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城乡认知与身份意识

  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随志愿者还乡这两个戏剧性事件分别进行文本分析和案例研究,研究表明:(1)早期生活经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据此可以将农民工子女区分为"一代半"移民和第二代移民;(2)"农民工子女"不是identity意义上的身份,而是status意义上的身份;(3)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不是简单地由社会结构所决定,而是在事件的驱动下,间歇性地生产出来,充满建构性和不确定性;(4)身份认同兼具自我展示和自我保护的功能,分别形成进取性认同和防御性认同,这两种认同的冲突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尤为明显。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防御性认同;进取性认同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第八批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臧志军教授、彭勃副教授、Tamara Jacka教授、陈陆辉研究员、萧今教授、陈映芳教授、刘春荣博士、桂勇教授、李辉博士、易承志博士、刘伟博士、孔祥利博士等众多师友的指点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文责自负。

  一、我是谁: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危机

  "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羞于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这首由北京市某民工子弟学校校长秦继杰创作的诗歌《我是谁》,或许可以作为农民工子女身份意识的最佳注脚。之所以要回避"我是谁"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在与城市孩子的比较中产生了朦胧的身份意识:同在一座城市,为什么自己和城里孩子的生活、学习条件却有天渊之别?这首诗后来被改编成《心里话》,经一群民工子女在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朗诵,令许多观众潸然泪下。从《我是谁》到《心里话》,其中的微妙改动可谓意味深长。"我是谁"表达的是农民工子女对于自我身份的困惑,是一种自我认同危机,而《心里话》刻意抹掉了原诗所描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差距,而更加强调农民工子女与城里孩子的一致性,于是,"他们的2008",也变成了"我们的2008","多余人/边缘人"心态被更为积极的"接班人"心态所取代。

  这与其说是农民工子女的心声,毋宁说是主流社会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期望。"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这一豪言壮语是"春晚"剧组后来添加的。其潜台词是,这是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不论出身高低,只要肯奋斗,就可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这一逻辑的推论就是,今天的农民工(即孩子们的父母)之所以处于社会底层,就在于他们没有奋斗,所以才输了今天;同样地,如果这些孩子的明天不够美好,也不要怨恨社会,只能怪自己不够努力。于是,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问题,在精英那里被巧妙地置换为系统整合的问题。然而,社会经济地位的鸿沟就横亘在孩子们面前,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即便积极进取,等待他们的也将是高加林式的命运。他们会相信精英们炮制的平等神话吗?在一个"断裂"的社会,精英们能够如愿以偿地实现对底层社会的价值整合吗?

  以往的学术研究更多地是从现代化、城市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变迁出发,较少关注农民工子女的个体经验;相反,部分媒体报道敏锐地抓住了个体所经受的阵痛与挣扎,但更多的是经验和感性的呈现。本文则力图实现宏观与微观、理论与经验的综合,将农民工子女置于主体地位,看他们如何在文本和生活实践中建构自我与外部世界。有关社会认同的研究表明:人们往往更喜欢以积极而非消极的自我概念建构一种社会身份,是为了通过所认同的群体提高自尊(布朗,2007)。因此,应该把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放到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去理解、去透视:作为一个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子女如何认识、评价城市与乡村,这对其身份意识的形成会产生什么影响。

  如此一来,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便得到了衔接。

  为此,本文选择了两个戏剧性的事件:一是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入城市;二是农民工子女随志愿者还乡。前者通过对浙江桐乡市某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作文来还原,后者则以上海"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的回乡之旅来呈现。无论是进城还是还乡,都是跨越城乡边界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理智、情感的碰撞过程,由此可能导致身份认同的建构与解构,而这正是本文所欲考察和解释的。

  二、由乡村到城市:以农民工子女的文本为分析对象

  浙江桐乡市是毗邻上海、苏州、杭州的一个县级市,位居全国百强县(市)前30名。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迅速,在外来民工大量涌入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移居城市。笔者的高中同学XJN 就职于当地的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这为笔者的田野调查提供了方便。通过担任语文教师的XJN ,笔者给该校的中小学生布置了一些作文(这相当于完全开放式的访谈),本文便以其中的几篇为主要分析对象(其中,六年级36篇,七年级57篇,合计93篇)。这篇作文的要求是:自拟题目:讲述自己随父母来到陌生的城市之后,发生了哪些令你印象深刻或对你影响较大的事情,你和你的家人是如何适应新环境的?

  由于农民工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大量涌入桐乡的,而这些文本作者的年龄多在12~15岁之间,所以,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乡村生活经验,是到了记事、读书的年龄才进入城市的(笔者对老师和学生的访谈也证实了这一点)。

  (一)农民工子女文本中的城里人形象

  第一,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形象被脸谱化,前者是冷漠无情的,后者则是温情善良的——"路上,每一个人的眼神都好可怕,像对仇人一样。……还是老家好,每个人都和蔼可亲,脸上都带着微笑,让人感到温暖"(女,七年级)。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都市的孩子,敏锐地觉察到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的差异,但他们还无法理性地认识这种差异:在他们眼中,这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分殊,不是生活方式的差异,而是人格、道德水准的高下之分。一些敏感的孩子甚至误以为城市社会这种普遍的个体化和疏离是专门针对自己(外地人)的「当然,这并不排除日常生活当中存在城市人歧视农村人的现象」,因而对城里人产生敬而远之或怨恨的心理。

  第二,城里人看不起外地人,这几乎是孩子们的一个共识。但是,这种共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习惯性的成见,并不是由个体的亲身体验所构建的。正因为如此,一个六年级学生在题为《好人好事》的作文中写到自己迷路,被本地小孩送回家,结尾感叹道:"没想到本地人也这么好心,我以为所有的(本地)人都很坏呢。"这说明,城里人的"妖魔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交往,彼此陌生,是一种基于想象和误解的虚构;而这种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妨碍两者的交往。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子女更倾向于群体内部的交往,很少与当地儿童交朋友,生活圈子相对封闭(史柏年等,2005)。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隔离机制的存在,例如,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即使进入公立学校也独立编班;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双向的心理排斥,与农民工及其子女对城里人的刻板印象相对应,城里人也在对农民工进行贬低乃至污名化(潘泽泉,2007)。

  第三,在孩子们那里,城里人-农村人、本地人-外地人被理解为富人和穷人的关系,城里人或者说当地人被等同为富人,并且是为富不仁的富人,城乡差别与贫富差距相混淆——"城里人就是有几个臭钱就拽得很,所以,本地人看不起我们外地人"(男,七年级)。在访谈中,笔者让一个声称城里人看不起外地人的女生举例说明这一点,她讲述自己和几个小姐妹到一家服装专卖店看衣服,服务员爱理不理,还说买不起就别乱摸。实际上,当地的穷人很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与其说是对他们的外地人身份的歧视,毋宁说是因为他们的穿着打扮暴露了自己低微的消费能力。当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在城市都属于穷人,这就使得他们可能遭遇双重歧视:一是对其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歧视;二是对其经济地位的歧视。当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纠结在一起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呢?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农民工子女文本中的城乡对比

  有趣的是,作文题目当中并没有提及乡村,但绝大多数的作文都对城乡生活进行了比较,其中80%的孩子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喜好。57%的孩子更喜欢呆在老家,而仅有19%的孩子表示更喜欢城市,还有4%的孩子表示二者都喜欢。

  从文本的具体内容来看,农民工子女对城市和乡村有以下三种态度:

  一是将城市与乡村(老家)建构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前者是丑陋无情的(甚至是导致个人堕落的渊薮),后者则代表着幸福快乐——"似乎家乡才能容忍我,而此地永远是排挤"(男,六年级);"农村是辛苦的,但也是幸福的生活"(男,七年级);"这里没有爱、关心和互助,孤独零落"(女,六年级)。他们认为当地人歧视、排斥外地人,因而厌恶城市和自我封闭,怀念乡村生活,迫切希望回到老家。这一态度占主流,有4成左右。

  二是认为城市和乡村各有优缺点,既来之则安之,主动适应城市,但认为城市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桐乡和家乡我都喜欢。在老家那亲切、温暖、惬意的感受让我时时刻刻都想家乡。而在桐乡,我又可以交到许多朋友。……多交点朋友,多条路啊"(男,六年级);"无论这个新城市环境有多好,我还是忍不住对家乡生活的怀念"(男,七年级)。持这种观点的作文大概占2成左右。

  三是认同并积极融入城市,认为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在哪都无所谓,只要有家就行"(女,六年级);"人生还有什么比一家在一起的事更开心呢?只要大家万事想得开,到哪里都是家"(男,七年级)。持这种观点的作文仅占少数,不到2成。

  本文也对这93篇作文进行了简单的内容分析,将定性材料转化为定量材料。在喜欢城市理由中,位居榜首的是"生活条件好"(8人),其次是"能和父母团聚"、"新鲜、刺激、好玩"、"结交到了新朋友"(各4人)。这都很好理解。出人意料的是,讨厌城市的最大理由居然是"环境污染"(20人),紧随其后的是"人际关系冷漠,缺乏亲情、友情"(19人),"城里人看不起外地人"反倒不那么突出(7人)。与之对应,喜欢乡村的主要理由分别是"环境优美"(18人)、"老家人纯朴、善良"(11人)、"老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和"有好朋友一起玩"(各10人)。

  孩子们之所以对环境污染如此敏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城乡环境的巨大反差,从青山绿水到高度工业化的城市,不免对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感到不适;另一个方面很可能是因为农民工家庭大多居住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或城市的小角落,那里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都很差,有的还接近污染源(工厂、垃圾场、臭水沟),通常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抽水马桶,居民随地乱扔垃圾乃至大小便,那里往往也是环卫部门的工作"盲点".另外还可以看到,孩子们对社会交往有很强的需求,他们非常看重人际关系的冷暖,重视友情,不论是喜欢城市还是喜欢乡村,朋友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三)外地人: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意识

  无论是在农民工子女的文本当中,还是日常交谈中,"本地人"、"外地人"出现的频率都要远远高于"城里人"和"农村人或乡下人".他们更习惯把自己看作一个异乡人,而不是外界通常所称呼的"农民工子女"或"民工子弟".通过对作文中关键词的统计发现,"农民工"或"农民工子女"或"民工子弟"的字眼从来没有出现过;"乡下人"或"农村人"仅出现过2次,而且均出自与作者吵架的城里人之口;"外地人"或"本地人"倒是频频出现(分别为37次和21次),并且往往以"我们外地人"、"他们本地人"的形式出现。对六年级学生的访谈也反映出同样的倾向。

  综合对作文中关键词的分析和上述访谈内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孩子们所认同的身份是"外地人"而非"农民工子女"或"农村人".在他们的思维框架中,"本地人"和"外地人"是最为重要的对立,自己之所以受到不公正待遇,就是因为"我们"是"外地人".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迁徙并没有带来身份的变迁(身份仍然是农民,农民工只是一种职业变迁),农民工子女更多地感受到地域之间的流动;而地域认同基础上的同乡网络是农民工求职、流动所依赖的重要社会资源(李培林,1996),农民工以地域为基础的"抱团"行为,以及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政策,都可能强化农民工子女的"外地人"意识。

  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我是外地人"表面上是一个肯定式命题,似乎是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否定式命题,即"我不是本地人".与"桐乡人"、"浙江人"不同,"外地人"不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只是作为"本地人"的他者而被冠以统一的标签,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打工者并不构成一个社会实在意义上的整体,就好比肤色、国籍、文化各异的西方旅行者只有到了中国,才会被统称为"外国人".因此,从本质上讲,孩子们所认同的"外地人"身份只是一种虚拟身份,这是由认同的语法结构——"我是谁"——所决定的,而"我是外地人"不过是一个伪装为肯定陈述的否定句。

  三、从城市到乡村:"放牛班"的"寻根"之旅

  (一)戏中戏:"寻根"之旅与身份政治

  与桐乡不同,上海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外来务工人员很早就进入了这座城市。据统计,上海市流动人口有28.3%是举家迁移,在上海居住时间达数年之久(史柏年等,2005),许多农民工子女很小就来到上海,甚至出生在这里。笔者在上海所接触到的农民工家庭,大多已在城市定居;但他们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因为他们的身份还滞留在农村,一个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生活过的地方。对这些孩子而言,乡村是遥远而陌生的,是一个记忆之外的故乡。

  从这个意义上讲,"放牛班的孩子"是一个绝妙的隐喻。2006年2月,一直致力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张轶超与来自美国的访问学生柯慧婕一起组建了这个由农民工子女组成的合唱队,取名为"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这个名字来自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影片讲述了一个通过教授音乐来改变他人命运的故事,而这也是张轶超他们的理想。"放牛班"同时也隐喻着孩子们的农民身份,"孩子都是民工子弟,生于农村,长于城市,名为'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实在是一群未曾放过牛的孩子。"(沈亮,2007)

  2007年8月2日~15日,张轶超等12名志愿者带着35个正在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途经三省五市农村巡回演出,并在到达的每个地方进行了农村现状调查。张轶超的理想目标是带着孩子回去寻根,因为他觉得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已经不太多了。在志愿者看来,农村对于"放牛班"的孩子而言,是生命的根;而在孩子们的眼里,他们早已在上海安"家",所谓的"家乡"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字眼,"回乡"的真正意义在于旅游。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大概就已经注定"新公民计划:牵手音乐回乡之旅"踏上的不是一条坦途。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志愿者们很快就被孩子们泼了一身冷水。当音乐会在"前台"上演之际,身份政治的剧目也悄悄在"后台"拉开了序幕。

  他们亦自觉不自觉地掩盖自己的身份。到当地孩子家里做客的时候,会向孩子的父母解释说"我们来自上海",而省略了"我们出自农村".有时同行的志愿者对当地人说,这些孩子也是从农村随父母去的上海,孩子们的眼睛里便流露出不大情愿的神情。……这些孩子很享受变为城市孩子的优越感。他们喜欢主动而耐心地向农村孩子描述他们在上海就读的公办学校,"我的校园很干净很漂亮的,有很多种类的课程和兴趣小组。知道么?跑道都是塑胶的。"这个时候,农村的孩子只呆呆地听着,说不出一个字(沈亮,2007)。

  尽管当事人并没有认识到,但这的确是一出"戏剧":"放牛班"的孩子(农民工子女)、农村孩子、志愿者都不自觉地受到身份政治所撰写的"文化脚本"的支配。志愿者的初衷是希望缺乏身份归属感的孩子们在农村找到自己的根,通过见证艰辛来体会幸福,把握手中的机会,获得前行的力量;孰料孩子们回到乡村,非但没有找到自己的根,竟然还把异乡当成了故乡,不仅扮演起城里孩子的角色,还公然瞧不起农村了!这怎能不让志愿者们失望、甚至于有点愤怒?而孩子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寻根",在巨大的城乡差距面前,在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同龄人面前,一种从未有过的优越感油然而生,他们在飘飘然的幸福中突然找到了"自我",那就是:我一直生活在城市,我是城里来的,我是城里人。而在城市,有太多的现实压抑着他们,无法将自己界定为一个城里人——他们可能无法在公立学校读书,或者即使在公立学校也独立编班,城里的孩子可能窃笑他们的穿着打扮太土、不愿意与他们交朋友,他们家住的简易房旁边就是高档住宅小区,诸如此类。有时候,限制还可能来自群体内部,笔者曾经亲身见证过这样一幕:在F 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公室,笔者问几个学生:你们老家是哪儿的?大家回答"湖南"、"安徽"、"江西",只有一个学生回答说"上海",其他孩子纷纷取笑他:"你也是上海人?真不要脸。老师他撒谎……".到了农村,这些束缚被挣脱了,"我是城里人"的念头也就自然而然地冒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孩子们也是在找寻自我。但他们越界了,也就是身份社会为他们所划定的那条界线。农村孩子扮演了双重的角色,他们既成全了"放牛班"孩子们的城里人建构(没有他们作为参照系和配角,"放牛班"的孩子们就无法完成对自我的重新建构),又及时阻止了他们的越界行为——"你们是不是上海人?"一语惊醒梦中人,刚刚穿上的身份外套不翼而飞。而对方的失望和冷淡则再次证明了身份政治的"在场":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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