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p35～44
「文章日期」2006-08-15
「作者简介」董晓萍（1953—），女，辽宁省大连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5；
「内容提要」在过去北京旧城寺庙研究中，大都假设有一个具有自我社会功能的中下层寺庙群，它们由政府系统和宗教系统管理，政府管理系统的变迁引起宗教管理系统的变迁，但这种研究忽略了寺僧本身的能动性。实际上，从对北京史志、民国寺庙档案、公私合营前铺保资料、寺庙碑刻和口述史的综合研究来看，寺僧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一批中下层寺庙中，寺僧与铺保相结合，利用城市流动人口与流动经济资源，保证了寺庙的生存，也支持了铺保经济。当然北京内外城的寺庙和铺保关系有不同层面的差异，但也有一定联系，对两者作比较研究，还能进一步深化对北京旧城社会史的认识，了解保护北京文化遗产的复杂性与特殊价值。
「关键词」北京旧城/洪福寺/政府/铺保
在北京旧城的寺庙研究中，大都假设有一个具备自我功能的寺庙群落，它由政府管理系统和宗教系统两方面管理，并由政府管理系统的变迁引起宗教管理系统的变迁，但这种研究忽略了寺僧本身的能动性，也还不能解释寺庙在世俗社会包围中的具体生存方式。近年我们在调查中注意到一个中介——铺保可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铺保，是在政府和寺庙中间由一个商号做担保，以确保寺庙社会运行的合法性，包括寺庙生存的经济能力。然而，1956年以后，寺庙归公，商号公私合营，大多当事人现已过世，也很难把寺庙和铺保联系起来研究。在解决这个难题时，洪福寺成为一个重要的个案。
洪福寺，又名“红佛寺”、“宏福寺”或“弘福寺”，是位于北京旧城外一区西兴隆街的明建佛庙，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明清北京地方史志和北京民国政府档案对它都有记载①。在它的周围，有著名的西打磨厂胡同、北翔凤胡同、栾庆胡同和贾家花园胡同，都是商号会馆云集之地。在西兴隆街东口，有一座基督教教堂，教堂北面是正阳门，正阳门背后是故宫，从西口出去是北京老火车站，南口是大栅栏，洪福寺就被包围在这样一个传统商业区的市民经济海洋中。它的寺僧和多个铺保现在还可加以调查，它的田野资料可以结合历史文献和民国寺庙档案进行研究，它的寺庙管理与政府和铺保的关系资料是一个比较清晰的系统，有助于研究者观察和分析。另外，洪福寺地处北京内外城和北京与外省经济交流的枢纽地带，寺庙本身还有不少向外延展的活动，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它的各种资料在时间上还有一定的连续性，特别是民国初至1956年期间的资料比较详细，可以作比较系统的研究。由于洪福寺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将它确定为一个研究对象。
从文献和调查资料看，洪福寺是借助了民国政府批准的铺保才得以生存的，但它与民国政府的矛盾也因铺保而起。寺僧和铺保都要服从民国政府的管理，但他们又都利用民国政府政策的疏漏，获取了利益而又逃脱了部分行政责任，从而双双成为一种流动代理人。结果，寺僧保住了寺庙，铺保也获得了一些生存空间。从寺庙和铺保的角度看北京旧城寺庙，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本文重点讨论寺庙与铺保的关系及它们各自的角色与功能②。
一、寺庙与民国政府的关系
自1917年起，洪福寺住持开始把后院空地租给商号，并引荐商号当本庙的铺保，这就使寺庙与铺保发生了关系，直至1956年，延续了近40年。民国政府档案对此多有记载，我们从中能看出，民国政府对寺庙和铺保的管理政策，三方的矛盾焦点与磨合过程。
民国政府要求寺庙找铺保以证明其合法性，这使铺保成为政府管理寺庙的一个行政环节。当然，铺保的存在要早于这个时期。从我们目前搜集到的史料看，在清康熙年间前门商号的碑刻中，已有类似的名称。在民国寺庙档案和其他工商档案中，也有关于铺保的多种说法，如“庙保”、“铺保”、“中保”、“铺伙”、“铺户”和“伙友”等，我们对各种称呼的由来及其指称范围都可以追究一番，但这些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以就不去细说。仅就民国政府的此举讲，在政府对寺庙不投资和宗教系统不投入的情况下，要求铺保介入，给铺保摊派宗教经济负担和行政责任，这对政府是有利的。但此事也要对寺庙有好处，否则寺庙自己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去找铺保。洪福寺正是这种主动者，在它的档案中，有五种庙照，即自清光绪五年（1879）僧箓寺金批入册庙照至民国三十年（1941）庙照，持续62年，在我们以往看到的庙照中，这是数量较多的，其中还有庙产庙照和地税契照两种形式，也比较少见。值得注意的是一张“民国十八年（1929）地税契照”，因为从档案和调查看，洪福寺是通过给民国政府缴纳土地税的方式，招进了比其他寺庙多出几倍的铺保的，反过来它也让民国政府承认了寺庙出租庙内土地的合法性，从而把寺庙和铺保绑在了一起，这对洪福寺后来在战争中和战后的生存起了关键作用。
民国政府、寺庙和铺保三方关系的建立过程，是寺庙每年要向民国政府提交三份报表，即户口登记表、铺保登记表和庙产登记表。民国政府以检查报表和重新颁发庙照的方式管理和控制寺庙。住持和铺保都是被注册登记的检查对象，民国政府再通过他们，管理其他寺僧和商号从业人员，于是他们便成了民国政府在寺庙里的基层行政代理人。
在这些登记资料中，洪福寺的特殊之处在于，民国政府在考察庙产登记表时，也要从住持和庙内铺保双方取证，并且还很重视庙内铺保的举证材料，这在其他寺庙是没有的。其他寺庙的铺保都是在庙外的，也叫“庙保”。洪福寺则不然，它的庙内铺保也能起证明作用，这就是它长年廉价招租后院空地获得的殊遇。但洪福寺内的铺保依靠庙内空地盈利，也在庙产权上引起了民国政府的注意，而如果住持和铺保都是民国政府的被动代理人，他们就应该老实听话，可实际上寺庙和铺保每次都被政府批评为申报“不符”，就是说他们不够听话，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不跟民国政府硬顶，而是用心搞好寺庙与铺保的内部关系，然后再共同应付民国政府。这一磨合过程体现为以下几点。
矛盾一：少报房产。民国二年（1913）的“中央佛教公会庙照”上注明该庙有房屋29间，到民国二十年（1931）住持登记时为47间，即每年增加1间，这些都是要交房租的。但住持对后院加盖的房屋就不登记了，也不强迫租赁它们的铺保另交租金，而当民国政府查出多余房间时，住持就说已由师傅租给铺保，“不能登为庙房”。我们能够看到住持态度的强硬，民国政府没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恐怕还是按住持的意见办了。从铺保一方看，住持维护他们的利益，并不从铺保身上加税，铺保也会真心贴靠。就这样，住持则宁肯得罪民国政府，也不得罪铺保，以便从中获取房利。
矛盾二：庙外铺保。洪福寺与民国政府的矛盾集中在后院空地的利益分成上。在社会局档案里，我们看到一个长达三个月的调查案卷，里面详细记录了社会局如何盘查寺庙，寺庙又如何运作铺保获得胜利的经过。事情发生在民国二十年（1931）的一天，洪福寺申报铺保，保单如下：
为担保从长计议，登记具结事，今保得外一区兴隆街门牌一号弘福寺，住持毓山呈请登记该庙庙产，计殿宇、住房共四十间，住持僧人四名，其余佛像、家具等物，皆另有详表呈阅。其中并无蒙混不报等事，均归商铺负责具结是实。
具结存查。
中华民国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具结人王肇学③
这个铺保叫“天义栈成记”，印章顶头的地址写了“弘福寺庙”，社会局认为这个铺保在庙内，不合格，就找来毓山问话：
问：所具天义栈成记铺保，即开设本庙内，不能有效，须另具保。
答：即另具保。④
不出四天，这位住持就在贾家花园胡同找了一个新铺保，叫“和兴顺麻刀铺”。这是一家大商号，专门制造建筑用麻刀和炉灶，资本雄厚，地址又在庙外，符合条件，民国政府对洪福寺找到这样的铺保当然无话可说。
矛盾三：庙内铺保。民国政府也指出另一个问题，即住持不在庙内收税而到庙外贷款，是违法的。住持毓山也在三天内就解决了。社会局后来登记说：“十月十七日呈验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毓山借到丁宅大洋五百元，日息二分，十个月期满归还。”但这里的关节点是，住持对寺庙应交的房地税，不是向庙内铺保征收，而是向庙外商户借贷后上缴，这样就既不违反民国政府的政策，又能在私底下将铺保交费归己，造成了铺保少纳和寺庙实得，两下双赢。而对民国政府追问的收费金额，毓山只说按师傅的契约沿袭而已，民国政府不满意也没办法，只能答应。不久，社会局批文如下：
据毓山称，前所欠外债，今已还清。所有手本、庙照，均呈局验讫等语。
核对铺保和顺兴麻刀铺，尚属相符。理合呈报。
准登记。⑤
这是两方在对话，一个是民国政府，以政治权力（包括从政治管理需要出发增加税收）为核心；一个是在民国政府威慑下生存的寺庙，以生存权利（包括从生存经济需要出发增加税收）为核心；双方接触的关键处在于寺庙不能与政府有冲突，在这个前提下，即便寺庙的动作稍有离谱，也还有饭吃。
矛盾四：历史铺保。进一步说，寺庙只要在民国政府容许的范围内说话，有时即便强调局部生存利益也无妨，弄得好，还能多获一些私利，在这一点上，洪福寺的表现是对庙内铺保一事始终未放弃，他们一再向政府强调前住持租给商户“王肇学、梁凤亭、张有义”等经商租期未满，不算庙产，所以这些商号也就不算是庙内商号，结果又获得了社会局的批准，老和尚的租期原应到1937年，因为正好赶上抗战，庙内铺保身份的再鉴定一事便也不了了之。于是这些铺保只要不死就活下去，从民初走到了后来。至1941年，洪福寺共有了七家铺保。从后来的情况看，洪福寺内的历史铺保起了两个作用：一是构成洪福寺铺保作坊行业之端倪，洪福寺后来的铺保一直都以煤行和铁匠行为主是有历史基础的；二是成为洪福寺将庙内铺保与庙外铺保联手经营的理由，并得到政府认可。当然这只是洪福寺的情况，其他寺庙与铺保关系是否皆如此，还需要通过资料证明。
矛盾五：分股经营。寺庙和铺保的能动性，还表现在他们明处保庙，暗地里却以入股的方式合伙合营，这是民国政府绝对想不到的。前面提到，洪福寺的庙外铺保“和顺兴麻刀铺”位于贾家花园四号，这从档案上是看不出任何问题的。陈宗藩在《燕都丛考》中也对贾家花园胡同有记载，而且比档案时间更早。我们把档案与史志对照看，两条文献互证，似乎寺庙和铺保是守法联盟。然而，经过实地调查才得知，和顺兴的当家掌柜就住在洪福寺院外，两家仅一墙之隔，商号位于庙外等于在庙内，这是他们的生存智慧。双方还实行买卖分股，洪福寺做道场，该作坊就出租丧仪席棚配合，事后两下分利。而他们在登记铺长时，却不填当家掌柜，只填写了一个不重要的股东，以障人耳目，这就对民国政府又留了一手。
合作：教会小学。毓山在连续得到民国政府的好处后，很快以捐助慈善事业的方式作了回报，并在社会局备案：
每月助资教会立慈济第八民众学校洋十元，余无他事等，语理合声明。
备注：查该庙保相符。⑥这所学校是前门外一区一所颇有名气的“百年老校”，现在还在，洪福寺对它的捐助到1956年为止。可见，寺庙住持不仅维持自家生存经济权利，也维持与民国政府的关系，如此便能继续当民国政府管理寺庙的基层行政代理。
二、从寺庙的角度看寺庙和铺保
从洪福寺本身看，它与铺保合作的契机有三个：一是住持是山东人，是外省人在北京的寺庙中当住持，因此需要找北京的商号当铺保；二是洪福寺是个子孙庙，比十方丛林庙有较大的自由度，因此可以在家族系统中运作养庙；三是前门地区流动人口和流动作坊多，对寺庙住房和寺庙保护有较大的需求，这也使寺庙容易获得经济来源和信徒来源。
但洪福寺的生存是经过了一番艰苦经营的。时间大体是从晚清到民国初期的几十年。在晚清时，山东籍住持漪真代替了原河北籍住持魁一，挽救了行将衰亡的洪福寺，但把“红佛寺”改名为“宏福寺”和“弘福寺”，并获光绪五年庙照，庙照内容如下：
具禀东南城关内前门外兴隆街弘福寺住持漪真，为恳恩更名入册事，窃此寺原系魁一在内住持焚修，今因一人不暇照料二处，情愿将此寺供养漪真，在内住持，永远焚修香火，诚恐稽查未便，理合禀明伏乞。
城主老爷恩准金批入册施行。
今有旧手本存案准期更名入册可也。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公会验讫。⑦
这位住持创下了山东人和北京（河北）人合作的先例，在后来的民国档案中，都能发现洪福寺总是有两名主事僧人，一是山东人，一是北京（河北）人。民国二年（1913），继任住持素志，通过中央佛教公会的认定，将僧舍和寺庙空地确定为“私产”，至民国六年（1917），他又以私产的名义，将之租给北京商号，还将庙内王肇学开设的“天义栈成记”煤铺定为铺保，这使洪福寺很早就有了与铺保结成经济联盟的先例。素志的庙照如下：
中央佛教公会为发给执照事，本会章程内第六章整顿本会庙产及僧侣规约，经内务部批准内列第五款，本会各寺庙财产由舫派员调查，细分公私产界限，列表填注……弘福寺住持素志庙内殿堂、房屋共二十九间，庙外财产地段△段△顷△亩△分，确系私产。
大总统内务保护庙产之主意须至执照者
右发给宏福寺素志收执
中华民国二年八月二十三日⑧
查该庙据住持毓山称，前于民国六年间，其师素志老和尚将庙后院空地一段，租押于王肇学、梁凤亭、张有义等营商。铺长王肇学宛平人外一区兴隆街一号⑨
两年后，1919年，素志再一转手，又把洪福寺交给徒弟毓山，这就使洪福寺与铺保的结盟更加上一重保险。以后，每当民国政府检查洪福寺内的铺保时，毓山就以师傅相推诿，结果民国政府连续12年没有收洪福寺的税，这也给铺保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投奔洪福寺。民国十八年（1929），在世界经济危机袭来时，民国政府开始向洪福寺征税，在这个转折时刻，毓山才给寺庙办了一张前面提到的地税契照，从此洪福寺又靠着这张地照，当上了合法经营的寺庙。
洪福寺也不仅靠庙内租地生存，它还吸收前门的流动人口和流动作坊资源经营房租，提高生存几率。住持在1929—1933年连续五年内，登记流动僧人22人，我们能看出，他所填报的寄居僧不仅人数多，而且变化快，其中除一人重复外，其余都是每年一换，而在频繁更换的寄僧中，居然还有一位是内城隆长寺的老住持。我们能看出，寺庙对流动僧人是供养的，这就保持了寺庙的宗教功能。但从档案看，洪福寺的住持也有另外一个目的，即以寄僧多的名义，增加盖房，再吸引其他商号租房。但住持并不急于求成，而是走了两步棋。第一步，先争取寺庙的完全管理权。在1929年公安局和社会局的档案中，住持毓山都在“享有权利之种类”一栏内，填写了“本庙住持有完全管理权”的字样。他先探出一头，看民国政府有无反应后再说。这在其他寺庙填表中是不多见的，但对洪福寺是重要的。第二步，才是以供养寺僧的名义，在后院空地加盖房屋，用来吸引商号。1929年，在前事获准登记后，毓山再向社会局打报告：“拟在大殿后原有空地处盖灰平房三间，请示批准”⑩。而社会局既然批准他出租后院空地，照此逻辑，也要承认他在空地上盖房是合理的，所以他又被批准，而招来的铺保又等于帮住持养了寄僧，也养了寺庙，这是他的又一招胜算。
洪福寺还对寺庙内部管理系统进行了家族式的改造。日军入侵东北后，毓山便着手更换住持，他将年仅13岁的族孙以家族俗名登入寺庙户口，又以“能宽”的法名，将这个孩子写入给社会局的呈文：“具呈人毓山、能宽”（11）。此后，毓山又将引入寺庙辅助能宽，还给能宽配了一个北京小和尚当助手，由此，他完成了对寺庙管理系统的家族式改造。
在洪福寺内部管理系统中，有四位是杨姓家族出身，这就不像十方丛林寺庙那样由同门宗教公推产生。在杨氏管理系统中，除两个杨姓住持之外，其他账房和帮工各有股份，所以铺保收入对这个庙始终是重要的，它有养庙和养俗姓家庭的双重责任。另外，寺庙房产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这个山东住持的家庭四代人都住过洪福寺，这些北京房子不仅是他们的一座经济靠山，也是一处住房靠山。在这个临近北京老火车站的地区，一个来自山东的贫苦家庭，能找到这样一处属于自己的稳定住所，也是不容易的。而杨姓如果不把寺庙的行政代理权和内部财权家族化，也走不到这一步。四年后，抗战在北京打响，能宽正式成为住持。此后，洪福寺被他带过了战争岁月，直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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