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1期
初级生活圈是指：在人类最初和最基本的生活中，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与作用的总和，主要包括这样一些活动：性、生殖、供养、爱、处理性关系和社会性别互动。
这个概念与传统的“家庭”概念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三点：首先，它把各种活动视为相对独立物，然后才能谈论它们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圈”。其次，它专注于人的活动，尤其是这些活动所发生的相互作用。第三，它以两个人的性存在的互动为源起、核心与纽带。
本文以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所进行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的分析结果为依据，首先论证了一场“性革命”（而不是渐进的变化）确已在当今中国发生。
其次，西方社会思想家往往把“性存在”作为一个实体的和本体的概念来使用，倾向于认为性存在可以独立地、直接地起作用和被作用。本文则认为，在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性存在”其实一直是作为初级生活圈的组成因素之一而存在，无法独立化、本体化和个人化。这是因为，那时的性规范并不是直接地去控制人的性存在，而是把初级生活圈里几乎所有其他活动的价值都抬得远远高于性存在。由此，笔者假设：当前中国的性革命并不是由于“西方影响”或者性存在本身的巨变，而是在初级生活圈中，性与其他相关物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通过数据分析，本文这样来总结性革命的由来：以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为基础，以婚姻承认性的价值为起点，以爱情高于婚姻为旗帜，以性爱挣脱情爱为助力，以女性之性的代际变化为后阵；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里各活动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恰当的政治文化历史时期内，不等量地却几乎同时地发生了变化并且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催生性革命的合力。
本文不同意“历史决定论”或者“社会决定论”。因为数据分析表明：初级生活圈之变对于性革命出现的作用，大于社会的作用。
但是也必须有三点补充：首先，40岁以下城市男性的性存在，既开始脱离传统的社会控制，又开始逃避初级生活圈里各活动及其相互作用的制约，表现出很强的自主能动性。其次，在面对不同目标时，爱情在男性身上的着力点和力度都不同。第三，在女性中，不涉及性关系的变化时，社会的作用倾向于更大。可是如果涉及到了，那么初级生活圈的作用就倾向于超过社会的作用，而且比在男性中更加明显。
大约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性存在”[2]以及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有目共睹。我国社会科学对此已经有了一些描述，但是尚缺乏全面的调查和深入的解释[3].
本文以笔者所主持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为例[4]，试图尽自己微薄之力[5].
数据的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召集的36位调查员，于1999年8月到2000年8月进行的全国分层抽样调查。该调查是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笔者为课题负责人。课题组成员还有：史希来、郭大平、王爱丽、蔡鑫、黄琦、黄盈盈、董研。
抽样方法是：按照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为分层标准，侧重东南沿海地带，总共分为14层；以县级地区为初级抽样单位，抽取60个；县以下使用PPS 抽样到居委会或者村，然后依据核实过的居民名单进行等距抽样。我们的抽样误差小于0.04.统计分析时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加权。
在城市中对流动人口进行抽样的方法是：
如果居委会有完整的暂住人口名单，则将其归入居民名单，统一进行等距抽样。这样的居委会占61.7％。如果居委会没有流动人口名单，则由调查员按照改居委会的地理范围进行登记和编号，以个人为单位，以在此居住为标准，只记姓；然后与居民一起抽样。这样的居委会占26.7％。城市中有些居委会是单位家属院或者封闭小区，不允许任何流动人口居住。这样的情况占11.7％。
除了严守社会调查的通用规范之外，我们主要采用了3项新方法：
第一，我们没有到别人的家里去调查，因为谁也不会在自己家里，甚至当着家里人的面，谈论自己的性生活，更不可能说出任何一种非婚性行为。我们是通过预约，主要在下班后和双休日，把被调查者请到我们所住的宾馆房间里，管起门来，同性别地、一对一地进行调查。
第二，事先进行抽样的人和上门预约的人，与最终进行面谈的调查员相互隔绝，因此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匿名化，而且向被调查者充分地说明与演示了这一点。
第三，我们使用了笔记本电脑进行调查。[6]也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一个接一个地显示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被调查者通过按键来回答。一开始的不敏感的问题，都由调查员一边问一边操作电脑，一边教被调查者使用。等到关于“性”的问题开始出现时，就由被调查者自己独自操作与回答了。这时，调查员坐到对面较远的地方，由于笔记本电脑的屏幕（“盖子”）的遮挡，不可能看到被调查者的任何回答。
对于不识字或者不懂普通话的被调查者，我们携带耳机，可以从电脑里听到宣读提问的声音（备有4种方言）。如果被调查者无论如何也不懂，就由调查员来一点一点解释和询问了，最长的问了接近3个小时。不过，这种情况我们只遇到千分之4.
我们的有效应答率是76.3％（3824个样本）。
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绝大多数提问采用量表的形式。如果只考察已婚而且各个量表没有任何缺失值的2619个样本的44个变量，那么标准信度＝0.7819.如果考察最大样本的3788人的18个主要量表（对未婚者与无性者的提问很少），则总信度＝0.6061.
以上情况表明，我们所使用的上述调查方法获得了成功。
中国的性存在之变：是进化还是革命？
按照国际学术界的通常说法，性存在的变化一般表现在5个方面：性的公开程度、女性之性、性行为、性关系、性的主流价值观。[7]但是，这些变化怎样才算是已经达到“性革命”的程度，学者们却众说纷纭。这也是本文试图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首先请看对于一些最主要的例证的描述（表1）。其中的一些指标为了便于理解，已经转化为百分制的得分（100分为最高）。
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多数性活动都与人的年龄显著相关，如果我们仅仅考察人们现在正在做什么，那么年轻人的性活动肯定比老年人更多，结果也就无法论证是否发生了历史的变化。因此，笔者下面所列出的各种百分比，基本上是“个人生活史中的累计发生率”。也就是说，在迄今为止的一辈子里，只要有过一次就算“有”。这是因为。按理说人越老，从事某种性活动的机会就会越累计越多；如果年轻人在短短的生命中也达到或者超过老人，那么变化就肯定存在，而且变化的幅度也就反映出来了。
如表1所示，随着时代的进展，除了女性婚前与别人的性行为这个指标之外，上面所列举的全部指标都出现了显著的增加，而且即使在40岁以下的城市男性中，代际增加也很显著。[12]这，足以称之为“性革命”。[13]不过，上述各项指标的城乡差异、性别差异和文化程度的差异也都显著，说明性革命主要发生在城市较年轻和较有文化的男性人口中。
但是，光有这些单一的发生百分比还不够，需要有一些更加全面的综合指标来说明性革命的状况。因此笔者按照性革命的主要内容，依次派生出如下指标。它们将作为本文后面分析与论述的“靶”（目标变量）。
1.性信息接受程度。它是社会上的性的公开化在个体身上的反映，包括“知晓性高潮与阴蒂位置”这两个最基本的性知识，通过因子分析生成（图1）。
2.婚内性行为开放度。它是对“爱抚方式、性交方式使用数”进行因子分析所产生（图2）。
3.婚前性行为的综合开放度。笔者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把3个因素加入婚前性行为：发生在登记前还是婚礼前、与配偶还是与别人发生、与几个人发生过；形成了这样一个可以反映更多内容的指标。其代际差异很明显（图3）：
4.多伴侣性行为开放度。笔者通过因子分析，把“与多少人有过”这个因素加进“是否发生过”。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男性中的代际差异要比女性更大一些，因为女性即使有多伴侣，人数上的差别也不大（图4）。
5.性交易综合程度。由于男人的性交易和嫖娼行为的比例不很高而且有重叠，因此笔者把两者合并起来考察，[14]加入了“多久以前有过”和“与多少人有过”这样两个因素。结果情况就变了：性交易和嫖娼的发生率都最多的，是25－29岁的男人们；可是在性交易的综合开放程度方面，他们反而成为最低的；而35－44岁之间的男性却成为综合开放程度最高的。这是因为前者“尝鲜”的可能性更大，而后者的性交易则更加倾向于时间长、人数多（图5）。
问题与立论
既然是讨论性革命问题，那么性存在当然就是中心与根本。
西方的许多著名社会思想家往往把性存在作为一个实体的和本体的概念来使用，倾向于认为性存在可以独立地、直接地起作用和被作用。因此，从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1972）到福柯的《性史》（1981）再到吉登斯的《亲密关系的变革》（1997），虽然相互间的区别与争论都很大，但是在这一点上最多也只是殊途同归。
这在20世纪的西方情境中，可能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可是在当今的中国，虽然“性”这个字已经很常见了，但是“性存在”这个概念却连一个统一的译名都很难有。尤其在中国古代，别说性存在，就连“性”这样一个唯生物学意义上的独立概念也根本没有。最相近的词汇是“情”与“色”，或者是动作化的“敦伦”等等。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传统中国，就象“人”从来也不是指个体，而且从来是被包含在“家”里一样：“性”也一直不是独立的主体，而是被淹没在某种更大更综合的实体之中？
例如，我们可以把1919年之前中国的“性规范”总结为：
以生殖为首要目标（性的唯生殖目的论）；
以“女为男用”为根本的性别角色规范；
以婚姻为主宰；
以“恩爱”贬斥浪漫爱情来调节性关系；
以反对“寻欢作乐”作为性活动的质的标准；
以男人的“劳色伤身”为性活动的量的极限；
以“许做不许说”为社会传播的禁忌；
以“防患于未然”和“各人自扫门前雪，专管他人床上事”为社会控制手段；
以排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任何性表现为年龄界限。
可是从这些规范来看，每一条都是分别针对某一个与“性”有关的方面或者活动，却没有一个分明的“性”的实体与概念。所以，我们恐怕无法讨论一个说不清是什么的事物为什么会革命。
从这样一种国情出发，笔者以为，至少在研究性问题和解释当今中国的性革命时，恐怕很难直接把“性”作为独立的、本体的实体单位、概念和讨论起点，而是应该首先构建和运用“初级生活圈”这个概念――人类最基本生活中的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与作用的总和。
性行为与人类其他活动的最大不同，就是它总是倾向于发生在两个异性之间；又总是倾向于带来生殖与某种人际关系。这就构成了一种主流的模式（图6）：
笔者把这个主流模式（并不贬斥任何其他形式）称为人的“初级生活圈”，因为从个体的产生与成长来看，它就是最初的“社会”；从社会的构成来看，它又是最初级的“单元”；从历史发展来看，它源远流长，目前也并没有崩溃。
如果仅仅看静态结构，上述示意图与核心家庭的构成图很相似。但是两者在研究视角和理论立场上有三个最主要的区别：
第一，通常所说的家庭，一般都是首先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使用，然后才谈得到其内部结构。初级生活圈概念则是首先把各种活动视为相对独立物，然后才能谈论它们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圈”。通俗地说，家庭概念像是从外面看一个房子及其结构，而初级生活圈则像是在看各种建材如何组合，又形成了什么。
第二，家庭的概念主要意味着一些个人的聚居，因此个人是它的最基本构成单位，这些人的人际关系则是它表述的中心。初级生活圈的概念则是专注于人的行为，尤其是这些行为所发生的相互作用。所以它突出的是最基本生活中的各种“活动”，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那个“场状”的范畴。
第三，在家庭的概念中，家庭成员之间哪怕没有性关系也罢（例如“单亲家庭”）。可是初级生活圈的概念却是以两个人的性存在的互动为源起、核心与纽带。即使是孩子，也仍然是以性存在为源起与核心，例如，各个人类社会都倾向于把性成熟作为孩子成年的主要标志。
因为有这三点区别，所以在家庭的概念体系中，“性”一般被作为可以相对独立的“构件”；可是在初级生活圈的概念体系中，性存在只是一种状况，一种由它与其他所有活动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所塑造的状况。
也正是因为有这三点不同，笔者无意用初级生活圈的概念来取代或者修改家庭的概念，只是认为至少在研究性问题时，前者的解释力强于后者。
认识这样一个初级生活圈的实体并且运用它的概念，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古代性文化了。那时的性存在之所以无法独立化、本体化和个人化，就是因为上述的那些性规范恰恰并不是直接地去控制人的性存在，而是把初级生活圈里几乎所有其他活动的价值都抬得远远高于性存在。于是，在这样一种厚此薄彼的相互关系与作用之中，性存在并不是被压抑了，也不是被禁锢了，而是被淹没了。直到“文革”，性存在之所以会从文化表现中消失，也并不是因为有哪个头头下令要专门去压抑它，而是因为那时初级生活圈里的几乎所有活动都被偷换成无比伟大的“革命”了。
同理，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类似“性压抑”的现象，其实既不是出于基督教那样的“视性为罪”，也不是出于民间的“以性为耻、脏、丑”，而是因为“性”哪怕有一点点本体化和自身价值，都会牵动初级生活圈里的所有活动的相互关系，都有可能妨碍甚至破坏“大目标”的实现。因此，“性”才被规定为本文前面所述的那样，而且只要它保持那样，就成为合理的存在，就会受到“食色性也”那样的肯定和“君子之道，五日一御”（《诗经》）那样的保护甚至支持。
这些规范之所以能够维系千年之久，证明它们不但恰如其分而且卓有成效。但是这也反过来预示：当前中国的性革命的原因，恐怕主要地并不是西风东渐或者人心不古或者社会失控，而是在初级生活圈里，性存在与其他活动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急剧地改变了。
这就是本文的立意。作为对照，本文还会比较一下，通常所说的“社会作用”究竟比初级生活圈变化的作用大还是小。
撼基之变：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
在传统中国，性的唯一目的被规定为“传宗接代”。这是当时的初级生活圈里的根基与支柱，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这种“性的唯生殖目的论”来源于祖先崇拜，产生了性关系方面的“忠贞”和性行为方面的“正经”。
例如，中国的儒家和佛家的先贤们只字不提具体的性行为方式，道家“房中术”反而赞扬与鼓励性技巧；可是为什么在人们的性生活实践中却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以至成为当今性革命的目标之一？无他，就是因为性应该是“为后，非为色也”。
同样，传统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也不仅仅在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还因为作为一个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的性存在毫无价值。因此，即使在夫妻性生活里，她们也不是不能而是没有资格去“浪”去“骚”。
最典型的是：在“文革”中，对性价值的贬损意味着生殖的张扬，[15]于是人口剧增。
可是从1981年起，中国开始在城市人口中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又陆续扩展到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在当时和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没有人觉得这与“性”有什么关系。可是，这实际上就是基本摧毁了“性的唯生殖目的论”；因为在生完一个孩子之后，人们再过性生活的理由就只能是为了维系双方感情，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寻欢作乐”。这样，“性的快乐主义”和“个体主义”及其实践就第一次在中国有了发展的可能。
它的最直接、最主要的产物有下列一些：
1.避孕和人工流产都自然而然地合理合法了，而且受到官方的大力推进。结果，在40岁以下的城市女性中，已经有49.1％的人至少做过一次人流，在农村则是29.1%.
这首先减少了女性对于怀孕的恐惧，有益于夫妻性生活质量的提高。例如：在45岁以下的妻子中，不再害怕怀孕的人与仍然害怕的人相比，前者对于夫妻性生活感到满意的可能性是后者的2.0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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