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理论界人士对“五四”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五四”的价值与意义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每一次对“五四”所作的重估,都引发了不同层面的争论,这些争论都与当代中国面临的社会现实与思想问题息息相关,这显示当代“五四”观念是处在持续丰富与充实的状态之中的,研究与分析这种状态,正是“五四”观念史研究的任务。通过“五四”观念史的研究,有助于理论领域在正确思想主导之下继承“五四”的优良传统。

  〔关键词〕“五四”;观念史;改革开放30年;多重阐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不仅体现在表层物质生活的变化上,而且体现在深层观念思维的改变上。由社会变革而生成的诸多观念犹如巨型瀑布,一泻而下,让人惊诧于其中的轰鸣之声,无数穿梭的水泡式意念,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时至今日,积淀下来的观念,已成历史,足够让人们作分门别类的反思。“五四”观念史的演变,正是其中值得考察的一种。

  观念是外在事物在人的意识中形成的概括性形象,观念也因时势转移而变迁。“五四”观念因时代思潮之变化以及阐释者言说立场之转换而呈现诸多不同的取向,分析此一现象便是观念史研究的任务。观念史家提醒,观念史研究“不仅要掌握言说的意涵,而且同时要理解言说者的意图。”①「〔英〕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五四”观念史上的“意涵”与“意图”,虽然已有90年的历程,但前2/3历程的变化②「参见郭若平《意义的赋予:时势转移与“五四”话语的演变》《安徽史学》2008年第5期」,远不如近30年来的变化来得纷纭杂沓,歧见重重,更不用说其中的反思深度与广度了。通过疏理改革开放30年来“五四”观念演进的“路线图”,明晰其衍化脉络,有助于理论领域在正确思想主导下继承“五四”的优良传统。

  一、旧文重刊与找回“五四”记忆

  尽管如何“看”“五四”已有不短的历史,但从1979年起,理论界人士对此的“看”法,却是有别样的滋味在心头的。1979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也是此后30年观念史上“五四”被如何“看”的衍生点。不过,纪念仅仅是一种外在形式,内在内容则是人们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之后,重新放开心境谈论“五四”,重新拾回原有的“五四”记忆。

  1979年5月,当时尚属“内部发行”的《新文学史料》,在第3期特以“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名义,刊发了一组纪念“五四”的文章。意味深长的是,除了几篇应时写就之文外,最能激起人们“五四”想象的,却是另外几篇重刊的旧文,其中以蔡元培的《五四前后的北大》与匡互生的《五四运动纪实》两文最值得注意。蔡氏之文原本以《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之名载于1937年12月《宇宙风》第55期上,此次旧文重刊改换题目且只摘其数段。

  匡氏之文原本是作者于1924年写就的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曾刊载,此次依样再刊。两文此次重刊,究竟意味了什么?从两文所欲表达的意蕴看,大致有两层主旨:

  第一,还“五四”一个基本精神。“五四”精神通常被概括成“民主”与“科学”两个符号,但在蔡元培文中,并无提及,反倒是这样一段文字能引起人们的通感。蔡氏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①「蔡元培:《五四前后的北大》,《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辑,第16页」就是这句“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最为后人津津乐道,而此时重刊此文,其精神对于受尽极左思潮禁锢的理论界人士来说,不啻空谷足音。

  第二,还“五四”一个真实面貌。有关五四运动的起因、过程、结果及其运动参与者成分,按历史文献的记载,本应大致明白清晰。但后人因某种需要,特别是受政治立场的左右,五四运动的“真实面貌”却出现了较大差异的表述,尤其是那种从概念出发解释“五四”的思路,往往得出先入为主的结论。因此,在观念上正本清源成了人们的一种心理期待。重刊匡互生之文,显然有此意图。仅就五四运动起因一项,匡氏之文与往昔的解释颇有出入。匡氏以自身在五四运动中的现场感受,揭示五四运动发生的三大原因:“新书报的出现”:“事实的压迫”:“革命暗示的残留”。在第一方面,历来是将公开流行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杂志视为五四运动发生的思想前导,但匡氏之文却认为,当时秘密流行的新出版物如《自由录》、《民声》、《进化》等杂志,其“文章刺激性比较的强”。在第二方面,当时中国青年“所感觉最不安的有几件事”,如“二十一条”问题、南北战争、“中日军事协定”、欧洲大战、安福系统治等,青年“由恐惧而悲愤,由悲愤而发生革命思想”。在第三方面,清末反清活动和辛亥革命“残留的革命暗示所有的权威”,使五四运动的发生“成了一种自然的趋势”。以上“三个原因如果不同时存在,那么,所谓五四运动也就根本地不能发生”②「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辑,第21~22页」,至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只是一个导火点而已。

  蔡、匡二氏的旧文重刊,让人们重新找回有关“五四”的历史记忆。正因“五四”记忆是人们想象“五四”的牵引力,因此,重新“整理”记忆,编织记忆之网,是理论界人士在新时期重新走进“五四”历史隧道的起点。在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续)三厚册,则是“五四”回忆文本的集大成者。那么,此三册“回忆录”中的“五四”观念又是如何呈现的呢?检视此三册回忆文本,时间跨度在半个世纪以上,虽说每个回忆者的个体“五四”经验各不相同,甚至显得繁杂,但“任何一种观念的许多部分都渲染了历史事实”①「〔美〕洛夫乔伊著,吴相译:《观念史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页」,每个回忆者的记忆,都只能是“五四”的一个历史侧面,它都可能或允许受到重新审视。实际上,以上“五四”回忆文本是以历史文献的形式,在观念史上重塑了“五四”的形象,大致可将其分出以下几个观念层次:

  其一,五四运动主体虽然是由青年学生所组成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6页」,但却存在着一批引领运动方向的中心人物。这种中心人物观念,在以上“五四”回忆文本中被列出的主要是中共早期人物,如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而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亦居于显著地位。中心人物观念的核心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问题,史学家金毓黻认为,“反帝反封建是执行中国革命的主流,谁能掌握这一主流,谁就是领导”,“当时掌握中国革命的主流,最正确而又最积极的应该是李大钊先生,因此他就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③「金毓黻:《李大钊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53页」。五四时期《新青年》撰稿人之一的高一涵同样认为:“五四运动爆发时,李大钊同志是一位亲身参加者,并且是一位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④「高一涵:《从五四运动中看究竟谁领导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37页」就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而言,此种论断此后虽遭学界质疑,但至少在此前长时期内,是“五四”观念史中的一种认知。

  其二,五四运动的整体性观念,被认为是这场运动具有全国意义的前提。按专业史家的认定,或一般教科书与辞典的界定,五四运动只是发生在1919年五六月间北京与上海的一场政治运动或文化运动,至于地方性“五四”因素,在时空上与此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在以上“五四”回忆文本中,“五四”时空概念被大大地扩展了。这意味着“五四”不是局部性的历史现象,它在整体上引导了全国的革命风潮。这种整体性观念大致来自于两种记忆模式,一是“影响说”,另一是“响应说”。前者如作家李霁野所说:“五四运动发生时,我正在安徽一个偏僻的小市镇上小学,因此对这次斗争没有直接的经验。但是就在那样一个小地方,受到的影响也还是相当大的。”⑤「李霁野:《五四时期一点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820页」后者则有如是说法:“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了革命运动,在四川立即得到响应,涌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怒涛。”⑥「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868页」类似的表述,往往用“五四运动在××”的格式来表述,在时空差异中将周边与中心联结上,局部也获得了全局的意义,“五四”的整体性观念被建立了起来。

  其三,有限度地承认“五四”评价的多样化,解释的差异性观念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五四”评价历来不只是纯粹的学术问题,意识形态立场至今仍左右其间,因而在“五四”认知上往往是“单向度”的。时值思想解放之风吹拂之际,对“五四”弹出不同音调,已不至于让人惊诧。于是,在以上“五四”回忆文本中,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的回忆文字也就赫然在目。胡适声称的“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当时并不是政治运动”⑦「《胡适回忆〈新青年〉和白话文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70页」的观点,可自成一说,而其人其事在此后不久逐渐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显然,对差异性观念的认同,“五四”也就有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形象,各种重评、反思、超越之论开始在理论界浮现。

  二、“五四”正名:重塑两大观念的现实价值

  1979年5月2日至9日,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论文选”三册。这次研讨会是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背景下举行的,为重新认识“五四”提供了机会。就在这次研讨会期间,举行了一次“老同志座谈会”(5月4日下午),会上最值得关注的,是为“五四”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正名”。此前有论者为了论证五四运动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便想当然地将这个运动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此次座谈会上,邓颖超明确地指出这种观念不是实事求是的,认为说五四运动“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符合事实,可以;但说受马列主义影响,就不完全符合事实”。这是见证者之言。随后发言的五四运动亲历者许德珩同样证实了这一点,指出:“五四运动时虽然有少数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大多数人对马列主义还是不懂的。”“有人说,五四运动是和马列主义相结合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所以说那时已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大可能的,没有那回事。”①「《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记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5、29~30页」五四运动当时情境既如此,但理论界依据日后现成的事实,在五四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与组织上的准备等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

  这一“五四”史观的确立,一方面可纠正往昔对“五四”认知上的偏差,另一方面则可为重塑“五四”科学与民主两大观念营造思想空间。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时期的两大主导观念,也是理论界人士在谈论“五四”思想价值之时,不可绕过的话题,大有开口不谈两观念、说尽“五四”也枉然的气象。但是,晚近观念史研究显示,人们的观念往往是构成的,并且这种构成又是“层累地叠加”的。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这两大观念因时势转移而被人们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涵义。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理论界人士重塑这两大观念的努力,显然依旧是在传统模式内运行,其致思出发点虽然已不再是极左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衡量标准的斗争哲学,不过对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性特征缺少深度剖析,却是显而易见的。1979年5月,一篇发表于权威政治刊物上的文章,显示了当时理论界的认知水平,其中称:“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潮则表现出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民主这个口号,基本上还是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后,民主这个口号就有了新内容,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而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但当时也有不少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其它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当作‘科学’而加以拥护。其实,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才开始有真正的社会科学。”②「侯外庐:《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红旗》1979年第5期」

  当然,“五四”民主与科学观念能够被人们持续地接受,完全取决于这两大观念能为现实提供积极的价值。1979年“五四”60周年来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为筹备学术讨论会,曾发过一个“通知”,其中强调:“‘五四’时期提倡民主与科学。我国现在正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繁荣科学,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应当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着重加以论述”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备召开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所谓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就是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后,整个社会期待重整民主秩序与法制秩序,重提科学理性与科学精神,以便使社会走上健康发展之途。因此,借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之机,重新阐释“五四”民主与科学的意义及其与当代现实的关系,便成了研究者瞩目的课题。仅就如上提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讨论会后结集出版的三册文选统计,单是论文标题直接论及“五四”民主与科学的,就有11篇之数,占入选论文(共73篇)总数的1/7,更不必说其他论文涉及此两大观念的内容,足见这一论题的引人之处。

  对新时期之初理论界人士在“五四”民主与科学观念上的认知进行描述,就如同观念史家常告诫的那样,这种描述难免带有“后见之明”,或者存在如法国阐释学家利科所说的“多出来的意义”①「彭刚:《历史地理解思想》,《什么是思想史》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但假如文献文本俱在,而又不做臆测,这种担忧或许可减轻许多。这个时期理论界人士在讨论“五四”民主与科学观念时,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明确将这两大观念提升为具有内聚意义的现实价值。五四运动史家彭明在一篇文章中就“五四‘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在今天有了怎样的发展?它的现实意义是什么?”问题回答道:“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又在补五四启蒙运动的课”,但“补课”不是“简单地‘温故’,而是创造的‘知新’,即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继承的态度”。这种态度,第一,不是“回到‘五四’当年”,而是要“辩证地理解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第二,要“避免五四启蒙运动的那种形式主义的偏向”,“既不能盲目地学习西方民主,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总之,“今天所讲的民主和科学,和六十年前五四运动最初提出这两个口号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因为时代不同了,面临的任务也不同了。”②「彭明:《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第194、205~206页」这个任务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五四”民主与科学之所以有现实意义,就在于与这个任务连接了起来。显然,理论界此时观念上需要重新阐释“五四”的民主与科学,乃是这个时期思想气候使然。

  三、反思“五四”: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张力

  事后回望,似乎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都沉溺于现代化的热望与文化传统的重估的紧张之中,仿佛重走了一回当代版的“五四”中西古今争论之路。就像社会转型在迅速推进一样,人们表象观念也在随时置换。但这种“转型”与“置换”却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顺当,于是问题被归结于“历史”,尤其是传统的“历史”。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就是对这一“历史”所作的一次范围广大的回应,而“五四”因为与中国现代文化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成了文化讨论“热”中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