  四、泛尊称态度值与社会阶层的对应规律10

  1.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和收入四指标可作为泛尊称社会阶层的分层依据,因为以它们为标准的社会分层与分层后的态度值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

  (i )在一定地区内考察泛尊称状况时,可用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和收入作为社会分层的指标。

  (ii)对泛尊称态度较为统一的代表群体分别是:51至65岁的中老年、公务员和一般职员、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月收入在1001至2000元间者。

  2.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和收入都对态度值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有大小区别。

  (i )文化程度和职业对态度值的影响较大;(ii)收入和年龄对态度值的影响较小。

  3.就社会整体而言,各社会要素对人们泛尊称态度的作用几乎是均等的。

  (i )就90年代中期上海的情况而言,职业、文化程度、年龄和收入已分别成为人们生活的不同目标,对整个社会的语言态度起着平衡与中和的作用。

  (ii)若我们把收入、职业、文化程度和年龄各分为五级,我们可按以下公式计算人们在泛尊称态度上体现出的社会阶层,即阶层分=0.21×收入+0.29×文化程度+0.27×职业+0.23×年龄。

  五、社会阶层的重构与语言的阶层分化

  将我们通过社会语言学调查分析得到的规律与中国社科院新近完成的并正式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相比较,就不难发现社会阶层的重构与语言阶层分化之间具有的同构关系。

  1.理论分析方法的同构性

  (i )阶层的五分法与我们称呼语调查的五分法一致

  按新标准划分的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它们分属五种社会地位等级:上层、中上、中中、中下、底层等。

  我们的称呼语调查也将被调查者分为了五大类11,每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与报告中所列的五大社会经济等级的示例12基本吻合。而我们的调查先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三年多。这是因为任何社会变革都必然会在语言层面出现先兆。

  (ii)阶层分化的依据与我们调查的选项一致

  原来的阶层分化是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报告提出的新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则依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佔有情况。

  在此,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韦伯的社会学观点。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经确立过社会阶层划分的三重标准,即财富、威望和权力。作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方面的标准,它们分别对应着实现自我生活机遇、生活方式和意志要求的可能性。

  而我们的研究也基於韦伯的观点,分别对应职业、收入和文化程度三项指标。又由於语言活动的特殊性而添加了年龄这一要求。

  2.现实表现形式的同构性

  (i )泛尊称过渡性定型模式的形成与新的社会分层的初步完成一致

  《报告》概括性地指出13:

  从宏观层面上看待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就会发现,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在这二十多年中,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些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的现代化变迁上。

  这种变迁在社会语言层面上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泛尊称的使用在二十年间出现过三次社会选择模式:80年代初以「先生、小姐」在沿海的出场首先打破了意识领域在人际定位中「同志、师傅」一统天下的坚冰局面14;至90年代逐步遍及大江南北,至中期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15,多於3/4的人开始放弃传统的泛尊称上的亲缘化倾向;90年代末渐进式地完成了一种过渡式的定型模式16.即以「小姐、阿姨/阿婆」为首选,以「师傅、同志」为补充。

  我们在1999年底的调查中发现了泛尊称的过渡性定型模式。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人们对泛尊称的肯定与否定的态度较之九十年代中期要明朗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社会归位」的初步完成。所谓社会归位是指人们将某一个体归入社会某一阶层(即某个由多项社会特徵构成的集合体)的社会化认定过程。

  社会语言学家兰柏特(Lambert )曾经指出:「称呼选择的社会标准」是「社会集团之间的差别的灵敏指针,同时是社会变革的灵敏指针。」人们可以「透过称呼系统去发现与属於某种类型的称呼系统相关联的独立的社会特徵」17.这种同构关系使得泛尊称──这种体现社会整体价值判断的称呼语的选定过程自然也成为「社会归位」的完成过程。

  个人称谓态度的明确化表明着自我社会归位的心理完成;而群体意见的分歧缩小,正体现着公众社会分层观念趋向统一。

  (ii)转型期社会分层的複杂性与泛尊称定型的过渡性同步

  中国社会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资源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使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社会分层相对複杂,一如李培林先生指出的那样:「新旧两种社会体制、秩序规范和机制的并存交替局面将会持续一个较长时期」,「人们的身份和角色处在一种变动的状态中,从各个层面上表现出一种「模糊性」,往往使个人和组织丧失对自身角色及其角色规范的认同」18.

  体现在泛尊称的使用上,虽然在突变若干年后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同时也伴随着矛盾的冲突:泛尊称的个人选择会出现游移和模糊的现象,社会整体的过渡性定型模式具有明显的待发展性。比如,某些泛尊称形式像「太太」还没有被公众接受,说明与之对应的阶层尚未形成或不被公认;通用泛尊称中还存在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阿姨/阿婆」与「同志、师傅」;「同志、师傅」还能叫多久?;「阿姨/阿婆」与「小姐/太太」谁将取得最后的话语权?这些问题要获得最终的答案都必须以阶层的认同为前提。

  (iii )关於中间阶层的分析与泛尊称代表群体的分析吻合

  《报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间阶层」概念的提出。它认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主导阶层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这和我们的结论二几乎完全一致。

  报告中所指的社会中间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徵特别是收入处於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其准确的界定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和薪金谋生,具有获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19

  我们调查中所说的具有全社会代表意义的中坚阶层(对泛尊称态度较为统一的代表群体)

  即是报告中所谓的「中间阶层」。在1996年我们曾定义过这么一个虚拟的标准人,他应该是:公务员、大学文化程度、月收入在10001-2000元之间、55岁。这类人在社会中所起的代表作用也为我们的语言调查结果所证实20.具体而言,他们对泛尊称的观点和看法(这与对人的社会评价紧密相关)较为一致而且稳定,人员分布很集中,因而他们的态度体现着主流文化的倾向,在社会上起着主导作用。

  六、以汉语实际为指标的社会阶层分析的待发展性

  我们如何来看待社会阶层的重构与语言阶层分化之间具有的这种同构关系?

  1.首先,拉氏所得公式所依据的社会蓝本是一个发育成熟的社会体制,人们在选择优势背景项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有较为一致的价值取向。而上海乃至中国都处於变革之中,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社会价值。因而需要依据具体问题分析各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要素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汉语泛尊称与阶层之间的对应公式只是在转型期适用的。

  另外,正是由於拉氏依循的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所以其社会各要素之间存在着某些必然的联系。比如高文化程度将意味着高收入、好职业、高级的住房等等。所以他可以将各要素综合为一个阶层分,这种做法在他是合理的。而在上海这种必然的联系也正在一定的范围内逐步成熟。我们的公式是针对转型期的、普适性的,而拉氏的结论在特定的范围内也可以参照。

  2.我们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情总是处於发展之中的。尤其是中国社会正处於急剧的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还不尽合理、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还不相适应,其社会语言的再现形式也没有最终定型。因而,还时刻存在着对我们曾经否定过的结论重新评估的必要。比方说,我们在上述的调查中曾经否定过拉波夫的住房条件作为阶层分化的指标的做法。但是,仅就上海而言,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房屋商品化的不断普及,住房与社会阶层的联系已经愈来愈密切了。所以,在不远的将来,也许我们有必要再一次看待住房这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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