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区组织与街区事件

——后单位制时期中国街区权力结构分析框架的建立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四期

  摘要:如果要进行有力度的街区权力结构研究,必须找到一个具有分析力的研究框架。从研究回顾、方法论探讨、直接理论来源3方面入手,文章分析了方法论上结构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调和,回溯了戴伯格等人对权力的研究,指出:关于权力结构研究的关键不是“权力到底属于谁”的问题,而是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无非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权力格局中参与各方(行动者)的行动,这种行动往往只能够通过“特定的事件”才能被观察到;另一个则是行动者嵌入其中的制度背景,这种制度背景可以通过我们对行动者所属组织结构的观察加以确认。因此,如果要对后单位制时期中国街区的权力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个可行的框架是“街区组织-街区事件”。

  关键词:后单位制时期;权力结构;街区组织;街区事件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y events:

  An analytical frame for urban 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 in Post-Danweitimes

  HE Yan-ling

  (School of Govern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510275)

  Abstract:The paper aims to developing an analytical frame for urban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 in Post-Danwei times.Firstly The author gives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f power .On the basis of the review the authorargues the key question of power structure is not the question of “whopower belong to ”but the question“the formation of power structure”。There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among the process of power structure formation:one is the actors and their activities that only can be investigatedthrough specific events ;the other is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thatthe activities embed and we can identify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by investigating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Based on the discussion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y events”is a feasible analytical frame for urban 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

  Key words :Post-Danwei times;power structure;community organizations;community events

  随着国家对社区建设运动的强势推进,街区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比起村庄研究的热闹,街区研究依然显得比较冷清。比如,在街区权力结构研究方面,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街区研究都缺乏像村庄研究那样精彩纷呈的盛况。这种冷清,缘由在于:一是政府在农村所主导的制度变革要先行于城市,因而村庄所发生的变化更早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二是村庄的特质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生动丰富的研究材料;三是对研究者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村庄比街区更容易进入,也更能深入。我们认为,如果要进行有力度的街区权力结构研究,必须找到一个具有实际分析力和理论扩展力的分析框架,本文的任务即在于论证这样一个分析框架的可能性。

  这一分析框架关联着3个主要概念。1.街区。街区在此是指以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为中心的城市基层社会,这一概念大体上可以和农村基层社会-村庄构成逻辑上的对应关系。2.“后单位制时期”。这是与单位制时期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目前使用此概念的学者那里,虽然尚未有人对此概念给出明确的定义,但它所指称的大致都是1978年后至今单位制对城市社会的影响趋于弱化但又尚未完全消失的这一段过渡时期。大量研究表明,单位制是理解我国城市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本文讨论后单位制时期的中国街区权力结构,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亦即:从单位制时期过渡到后单位制时期,由于单位制影响的逐渐弱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引发了社会资源再分配体制的发展,也开启了社会个体利益组织化的进程,种种行动策略与非国家空间开始出现,这一变迁过程给街区权力结构带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3.权力结构。在有关权力的文献中,引用最为广泛的概念是由罗伯特。达尔提出的。达尔认为权力并不是个人所拥有的什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据此他提出了权力的定义:“甲对乙拥有权力是指甲能使乙做乙本来不一定去做的事。”「1」(P279-295)由此可见,权力实质上就是一种关系,权力的实质常常被看作一个行动者对另一行动者的强制性的控制。所谓街区权力结构,是指街区中不同组织获取权力和运用权力的关系结构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关系格局。

  本文认为,如果要对街区的权力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个可行的框架是“街区组织-街区事件”。所谓街区组织,就我国街区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涵盖了3个层次:1.基层政权。主要指党工委领导下的党组织体系和街道办事处领导下的行政组织体系。我将这一双重组织体系构成的基层政权看作是国家在街区的代理人。2.市民组织,即街区中以市民集体形式存在的非政府、非盈利性组织。市民组织及其活动空间大体上可以代表街区中生长的“社会”。3.街区自治组织,即居委会,这是介于街区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层次。所谓街区事件,则是指发生在街区范围内,围绕某一街区公共问题而发生的事件。借助街区组织——街区事件这一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可以立体地把握街区中的权力格局。

  一、研究回顾: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西方学术界对于街区的研究,起源于西欧,然后在美国得到发展。从理论脉络上来看,国外街区权力结构的研究主要有两类途径:一是以亨特为代表的精英主义路径。亨特以亚特兰大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声望法分析了其决策层的层级和权力运用的过程,并于1953年出版了《社区权力结构:决策者研究》。亨特认为,街区内的权力分配是不平等的,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对街区的一些重要决策没有影响力,权力主要掌握在没有官职的商业精英手中。二是以达尔为代表的多元主义路径。达尔认为,声望法只能测量权力资源的静态分布,却不能发现权力的动态运作,因此应当用“决策法”来考察谁对重大政策拥有最终的影响力,以勾勒出街区内的权力分布。1961年达尔出版了《谁统治:美国城市中的民主和权力》,该书以纽黑文市为研究对象,选择了地方政府3个最主要领域的决策——城市重建、政治任命、公共教育政策——进行分析。他发现,有各种团体和个人参与了这3个方面的决策,除了市长外,没有其他的任何个人或团体足以垄断这3个领域的决策过程。此外,多元主义路径还认为,权力不仅仅是声望,还要有行动的实权,因此权力总是与具体的事务相联系。

  以上两种路径基本上是对西方经验事实的关照,就中国的街区权力结构研究而言,西方汉学家们形成了3种基本分析思路:其一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路径。这一路径受到极权主义模式以及吉登斯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他们认为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演进,传统的街区边界被警察、监狱、法律等机制所摧毁,市民日常生活处于国家的监控之下。国家中心主义的观点是,1978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基层社会中,尽管政治体系分权使个体获得自足成为可能,但个体却缺乏反抗国家控制自愿,所以社会的发育、个体-国家关系仍然处于国家建构之中,并与单位体制下的情况相去不远「2」。其二是市民社会路径。受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的影响,研究者试图在各种街区中发现“非国家空间”和市民社会的踪影「3」。其三是国家和社会的互动路径。这一路径往往带有鲜明的新制度主义倾向,即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互动。他们认为,社会转型在中国的基层社会导致了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在此结构中一系列社会要素被重新组织起来,结果是一种相互依赖发展势态的出现「4」。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有关讨论的深入,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分析在这些年开始从研究“国家组织、政党或官僚科层、公民社会转向基层社会的具体行动者和体制的互相造就关系”「5」。这一转向使这一路径在权力结构研究方面具备了更强的解释力,也延续了此路径的生命力。

  就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一个总的情况是,与村庄权力结构研究相比,目前的街区权力结构的研究正呈现出非常不对称的情况。按照学者们的概括,村庄权力结构的研究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20世纪中叶前后。期间费孝通最早对传统乡土中国权力结构进行了分析,其研究区分了村庄中同意权力、横暴权力和教化权力这3种基本的权力类型,并特别强调教化权力在传统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突出作用。黄宗智分析了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不同的土地占有形态、不同的家族力量和结构对于村庄权力结构类型的影响。杜赞奇通过对华北农村几个村落的研究,提出了国家权力与区域地方权力网络糅合的解释模式,并区分了赢利型经纪(entrepreneurial brokerage )与保护型经纪(protective brokerage)。这一分类在很多程度上影响了后续的研究,并成为分析权力结构的重要概念。第二次高潮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此期间由于村庄自治权的成长,在村庄造成了空前复杂的权力互动,使之成为近年村庄研究领域的热点,并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分析框架,例如张静的基层政权建设、贺雪峰的村庄记忆框架和半熟人社会、毛丹的村庄单位化、萧楼,王小军的互构村庄、仝志辉、贺雪峰的三层权力结构等等。

  在为数不多的街区权力结构研究中,论述者一般将单位制的建立和解体作为探讨起点,并倾向于认为后单位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基层发生了重构,进而影响到了街区权力格局。他们认为,由于目前社会单位体制的弱化,“我国政府与城市基层社会的关系正经历着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的转变”「6」。这些改变要求政府改变其一贯垂直式的科层制工作模式,以适应街区以横向联系为主的网络化结构;也就是说,街区公共事务的处理不是依靠刚性的行政手段而更多的是依赖沟通与合作。

  就街区中的基本权力格局而言,论述者认为城市基层社会存在“权力的三重组织网络”,即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构成行政权力网络,社会中介组织构成非正式权力网络,街道党工委对上述两重网络渗透构成的党组织网络。在这三重网络中,国家力量通过将许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参与过程来进行有效增长。社会组织网络及社会自治空间的扩大也依赖于国家行政力量的扶持和推动,而且以社区管理委员会为枢纽的社区组织网络的扩展将会进一步扩展社会中间层,使社会自治领域得以同时延展「7」。

  回顾以上文献,可以归纳出现有街区权力结构研究的两个特点:第一,对街区权力结构进行研究的时候,除朱健刚的“三重组织网络”模式以外,有意识地利用或者建构分析框架的学者还比较少,而在结论上也倾向于作类型学归纳。第二,在研究视角上,比较重视制度层面的国家力量,而对市民、市民组织及其行动关注不多。这两点遗憾使一个更具解释力的街区权力结构分析框架的提出成为必然。

  二、结构与行动:框架确立的方法论基础

  在社会科学中,方法论上一直存在着结构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歧。结构主义的方法将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结构,并将自己建构的各种结构看作自主的实体,赋予它像真实的行动者那样“行为”的能力。各种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流派的社会学家一般使用这种方法。而在解释学思想传统里,则更注重对主体动机、主观意义的理解,关注具有资格能力的社会行动者对他们的社会世界的建构。结构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分歧促使很多社会学家试图综合这两种方法论取向,例如吉登斯提出了结构化力量以消解这种二元对立。在吉登斯看来,结构无非是行动者在跨时空互动中所使用的规则和资源,他们在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以展开行动的过程中维持原有的结构或再生产出新的结构。这一过程也就是结构化的过程,它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社会结构规定着行动者的行动;另—方面,行动者的行动又产生和再生出新的社会结构。因而,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说明只能在考察“结构化”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结构化理论比较有力地沟通了结构和主体的鸿沟,因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但吉登斯的理论对实际的社会与历史过程依然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勾画。与此相呼应,1985年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嵌入性问题。嵌入性一方面指出了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另一方面不再将行动者当成结构的奴隶。按照格兰诺维特的观点,行动者既不可能脱离社会背景采取行动、做出决策,也不可能是规则的奴隶,变成社会的编码;相反,行动者在具体的动态的社会关系制度中追求目标的实现。由此可见,结构和能动的行动者并非对立,结构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的边界和规则,但行动者在行动中所生成的能动性又会在某种程度上调整甚至重构结构。如果将结构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争论放到街区的具体场域中,则会发现结构主义与个人主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则是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联结问题。上述争论给我们的启示是:结构和能动的行动者并非对立,结构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的边界和行动规则,但行动者在行动中所生成的能动性又会在某种程度上调整甚至重构结构。正是“行动者通过他们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们做出某些行动;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8」。

  但是,就街区权力结构研究而言,结构和行动还是相对抽象的概念,为了能进行具体分析,还需要进一步提炼更具有分析性的概念。在笔者看来,相对静态的结构可以通过“街区组织”来进行观察,而变幻不定的行动则可以通过“街区事件”来给以描述。从方法论上来看,这是本框架选取街区组织-街区事件这两个核心概念的重要原因。

  三、权力与权力层次:框架提出的直接理论来源

  上文提到了西方权力结构研究中亨特的精英主义路径以及达尔的多元主义路径,但是达尔的观点也受到了广泛批评。巴卡拉克和巴拉兹就认为,达尔等人将诸如“由谁统治”或“是否有人握有权力”等问题作为权力分析的出发点是不合适的,正确的出发点应是对某一“偏见的动员”(mobilization of bias‘)「9」(P947-952)的调查分析。所谓“偏见”不是一个价值判断的字眼,而是一个描述性的词汇,它所表示的是行动者之间有关资源汲取、利用与分配的特定模式,其中隐含谁受利、谁受害,及其所受利与害的各种不同程度。提倡对“偏见的动员”进行研究以作为权力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是主张权力研究重点在于有关行动者间有关资源汲取、利用与分配过程。当某种偏见被动员时,行动者之间的利害得失关系将会引起变动,而行动者为了汲取利益的最大化,必须与其他行动者形成联合、冲突,或是既联合又冲突的关系。到70年代,卢克斯又对达尔的模型和巴卡拉克-巴拉兹的观点开始了深入的批判,并从行动者的权力动力、行动者所遵循的游戏规则、以及规则制定的潜在深层结构3个层面提出了“权力层次”「10」。1997年,戴博格修订了卢克斯的观点,对权力的3个层次进行了更丰富的说明,他认为应该从如下3个层次去考察权力「11」:

  第一,特定事件层次。即在集体行动的人际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特定事件,这是在人际关系中存在的权力动力(Power dynamics)。在特定事件中,不同群体的集体行动会对正式组织的行动议程产生“挤压”作用,迫使正式组织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必须考虑特定人群和团体的利益诉求和影响力。因此,透过一个特定事件,我们可观察到集体行动者在与正式组织力量互动中所产生的权力动力及其表现形式。

  第二,决策过程和偏见动员层次。这是指嵌入在既定制度中,并且被行动者进一步操作化和具体化的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 )。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不同的组织和派别通常会通过一定的战略组织和意见领袖,在对组织成员进行“偏见的动员”过程中,获得更强的凝聚力和行动能力。例如,通过政策企业家的倡导和推动,非正式组织力量可以与正式的组织决策者进行讨价还价和策略较量;如此,这些非正式组织产生的影响将不再局限于影响决策过程某一特定事件,而是对整个决策过程的方式、程序甚至是决策机构的重构产生强有力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团体的所有活动都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也即嵌入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

  第三,权力的文化层次,也即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形成的假设、惯习和程序。权力的文化层次包括决策模式的认可程度、文化价值的嵌入程度和政策理论和实践的正式与非正式结构。这些已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结构安排在权力实践中预先占有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它对行动者和组织行为的影响是潜在的,自然强制性的。例如,作为唯一的对各种利益具有正式分配与协调权力的机构,政府自古以来就掌握了分配社会稀缺资源的排他性权力,因此,非政府力量介入决策过程就意味着对政府的这种权力提出了挑战,结果必然导致政府必对这种力量的渗透采取排斥或对抗的态度。

  以上讨论,尤其是戴博格的观点,直接启发了笔者主张的街区组织-街区事件分析框架。在戴博格等人看来,关于权力结构的研究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权力到底属于谁”的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追溯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而在这过程中,最重要的无非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权力格局参与各方(行动者)的行动,戴博格认为,这种行动往往只能够通过“特定的事件”才能够地观察到;另一个因素是行动者嵌入其中的制度背景,这种制度背景往往可以通过我们对行动者所属的组织结构可以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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