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风”到“大饥荒”

——中国知识分子回忆中的农村“大跃进”(1958-1961)

  (一)

  1958年的秋天,中国政府宣布共产主义在中国“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1]中央政府认为通过人民公社和农村劳动力的军事化管理,中国可以在几年之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几年之后“大跃进”的战略完全失败了。1958年冬天到1959年春天,在中国开始出现“大饥荒”。

  到今天人们还很难理解这个过程。大多数的西方和中国的学者研究的都是政府的政策和中央的内部斗争。八九十年代在西方Schoenhals(1987),Bachman(1991),Teiwes/Sun(1997)和Chan(2000)研究了不同的官僚派别或者毛泽东和其他的高级领导人在“大跃进”中的角色和作用。在中国最有名的党史学者的研究中,群众在所有的运动中的角色和作用都是被动的,作为主体。薄一波(1993)和李锐(1989,1999)写出的历史作品基本上就是党的决议和会议的历史。在中国和西方,研究关于农民和普通老百姓在“大跃进”中的经历很少。基层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在“大跃进”中的作用并未引起中共党史研究者的重视。地方干部经常充当了官方“大跃进”分析的主要替罪羊。

  为了研究老百姓在“大跃进”中的历史,我用“口述史”(Or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采访了一些老知识分子。本篇文章原引自我在德国鲁尔区波鸿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从共产风开始到大饥荒-中国知识分子回忆农村中的大跃进”。

  (二)

  为了更好地理解“大跃进”的发展,2002年我在北京采访了七个老知识分子。1958年时他们都是人民大学或农业大学的教师。当时为了支持“大跃进”他们被下放到了农村的人民公社。

  利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我对他们的经历和回忆进行了分析。我认为“口述史”不能够完全客观的调查农村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之久,人的记忆力有限,并且在四十年之间,这些知识分子生活的经历及他们读过的书和思考也会影响他们对当时的回忆。

  每个社会阶层和团体的回忆是不同的(Halbwachs 1985)。2002年的夏天我在河南就“大跃进”和大饥荒采访了几个老农民。他们回忆的主要是自己当时的生存问题和健康的情况。国家大的政策和每个运动的具体内容他们经常忘记,但是周围的人谁饿死了、谁有浮肿病他们记得很清楚。他们对当时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印象还特别深。知识分子的回忆就截然不同。在采访中关于中央当时的政策和每个会议的决议他们都记得,但是生存的情况和困难他们提起的比较少。

  虽然人的回忆是主观的,但是“口述史”可以分析不同的团体怎么记忆自己的历史和经历。如果把“口述史”、地方调查和资料研究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大跃进”和理解普通老百姓的经历和地方政权的演进与发展。

  (三)

  1958中国知识分子[2]的政治处境比较困难。“反右派”运动刚刚结束,毛泽东当年发动了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改革。[3]这个改革打击了知识分子老师的权威和地位。特别是农业专家当时有很大的压力,他们必须为了得到“卫星田”的高产和农民竞争。例如:一次毛泽东对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专家说:“你们行还是农民行?秦杰说:还是农民行……我们打算明年超过农民。”(人民日报1958.8.13)在“每个农民是一个专家”口号之下专家的地位降低了。

  我采访的知识分子在1958年是到河南,河北和北京的郊区下乡的。

  

  (四)

  在这里我总结一下这些知识分子的回忆:

  在农村的经历:欺骗与破坏

  这些老师在1958年年底已经看到了“大跃进”的重大失败。特别是在徐水和嵖岈山这两个模范典型的人民公社,他们已看到所谓“共产主义”让农民挨饿的事实。去嵖岈山的张晨光回忆说:“快到冬天,11月份就吃这个,没有菜,没有汤……那时候就感觉了,如果是共产主义就是这个”共产主义“啊?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感觉都是浮夸,假的,而且都是上面指使的。”林沉在参观徐水公社的时候参加了一个丰收庆祝大会,大会上没有粮食,只有白薯,他对“大跃进”非常失望。

  我采访的老师们到了农村几个星期后就都明白“卫星田”和其他的“大跃进奇迹”完全是欺骗。农业专家们都发现,很多地方干部肆意领导安排种地的方法和劳动力军事化完全破坏了农业生产。刘练在徐水看到了干部伪造生产统计数字。“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基本的生产工具(水车等)都被砸了。

  下放的老师和农民在公共食堂一起吃饭。到了1958年的冬天,食堂里只有粥,并且越来越稀。同时中央的媒体宣传却大讲“大跃进”的成绩多大多大。

  这样的经历磨灭了这些老师对“大跃进”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信念。开始的时候不少的知识分子还很骄傲他们能参加中国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但是几个月内他们明白了在向“共产主义过渡”口号下,农民的个人生活用品和集体所有的生产工具被乱分配了,在当时实现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是根本没有条件的。

  知识分子的角色

  我采访的知识分子在“大跃进”的角色很矛盾。他们一方面看到了欺骗和破坏,但是他们也不敢公开反对。党指示下放干部一定要听地方干部的命令。特别是在1958年秋天的“共产风”和庐山会议以后,每个对“大跃进”有意见的人可能被划为“反革命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跃进”时期政治的气氛很恐怖。我采访的两个老师回北京以后也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静曾经有几个星期被批斗,因为她否定了徐水人民公社的“成绩”。成年辉被送到北京近郊的丰台人民公社接受劳动改造。因为他参加了人大和北大去河南信阳地区的调查队。调查队的报告内容否定了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反映了当时生产关系跑到了生产力前面的不协调关系(内部参考,1959.8.26.:13页)。

  从知识分子的回忆可以看出,当时共产党的信息交流系统被严重地破坏了。特别是60、61年参加调查队的老师回忆更说明了这一点:农民不敢给调查队说真话,因为他们害怕地方干部报复。地方干部也隐瞒,因为他们怕如果不完成任务上级会惩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的“大跃进整顿”无法实现。

  知识分子与农民:两个陌生的世界

  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和城市有着天壤之别。不少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党的知识分子对农民有不信任的感觉,因为自己的马列主义的政治思想。一部分我采访的老师当时绝对相信列宁的理论“小生产者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等等。张晨光给我讲1958年的故事:八月份夏天很热。一个农民买了个菜瓜给他。张晨光买了农民的菜瓜因为他渴,但是晚上他后悔了。“晚上开支部会。支部会就是自我批评…我主动的说我今天要检讨一件事情……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在马路边看到农民卖菜瓜,我就吃了,吃了以后就是支持资本主义自发自立的行为……当时我接受那个东西[马列主义关于对农民思想的分析。”

  在一些老师的回忆里很多农民是被强迫参加“大跃进”的运动。好象农民都老老实实听党的话,也没有抗议。在刘静的印象中,当时的中国农民是全世界最听话的农民。在知识分子的回忆中农民的反行为[4]比如“瞒产私分”和偷东西不存在。

  按照当时党的要求,知识分子应该和农民交朋友。实际上城市人和农村的人很陌生。比方说从城市来的人一般很难忍受农村的卫生情况。刘静回忆了一个在徐水发生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大夫,[用]酒精,带来酒精消毒快嘛,本来没有事,就批判他,说他怎么怕脏呀,咱们农村几十、几百年这样生活都行,你怎么就不行呀。”这样卫生情况也变了“两条路斗争”。

  知识分子的特殊化

  我采访的老师在1959年大饥荒开始以后也吃不饱,并且也有很多生存的困难,但是他们不会饿死,因为他们到1959年夏天回到了受到国家保护的首都。名牌大学的老师也有特殊关照。国家保护了自己的“糖豆干部”。林沉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像我们那叫糖豆干部,发给我们多一些[大]豆、[白]糖……,来保护这些干部。”

  很多的老师当时没看过饿死的人,他们及时地离开了发生“大饥荒”的嵖岈山和别的“大跃进的模范人民公社”。参加人大,北大调查队的成年辉对大饥荒的印象特别深。他说在河南的信阳地区农民已经不劳动,饿的不能动了,躺在地里。在信阳地区干部和农民的情况就不一样。成年辉说:“干部没有浮肿病,他有饭吃。”

  李辉“三年困难时期”在广西的东部上了中学并当了青年团干部。他回忆说:“我们篮球厂从来没停过。到60、61、62年我们各个打篮球的生龙活虎,都没问题……小知识分子啦,那是国家的宝贵的人才,所以政府还是有粮食给中学生的。”同时在李辉的家乡1961年的时候,家里的人只有红薯叶和野菜吃。他的奶奶在得了浮肿病后去世了。

  在有特殊照顾的名牌大学老师的回忆里生存困难不是一个重点。这个跟农民的回忆不一样。

  毛泽东的威信没有被降低

  我采访的知识分子对党的认识因“大跃进”的大失败改变了。不再盲目的信任共产党了,但是在他们当时的心里毛泽东的威信还很高的。“有的老师告诉我当时不少的党员在心里很同情受批判的彭德怀,但是同时他们觉得有困难的时候如果跟毛泽东走,困难就不会太久”(沈从容)。几千万人在中国饿死了,但是毛泽东的威信在知识分子的心里当时还是比较高。张晨光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对毛泽东一点怀疑都没有,觉得他讲的这些都是正确的。那我们有时候跟不上,有的时候理解不了他,只能说我的觉悟低。”

  “口述史”与“大跃进”研究

  “口述史”的研究方式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新认识?

  接受了我采访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受到了今天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他们认为共产党当时好心办了怀事。“左倾理论”,“浮夸风”和“共产风”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对他们来说,共产党造成了大饥荒是一个错误,但不是罪。知识分子把最重要的责任都放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他们至今好象也没想过自己有没有责任。

  “口述史”可以让我们重新来看“大跃进”:调查知识分子在农村的经历才让我们明白“卫星田”,“新民歌运动”和其他的欺骗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我们只研究领导人和中央的决定和指导,就不能完全理解运动的发展过程。

  从这些知识分子的回忆中我们可以了解他们当时的心态和行为。他们当时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受到了“大跃进”积极宣传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在现实中看到了这场运动的弊端,比如运动中的很多欺骗和压迫以及饥饿。他们在农村明白了“大跃进”造成了恶劣结果,但是因为政治上的压力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从他们的回忆能看出来,他们在“大跃进”时期并不是不用脑筋的臣民,他们也不是盲目听从毛泽东的命令的。“口述史”才让他们变成历史的主体。我的采访也说明在回忆中的存在阶层性和社会性。在知识分子的回忆中,生存苦难比较少,因为他们有特权。他们对农民有片面性可以很容易看出来。

  “口述史”可以帮中国普通老百姓回忆和分析自己的历史。当然,为了理解“大跃进”和大饥荒的过程和普通老百姓的经历,利用“口述史”研究的学家包括我还必须采访很多农民,知识分子,地方干部和工人。。

  联系方式:

  [email protected]

  May 2003

  Litera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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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ker,Jasper (1996):Hungry Ghosts–China‘s Secret Famine ,London.

  薄一波(1993):若干重大决次与时间的回顾,北京。

  Chan,Alfred L.(2001):Mao‘s Crusade –Politics and Implementations inChina ’s Great Leap Forward,New York.

  Domenach,Jean-Luc (1995):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The Caseof One Province ,Oxford.

  Halbwachs ,Maurice(1985):Das Ged?chtnis und seine sozialen Bedingungen,Frankfurt (M )。

  Kane,Penny(1988):Famine in China,1959-61,London.

  李锐(1989):庐山会议实录,北京。

  李锐(1999):“大跃进”亲史记,汉口。

  Lieberthal,Kenneth(1993):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Split in the Yan‘an Leadership 1958-1965,in :MacFarquhar,Roderick (Edit.):Politicsof China 1949-1989,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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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平汉(2003):公社!公社!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州。

  MacFarquhar ,Roderick (1983):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New York.

  MacFarquhar ,Roderick (1997):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New Y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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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1995,第450页

  [2]知识分子的定义在中国和德国不一样。在德国知识分子是文学、哲学或者自然科学有建树的人物。他们独立思考和评论科学的发展及社会问题。中国当时有高中文化的人已经属于知识分子了。到1956年,在党的控制之下,国家把文学和科学界组织了起来,让知识分子和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到1957“反右派”运动按照西方的观念来说“独立知识分子的群体”被消灭了。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第1册1,1995,第489-489页

  [4]关于农民反行为研究:高王凌(2002):“偷”与“瞒产私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民反行为的调查与思考,明报月刊,八期,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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