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见证了规模甚巨的城乡迁移运动，社会学界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对进入城市的移民的精神健康问题则少有涉及。本研究基于对上海城乡迁移群体的多阶段抽样调查以了解这一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25%的男性和6%的女性精神健康状态不好。进一步的路径分析显示，移民压力、社会支持和迁移意义以不同的路径影响精神健康。论文建议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充分回应移民群体的精神健康需求。
关键词：迁移；精神健康；上海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社会学建设项目（B501）的资助，也是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科研项目“长三角外来女工的生存状况”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导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见证了规模巨大的人口城乡迁移，这个群体在不同时期被冠之以不同的名称，从“盲流”、“民工”、“农民工”、“流动人口”、“外来人口”、“进城务工农民”到“新移民”，不一而足。本文暂用“移民”来指称这个群体，它遵循国际上对移民较为宽泛的定义，即离开自己原居地到他地居住一段时间的人。实际上，国内的这个移民群体的主体是以经济为导向的，多数在城市务工或经商。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公报，截至2006年底，农村外出劳动力1.3亿人。
在整个外出劳动力中，20-40岁的年轻人占主体（65%），跨省从业的劳动力占49.3%（国家统计局，2008）。上海是跨省城乡迁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2000、2007和2008年年末外来人口的总数分别为387.11万人、660.30万人和642.27万人（上海统计局，2009），其中，绝大多数是城乡迁移人口。上海外来人口规模的变化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城乡迁移的缩影。
关于这个群体，国内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并涉及不同的领域，诸如阶层身份、认同、社会流动（李强，2004；陈映芳，2005），社会网络（翟学伟，2003；李培林，1996；王毅杰、童星，2004），移民聚居区（项飚，2000；王春光，1995），劳动力市场（谢桂华，2008）等。但这一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而这一问题恰恰是进一步深化对这一群体认识的重要切入点。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人们经历城乡迁移之后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相应的影响因素。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精神健康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传统可追溯到涂尔干（1996）的《自杀论》。涂尔干致力于研究社会结构与自杀率之间的关联，而自杀是精神健康危机的重要表现。涂尔干指出，社会整合程度是影响自杀率的重要因素。移民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联更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主题，也是移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因为迁移是一个伴随着众多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过程。舒瓦尔认为与迁移有关的三种转变包括：生理转变，包括气候、饮食习惯等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转变，包括社会身份、经济身份、地位、角色和社会关系的转变；文化转变，包括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的转变（Shuval ，1982）。有学者进一步假设，移民所感受的转变越多，就越难以适应新环境（Ascher，1985；WilliamsBerry ，1991），从而导致精神健康问题（Hurh Kim，1986；Zheng 1991）。对文献的进一步整理显示，社会人口因素、移民压力、迁移的意义、社会支持均与精神健康有重要的关联。
（一）社会人口因素
研究者普遍认为，单身、失业、女性和居住时间较短往往与精神健康状况不佳联系在一起（Thomp son et al.，2002；Bhugra ，2004；Thapa Hauff，2005）；但关于年龄和教育因素的影响则有争议。各种研究结果显示，年纪较轻或年纪较长、教育程度低或教育程度高都可能与精神健康的不良结果有关联（Abbottet al.，1999；Aroian et al.，1998；Zilber Lerner，1996）。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是其他的个人或环境因素可以改变社会人口因素与精神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移民压力与精神健康
所有的移民在定居、适应和融合过程中都会遭遇一定程度的压力。
文献表明，至少有四种类型的压力源与移民的精神健康相关：生存议题、失落、文化差异和期望（Wong，1997）。生存议题涉及满足移民的即时需要，包括住房、工作（Wong，1997）。一直以来，研究都表明经济和工作困难（Nicassioet al.，1986；Thomp son et al.，2002）、语言障碍（Vedder 2005）、恶劣的生活条件（Papadopoulos et al.，2004）、歧视（Aroian et al.，1998；Yeh et al.，2003）给移民造成很大的压力，并引发精神健康问题。
失落是对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中出现断裂的心理反应（Shuval ，1982）。研究发现，移民会因社会网络、就业、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方面的不满而感到失落（Oropeza et al.，1991）。研究还指出，移民的失落感会导致抑郁（Aroianet al.，1998；Bhugra ，2004）。
文化差异是指迁出地与迁入地在文化规则、文化实践和价值观念上的不同。移民在迁出地习得的文化规则、价值观念和文化实践在迁入地可能不适用，而对新的文化规则和实践尚不熟悉，由此导致不适应感。服饰、饮食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价值观念的冲突是移民群体经常遭遇到的文化差异（Shuval ，1982），而那些接受或回应文化差异比较困难的人更容易出现心理痛苦（Furnham Bochner，1986；Bhugra ，2004）。
期望得不到实现也是移民的压力源之一。移民对陌生环境的艰苦现实可能缺乏思想准备，如果现实与理想落差太大，移民会因无法满足期望而感到恼怒和不安。研究发现，那些没有预期到生活艰苦或者没有作好准备的移民会体验到失望和痛苦（Ward Searle ，1991）。有研究也表明，那些期望很高、但现实情况却比较糟糕的移民会非常沮丧和抑郁（Thomp son et al.，2002）。
（三）迁移意义和精神健康
生活意义这一概念由弗兰克首先引入精神健康领域，他认为维持一种意义感或保持生活目标对于生存和自我实现都是关键的（Frankl ，1984；lightsey ，2006）。奥康诺将“生活意义”界定为这样一个意义形成过程，即经由这个过程个人形成对负面生活事件及其启示的理解（O ‘Connor，2003）。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解释生活事件，这决定了他们对情景的感觉不同、回应的方式也不同。换句话说，能够以积极和有意义的方式赞赏或重构当前生活境遇的人会有更好的精神健康结果，这一假设得到了经验研究的证实（Orbach，et al，2003；Suzman ，2001）。如前所述，移民会经历很多压力，无疑需要对此进行解释和赋予意义，从而适应于全新的环境。然而很少有研究探索移民如何赋予其迁移以意义，这样的意义与精神健康有什么关联。一项关于澳大利亚的越南移民的研究发现，相信在移民定居地有更好的教育、就业和社会经济机会的信念导致更好的健康状况（Watkins et al.，2003）。另一项研究认为迁移的原因并不能显著预示移民的精神健康结果，但是认为移民是命运的安排（endorsement of fate）这一归因与精神不健康显著相关，因为移民感觉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Ruback et al.，2004）。何雪松（2005）的研究发现，寻求意义对香港移民妇女应对生活困境和心理压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总体而言，迁移意义与精神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是初步的。
（四）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
社会支持可被视为可以减少不良精神健康状态出现的可能性的社会资源（Smith，2006；L in Ensel ，1989；L in et al.，1985；Ensel in ，1991）。移民研究文献显示，社会网络具有向其成员提供功能性和情感性支持的功能，诸如提供食品、住房、工作、信息和精神慰藉等（Sher2randen 1994）。不少研究强调了社会网络对于帮助移民适应压力的重要性（Tran，1994；Kamya，1997）。另外的研究更发现，社会支持可以改善移民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Kuo Tsai ，1986；Wong He ，2006）。
（五）研究目标与分析框架
国内对移民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的研究目前还只局限于精神科和心理学方面（如Li et al.，2007），社会学界对移民的研究尚没有深入到精神健康领域，尽管潘毅（1999）关于女工“尖叫”的文本已经触及这一议题，但她的研究旨趣并不在于此。而本研究旨在回应这一需要，研究的目标是了解这一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
在林南及其合作者（Lin Ensel ，1989；Lin，et al.，1985；EnselLin ，1991）建构的关于压力、社会支持和精神健康的模型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研究根据前期访谈结果，加入了迁移意义这一变量，并由此形成本研究的测量和分析框架（见图1），这个分析框架是为了探索移民压力、社会支持和迁移意义以何种方式影响精神健康。
…………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移民面临一定的精神健康问题，这一结果与已有的研究发现接近（Li et al.，2007），所不同的是本研究中男性比女性的精神健康状况更差。由于我们没有普通人群的常模来进行比照，以判断移民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是否更差，并进而回应移民与精神健康的一个经典争议：是迁移导致了精神健康问题，还是因为精神健康问题而诱发移民，但至少这一研究结果显示，移民的精神健康问题值得关注。以往这一领域并没有受到重视，人们似乎更加关注实际的物质利益，例如收入、住房和社会保障，往往忽视精神健康问题；不仅是移民，大部分中国人（包括海外移民）对精神健康问题也没有充分的认识，在精神疾病的初期往往不会寻求治疗，结果导致精神健康问题的恶化（Pearson，1995；Kung ，2004；Wong et al.，2007）。这是以后的社会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领域。
本研究揭示了影响移民群体精神健康的因素。第一，已婚的男性更容易出现精神健康不佳的状况。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男性被视为家庭经济的来源，他们必须供养家庭或者寄钱回家，对于男性来说，这是工作伦理的文化规定（Hui Tan ，1996）。再加上前述的工作压力、缺乏流动机会、收入较低的工作、城市较高的生活费，因此不难想象男性更容易出现精神健康不良的状况。与女性显著差异的另一原因在于，已婚者是男性移民群体的主体，而相应地未婚女性是女性移民群体的主体。单身的女性并不需要承担已婚男性那么沉重的责任，因此压力较小。第三个可能的原因是，男性更愿意视迁移为一种为家庭获得物质利益的手段，而女性更容易将此视为个人的成就或一种体验，城乡迁移打开了外部世界的窗口，对未婚女性来说，离开家乡，脱离父母的控制，具有正面的意义（杰华，2006）。再者，与海外文献中的女性移民群体相比较（如，Bhugra ，2004），本研究中的女性群体在一定程度还可以将“回家”视为化解压力和精神困扰的退身之策，而男性群体在生存压力下继续在城市打工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移民压力对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海外的研究证明，经济和就业压力、人际冲突是很强的预测因子（Nicassio et al.，1986；Thomp son et al.，2002）。国内的文献充分展现了这个群体在经济和就业方面的共同困境：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和福利性收入低于城市工人，但平均工作时间却比城市人更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讨价还价的资本和能力（李培林、李炜，2007；谢桂华，2008；李强，2004）。而人际冲突主要来自同事、家庭和共同租房者，其后果可能有两个：其一，遭遇人际冲突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直接导致情绪困扰；其二，原本期待可以获得支持的关系反而变成了压力源，可能造成失落和不满。海外的研究也证实在移民的过程中，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需要适应和调整，因而家庭和婚姻关系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冲突（Scott Scott，1982）。研究也显示，经历婚姻冲突和同事冲突的移民精神健康较差（Santos et al.，1998）。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样本均为在居委会登记的人口，那些为数不少没有登记的人口，工作状况可能更加糟糕，面对的压力也更严重，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差，同样他们更不可能因为精神健康问题而求助。美国新任社会学会主席卡勒博格（Kalleberg ，2009）指出，要警惕这种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因为它是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包括本研究聚焦的精神健康问题。
第三，社会支持是精神健康的重要保护性因素。来自家人、朋友、同事和老乡的支持可以直接作用于精神健康，即社会网络对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这一点与赵延东（2008）的发现一致，也呼应了林南等的系列研究（Lin Ensel ，1989；L in et al.，1985；Ensel L in ，1991）。
关于社会支持对于移民群体的作用已有了大量的文献（李培林，1996；翟学伟，2003；李强，2004；王毅杰、童星，2004；张文宏、雷开春，2008），本研究将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对于这个移民群体的积极作用推进到精神健康这个较少研究的领域。不过，如前面分析的，人际关系紧张是精神健康的风险因素，这样的紧张也可能来自家人、同事或朋友，显示社会网络既是支持源，也是压力源。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要看到移民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的不同面向，即移民既受益又受制于社会网络（Portes Sensenbrenner ，1993）。
第四，迁移意义作为一个整体变量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但作为迁移意义因子之二的未来取向对于精神健康的缓解作用得到支持，这一作用是经由迁移意义对社会支持的影响而实现的。所谓未来取向，即将迁移的理由归结为争取自己或孩子更美好的未来，因此目前的生存抗争是值得的，从而化解因压力而产生的困扰。
这一点与本文第一作者2005年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何雪松，2005）。
李培林和李炜（2007）的研究也发现，这一群体具有积极的社会态度，因为他们较容易满足并期望不高。钱文荣和黄祖辉（2007）对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调查发现，这一群体迁移的主要原因是自我发展、子女教育和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与本研究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一致。但“迁移的意义”作为一个整体还只是一个潜在的因素，且移民在面对很大压力之时，可能会因为实现不了自己的迁移期望而受到负面影响。
前面的文献综述也表明，迁移意义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联在经验研究层面并没有统一的证据，这显示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从上述的讨论可知，精神健康问题并不能简单地转化为个人的问题，而是与一定的社会因素相关联的，个人的遭遇需要置于社会结构之中进行理解，需要置于社会转型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理解，而社会学的研究可以提供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之外的“想像力”（米尔斯，2005）。社会经济地位、移民压力、社会支持和迁移意义都是社会结构与个人的互动过程所设定的，这也意味着精神健康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依靠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而是需要体制和政策层面的社会回应。
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只是基于一个时点的调查，且样本规模不足以支持更为深入的分析，以了解基于居住时间的不同而可能引发的精神健康的动态变化。因此，跟踪研究（longitudinal study ）是未来的研究方向，它有助于观察这个群体从寻求短期的务工经商到永久移居这个连续体上精神健康的异变。再者，移民的跨国理论（tansnationalism）重视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的关联对移民的作用（例如，Massey et al.，1994），因此未来的研究要考察“家”或“家乡”对这个群体的精神健康的意义。最后，考虑到精神健康、社会支持、移民压力和迁移意义都是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概念，进一步探索更好的测量工具乃至概念框架是必要的。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建构的重要环节，波兰尼（2007）洞见到，在这个进程中需要启动社会的保护机制以对抗市场的无限制扩张。可以预见规模巨大的城乡迁移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希望更多的人关注精神健康这一以往被忽视的议题。根据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加强这一移民群体的精神健康服务是必要的，应该开设社会服务中心为有需要的移民群体提供支持。另外，社会政策要充分回应这个特定的移民群体面临的经济和就业压力，保障这个群体的劳动社会保障权利，协助他们组成自助团体，建构更具回应性的社会支持体系。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何雪松、曾守锤），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护理与社会工作学院（黄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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