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期间的资产阶级法权讨论及影响

——试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构想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3期

  「英文标题」The Discussions on Bourgeois Rights during the“GreatLeap Forward”and Their Impacts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Mao Zedong'sConception of Socialist Ssociety

  「作者简介」高远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编审。(北京100080)

  「内容提要」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际,毛泽东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并亲自发起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讨论围绕着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性质及表现等问题展开。随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逐渐发觉和纠正,讨论没有深入开展下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毛泽东追求其理想社会的一种方式,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英文摘要」Mao Zedong proposed to do away with bourgeois rights andpersonally lanuched discussions thereon during the movements of “GreatLeap Forwad ”and people's communes in 1958.The discussions were unfoldedaround problem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stribution accordingto work and bourgeois rights,and the nature and manifestations of theremnants of bourgeois rights.With the gradual awareness and correctionof the mistakes in the movements of “Great Leap Forward”and people'scommunes the discussions did not continue to develop in depth.Doing awaywith bourgeois rigths was ome way by which Mao Zedong sought to realizethe ideal society in his mind.It profound impacts on the social regthswas one way by which Mao Zedong sought to realize the ideal society inhis mind.It profound impacts 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关键词」“大跃进”运动/资产阶级法权讨论/毛泽东/社会主义的构想

  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际,毛泽东为了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其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目标,亲自发起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这一讨论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毛泽东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样,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构想。随着1958年底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初步纠“左”的展开,这场讨论以不了了之而告终。经过这次讨论,特别是经过“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认识,既有改变,又有坚持和发展。这些认识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资产阶级法权”(也译作“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用以解说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之间相交换的平等权利。他指出“这种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但也强调“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要避免分配中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的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①。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发挥了马克思上述思想,认为资产阶级法权是一种残余的阶级关系,还需要国家来“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在阅读列宁《国家与革命》时,对有关国家与民主、平等的关系等处论述,画圈特别多。他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论及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问题的,仅有“资产阶级法权”一点。②而这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问题、阶级问题的思考有密切联系。现实需要与理论思考,使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自然就被提出来了。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都提到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他把这个问题同现行的分配制度(工资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并把它们纳入资产阶级法权范畴之中。他强调,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8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地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6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等等。③毛泽东的这几次讲话虽没有系统地阐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结合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需要,将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赋予了新的内涵。其思想的表层动因是要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打掉“官气”,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更深刻的内涵是按照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具体来说,毛泽东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这几次讲话至少涉及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认为在战争年代采取的行之有效的供给制也应适用于和平建设时期,以它来逐步破除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即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后)仍存在的社会差别和不平等问题。毛泽东对解放后社会生活中的工资差别的加大、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不满。他憎恶特权,反对等级,追求和向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他把当时的分配制度(工资制)纳入资产阶级法权范畴之中,主要是为了抨击党内存在的脱离群众的等级制度,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赋予了廉政的内涵。④

  二是认为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不断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任务。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后,在现实社会中,劳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分配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留下的残余——资产阶级法权,这种残余是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反映。⑤因此,变革生产关系还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问题。

  三是人民公社是通向毛泽东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的桥梁。毛泽东指出人民公社的显著特征是“一大二公”,其中的“公”,就是社会主义因素更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制度。人民公社为继续变革生产关系提供了可行之路。这种变革既包含了毛泽东所讲的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更包括生产关系向更高的层次过渡。

  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阐述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仅仅涉及分配问题,而且也反映他对未来社会发展模式的设想。

  二

  北戴河会议之后,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经柯庆施指点,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9月16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上发表。这篇文章按照毛泽东北戴河会议前后讲话的思路,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进一步展开阐述,而且有的例子和文句也同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讲话一致。⑥其主要观点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他认为在战争年代中我们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受到资产阶级法权的冲击;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的作用是钱能通神,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这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

  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后,立刻批示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指示该报转载。然而,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并致信毛泽东,请他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话是否说得活一些。毛泽东在10月11日的回信里说:“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⑦根据毛泽东的要求,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并加了毛泽东亲自写的编者按。编者按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⑧

  张春桥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都开展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人们围绕着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核心内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性质及其表现、资产阶级法权与按劳分配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

  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肯定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的作用为标志,这场讨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10月至11月。以《人民日报》为例,讨论涉及的主要观点如下。

  1.解放以后应采取供给制还是工资制。这是讨论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解放以后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将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是势在必行,因为在这个时期社会物质财富还不是极其丰富,人们还缺乏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形式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不能从绝对平均主义出发把工资制诋毁为等级制。⑨另一种观点认为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是倒退了一步,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妥协和让步。这压抑了革命队伍中共产主义精神的发扬,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应该不断地扩大供给制的范围,逐步替代工资制。⑩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以人民公社实行的部分供给和部分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为例,认为工资部分是以劳动作为分配的尺度,即按劳取酬;供给部分是以需要作为分配的尺度,属于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范畴。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可以削弱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11)

  2.要不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采取何种分配制度实际上涉及是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问题。在讨论中普遍认为既要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残存着资产阶级法权,但要创造条件使这种残余消失。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定情况下,利用某些资产阶级法权,正是为了创造条件逐步削弱资产阶级法权,以至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时期,完全消灭资产阶级法权。(12)

  3.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讨论中大部分观点认为我国已经废除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13)。有人进一步分析指出按劳分配具有两重性,它既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又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既要肯定按劳取酬具有革命性,又要认识到它实际上承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原则。(14)因为按劳取酬所依据的原则还是“等价交换”的“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平等的。

  在这一阶段的讨论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观点。第一,贬低或否定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在社会上掀起了取消商品货币的思潮。由于在这一阶段的讨论中,主张以供给制取代工资制的观点占了上风,导致人们产生了一种盲目排斥商品货币的思想,以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第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抵制或否认物质利益原则,片面地强调政治挂帅,夸大政治挂帅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15)。第三,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作为建立人们在劳动中真正平等关系的条件。一些报道、文章把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扩展到各领域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如在领导与群众、企业中技术人员与工人、医院里专家与普通医生、军队里的官与兵等关系上,都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简单地认为将上下级关系、高中低级职称颠倒互换位置,就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这既扰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存在着歧视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偏见(16)。第四,片面地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以为只要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做文章,就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就可以使社会主义很快过渡到共产主义;把平均主义当作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因素。

  毛泽东对这场讨论十分关注,他认真阅读了讨论中的一些文章,并对个别文章作了具体的批注。但讨论并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愿而展开。讨论中对按劳分配的否定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也是他不愿看到的。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11月6日,毛泽东在发言中继续对张春桥的文章表示欣赏。同时毛泽东也对讨论中对按劳分配的否定表示失望,12月6日,他在另一次谈话中说,张春桥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本应将片面的补充补充,但讨论越来越片面了,把按劳分配也否定了。(17)可见,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改变他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但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实践中的挫折,以及讨论中一些极端观点的出现,他的思想开始有了变化。

  在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不再笼统地讲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而是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他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18)

  在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把资产阶级法权分为“有用”和“无用”两种。他认为对“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入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19)

  毛泽东在阐释资产阶级法权上的思想变化,直接影响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讨论第二阶段从1958年11月中下旬到1959年4月中旬。针对前一阶段讨论对按劳分配的否定,这一阶段的讨论进一步阐述按劳分配原则的两面性,充分肯定按劳分配在当时的积极意义。讨论从以下几点澄清了对按劳分配的否定。

  1.按劳分配不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我国消灭剥削阶级和私有制以后,已经实现了消灭阶级的平等,按劳取酬的不平等,没有阶级利益对抗的性质,不是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具有资产阶级性。因此,按劳取酬不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而是劳动人民的法权,是被提升为法律的劳动人民的意志,是通过国家法律体现出来的劳动人民的利益。(20)

  2.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它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利用它的积极方面来为社会主义谋福利,同时借助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来限制它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否定方面发生作用的范围。衡量分配方式的合理与否,最根本的尺度是要看它是否有益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按劳取酬仍然是目前整个社会分配产品的主要尺度,如果不根据生产力发展、产品丰富的具体状况,不根据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具体状况,逐步削弱它的作用,而企图马上削弱,甚至立即抛弃这个原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21)

  3.指出供给制对现实生活的消极影响。供给制包得太多,不但因生产水平有限,事实上办不到,也脱离了人们的思想水平。现在还存在着货币和商品流通,包死了既不利于促进生产,也不利于商品流转;同时也极易陷入平均主义,陷入生产突击、报酬平等的泥坑。(22)不能否认工人中存在着共产主义思想,但不能把萌芽的东西看成森林,不能完全否认物质利益的作用,资产阶级法权不同于封建等级制度。(23)

  还有文章批评了急性病者否认商品和货币还有存在的必要,指出对商品和货币流通的废除,也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现在的问题不是废除商品货币而是要发展商品流通。

  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在实践中碰壁,随着毛泽东思想的变化,这场讨论当时并没有深入开展下去。

  三

  经过1958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争鸣,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为纠正实践中“左”的错误,毛泽东明确地把资产阶级法权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他认为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尤其是他一直致力于扫除的官僚主义,对这部分要破除得越彻底越好;二是现行的分配制度、上下级关系虽然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但在现阶段还不能破除。他对影响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关系的两个问题——官僚主义和社会差别,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继续全力以赴地反对官僚主义;保留现行的分配制度,同时保留商品流通和交换。可见,虽然当时毛泽东强调要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内涵与北戴河会议期间所讲的大致相同,但鉴于在资产阶级法权讨论中对按劳分配原则的否定,以及由此在社会上掀起的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思潮,他明确地将分配制度和商品货币排除在外。在初步纠“左”时期,毛泽东所阐述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具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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