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

  原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提要:使用一个1996年收集的全国抽样数据,并结合事件史分析方法(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本文探讨了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到底是哪些农民能够抓住机会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并成为农村中的精英阶层。本研究具体检验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他们改革前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响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旧式精英”(解放前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解放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或经济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改革后进入非农职业的机率都比较高。第二,在不同历史阶段,精英职业获得模式是不同的。低风险性是导致改革早期新、旧精英的后代的选择趋同的主要原因,反映了他们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走向无法清晰把握时的一种选择理性,而改革后期他们非农化道路的分野则充分体现了个体的社会行动是如何受其家庭背景(或精英文化因素)影响的。基于这些发现,作者提出“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观点,指出除了当前学界讨论较多的权力和人力资本因素之外,文化因素也是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机制。

  关键词:体制转型;精英;家庭背景;职业流动;中国农村

  *本文曾在2009年中国社会学年会(西安,7月20-22日)“社会分层与流动”分论坛作报告。本研究得到山东大学“985”工程第二期引进人才科研启动经费的资助。作者感谢北京大学李博柏教授对本研究数据分析方面的指导,并感谢北京大学杨善华教授和2009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分层与流动”分论坛一些同人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关于这场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社会后果,国内外社会学界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大致可以分成三种主要的研究视角。其一是制度主义分析视角,关注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对社会分层和流动模式的影响,其代表是倪志伟(Nee,1989a )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转型使权力从再分配者向直接生产者转移,并为生产者提供了更多的激励(具体体现为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另一方面,市场开辟了新的社会流动渠道,使许多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通过市场实现经济上的成功,走向社会上层;而相对于新生的经济精英,权力精英的影响力日益式微。该理论提出后引起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基于相反的经验结果提出了反对的理论观点,如“权力维续论”(Bian&Logan ,1996)、“权力转换论”(R óna-Tas ,1994)以及“政治和市场共进论”(Zhou,2000),这些观点都强调市场化过程中再分配权力因素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另一种研究视角可被称为结构主义分析视角,主要关注市场化过程中经济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对社会分层造成的影响。

  魏昂德(Walder,1996)对“市场转型理论”争论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质疑,认为制度变革(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机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市场转型”理论争论过于关注制度变迁,从而忽略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变化对收入分配机制的影响。一些研究显示,198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产生了许多工薪职业种类和自雇经营的机会,而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Oi,1989;Walder,2002a )。戈伯和豪特(Gerber&Hout,1998)的研究也表明,苏联解体之后,休克疗法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急速变化,促使人们就业模式转型,进而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

  但是,无论是制度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分析视角,都体现了较强的结构主义取向。亦即是说,在这两种范式中,个人完全是被动的,其行为或命运的选择完全由制度或结构性因素形塑或决定。然而这种强烈的理论预设是违背社会现实的,因为个体作为社会行动者是能主动积极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应对制度或结构变化的。因此,在社会研究中,忽略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对微观或个体层面机制的探讨,得出的结论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误导性的(Blau,1977;Blalock ,1991)。近年来,研究转型社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逐渐将研究兴趣转向宏观层次的制度或结构转型与个人之间不平等模式变化间的中间过程。

  在经验上,这种研究旨趣主要体现为关注在新的机会结构下,劳动力向新兴市场部门的转移或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精英群体)之间的流动,以及这些过程对个人不平等模式的影响(Wu&Xie ,2003;Walder,2002b ,2003;吴晓刚,2006,2008)。吴晓刚(2006)将这种研究视角定义为“机会—流动论”视角。简单说来,这种研究视角将社会过程带回分析框架,着重强调“在转型经济中,个体怎样通过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之间流动来应对改变了的机会结构的过程”。

  “机会—流动论”视角无疑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这一视角仍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此视角虽然关注个人在机会结构变化时的行动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不平等机制,但是在理论解释的时候仍然没有完全突破“市场转型理论”中的“权力和市场”

  二元分析框架,即在解释变量方面仍然主要关注再分配权力因素与市场因素(如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变迁是全方位的,因此,对权力和市场因素的过度关注将忽视其他影响个人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其次,在探讨转型期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时候,大多数研究都只关心代内流动,特别是从再分配体制下的政治精英到转型期的企业家精英的流动,从而忽略了经典的社会流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代际流动,即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承。

  本文将沿用机会—流动论的研究视角,即关注中国农村居民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作为理性的行动者如何积极应对因市场化或工业化造成的机会结构的变化并进入农村社会上层的过程。但是在分析策略上,本文将尝试突破已有研究的局限性。首先,我强调代际流动,关注祖父或父辈在改革前甚至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改革后其子或孙代地位获得的影响。其次,在理论解释方面,我将突破“权力与市场”二元分析框架,引入一个影响个人地位获得和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因素——文化因素。具体说来,我将检验两种截然不同的精英文化——旧式精英文化(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精英)和新式精英文化(1949年至1978年再分配体制中的农村精英)——对改革后中国农民职业流动的影响。这种研究策略不仅可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同时还有两个长处:一是可衔接市场转型研究与经典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范式,从而将关注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研究传统中进行讨论;二是可以将本研究置于一个更久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同时考察中国20世纪发生的两次最重大的社会变革(4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70年代后期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当前中国农民的生活机会。

  二、市场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流动

  关于转型社会精英流动的系统分析始于撒列尼对匈牙利家庭农场的研究(Szelényi ,1988)。撒列尼发现匈牙利20世纪70年代市场化改革后,从事私有农场经营并获得经济上成功的,是在4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拥有土地但被社会主义集体化政策剥夺的那些家庭的后裔,而不是掌握再分配权力的干部阶层。基于此,他认为改革后新兴的经济精英阶层来自社会的下层,特别是那些被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精英地位的群体。撒列尼进而提出了“被中断的资产阶级道路”(interrupted embourgeoisement)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集体化阶段是对原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断,而市场化改革则使匈牙利社会恢复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前的历史轨迹上来(Szelenyi,1988)。

  倪志伟(Nee ,1989a )借鉴了撒列尼的理论,并在对中国农村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该理论由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市场权力、市场激励和市场机会——组成。其中市场机会命题体现了倪志伟关于精英流动的观点,即市场转型带来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开辟了不受再分配权力控制的新的向上社会流动渠道,因此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通过市场成为经济精英,走向社会上层(Nee,1989a :667)。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里,倪志伟(Nee ,1989b )进一步指出农民企业家阶层构成了中国农村中的一股新的势力,在农村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同时分析了改革后中国农民企业家的来源,发现新兴的企业家阶层主要来自农村中具有更多人力资本的人,如留守知青(高教育程度)或复员军人(在军队里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以及原来再分配经济时期的生产队干部(但在倪志伟的解释框架里,这些生产队干部成为企业家并不是利用他们的再分配权力,而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人力资本)。

  比较系统地反对倪志伟观点的是罗纳塔斯(R óna-Tas ,1994)的“权力转换论”。这种观点认为,转型前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在社会主义权力结构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源,转型后这些干部失去了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积累的这些社会资源仍然存留着,因而在私有化过程中,这些原来的权力精英可以借助这些社会资源将公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财产,成为资本家(R óna-Tas ,1994)。简单说来,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转换成了经济权力,转型前的权力精英变成了转型后的经济精英。

  宋时歌(1998)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呼应了罗纳塔斯的“权力转换论”,认为转型期间原来的权力精英确实更可能转换为农民企业家,并从市场中获得经济利益,不过,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改革的后期。基于此,他提出了“干部权力的延迟效应”的观点,认为改革的早期,由于干部在旧的再分配体制中巨大的既得利益使之缺乏转向市场的激励,因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干部权力真空,这使得大量来自社会下层群体的成员有机会成为新兴的经济精英;但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市场中的巨大经济利益吸引了许多干部,使他们逐渐成为农村企业家的一个主要来源。

  但是,最近的几项研究并不支持宋时歌的观点。魏昂德(Walder,2002b )的研究发现干部和非干部在成为农民企业家方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别,他的解释是因为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干部职业有了较大的经济回报,而经营私营企业要冒更大的风险,因此他们缺乏转换的动机。

  吴晓刚(2006)的研究亦发现,在中国农村,干部转换成企业家的机率与非干部相比总体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如果考虑时间的因素,其结论刚好与宋时歌(1998)的发现相反,即:改革初期,干部成为农村企业家的可能性最大,但从1978年开始,干部的优势随着改革的推进迅速下降。

  由此看来,已有的文献关于改革后中国农村经济精英的来源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究其原因,我认为过去的研究在理论解释上过于强调“权力—市场”的关系,同时在经验上过多专注于“干部—企业家”的流动。具体地说,在探讨转型期地位获得或职业流动的时候,大多数已有的研究仅仅将“农民企业家”作为农村中的新经济精英,并集中讨论再分配权力对进入这个新经济精英阶层中的作用(如Nee ,1991;宋时歌,1998;Walder,2002b ;吴晓刚,2006)。但事实证明,私营企业主并不是市场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惟一的受益者,除他们外,农村中仍有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经济上的成功的阶层或职业群体。例如,由于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农村中的公共部门兴起,产生了许多工薪就业的机会,并形成了一个经济回报较高的“工资劳动者”阶层(Walder,2002a )。另外,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中的政治精英可以不通过从事私营企业获取较高的经济回报。总而言之,已有研究无论在解释框架还是目标主体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不利于我们全面理解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多方位的社会变迁。

  本研究试图引入文化因素,以求突破上述研究之局限,深化对中国市场转型中农村精英代际传承的认识。我认为,文化是制度和结构因素之外影响个人生活机会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微观的社会过程中,文化的作用更为重要。但是,在研究中国市场转型的文献中,文化因素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确切地说,本文将检验家庭的精英文化传统(或文化资本)对改革后农村地区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关于农村中的精英群体,本文不仅仅指私营企业主,同时也包括农村中其他经济回报较高的职业群体如工资劳动者和农村干部。

  三、社会变革与精英的代际传承:一个文化的视角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首先是4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解放后近30年的共产主义试验,可以说颠覆了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土地改革以后,传统中国农村的政治精英阶层(如地主、乡绅或地方官员等)被贴上“坏分子”的标签,变成了社会底层,取代他们精英位置的是一个有“红色背景”(如党员、革命战争中的功臣或烈士的家属,以及其他政治上的忠诚者)的新精英群体。

  这种新的阶级构成被后来一系列社会运动如“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另外,在人民公社时期,所有个体或私有的经济活动被全面禁止或被迫转入地下,传统社会的自雇或企业主阶层被改造成为集体经济实体中的农民。

  第二次社会变革就是当前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农村,这场改革使得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并迅速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开始了一个“去集体化”的社会进程。随之,原来被禁止的个体或私有的经营行为被解禁而且被鼓励,各种再分配经济下的体制壁垒也逐渐解体。伴随着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改革后的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新形成的社会结构与解放前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会不会有关联?当集体化时期的政治标签被摘掉,而且面临着新的机会结构的时候,传统中国社会的精英或他们的后代会不会复兴?

  在对市场转型后匈牙利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撒列尼提出了“被中断的资本主义道路”理论。该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将匈牙利的市场化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复兴。具体地说,在匈牙利1948-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匈牙利就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进程,但是这种进程被共产主义革命中断了,而市场化改革之后,匈牙利又回到了革命前的社会轨迹上来。撒列尼提出这个理论的经验依据是他发现,市场转型之后从事私有农场并取得成功的大多来自共产主义革命前的私营企业主或他们的后代(Szel ényi ,1988)。为解释这一现象,撒列尼提倡韦伯式的文化理论视角,并借用了“文化资本”的概念,认为当私有财产被剥夺和私有经济活动被禁止的时候,文化资本代替物质资本成为社会地位代际传承的中间纽带或作用机制。

  撒列尼的理论是否或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用来理解中国农村改革以后的社会变迁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毕竟中国的情形与撒列尼的理论所赖以建构的社会剧变的匈牙利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没有经历全面的私有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农村的改革虽然发端于底层农民的英雄壮举,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实现并最终普及仍依靠最高决策层的同意和推广,即中国改革走的是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道路,政治权力并未被削弱。因此,市场改革后的农村社会与再分配体制下的社会仍有连续性,而不是撒列尼笔下的匈牙利那样,改革完全颠覆了再分配体制,造成社会断裂。由此看来,撒列尼的理论在宏观的层面上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改革后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回复到传统的社会轨迹上。但是,在微观的社会机制方面,他提出来的文化资本的理论解释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体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作用机制。文化资本的概念可追溯至韦伯(Weber ,1968)关于精英地位文化(elite status culture )的阐述,布迪厄(Bourdieu,1977,1997/1983)将它发展成为一套理论体系。根据布迪厄的解释,文化资本包括文化资源、文化过程以及文化象征符号;个体或群体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他们的社会竞争力越强;由于精英家庭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因此其成员更有能力保持他们的精英等级和统治力;同时,这种文化资本在家庭内进行代际传承,而这正是社会不平等代际再生产的重要原因,即文化的再生产。关于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布迪厄认为,精英家庭通过早期社会化等方式,将外在的财富或社会地位转化为家庭成员的内在部分,成为一种惯习。另外,文化资本的保存和积累比较顽固,不易受到外在结构和环境的影响(Swartz ,1997;亦可参看李猛,1999)。文化资本的理论被一系列基于西方社会的经验研究所验证。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研究发现,由于私有财产被剥夺和物质资本的传承被禁止,文化资本在地位的代际传承中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而且文化因素对社会不平等的解释力(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也更强(Ganzeboom et al.,1990)。对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即使在宏观的政治环境剧烈动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丧失的情况下,家庭文化资本也一直是影响个人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Wu,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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