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成立伊始,在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直到194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它才逐渐开始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和成熟的针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1]与其前此的政策相比,新政策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强调对资产阶级应当用区别对待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最少数的敌人。由于中共把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定性为大资产阶级而打击之,同时将其他资产阶级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公开主张与之合组联合政府,共创允许其生存发展和在政治上共同发挥作用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2],因而使它得以成功分化了社会富裕阶层,赢得了社会上多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抗战结束后,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它就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中共成功地打败了国民党,也实践了自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中共中央一方面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继续致力于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另一方面依照传统理论和苏联经验,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对后者的警惕和戒备,进而开始从团结利用的方针,迅速转向了“利用、限制、改造”的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换言之,建国后,中共中央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固然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3]的问题,但即使多拖上几年,不那么急,也不那么快,改变依旧是一种必然,情况也并不会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一方面,依据传统理论和苏联模式来认识社会主义,势必会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看成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一种主要障碍,而不得不努力限制、改造,直至消灭之;另一方面,由此造成的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高度戒备,和受到政权主导的“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建国后不久就逐渐使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资产阶级,都在中国失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与可能了。所谓“过急过快”,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多半也是一种客观的进程。一些学者相信如果当年如何如何,就可以改变这种进程,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希望人为地放慢这种改变的速度,就如同希望当时的共产党人应当不以资产阶级为敌一样,就历史的进程看,是不可能的。有关这种情况,显然是已有的研究所重视不够的。[4]

  (一)

  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再度发生变动,从抗战胜利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初露端倪了。值得一提的有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国共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在已占领地区公开实行剥夺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政策。而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这样一种激烈的土地政策,很可能会极大地刺激城市中与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迫使其再度跑到国民党一边去。对此,土地改革的方案提出之后,中共领导人中即已有此担心。但中共中央再三考虑,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他们明确决定,坚决贯彻激烈的土改方针,“不怕资产阶级跑掉”。[5]

  另一个例子是,随着1947年《土地法大纲》公开颁布,中共领导下的土改运动在北方一些根据地带起了一股冲击工商业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强大浪潮。晋西北以及晋绥根据地将近一半的工商业者被以各种形式清算或没收财产,各根据地里的小商人、小业主亦难幸免。这种做法虽然不为中共中央所提倡,但是,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与中共领导人思想上排斥商业资本的倾向亦不无关系。关于这一点,只要注意一下1947年8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即可多少有所了解。会上一些人就对中央以往提出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表示了某种怀疑的态度。说:“一般地说‘保护工商业’有毛病,应是保护生产工业,对于商业应以国营商业、合作社来缩小私商。因为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是相反的,我们应发展工业资本,反对商业资本,用经济的办法挤掉他。贷款给商业资本是错误的,对私人银号应收重税给以限制。”对此,与会者均表示赞同,并因此批评正在注意纠正冲击工商业主的偏向的华北局,认为不应给予私人工业和私人商业以同等待遇。对此,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虽未直接响应,其谈话中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认可。他的建议是:“在法律上不禁止私商,我们用国家商业资本、合作资本来调节私人商业资本,越多越好。”[6]

  中共领导人这时无疑是熟悉统战需要和策略的,他们也深知新政府建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必须实行新民主主义,需要资产阶级的合作,也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其商业的高度发达为条件的。因此,当1947年底中共开始陆续夺取大中城市后,中共中央对保护城市工商业,不许把农村中清算地主之类的做法带到城市中去清算厂主、店主,仍然是十分明确并三令五申的。[7]但是,基于革命的阶段论,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不清楚:随着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结束之后,下一个阶段的革命任务,即以反对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社会革命,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地要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革命的下一个敌人,并且对资本主义心存戒备。

  关于这种情况,在他们1947年底开始夺取城市时,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中共中央针对自己即将进入城市的现实,明确提出:城市是工人和城市贫民的,在农村是“依靠雇农,联合中农,消灭地主;在城市的阵营,革命队伍是依靠城市工人、城市贫民,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国民党残余、反对特务及各种破坏分子”。其入城伊始,就没有把老板及资本家之类列入联合的对象,只是强调:“不可把他们同特务一般看待,不可以对特务的方法对之”。[8]

  在占据城市较早的东北地区,经过1946-1947年两年左右的实践之后,张闻天在1948年代表东北局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做总结报告时,虽然把中小资本家列入到了联合的对象之中,却依旧特别强调地指出了共产党与资本家之间的敌对关系,说明了这种联合的有限程度。他说:我们在城市中必须贯彻阶级路线,这就是“依靠工人、店员、职员、‘公家人’、贫民,即依靠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团结独立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特别是独立劳动者,他们像中农一样,经过改造可以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对于中、小资本家固然也是要联合的,但必须清楚地了解:“他们同我们是两家人,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故“我们在一定条件下与他们联合,一定条件下与他们斗争,联合中有斗争。”[9]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不能马上迈向社会主义,还要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还要保护并联合资本家,不过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社会主义理当生长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发展程度之上,而中国的经济却仍旧处于前资本主义的阶段,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和苏联的经验,必须要经过一个经济上的成长时期。再加上共产党长期生长在农村的环境之中,按照他们这时的了解,作为中国主要经济支柱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整个国家的生产事业当中,还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共产党要想引导国家走上公有制社会,首先就必须花费相当的时间来推动国营经济以及合作社经济的生长与发展,从而得以逐渐控制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剥夺私人资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

  因此,一方面是由于理论上有革命阶段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客观的实际看上去不具备一步迈向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共产党人这时的确相信,他们必须要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与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同时继续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生长与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自信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党,其与生俱来就不可避免地在心理上排斥资产阶级。再加上目标是既定的,和中间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合组联合政府,以及容忍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与发展,在众多共产党人看来,充其量不过是“利用”而已。不仅必须时时处处注意对其不利于国家社会主义前途的作用加以“限制”,而且应当争取在“限制”和“利用”的过程中,迫使其一步步“改造”,以适应自己迈向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

  但是,既然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基于经济生长的需要,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问题:共产党能不能有效地控制和左右双方的这种统一战线呢?显然,包括毛泽东在内,共产党人在最初考虑建国问题之际,就已经在担心这个问题了。还在1947年秋天中共军事上大举转入攻势,与中间党派合组联合政府的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之后,中共领导人就明显地对这种合作的前景感到有些不安。从理论上以及实际的需要上,他们当然了解与资产阶级合组政府的必要性。因此,直到1947年10月10日,即到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布打倒蒋介石的宣言时,他一直是公开宣布将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10]但不过一个多月之后,仅仅因为注意到国民党当局于10月27日宣布民主同盟非法,几天后民盟被迫自动宣告解散,毛泽东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毛泽东在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提出:中国如今也可以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建立一党执政的政府了。他在电文中解释他的这一想法时是这样说的,即: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过去几年始终试图找到一种既区别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道路。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在香港的李济深和在美国的冯玉祥,与蒋介石处于对立的地位,甚至同情共产党。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动摇分子,并且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来很容易被美国人利用来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情。因此,我们对他们从不抱太大的期望,更不指望利用他们来帮助中国革命。中国最大的中间党派民主同盟的解散,进一步证明了这些中间派的动摇和不可靠。他据此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应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11]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对此一设想讲得更加具体。他说:民盟解散了,中间派没有了,今后国民党也没有了,新中国自然应该考虑像南斯拉夫那样,实行在一党制下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换言之,一党制并不取消统一战线,也不否认联合政府,但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并不等于说一定要有许多党派并存。事实上,像南斯拉夫那样,党与非党联盟也是可以说是联合政府。[12]

  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因民盟1948年初在香港重新宣布恢复活动,很快就放弃了。但是,在民盟宣告解散的这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策略上的这种重大改变,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久已习惯一党执政的共产党,对即将产生的政治协商结构和联合政府体制是有相当顾虑的。即使原则上重新确定了必须要同这些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合作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也还是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建国需要应付的头等大事。1948年春天,毛泽东曾计划秘密访问苏联,他在开列出来想要向联共(布)中央请教的一系列问题中,第一项就是:如何处理“同小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13]而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把建国问题作为自己会议的一项主要内容来讨论时,与会者也不能不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研究与资本家及其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对资产阶级的不信任和高度戒备的心理表现得十分明显。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讲了与资本家为什么必须斗争的道理。他特别举出石家庄市一个私人业主沈永兴的例子,说:我们“给沈永兴贷款虽然很多,且无条件,但他并不高兴。选他当人代会主席团,要拖,且拖上去也不表态度。资本家你不去斗他,他不服从的。”[14]刘少奇讲得更直截了当。他说:“只要全国政权到手,民主革命就已经解决,已经结束了,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矛盾已不存在,则就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他特别提醒共产党人要注意与资本家,尤其是与商业资本家进行斗争。他指出,这种斗争,目前主要是经济竞争,“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但这一竞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它关系到共产党能不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赢了,就可以和平转变;如果输了,政治上也要失败,结果政权可能变色,“那就需要再来一次流血革命”了。因此,他重提毛泽东过去的观点,即:我们对资产阶级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暂时合作之日起,即要注意他的叛变。”[15]对刘少奇的说法,毛泽东当然是赞同的。他在最后做总结时亦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16]

  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召开时,中共中央估计还要3年时间才能根本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也就是说,中共领导人尽管集中讨论了建国后可能面临的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但尚未感到迫在眉睫。然而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却发现:“我军已不需要再以三年时间”,只要“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根本打倒国民党了。[17]紧接着,中共中央成功地发起和组织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到1949年初,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共产党夺取全中国,已经成了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军事上的失败,以及来自于国内和国际的巨大压力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开始打出和平的旗号,示弱求和。与此同时,大批中间派人士纷纷涌入解放区,参加中共倡议的政治协商会议。面对联合政府即将产生的现实,毛泽东明显地对资产阶级的作用更多了几分担心和压力。在1949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他就明确告诉与会者:现在,对待这些民主人士的问题,“成了严重的问题”。既要与他们合作,尽可能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又要“警惕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捧场”,避免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必须清楚,资产阶级是一定要挑衅的,毕竟这些人骨子里是看不起从农村中来的共产党人的。对付他们的办法是不要急,许多问题不要急于答复,“等他们的秧歌扭完了,花样出完了,再说”。他举例说:李济深说我们不大方,逼我们让权,我们现在不必理会他。傅作义比较规矩些,就是因为被我们打掉了12个师。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这些人也还是不会真心认为我们伟大的。他告诫党内高级干部说,处理好与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关系,是当前的大事,进城以后,这将是最大的政治。要处理好这种关系,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坚持阶级分析和阶级立场。用他的话来说:“写文章、写新闻,都要以阶级立场为主体,时刻不要忘记。凡一切写到阶级问题的文章,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讲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作肤浅。”[18]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共产党进城比喻成科举时代举子们进京“赶考”。他显然很担心共产党人能不能在这场考试中过关。中共领导人这时都再三提到过李自成打进京城,最终落败四散的例子,告诫各级干部要熟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他们最担心的一条,就是进城后可能会被剥削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所腐化,以至丧失了应有的阶级立场,放弃了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地主阶级,以至于官僚资产阶级被打倒之后,他们这时最担心的,自然也就是资产阶级了。毛泽东强调阶级立场,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以及提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打倒之后,不拿枪的敌人将成为我们的主要危险等等,都是为此。[19]

  受到党内这种担心的影响,那些长期受到阶级革命观点教育和阶级革命实践训练的基层干部,自然更加容易依据自身的阶级意识来开展工作。从占领石家庄开始,到夺取天津市,每占领一座大中城市,几乎都会发生过分依靠贫民,和干部听任甚或鼓励工人、店员照农村土改的办法,向厂主、店主开展清算斗争的情况。1945-1947年占领张家口、哈尔滨乃至石家庄时,中共干部只知道“穷的就好”,到处鼓动穷人去搬东西,开展清算斗争,讨债复仇[20];1949年初占领天津后情况虽已有所不同,但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仅天津夺取后一个月内,就发生了53起这种清算斗争,导致许多资本家被迫逃往香港,以至几个月后天津的私营企业开工率仍不足百分之三十。[21]

  (二)

  从以上的情况不难看出,越是接近接掌全国政权和从农村转入城市,中共领导人就越是对即将到来的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感到担心,因而其对资产阶级的防范和戒备的心理也就越是强烈。这种心态甚至影响到毛泽东对要不要马上夺取大城市和建立新政权都开始有所踌躇。

  1949年1月底2月初,联共(布)中央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米高扬对中共在军事上势如破竹的态势非常兴奋,但对毛泽东不急于夺取大城市和建立全国政权颇感不解。他问毛泽东:你打算什么时候夺取中国的几个主要工业中心-南京、上海及其他城市?毛泽东的回答是:“不忙”,“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占领中国”。他的解释是:依据以往的经验,解放军将先尽可能多地占领农村地区,把大城市留给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基本上是由农民组成的,城市里的共产党组织很薄弱。如果现在就开始夺取这些大城市的话,不仅没有相当的干部能够管理它们,而且也难以承担起维持各大城市几十万、几百万人生活和生产的正常运转问题。一旦粮食、燃料出问题,生产就会停顿,工人就会失业,居民的生活状况就会变坏,从而反对共产党。同样的情况,毛泽东显然不希望过早地建立政府。他明确讲:“没有政府对他们(指对共产党人-引者注)更有利些”。因为,“如果建立政府,那就要搞联合,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在其他政党面前要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这必将带来麻烦”,不便于共产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